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 美]R.C.列万廷 著,罗文静 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社会生物学的出现
20世纪70年代,威尔逊首倡社会生物学,试图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解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行为,并把这种大一统的理论建基于遗传之上。在他看来,无论渺小似蚁还是复杂如人,皆是由基因铸就的因果巨链上的一环,幽微的人性说到底不过是生物性的延续,道理很简单,毕竟,人类也是一种生物。
按照这一逻辑,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里宣称,生物学应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什么婚姻制度、利他主义、乱伦禁忌、阶级斗争等等,全都可以用基因、遗传和自然选择来解释。他甚至认为,一旦他的理论得到普遍认可,“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将缩小为生物学里特化的分支;历史、传记及小说,则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报告;至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加起来,也只不过构成单一一种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生物学而已。”
纪录片《细胞》(The Cell,2009)画面。
如此激进的观点当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有意思的是,反对威尔逊学说最厉害的恰恰是哈佛大学的同事们,尤其是他的系主任列万廷,以及古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
(Stephen J. Gould)
。这两位学者不仅联合部分同行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封反对社会生物学的公开信,之后还合写了一篇标题古怪的重要论文,以圣马可教堂的拱肩和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教授为喻,对决定论、目的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既巧妙又猛烈的抨击。在他们看来,这些完美主义的虚假观念正是社会生物学的思想基础——我承认他们的“拱肩说”对我的思考和写作颇多启示。
有些不公平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相较于威尔逊与古尔德,列万廷更少被公众记住。同样都登上了《自然》杂志的讣闻版,威尔逊的支持者坦然宣称他们已经赢得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理论纷争,为列万廷作悼的人却把逝者对社会生物学的强烈批评淡化成“对遗传学过分简单化的担忧”。列万廷的社会影响也远不及古尔德,后者20年前已经去世,却靠优秀的科普写作保持着不坠的身后之名。据我所知,译成中文的古尔德作品不下十余种,而列万廷的专著迄今一个中文译本也没有,其思想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存在很大的失衡。所以我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非常重要,尽管它只是一本演讲集,尽管它只有短短的两百多页。
1990年,列万廷受邀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主办的梅西讲座上做了五场演讲,以生物学的发展和争议为主要例证,用一个内行人的身份,集中讨论了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就是这个讲座的结集。
科学的社会属性
列万廷按照演讲的顺序和结构,也将此书分为五章。在第一章里,他直接探讨了何谓“科学”?在他看来,科学不是客观真理,而是探寻真理的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并不超脱于政治、体育、战争等人类活动,它是与其他制度高度融合且相互协作的一种社会制度。
列万廷质疑大多数人没有看清科学的社会属性,反而将其神话,使之取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合法化力量”——科学的方法和制度高于任何人类关系,科学的产物必定成为普世真理,自然的秘密一旦被科学所揭示,所有人都只能接受事实,“当科学开口的时候,就不可以反驳”。
从第二章开始列万廷把重点放在生物学领域,讨论19世纪以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物决定论。这种宿命观在论证上显得相当科学:人类的天性是社会的基础,这种天性是遗传的、不可更易,故而社会的结构与秩序也是恒定的,万变不离其宗。相似的天性保证了一个社会的形成,而相异的天性则证明了人类社会无论如何总是不平等的,天然地具有阶级性。
纪录片《你体内的鱼》(Your Inner Fish,2014)画面。
毫无疑问,爱德华·威尔逊是列万廷批评的主要对象,这从本书第四第五章的注释就可以看出来——援引的都是威尔逊的著述。另一个被他针对的人物是威尔逊的学术盟友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后者提出的基因决定论构成了生物决定论的微观基础。列万廷认为,这些人所做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说白了,就是用科学的语言说服人们,现实不仅本来如此,而且理应如此。他们不断地告诉公众,人性的先天差异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更存在于种族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他们当中有人表示,黑人的融入会导致美国人智力水平直线下降;还有人强调,如果没有北欧部族为衰败的意大利文明注入“强有力的道德元素和智力元素”,就根本产生不了提香、达·芬奇和伽利略。在他们看来,就算平等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实质上的平等也不可欲——因为“自然”注定是不平等的,我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状况无非是程序上的平等,就像以智力研究闻名的心理学家阿瑟·简森
(Arthur Jensen)
所说的那样,让机会均等
(而非实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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