安妮·埃尔诺写作的女性特点很明显|余中先x刘雅薇_大只首頁

北京时间10月6日19时,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摘得殊荣。

尽管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已有中译本,但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这可能又是一位让人感到茫然的作家。但这也自然而然地会激发起更强的好奇心:她是谁?写过什么?写作有什么特点?关于安妮·埃尔诺本人的生活及其写作,我们采访了法语翻译家余中先,以及安妮·埃尔诺的研究者、巴黎三大博士刘雅薇。

余中先:安妮·埃尔诺写作的女性特点很明显


新京报:你对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有怎样的整体性评价?


余中先:我之前知道这位作家,不过忘了是不是见过她的面。我手头有一本她的书,有签名,有她给我写的东西。这样一个作家,肯定是在我们的研究范围或者介绍范围内的,做法语文学研究的应该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

安妮·埃尔诺写作的女性特点很明显。我举两个例子。中国能找到的我们译过来的作品,一部叫《地位》或者叫《位置》,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翻译过来的,还有一部叫《悠悠岁月》。《悠悠岁月》就是我们替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丛书里的一部作品。很明显她写的就是女性,很坚强地在家庭里发挥作用,想办法让自己或是自己的家庭、孩子们摆脱愚昧,摆脱传统,走向现代。

印象当中,我退休之前,在《世界文学》曾经跟我的助手做过一个法国女作家的小辑,应该是2005 、2006年的时候,我们选了她的一些作品,记得其中有部作品叫《外部日记》,其中也反映出这位作家的女性写作特点。首先,她作品的话题是女性,她的写作风格也女性味很足,句子一看就是很温馨、很短、很清新的一种风格。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里,赔率比较高的三个法国作家,一个是维勒贝克,一个是安妮·埃尔诺,还有一个叫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安妮·埃尔诺首先还是通过中国法语界的介绍,已经在小范围内有一点知名度了,只不过没拿大奖,所以引不起公众的关注,也希望这次拿大奖后能带动一下,至少我们国内对她的作品再做一些翻译和介绍。

再说一点她作品的鲜明特点,比如《悠悠岁月》,给我的印象就是写到人的异化问题,关于这一点她特别敏感。所谓异化问题,就是世界的物质化迫使人丧失了原来很自然的关系,成了物的奴隶。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可能有些东西删掉了,比如(写到的)很多物的堆积,这些东西被删掉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不应该的,但是翻译确实有难度。因为我们对一个时代或者年代的一些流行语言、流行广告词,那些出现之后马上就消失了的东西,把握不住,也很难翻译。这就像我们现在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可能会想到BP机、商务通,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了,来得快也去得快,有些语言也是这样,比如那个时候的广告用语,可能我们就想不起来了。总之,小说里大量的物质性的东西给我印象比较深。

刘雅薇: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是社会学的自我虚构


新京报: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安妮·埃尔诺?


刘雅薇:具体说,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她所从属的一个大的类型,在法国叫“非虚构亲子叙事”。安妮·埃尔诺算是这个文类里最早的一批。


新京报:可能很多读者对她没有太多的了解,能不能讲一讲这位作家的一些基本信息?


刘雅薇:我觉得她可能在中国并没有这么不被熟悉,因为中国出过她的一本《悠悠岁月》。去年威尼斯电影上获奖的《正发生》就是安妮·埃尔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她写的不是那种真正的长篇,每本书都很短,因为她的书基本上是根据自己人生的一段事情来写,可能她的一次出轨就是一本书,她的一次堕胎就是一本书。

新京报:“无人称自传”具体怎么讲?


刘雅薇:无人称自传,可能只有她的一本是这样的,就是《悠悠岁月》。可能只是因为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在中国大家比较了解。而且这本书的自传性没有其他的这么强,这部作品主要是把安妮·埃尔诺自己的个人生活和法国社会历史上的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了。这部作品当时在法国也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因为书里写的都是法国人自己感受到的事情,所以反响会比较好。


新京报:安妮·埃尔诺作品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刘雅薇: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非常“介入”的作家。她的书非常强调阶级的视角,比如她比较出名的一本书,是讲她父亲的,说她父亲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她还有一本书是讲她母亲的,详细写她母亲作为一个底层的小小酒吧的老板娘,不管是从语言还是从习俗上,和安妮·埃尔诺——她考上了高师,法国的一所精英学校——这样一个精英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展现法国底层平民或者接近无产阶级的这些人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被剥夺感”,他们没有文化资本。


新京报:从法语写作的脉络里,怎么定位安妮·埃尔诺呢?


刘雅薇:一般我们会把她和一个叫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的作家相提并论,皮埃尔·米雄的书应该是有一本中译,叫《微小生活》,但是还没有出版。他们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讲,因为他们的书当时出来之后,大家突然意识到他们写的不是虚构。比如皮埃尔·米雄,他写的是他生活的小村庄的事情,里面的人都是真实的,安妮·埃尔诺也是这样,她的小说无论是写她爸爸或者是写地铁、超市的,书里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她写的并不是虚构文学,是非虚构文学,但跟我们中国所谓的“非虚构写作”又不一样,因为她的作品是完整的文学作品,里面肯定还是有虚构的部分,但是自我虚构,比如说书中人物的婚姻时间可能在小说里被缩短了或被延长了。这点是法国文学界很关注的,她的作品是从虚构到非虚构的转变。在法国会把这样的作品称为“叙事”( Récit),而不是“小说”(Roman)。


新京报:刚才提到“非虚构亲子叙事”,能不能详细说一说这几个词所代表的安妮·埃尔诺作品比较重要的方面?


刘雅薇: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文体,这样的作品基本上聚焦于以文学的方式来呈现亲子关系。法国某位文学评论家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定义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些作品,把它定义成亲子叙事。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潮流,越来越多的法国作家放弃了去虚构一个故事,而开始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两代人或是三代人之间、自己家庭中发生的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

新京报:作为研究者,你如何定义安妮·埃尔诺的写作?


刘雅薇:社会学的自我虚构。通过这一点或许更方便理解她。她并不是只写她的私人故事,她要求她的私人故事承载法国社会转型或是社会发展的社会经验。比如她有一本书是讲法国地铁的,她写自己在法国坐地铁,“我”在地铁上观察,意识到巴黎中心和巴黎郊区之间有阶级的差异,“我”从巴黎郊区走进巴黎市中心,遇到的人群随着地铁的行驶而变化,类似于田野调查笔记,观察笔记之类。


新京报: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写作有没有明显的女性写作的特点?


刘雅薇:那真的是太有了。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正发生》这部电影,是讲在法国堕胎还没有合法的时候,一个大学生如何去堕胎。安妮·埃尔诺的小说里讲的就是“我”是一个穷女学生,家里很没有钱,但凭聪明才智考上了法国精英学校,“我”只是因为跟一个男人的一夜情就不幸怀孕了,怀孕了之后,肯定会影响“我”的学业。而我们家好不容易供出“我”这个小镇做题家,绝对不能让这件事影响学业,“我”只有堕胎才能继续学业,可堕胎是非法的,如果做的话,医生和“我”都是要判刑的,“我”该怎么办?小说讲的就是这个女性如何找到一个办法把孩子打掉。这个事情不是虚构的小说,是安妮·埃尔诺身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她人生的一个片段。

新京报:安妮·埃尔诺的人生经历大致是怎样的?


刘雅薇:她的人生经历基本上都写在小说里了。她的父亲是一个工人,她母亲在跟她父亲结婚之前是一个女工,他们结婚之后攒了一点钱,在乡下(所谓的外省)开了一个小酒吧,基本上是勉强为生的状态。她家绝对是不富裕的那种小店主家庭,你可以想象成是小小小卖部。但是安妮·埃尔诺是个小镇做题家,从小就学习特别牛。学到高中的时候,由于她学习太出色了,她父母就决定让她上了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肯定是要当老师,法国的高中老师和大学其实是可以打通的,她好像是在大学里教过书。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她就开始写她所谓的自传小说,到80年代的时候,她写她父亲的小说获得文学奖,她彻底出名了。

她现在岁数很大了,但还挺活跃的,比如前两年“黄马甲事件”的时候,她还写联名信,对峙马克龙总统,说我对您如此得不满意,我如此得支持黄马甲。

新京报:身在法国,你对她的日常生活状态有了解吗?


刘雅薇:其实她肯定很有钱,但是她还在坐地铁。昨天我见我导师的时候,我导师说,我前两天坐地铁的时候碰到安妮·埃尔诺了。我问,她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导师说,她要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我不就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起坐地铁了。


新京报:那么巧啊。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她的作品的哪些核心特质让她获得了诺奖?


刘雅薇:我看一下,我还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夸了她啥。你看,诺贝尔文学奖也主要是说她的personal memory(个体记忆)。其实这种写作形式是很新的。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说,她同时踩上了“女性”这个点,因为她真的书写了很多女性个体经验,比如说当她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找老男人,成了一个老年女人的时候,她找小鲜肉。还有她跟俄罗斯外教官出轨。她写了很多这种女性个体的情感经历在她的书中。

还有一点是她的政治介入的姿态。这是法国的一个文学传统。法国作家一直说,我们要永远跟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时戴高乐也说,我们不能封杀萨特,封杀萨特等于重新捧出一个伏尔泰。安妮·埃尔诺是这一传统在法国当下的一个旗帜性代表:我是一个著名作家,所以当社会发生大事的时候,我有责任去发声,我有责任在我的书中呈现这些社会的剧烈变化。我要给总统写签名信,我要写公开信号召大家如何如何。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她写到的底层经验。这是很多作家不会写的东西。


新京报:通过这些介绍,比较容易让人想起她的前辈杜拉斯。


刘雅薇:我们在学校里会讲,如果说到政治介入作家的话,老师会说,玛格丽特·杜拉斯是这个领域里的最后一个法国大作家,安妮·埃尔诺是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作家。在这条线上,她们肯定是有继承关系的。


新京报:安妮·埃尔诺的文字有没有独特的特点?


刘雅薇:她的文字的一大特色就是极其简单。很多中国留学生会来法国留学,硕士论文很多人会选择安妮·埃尔诺,就是因为她的语言看起来很简单,没有那种很学术的、巴洛克风格的长句,也没有那种很大的词,基本上就是“白居易”,我爸我妈能读,ok,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如果你细看的话,她其实是精心选择了她的句子和词,力求用简洁的方式来最精准地写自己需要的效果。

采写/木工 编辑/走走 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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