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史学界对制度史的关注，多集中在以唐宋为中心的中古时代。这几年有关唐宋制度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如平田茂树提出“政治空间与交流”，注重皇帝举行政务的“场”；邓小南提出“活的制度史”，关注作为过程与关系的制度史。大家都意识到，在制度框架之下，皇帝/官僚互相达成妥协，推进政策的实施，站在各自的立场，为了各自的利益博弈，灵活运用、变通甚至改变制度。

然而对于明清制度的发展演变，却一直鲜有人关注。在传统史学界，明清制度就是“皇权专制”达到顶峰的代名词。就连一生以制度史为志业的史学大家严耕望，都以“明清制度在于君主专制，其他组织运用原则不脱汉唐的轨迹”而一笔带过。

李文杰所著《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一书，正弥补了这一空缺，运用新的制度史研究视野，去重新看待清朝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具体过程。

李文杰曾师从于以发掘、解读清宫档案而著称的“苦行僧”茅海建。李文杰坦言，这本书主题的选定，是曾经选修茅海建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课程时，意识到用“腐败无能”来概括清朝君臣似乎太过简单。在清朝，君主常是凌晨便起，批阅奏摺，一年到头少有停歇；军机大臣不顾年迈，每日做足准备，入内接受政策咨询，卒于任者不乏其人；递呈奏摺的部院大臣，同样如此。

而书名“辨色视朝”一词来源于《礼记·玉藻》：“朝，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这一词语多次被大臣引用，甚至被醇亲王奕譞称作“我国家一定不易之家法”。为何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团队，造就了近代以来屈辱的内外困局？清朝的政务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这是李文杰在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清朝君主与大臣处理政务，主要通过朝会和御门听政。御门听政始于康熙，被后来许多学者看作是清朝皇帝勤政的最直接体现。皇帝每日在乾清门设御榻，各部院官员于清早在此上奏政务，由皇帝最终进行决定。康熙时期，御门听政每日举行，雍正时期逐渐减少，直到咸丰之后的同治时代，御门听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有学者认为，御门听政的减少，正是晚清皇帝不再勤于政事，安于享乐的证明。

事实上，御门听政制度的废除，并非仅由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因为它不再适用于政务的处理。这背后是文书形式从题本、奏本向奏摺的转变。奏摺制产生于康熙时期，到雍正时期大盛。据台湾清史学家庄吉发考证，奏摺由满洲八旗属人对旗主或皇帝的请安折发展而来，本身就带有私密性质。由于在位时期地方弊端较多，雍正希望在地方与中央之间维持一种制衡作用，让官员互相监督，于是大力发展奏摺制度，由大臣秘密汇报政务，而御门听政这种公开的决策制度则日趋衰微。

一方面这确实是清朝皇帝权力不断集中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也有其优点——清代再未出现如宋朝时期蔡京、秦桧等人通过安排人事、牢牢把控言官、以致朝堂之上无人敢言、最终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况。

虽然御门听政在同治时代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围绕奏摺进行的朝会却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的清宫剧中，常有太监在早朝上喊：“有事早奏，无本退朝”，似乎朝会制度非常随意，其实这完全与历史不符，是编剧的臆想。而朝会制度也是清朝官僚系统“勤政”的突出体现。

早朝每日都要举行。为了防止各部懒政，即使值日当天无事可奏，也必须前来以备咨询及委办事件。由于朝会时间较早，轮值官员必须在凌晨就起床准备，从家中赶往宫内，等候召见。以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海军衙门大臣曾纪泽为例，早朝当日他需要4:15起床，5:30进入乾清门，6:00获皇帝召见。此时，皇帝已阅读完曾纪泽的奏摺，以便向他询问相关事宜了。

批阅奏摺，皇帝也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训练并因循传统。为了提高效率，皇帝往往将奏摺按轻重缓急程度分类，以“知道了”或“依议”、“留”或“留中”和“批答意见”几种固定格式作答。“知道了”“依议”表明皇帝同意大臣议奏；“留”则是需要皇帝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看后，“捧入请旨”；而“批答意见”则是皇帝亲自动朱笔批示，直接交由军机大臣办理。

由此，我们也可发现，清朝皇帝虽然乾纲独断，但很难刚愎自用，因为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一套帮助并限制皇帝处理问题的流程。同时，这套流程在面对晚清新政改革、从君主独裁转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过程中，也并未产生太多的阻碍。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再完备，也始终留有因时而变的弹性空间。在清朝君臣之间，常常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运用制度进行博弈。戊戌维新的失败正是与此有关。

现在大部分史书都将其归罪于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不容许光绪、康有为等人改革祖宗法度，于是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于瀛台。但细想之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戊戌变法，似乎并未真正得到大小官员的拥护。

事实上，李文杰通过分析光绪早年练习朱批的奏摺发现，当时上到慈禧太后、下到王公大臣们，都已默许慈禧未来将还政于光绪。光绪本人也异常刻苦，从光绪习批的奏摺可以发现，他常能引经据典，对国事的评判也切中肯綮。就连慈禧都评价他“近来批阅章奏，论断古今，亦能剖决是非，权衡允当”。

那么戊戌维新又为何会惹怒慈禧及众人呢？这实际上与当时的制度变更有关。李文杰通过分析清代军机章京的职责与选任发现，军机章京主要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缮写谕旨，即军机大臣听候皇帝述旨后，向军机章京转述，军机章京立即拟旨；记载档案，即将所有奏摺抄录副本，进行归类；查核奏议即若君主或皇帝需要某件奏摺，由军机章京代为找出。此外，还有恭批安摺，也就是各大臣的请安摺。

军机章京虽然仅担任类似于秘书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们“直接接触奏摺，也掌握重大人事清单的呈递与上缴，故能对国内重大政务了然于胸，成为中枢信息的汇聚之地，由此造就庞大的内外交际圈”。一般而言，成为军机章京的官员，会得到三年一次的褒奖，从而升官；此外，由于他们是天子近侍，成为很多地方督抚、道台孝敬的对象。面对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诱惑，官员们争相想要成为军机章京，即使它是兼任，不领俸禄，还要通过考试。

但是在戊戌维新时，光绪颁发上谕，在未经考试和他人推荐情况下，直接任命了谭嗣同、杨瑞、刘光第、林旭等人为军机章京。这不仅断了别人通过考试想要成为军机章京的财路，同时也违反了制度设计，从而遭到百官的反对，增加了谭嗣同等人的政治风险。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在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逮捕六君子之后，百官几乎没有人为他们鸣冤叫屈，因为光绪的不少做法本身已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制度设计。

此外，李文杰在这部书中也论及了晚清以来的种种改革，如丙午官制改革，关于建立议会、设立责任内阁的讨论，以及召开御前会议筹备立宪等。我们惯常的理解，晚清的政治改革，被认为是在诸多保守派的反对和王公贵族为了防止权力虚化的阻挠下而失败的虚假改革。但李文杰通过对档案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了晚清改革中，设想的君主立宪体制在现实的政务运作中，不仅会遭到人为有意无意的扭曲，在与旧体制的接续与碰撞中，也会生出更新、甚至更多的麻烦和困扰。新旧体制交替之中，君主、御前会议、内阁与议会之间权责的分配与归属，正是这一制度变革所遭遇的关键性难题之一。1910年，面对军机处与自诩为议会的资政院之间权责的交锋，而皇帝却以“该部议奏”的旧时上谕的模式进行批示，并最终催生出1911年第一次责任内阁的成立，正集中体现了晚清改革中所面临的微妙而复杂的困境。

制度的变革需要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但此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势已经不愿再给清王朝拖沓缓慢、半真半假的改革以更多试错的时间。尽管作者在结论中正确地指出，“有形的、诉诸文字的制度，不可作虚文来看”，但政治运作的现实却告诉我们，有形制度更多确定的是一种理念上的活动框架，当制度下的人在面对新的问题却在这套框架内找不到解决的方案时，这套框架就必然要被突破，常常遭到批评谴责的“视同具文”四个字，有时正是制度变革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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