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沧东是谁？

李沧东是一位导演，一位产量很低、分量却很重的导演，他曾在多个国际电影赛事获得最佳导演，也曾担任戛纳电影节评审，被学者戴锦华誉为“今天最伟大的亚洲导演和世界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

但出生于1954年的李沧东，年近四十才半路出家接触电影。在成为导演之前，李沧东首先是位作家，一位产量很低、文字却很重的作家。隐藏在电影作品的光芒之下，国内读者少有人知道李沧东的作家身份。但作家李沧东的经历却造就了导演李沧东，“通过文学，我学会了对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提出问题。”

李沧东的小说处女作《战利品》发表于1983年。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正处于社会与政治的动荡期。驻华韩国文化院院长金辰坤把当时的艺术家和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社会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努力保守艺术创作的纯洁性；另一类则积极关注社会问题，通过艺术记录、推动社会变革，他们一边是艺术家，一边是知识分子，他们既有艺术家的责任，也有知识分子的良心。李沧东属于后者。

80年代，也是韩国文学史中“分断文学”概念出现的时期。分断文学指表现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历史与现状的文学。这是李沧东小说的一大主题，他关注朝鲜战争及战后南北分裂的现实，反思南北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以及由此造成的伤痛。他常借南北分裂状态下父子之间的冲突与代沟，来具象化宏大的社会背景与思想冲击。

李沧东，韩国作家、导演、编剧。早年创作小说，曾获得韩国日报的创作文学奖，1997年开始拍电影。2002年凭借《绿洲》获得第59届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奖，2007年凭借《密阳》获得第2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2010年凭借《诗》斩获第6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第5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2018年凭新片《燃烧》获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大奖。

有韩国评论家认为，李沧东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小说界的代表性作家，“他把南北分裂的现状用细致的情节形象化，用坚实的小说结构展现韩国民众的伤痕。”

而李沧东笔下的另一大主题，是韩国社会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他通过小说展现了一群在此过程中孤立无援的普通人乃至边缘人：有带着酒瓶子坐上长途巴士、喝醉酒絮絮叨叨招人烦的老太婆，有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即使在度假也不忘算计的抠门媳妇，也有把老父亲从乡下接来替老板养狗、逼着父亲用英语和狗对话的不孝儿子。这些人物软弱却没有放弃挣扎，真实得甚至有些丑陋。但在李沧东看来，正是在丑陋的现实中，藏着生命的意义。

“他的作品有一种逼真的写实，如同他的电影那样深刻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拙朴的笔触下隐藏的是这些细小的事件背后巨大的悲剧感。”《烧纸》一书的中文译者金冉如此评价李沧东的写作。

李沧东的写作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正如戴锦华所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在接受李沧东对小人物、小事件近乎冷峻的白描之后，又能感受到某种昙花一现的浪漫。例如前文出现的抠门妻子，在度假回家后发现家中遭窃，一阵惊慌之后，她意识到家中一贫如洗根本无物可偷，于是畅快大笑，开始了疯狂地舞蹈。这种热烈的、放肆的举动，根本不像一个贫苦女子能够爆发的生命力，但除了舞蹈，似乎又没有比这更为现实的回应。这种浪漫主义，就像是压抑平淡生活中的一点亮光，也让你在感受冰冷严峻现实之后能会心一笑。

有趣的是，在作家和导演的身份之外，李沧东曾应韩国总统卢武铉之邀，在2003年至2004年短暂地担任过一年大韩民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但对于这个官职，李沧东展现了某种无所适从。当时有人曾询问他担任部长的感受，他忍不住抱怨：“好难受啊！我是多么爱随便说话的一个人啊！但是秘书每分钟都在告诉我，你不能这样说，你得那样说。”而谈及部长职位对生活的影响，他说： “我太太帮我烫了好多衣服，我一辈子都没有烫过那么多的衣服。”

而金辰坤作为李沧东曾经的下属，清楚地记得他新官上任第一天，没坐政府提供的公车，没穿西装，没打领带，还套了一条牛仔裤，让人大跌眼镜。

如此看来，李沧东骨子里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小人物。这就能解释为何他笔下、镜头中的小人物如此动人——因为他不是隔着玻璃观察生活之后去写作的，也不是从上帝视角怀着悲悯的心去写作的，他写的就是自己所属的群体、自己作为小人物的生活。小说中与父母、手足的冲突，甚至有部分来源于他自己的直接体验。

近日，李沧东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在专访中，他梳理了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他的创作母题与灵感来源，并提出了他对当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女性权利、经济剧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思考。

采写丨肖舒妍

翻译丨春喜

《烧纸》，（韩）李沧东著，金冉译，鹿书deerbook|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电影与小说：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提问

新京报：《烧纸》收录了你从1983-1987年五年间的11篇短篇小说，我发现你的电影和小说在故事表达和精神内涵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在你看来，拍电影和写小说有什么异同？

李沧东：我的小说与电影存在一些共同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论是过去写小说，还是现在拍电影，我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对我而言，小说或者电影在本质上都是通过故事与他人沟通的手段。小说通过语言来讲述，语言激发人的想象与思考，而电影则是给予观众一种更直接的视觉体验。所以，电影的叙事简单为好。近来，去影院看电影的观众们似乎越来越喜欢简单的叙事，比如超人拯救地球这种。因此，电影如果想让观众看到画面以外的东西，感觉、思考直观体验之外的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做电影时，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艰难的挑战。

新京报：有人说，“没有作家李沧东，就没有导演李沧东”，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写小说的经历对你拍摄电影有什么影响？

李沧东：通过文学，我学会了对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提出问题。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提问。我做电影时依然在尝试提问，这一点可能会令观众感到困惑和不适。观众都喜欢简单的回答。他们通常会认为我的电影有很强的寓意，其实我并不是想要提供某种启示，而只是提出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自己的答案。娱乐性强的电影，包含的信息浅显易懂，比如“正义必胜”这种。这类信息可有可无，算是一种欺骗，对我们反思生活没有任何意义。我的电影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留下一个疑问。虽然观众可能会感到不适，不过我依然认为不该停止提问。

李沧东（右）与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左）合影。

新京报：你拍电影的节奏一直很慢，有个说法是“八年磨一剑”。在不拍电影的时候，你是在筹备电影，还是继续写作？听说你写三部剧本才有一部会进入拍摄，你对作品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李沧东：现在就算没有电影安排，有空余的时间，我也没有那种必须写小说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写剧本比写小说更急迫、更有成效。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再次想要提笔写小说。不过，我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是否有可行性。

写三个剧本才拍一个？这应该是误传吧。电影《诗》之后，直到《燃烧》上映，在这八年的时间里，我苦恼过，也准备过很多项目。“完成剧本”，以及“三个剧本”的说法都是误传。不过我确实会准备很多故事进行讨论，却很难真正投入制作，这是事实。很多项目我准备的同时会自问，“这个必须要做吗？”如果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就不会制作。故事再怎么有趣

（在其他人看来）

，只要我自己不确定有制作的意义，就无法开始。这是我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致命性问题，而且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什么样的电影才会确定去制作呢？很难从逻辑上解释。那貌似是一种我可以用身体去感受，却无法用语言说明的感觉。说不定这只是我的一种病态洁癖吧。

李沧东执导的电影《燃烧》剧照，该片根据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烧仓房》改编。2018年，该片获得第7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2019年，李沧东凭该片斩获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

创作母题：所有冒险与旅程的终点，都是自我

新京报：你似乎很爱讲述“寻找自我认同”的故事，比如小说《脐带》中主人公在与母亲的分离与重聚中寻找自我，电影《诗》中主人公杨美子通过写诗重新审视世界、审视自己，《燃烧》中申海美到非洲寻找拥有“Great Hunger”的人

（电影中提到，真正饥饿的人，是每天寻找生命意义的人）

，为什么如此偏爱“寻找自我认同”这个母题？

李沧东：从古希腊悲剧的俄狄浦斯至今，所有的叙事

（narrative）

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故事的主人公为了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开启一段旅程。不仅是小说集《烧纸》中的主人公，正如你所说，我的电影主人公也是如此。所有冒险与旅程的终点站，都是自我。一如我们的生活。

新京报：宗教救赎也是你几乎每一部小说、电影都会涉及的因素，但多数时候你对宗教都带有审视和批判的意味，你本人是如何理解普通人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

新京报：人类信教，是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对痛苦和未来的恐惧，以及死亡。基督教等所有宗教都会承诺永生，也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过，我不喜欢这种强调永生的宗教态度。因为强调永生并以此为目标，是以另一种方式歪曲生活的意义。我认为真正有意义的永生，应该从生活中寻找。

李沧东（右）与中国演员章子怡。

新京报：在你的作品中有反复出现的几个意向，比如舞蹈，在小说《舞》、电影《绿洲》和《燃烧》中都是表现主角激烈情绪释放的重要载体，还有阳光和火焰，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事物赋予它们如此丰富的内涵呢？

李沧东：电影自不必多说，小说中的意象

（image）

也很重要。它可以刺激读者与观众的想象力，各自领会其中含义。因此，我经常由一个强烈的意象出发，开始一部作品的创作。《舞》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妻子的独舞便是一例。电影《燃烧》则始于晚霞中跳“Great Hunger”之舞的女人形象。如此看来，我似乎迷恋人的舞姿。

创作与当下：个人软弱无力，却在与现实抗争

新京报：你提到在拍电影之前，一定会问自己，“我拍这部电影是为了什么？”，那么对于《烧纸》这本小说集，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写这些短篇是为了什么？你怎么理解文学作品所能起到的社会作用？

李沧东：为什么写小说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回答说：“因为不得不写。”

《烧纸》中收录的很多小说，不论以何种形式，都与我的个人生活体验有关。有《火与灰》或者《大雪纷飞的日子》那种直接体验的故事，也有与父母兄弟等家人有关的故事。回首过往，我很想讲讲这些故事，我也只能这么做。通过这些故事能传达些什么呢？这种故事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呢？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读者们会有自己的解读。文学扮演什么社会角色，其实是一个很久远的论题了。重要的是，不管自己的文字有用没用，作家不得不写。

李沧东执导的电影《薄荷糖》海报。

新京报：但是，你的小说和电影都有很强的时代感，故事背景中经常出现放着新闻的电视或广播，这是有意为之吗？你是如何构建故事主人公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

李沧东：我一直都在刻画当代的现实与日常生活。因为我觉得，小说与电影都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韩国，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剧变的时代。就算是一个平凡的小市民，也不可能与这种变化毫不相关。出于这种意图，我的小说与电影中会加入新闻或者收音机的元素。

再补充一点，我个人很喜欢收音机。我隐约相信，收音机是连接个人与个人的沟通工具。相比而言，电视似乎反倒会妨碍沟通。因此，《绿洲》中被孤立的女主人公通过收音机与外部世界相连接。现在的网络与手机，会对我们的沟通有多少帮助呢？

电影《绿洲》（2002）海报。

新京报：你的电影《诗》《密阳》都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在你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隐含的女性意识，但从最近的一些新闻事件，如“N号房”来看，在韩国两性的地位并不是那么平等。你怎么看待当下韩国社会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李沧东：虽然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改变，不过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角色依然不稳定。近期引发韩国全民公愤的“MeToo”运动与“N号房”性犯罪事件，也是女性地位与人权薄弱的反证。不久前，韩国一位有地位的政治人士因性骚扰嫌疑而做出了极端选择。

（编者注：可能是指近期自杀的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但他自杀的原因目前尚无定论）

他曾作为人权律师，为争取韩国女性权利而不懈努力，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人们对此倍感震惊。他的死所引发的争论表明，女性权利问题与韩国社会整体的政治、社会、文化与认知的变化密切相关。

新京报：你的写作和电影都聚焦现实，关注韩国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那么你认为《烧纸》这本小说集，能给当下的中国读者带来什么共鸣或启示呢？

李沧东：我很难猜到中国读者会对《烧纸》中的哪一点产生共鸣。不过，如今的中国与韩国，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然而，我想要表达和发问的，不是政治社会的现实本身，而是现实中人类的生存状况。在强大的现实条件面前，个人乍看上去软弱无力，却在与现实抗争，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奋斗。对于这一点，不论韩国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

作者 | 肖舒妍

编辑 | 徐伟 罗东

校对 | 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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