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三国”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一方面归功于小说《三国演义》,另一方面,有关“三国”的衍生作品不胜枚举,特别是其中的影视化表达,更令国人很难不知“三国”。在历史学领域,有关“三国”的史作同样多如牛毛,其中既有吕思勉等人写就的《三国史话》,以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蓝本的《柏杨品三国》,也有因央视《百家讲坛》一炮而红的易中天《品三国》。即便是近些年来,有关“三国”的学术和通俗创作也全方位展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诸多面向。
正如柏杨所说:“历史毕竟不能全然被‘演义’或‘戏曲’取代,而必须有一种恰当的史学表达方式,才能够彰显它的史实与光芒。”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三国史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从公元190年开始,到公元280年为止,这段不足百年的历史,成为了许多人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点。一句出自《三国演义》之中的经典话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为许多人对中国历史最为浅显直白的认知。
但混杂了演义故事和民间传说的三国历史,它的本来面目究竟为何?当被戏剧化、脸谱化为“魏蜀吴”“刘关张”“白脸曹”“大小乔”的三国故事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同时,该如何还原历史真相?流传至今而不衰的三国历史,究竟有哪些迷人之处?
抱着对三国历史的特殊情愫,吕航写下了《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一书,讲述了汉末三国时期那些坚守道义、追求理想、气度恢宏的英雄故事。在吕航看来,这些可歌可泣、永不言败的人生,谱写了气势如虹、波澜壮阔的史诗,“无论‘曹刘’,他们的光都如群星闪耀于历史的天空;无论成败,他们都曾为改变命运而殊死搏斗。”
三国历史人物的精彩性打动了我
新京报:创作《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会如此吸引你?
吕航:一方面,我从小对汉末三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小时候,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就是《三国演义》,被三国英雄故事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我又阅读了《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书,发现史料中的三国,其实更加精彩。
我写这本书,主要想把汉末三国时期的英雄精神写出来,把这种“生而为人”的进取精神写出来。同时,我尝试以新颖视角,对汉末三国历史进行重新解读。我觉得,《三国演义》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三国志》《后汉书》也都是非常经典的史书,我希望把两者的优势结合,通过对史料的全新串联组合,让非虚构的三国历史生动起来,具有连贯精彩的故事性;以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重新审视这段波澜壮阔、信仰光芒四射的历史。
新京报: 在阅读《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的过程中发现,你在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描写时,都提到了个人品质,以及他们对自我命运的把握。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三国历史人物,最为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吕航:这个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是整个三国历史人物的精彩性打动了我。从大的方面说,这种英雄精神,或者说人类精神,这种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打动了我。还有包括其他的道义也好,道德也罢,都是挺能打动我的故事。
比如司马芝陪着母亲躲避战乱,这样的故事《三国演义》里是没有的。司马芝与母亲前往荆州躲避战乱,途中不幸遭遇强盗,同行的人都把老弱丢下不管,只顾自己逃命,只有司马芝守护在母亲身旁。强盗拔刀想要砍他,司马芝边叩头边说:“你们杀我吧,但请放过我的老母亲。”强盗们面面相觑,不禁感慨:“此人孝子,杀之不义。”史书里记载的这八个字,让我在阅读《三国志》时,被司马芝的这种“孝”深深感动了。
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应当具有传播性,所以我把那些好的故事提炼出来。郭淮和他妻子的夫妻之情,同样也很感动我。在司马懿平叛淮南之乱的第一次,叛乱的领头人叫王凌,王凌有一个妹妹嫁给当时的西北名将郭淮为妻。司马懿杀掉王凌之后,派人前往西北要王凌的妹妹回洛阳受刑。郭淮看着妻子被抓走,内心十分煎熬。作为一名地方官员,他首先是下级,当时的司马懿权倾朝野,他当然不能对抗。从军事才能上,他更加不能对抗司马懿,因此,郭淮只能选择让妻子被带走。但在内心的反复煎熬下,郭淮还是作出了决定,把被带走的妻子追回来。这个时候,郭淮所面临的已经是死亡了。
郭淮毅然追回要去洛阳受刑的妻子,还给司马懿写了封信,“我的五个孩子悲痛欲绝,舍不得他们的母亲。如果他们的母亲死了,我就会失去五个孩子。如果五个孩子没了,也不再有我郭淮。”史书上没有写司马懿拿到信件之后的心理状态。我想,司马懿一定反复思量了很久,从史书上看到的结果,就是司马懿作罢。
还有一个令我感动的就是傅燮,傅燮将军在汉末也是一位比较有名的将军,但在《三国演义》里并没有把他的故事说出来。
当时凉州已经失守,被叛军所攻占,该投降的都投降了,该倒戈的都倒戈了,作为汉阳太守,傅燮就带着残余的老弱残兵,固守孤城。就在这种局势之下,发生了整个军事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幕,受过傅燮将军厚恩的数千名胡骑,齐刷刷跪在城外,声泪俱下地恳求孤立无援的傅燮放弃抵抗,并承诺护送其回到家乡。这个时候,明明生就在眼前,但傅燮依然选择与城池共存亡,还说了一番慷慨激昂之话,这就是《后汉书》里所记载的,“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随后傅燮带领士兵出城列阵,最终得偿所愿,尽忠报国,战死沙场。在汉末三国历史中,诸如此类的例子特别多。
史料中的演绎,有其精彩的地方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最早引发自己对三国历史感兴趣的一本书是《三国演义》,作为一本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许多虚构的情节。而《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是一本非虚构类作品。你是如何看待历史史料和演义故事之间的关系的呢?
吕航:我觉得各有千秋。小说进行演绎,是为了让中国文化当中的忠义孝脸谱化,使其更加分明。作为小说而言,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种演绎的方式。
当我开始阅读《三国志》《后汉书》等时,已经上大学了。我发现,这些真正的史料,其实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其中也有演绎的成分。甚至可以说,史料中的演绎,有其精彩的地方。
我认为,如果可以全部用史料搭成一个平台,却又使整段历史具有故事的连贯性和影响力,这可能是整个三国历史的突破点所在。
新京报:书中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吕航: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他被立成了一个神:忠义、神武,方方面面都是完人,整部书中也给他添加了很多故事剧情。但从史料中进行还原,比如关羽的经典故事“过五关斩六将”在历史当中肯定是没有的,“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也都是没有的。
即便是最后“败走麦城”,实际发生的故事也和历史小说之中的描述是完全不一样的。战役失败的原因,实际上是他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不断失误,导致了最后荆州的失守,而不是所谓的“大意失荆州”。这部分的史实,和小说中对关羽的塑造完全不一样。还有刘备也是如此。将这些人物置于史料之中,对他们的解读,跟《三国演义》是有很大区别的。
再举个例子,比如曹操。在《三国演义》之中,曹操是一个“白脸化”式的人物。但在史料之中对曹操的记载,按照他真实的所作所为来定位他,其实在前期,特别是公元193年以前,他确实是尽心竭力想要匡扶汉室,想做大汉名臣的。包括发展到后来,尤其是在迎天子之前,他都还是想要帮扶汉室。但在这之后,随着权力的回升,加上他思想的转变,以及赤壁之战失败的刺激,他才走上了权臣,也就是篡位之臣的道路。这跟《三国演义》中一开始就是“白脸化”人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曹操一开始是一个忠臣。
“亦正亦邪”是我看待曹操的一个观点
新京报:刚才聊到了曹操。在历史人物之中,曹操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关于他的研究也非常多。你是如何看待世人对曹操的评价呢?
吕航:这个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人认为曹操是英雄,有的人认为曹操是奸雄,有的人认为曹操还蛮可爱的,众说纷纭。
我在《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的最后一章,曹操之死那一节,对曹操的一生进行了总结。这一节的标题其实就是我对曹操的认知,就是“亦正亦邪”,他既有温情,又有杀戮,既有对恩人的感恩,也有对恩人的不感恩。他做事的方式也是忽左忽右,确实是非常难以定性的。所以“亦正亦邪”也是我看待曹操的一个观点。
新京报:《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的故事是从曹操开始的。这样的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吕航:是这样的。这本书我定的时间是从公元174年到公元234年,这也是《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在结构上与《三国演义》的重大区别。《三国演义》从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到公元280年晋朝一统三国为止,这是它大致的时间轴。但我是以公元174年曹操出仕作为起点,到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作为结点,这其中也插叙了吴的灭亡和蜀的灭亡,但都只是点到为止。
我主要是考虑到曹操是三国之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绝对是排在前三的人物,这是其一。其二,曹操出来的史实时间也是比较早的,所以前两章全是曹操的内容。同时,我也挺喜欢看金庸小说的,因此也借鉴了金庸老先生在《天龙八部》当中的结构,也就是虚竹、段誉和乔峰三个主角的出场并不集中。
其实按照刘备的时间轴来看,在前两章的时候,刘备完全可以出场,但前两章的内容之中,却没有“刘备”这两个字。一直到第三章之后,我才把时间轴点再拉回来。公元175年,从刘备卖草鞋开始讲起,诸葛亮也是一直到第五章才出来。我想形成这样一种英雄的接力,按照他们在通史中大致的时间和寿命,在书中安排好章节,每一个章节和章节之间,总有一些新的英雄出来,将这本书完完全全串联起来。
新京报:你是如何评价和看待刘备的呢?
吕航:和曹操一样,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专门写了刘备之死。在这一章中,有一个小节,我起了一个标题,也代表了我对刘备的看法。不论是说刘备是好人,还是说刘备“仁义”,又或者说刘备其实是装的,是表面“仁义”,实际内心比曹操还黑。学界也好,爱好者也好,大家对刘备的认知分歧是不亚于曹操的。我并不会把刘备定义为“仁义”或者假装“仁义”。我从他的性格和品质上,从他的精神上去浓缩和定义,这也代表了我对这个人的看法,那就是百折不挠。无论这个人“仁义”,还是“不仁义”,他肯定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
刘备在公元211年以前,也就是窃取益州以前,总体上来讲,他是仁义的。到公元211年以后,无论是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现实对他的长期摧残,还是他当时年龄比较大的情况,总之心态上已经有些急迫了。导致他从“仁义”的角度,开始向权霸的角度转化,这是一个比较微妙,也错综复杂的过程。从是否“仁义”的角度,极难界定刘备一生波澜壮阔的经历,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所以我用这个词语来定义他的一生。
非虚构必须按照事实去写,按照史料去写
新京报:三国史研究最为重要的史料就是《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青梅煮酒:三国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和故事,也来自于其中。此外,书中也提到了一些民间传说和故事。比如书中有一个杀故交吕伯奢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提及,而且被认为是一个千古谜案。书中你通过《魏书》《魏晋世语》《异同杂语》等史料,对曹操的杀人动机进行了研读。那么,你如何进行史料的整理呢?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关于史料取舍、判断真伪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吕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有不停地翻阅、多读。《三国志》也好,《华阳国志》也好,只有通过大量地阅读,这是其一,也就是直接读史书。另外,也有许多研究三国的经典著作,这些名家名作也不容错过。
这本书的定位是非虚构通俗历史题材。对史料的判断,确实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因为像《三国志》本身就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观点,到底选择哪个?
在没有得到决定性支撑或者大多数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也就是所有史料都处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我不会作出选择和判断,而是把这些史料列出来,进行一些探讨和分析。对于吕伯奢事件,这就是一件千古谜案。之所以成谜,不是因为史料记载不清,而是史料记载很清楚,却各不相同。《魏书》表示,“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魏晋世语》表示,“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异同杂语》表示,“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这三个版本,一致的是曹操杀了故交吕伯奢的家人,但杀人动机各不相同。
再比如说刘备。刘备前期在《三国志》中的记载非常少,而且也存在冲突。有人认为刘备先去攻打黄巾,有人认为他先去攻打张纯。对于这一部分的史料,我将两者进行了融合。在我看来,刘备打黄巾和打张纯并不矛盾,从时间上来看,他完全有时间打了黄巾,再去打张纯。这其中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史书记载,刘备去平定张纯叛乱,受了重伤,于是他就装死。等叛军走了以后,才被友人救走。这个故事也是大家很少提及的部分,尤其是在《三国演义》中,为了维护刘备的形象,像这种打仗装死的事情就被屏蔽掉了。
还有一个刺客刺杀刘备的故事。当时刘备以为刺客是来投靠自己的一位壮士,就用好酒好肉伺候,推心置腹地交谈,最终这位刺客被刘备所感动,将已被胸膛暖热的匕首拿出,扔在地上,和刘备说,自己被刘平所差遣前来刺杀,但被刘备所折服。
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但我认为,以刘备的为人和他前期的行为方式,这样的故事非常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也进行了选择。
新京报:在你看来,一部非虚构作品,最为重要的是哪些东西呢?
吕航:非虚构写作,最为重要的当然是不能虚构。你可以有一些合理的推断,但这些推断,不能言之凿凿的将其写出来,只能将其作为史料的合理推测,当做一种可能性提出,供大家判断和参考。无论是为了行文方便,还是为了故事性,我们可以针对史料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但将其呈现在书中之时,不能直接把自己的推理写成定论,这属于走“熟料”了。
比如董卓和董太后两人之间,到底是漠不相关,还是存在有某种联系?关于这一点我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史料记载:“(董卓)外有董旻、(董)承、(董)璜以为鲠毒”,其中,董旻是董卓的亲弟,董璜是董卓的亲侄子,董承夹在他们两人之间,关系和董卓也远不了。还有一个史料记载,“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通过这两条史料的支撑,其实可以推断董卓与董太后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血缘联系。但具体是什么样的联系,我不知道,也不好推断,史料上没说。我觉得这正是非虚构非常关键的一点,不能打着非虚构的名义进行演义,尤其是进行结果性或者关系性的重大演义。非虚构必须按照事实去写,按照史料去写。
新京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阅读、了解三国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
吕航:我觉得阅读的意义可能在于从中读出中国文化中的英雄精神,或者说人类精神。哪怕是三国这种乱世,仍然可以从中读出这种可敬可叹的精神,比如说仁义道德,比如说夫妻之情,比如说家国大义。我觉得这是读史非常重要的一点,读三国历史也是如此。三国在中国整个历史过程中,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阶段,它其中所展现的感人故事非常之多,非常有可读性,对于今天的现实也有着借鉴意义。比如前面提到的司马芝和郭淮的故事,现在读来,仍然令人触动。
采写 / 何安安
编辑 / 李阳
校对 /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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