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读者的心目中，常以“激荡的六十年代”的面目出现，在此期间出现的摇滚乐、民权运动、女性运动、艺术革命等都深刻影响了今天的生活。青年是那场运动的主力军。“激荡的六十年代”的高潮似乎是1968年——那年发生了法国五月风暴、马丁·路德·金遇害等事件。

但是，很少人知道“激荡的六十年代”的开始时间——1963年。在1963年，青年文化做好了准备，拉开了撼动西方世界的大幕。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1963:变革之年》，略有删改。

原作者 | [英] 罗宾·摩根 [英] 阿里尔·列夫

摘编 | 徐悦东

这是个难得一遇的巧合，仿佛预言一般，五十多年来一直为人所忽视。1963年1月13日，在英国伯明翰，一支由年轻小伙子组成的魅力四射的乐队首次亮相英国国家电视台，以一曲热情洋溢的《请取悦我》让观众神魂颠倒。同一天晚上，观众在英国广播公司—除了国家电视台，英国此时只有这一个频道—目睹了一场更加叩击理性的盛宴，一位名不见经传、头发蓬乱的美国音乐家，吟唱了一曲《在风中飘荡》，作为他的电视节目首秀。

无论是披头士乐队，还是鲍勃·迪伦，都不知道这一巧合，但在那一年，他们的声音同时使全世界数百万只耳朵为之倾倒。披头士乐队往后会成为一场革命的代表人物，而鲍勃·迪伦则成为这场革命的先知。

1963年，战后经济繁荣发展，青少年性格叛逆，社会异常动荡；阶级、金钱和权力如同地壳板块一般碰撞，社会宗教规则摇摇欲坠。

正是在这一年，推行冷战政策的主要国家寻求休战，太空竞赛进入拉锯战，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活动家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一起色情间谍丑闻席卷英国政府，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遇刺震惊了整个世界。在这些历史事件占领新闻头条之际，一则独家新闻却无人问津、几乎被遗忘：世界正在见证一场青年震动。

1963年1月，青少年拿起乐器、相机、画笔、钢笔和剪刀，挑战常规。一支自称“滚石”的乐队面试了一位新贝斯手兼鼓手。埃里克·克拉普顿、史蒂维·尼克斯、大卫·鲍伊和埃尔顿·约翰正在拨弄琴弦，按弄琴键。在西海岸，一支名副其实的海滩男孩乐队在洛杉矶电台声名狼藉。在底特律，一个女子团体更名为“至上女声组合”，备受瞩目。

在伦敦，一个无法无天的爱尔兰人，采用海盗的手法，打破了音乐行业中间派对无线电波的垄断；他买了一只拖网渔船，将它拴在国际水域，这样他就可以在未经许可、不受干涉的情况下播放他喜欢的音乐。一位名叫玛丽·匡特的设计师将连衣裙的下摆裁去了六英寸，或者更长；一位雄心勃勃、名叫维达尔·沙宣的美发师利用建筑美学的原则，设计了一款发型，与玛丽·匡特的迷你裙造型相得益彰。

短短一年时间，我们的生活、喜好和外貌便永久地被改变了。音乐家、时装设计师、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挑战现有的秩序，使得德高望重的前辈不仅要与新一代的精英分享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而且必须要赢得他们的支持。新世界社会、文化、政治和技术的蓝图正在勾勒之中，每一天都不一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年轻人主导新世界的设计。

新世界的建立已经酝酿了半个世纪。生于二十世纪初、经历了一场毁灭性战争的那代人已经将世界交到深受另一场战争影响的另一代人手中。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世界已经作好准备脱胎换骨。归国军人，因战争饱受创伤，也因战争更能掌控局势；女人，从做家务转为制造炸弹，他们想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生活。人们要求他们的欲望、期望和权利被予以考虑。许多百依百顺、见识浅陋的人，以前尊重权威，满足于拿固定工资，如今都开始排斥僵化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分歧。

婴儿潮一代是在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成长起来的：重建世界刺激了经济扩张。收入如泉水源源不断地涌来，人们购买汽车、电视、衣服和冰箱。盘子一般大小的黑胶唱片，放置在价格适中、居家式的盒子上，便可以奏出音乐。它很快就取代了钢琴和收音机，成为家庭娱乐的主要源泉。

六十年代初，婴儿潮一代人静待时机，振翅高飞。他们的舞台已经建成，1963年便是开幕之夜。

电视将不断变化的世界播送到每家每户，使知识和公众舆论民主化；电视既记载也加速了世界的转变。1963年，婴儿潮一代人见证了在密西西比州人民怒火中烧之际，马丁·路德·金“有一个梦想”，华盛顿民权运动游行日益升温。他们见证了年轻英俊的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用德语宣称“我是柏林人”，给美国航空航天局登月计划的预算投入增加了一倍，将世界从核战争的边缘拯救回来；这样一位总统的最终命运却是在达拉斯市的敞篷车里遇刺身亡。

他们目睹了帝国主义旗帜的降落、欧洲帝国的解体，以及新兴国家的诞生。第一档电视节目是由卫星转播的，第一次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免费接种的。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已婚妇女可以凭处方买到一种简称“药丸”的东西。年轻的单身女孩只需要在无名指戴上一枚金戒指，骗医生说自己已婚，便能拿到这样一包避孕药，这东西能让她们用自己的身体纵情试验，不用担心意外怀孕。

青年人要创造自己的历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埃尔维斯、巴迪·霍利、小理查德、嚎叫野狼、穆迪·沃特斯和查克·贝里已经为世人树立了信仰，但在1963年成为救世主的却是鲍勃·迪伦和披头士乐队。

短短一年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成功孕育了一批青年才俊。一个名叫雷金纳德·肯尼思·德怀特的学生，十六岁，主修钢琴，是伦敦备受仰慕的皇家音乐学院的学生，他白天练习肖邦，晚上在伦敦的酒吧和俱乐部纵情高歌自己的原创歌曲；他就是后来的埃尔顿·约翰。还有一个名叫埃里克·克拉普顿的男生被艺术学校开除，随后加入了一支乐队。

紧跟他们步伐的，有一位名叫吉米·亨德里克斯、刚刚被第101空降师开除军籍的美国士兵，还有一位名叫吉姆·莫里森、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开始写歌的电影系学生。1963年，卡莉·西蒙开始了演唱生涯。米克·贾格尔和基思·理查兹灌制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保罗·西蒙在纽约俱乐部的表演反响平平，于是他前往英国反思自己的音乐。1963年是那些不朽偶像的大学之年、学徒之期和爆发之时，他们从1963年开始一直声誉不减。

1963年，年轻男女壮大了胸怀大志的音乐家的队伍。一位名叫芭芭拉·胡兰尼基的年轻女生买不到可以穿的衣服，于是就用她妹妹的小名，打造了一家名叫比芭的品牌店铺。女性舍弃了吊袜腰带和长袜，因为玛丽·匡特设计的迷你裙太暴露了，因此也就有了连裤袜的市场。像大卫·霍克尼、安迪·沃霍尔、艾伦·琼斯和罗纳德·布鲁克斯·基塔伊这样的年轻人也在尝试他们艺术院校课程以外的东西。

这一无组织的新贵族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他们代表了婴儿潮一代的理想和抱负；他们的偶像都已被神圣化。音乐、时尚、艺术，挑战、蔑视甚至超越了阶级、政治和宗教。如此一来，人性也开始得以重新定义。

家庭背景、正规教育、学校累积的人脉以及为事业长期奋斗，不再是成功的唯一途径。黑胶唱片的压制时间有多快，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播放速度有多快，视野的拓展就有多快。音乐和时尚变革之后，紧接着就是电影、书籍和艺术。年轻人摆脱了常规，以一场颠覆性的骚乱来表达自己，他们突袭了反动的、让人困惑的旧秩序所筑起的街垒；旧秩序认为可以动用法律、习俗和警察，把反文化主义者关押起来。

在第一场浪潮中，也就是1963年，年轻的安迪·沃霍尔搬进了位于纽约市东第八十七街的消防站，艺术殿堂的界限因此得以延伸；年轻的大卫·霍克尼调出了与众不同的调色板。可口可乐推出了第一款低卡饮料Tab，利用女性的体型发生变化这一商机；现在，女性不再向往成为玛丽莲·梦露，而是杰姬·肯尼迪和琼·施林普顿。一家名叫李维斯的服装公司看出了潮流所向，推出了经过预缩处理的牛仔裤；蒙特雷流行音乐节和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为青年人的大规模狂欢活动提供了新范本。

在电影行业，让电影内容接受审查的令人扫兴的《海斯法典》，在准备为艺术而战的电影制片人的压力下，开始瓦解。让-吕克·戈达尔的《蔑视》和比利·怀尔德的《爱玛姑娘》对蓄势待发的查禁不予理睬，公然谈论风流韵事的英国电影《汤姆·琼斯》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大奖。最重要的是，在主流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女演员裸露胸部的镜头，这位女演员还将审查人员一军，看他们敢不敢阻止她或是西德尼·吕美特的《典当商》。一本正经的《海斯法典》的命运也因此成为定局。

出版业已然意识到对抗权威、维护自己威信的时机已经成熟。写于债务人监狱中的“黄色小说”《芬妮·希尔》—当时乔治·华盛顿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边防检查员—首次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违背了淫秽法，并且直接向立法者发出挑战。

这些事都发生在1963年。《1963：变革之年》围绕这一时间线搜集的事实，均验证了一则无可争辩的宣言：这一年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被访者（或者说是撰稿人）是1963年的亲历者。由此，我们了解到1963年冬天披头士乐队在进入英国北部一家夜总会时遭到拒绝，因为他们穿着皮夹克。一年后，他们成了美国七千三百万观众瞩目的中心。我们发现，当初唱成人礼、为足球比赛筹钱而组建戴夫·克拉克五人组的那群年轻人，在1963年，拿着一周二十五英镑的酬劳，已经开始在伦敦北部一家舞厅引吭高歌。两年多以后，他们就受邀登上了“空军一号”，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握手：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都想要他们的签名。

我们采访了这位不同凡响的女人。1963年，这位除了容貌和性欲几乎一无所有的女人，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正与贵族、政治家一起寻欢作乐，然后就成了一起性丑闻事件—普罗富莫事件—的中心人物。这起丑闻使得当时的英国政府倒台。她发现自己被苏格兰场追踪，并且被拖到了英国高级法院。在这一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人物面前，这位十七岁的女生精心打扮，梳了个发式，到了法院后，无所顾忌地向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群挥手；这种无所顾忌，是当时的年轻人才有的表现。

资深政客阿斯特勋爵否认与她发生过性行为。但在法庭上，面对他的否认，她用一句简单而轻蔑的“哼，他会的，不是吗”就把辩护律师—算得上是当时最优秀的律师之一—训斥了一番。这句话很快就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除了这位女生，还有许多年轻人开始发声。正是这些声音促使《时尚》杂志主编戴安娜·弗里兰给1963年贴上了“青年震动之年”的标签。

许多享誉全球的名人为我们贡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鼓舞人心的维达尔·沙宣，尽管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还在他位于穆赫兰道的家中招待我们吃了午餐。眺望着远处的名望城堡好莱坞，他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和我们分享了他对1963年的独家记忆。埃里克·克拉普顿、基思·理查兹、杰夫·林恩和卡莉·西蒙，这些不喜欢曝光的顶尖人才，意识到有必要出一本公正看待他们青春时光的书，因而将他们宝贵的时间慷慨地贡献给了这本书。

有人说，如果你能回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你就没有经历过它。这一普遍信念被我们这些受访者的故事所揭穿。这不过是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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