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大大小小的公司正在筹办年会。抓住时机的电影《年会不能停！》是今年元旦档的最大赢家，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了打工人公认的吐槽嘴替。很多网友纷纷表示，这部聚焦当代职场现状的寓言式喜剧看得自己“又哭又笑”，既为其中过分真实的大公司现况感到无奈，也为导演对其精准的捕捉拍案叫绝。

近年来，“工作”在公共舆论和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发生了很多变化。上一代人谈起工作大多严肃认真，将其视为人生意义的重要寄托，实现跃迁的有效途径。如今年轻人们提起工作，更多在调侃和抗拒其中的无意义与潜规则。从群嘲“996是福报”到“00后整顿职场”，都反映出这种变化。

从集体主义统领一切到个人主义盛行，打工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科技发展也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但看似注重个人的高科技企业，随着发展壮大，也走向了叠床架屋的结构，“互联网黑话”背后还是那套熟悉的官僚主义。《年会不能停！》的导演兼编剧董润年接受采访时称，这个剧本其实受到很多传统喜剧的启发，其中包括相声大师刘宝瑞的作品《连升三级》——一个发生在明朝的故事。

无论网上对职场有多少调侃，真实生活中我们还是不免循规蹈矩，有多少年轻人真的敢“整顿职场”。（否则也不会有“好学生受害者小组”这样的群落。）同样是在高科技公司，美国打工人们也有相似的困扰。他们也相信“天道酬勤”“努力就会成功”这些优绩主义社会的信条，所以当裁员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倾向于责怪自己。

除了白领精英，那些不得不从事“3D”工作（Dull，Dirty，Dangerous，即枯燥、肮脏、危险)的人，境遇又如何？我们将结合《脏活》和《一人公司》两本深度调查美国职场的著作，探讨当集体主义逝去，优绩主义破灭，我们如何解决工作中的意义感？当职场梦想破碎，将一切寄托于自己的努力，还是唯一的出路吗？

最严重的工伤，是配合“草台班子”演出

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起，人们就开始感到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一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每个劳动者都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一道工序、一个环节，却失去了对整体工作成果的掌控。相比于为工作的成效感到迷茫，失去意义感，初入职场的人受到的最直观冲击，可能是意识到“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年会不能停》剧照。

这句流行语的本意是指，表面上光鲜亮丽，实际上各种问题漏洞百出，到处都有混子、投机者，认真、踏实做事的人没几个。如果把这句话推到极致，可以说那些看似“高级”的工作运行，恰是由一些难以见光的工作作为支撑的。美国调查记者埃亚勒·普雷斯把这种工作形象地称为“脏活”。

普雷斯指出，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工作有道德瑕疵，但它存在的悠久历史恰恰说明作为集体的人类社会一直默许着这类工作的存在。这反映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为了维持社会系统光鲜运转的许多工作是我们都不愿意做的，我们选择对其视而不见，但总有人需要承担它。

顾名思义，“脏活”是一些对他人采取暴力或施加伤害，却对社会秩序的维系起到某种不可或缺作用的工作。这类工作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比较极端一点的，例如反犹主义在德国盛行时从事具体迫害的人，对此，许多民众——体面的“好人”们——会公开表示反对，却私下“默许”。更近一点的，例如在刚刚经历的疫情中，美国许多屠宰场中的拉美裔劳工为了满足大众对廉价肉品的需求，在极端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大规模屠宰动物。

普雷斯认为，承担“脏活”的劳动者往往不得不承受它带给自己的道德伤害：不论是替光鲜体面的政治家行见不得光之事，还是在工业化屠宰场大规模宰杀动物，这些都让从事脏活的劳动者们承受污名化甚至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脏活的存在远比我们想象的普遍。很多工作都潜藏着道德成本。即便是高科技公司、金融企业的白领员工，也有可能被置于从事“脏活”的境地。

普雷斯在自己的专著中举了在谷歌工作的劳拉的案例。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高才生劳拉曾在谷歌参与一个改进谷歌图像数据分类的机器学习项目，踌躇满志的她原以为这项技术能够更好地便利于人们的生活，然而，她最终发现这是谷歌秘密开发的“梅文计划”，这项与美国国防部签订的人工智能项目，是为了增强美国军方无人机的跟踪、识别车辆与行人的能力。

劳拉深感震惊，“她曾经认为，扫描世界上所有的书籍，覆盖非洲十亿用户，这些才是谷歌的使命。” 其中，并不包括帮助美国军方。对于大型高科技企业中的员工来说，这种“无意中的为恶”可能是他们经常面对的困境。

在互联网公司带着满腔热情参与头脑风暴，认为自己能够提供真正有益于他人的创意，最终却发现自己不过在服务于用“人性下坠的力量挣钱”，生产“奶头乐”产品。比起困惑于工作的成效，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是在“助纣为虐”往往是一种更严重的“精神工伤”。

普雷斯指出，在一个公司系统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工作逐渐被规范性技术分割成了无数细小的步骤，人们被迫只能专注于自己被分配的任务，难以纵览全局，这也让工作的道德后果变得不可见，“无意中为恶”自然就很容易发生了。

《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美] 埃亚勒·普雷斯 著，李立丰 译，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像劳拉这样在高科技企业工作的白领们，虽然理应对“脏活”看起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话语权，但他们也确实更难说服自己相信掩饰在重重“黑话”之下的工作真的能造福社会。白领们的这类“脏活”或许不会如屠宰场的工人们那样遭受到公众如此赤裸的道德谴责，但他们内心意义感的煎熬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为搞钱：把自己当作一家公司

《年会不能停！》中的胡建林（大鹏饰）对于工作无疑是忠诚的，他带有上世纪末劳动者的传统敬业精神，认为自己能被总公司选中是因为自己曾经获评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对于很多老一辈的企业家，这种“以厂为家”的精神并不罕见，前不久登上热搜的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便是一例。不过，当她因亲自挑选的秘书孟羽童“不务正业”，“只想着借用格力的平台当网红”而对其加以痛斥时，网友们的回应却是“公司画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一种典型的pua”“年轻人已经不好骗了”。

时过境迁，在工作中谈忠诚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式。美国人类学者卡丽·莱恩通过18个月的田野调查、9年的跟踪寻访，与400多位高新技术行业的失业者的深入交流后发现，取代“忠诚”的是一种对个体力量的无限信仰。

换言之，在一个工作机会高度不确定、职场环境也常常难以令人满意的时代，人们开始笃信只有自我才足以信赖，工作的意义不应寄于外物，一切来自于公司的允诺都可能是虚幻的。劳动者不应再将自己视为被雇佣者，而是应该把自己视为一个“一人公司”去经营。他们需要精心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随时搜集整合市场变化的信息并作出反应。

美剧《硅谷》剧照。

也正因为应该把单独的个人本身视为公司，而不要寻求太多与就职的职场的联系，包括情感与信任的投入，“一人公司”的观念非常容易导出工作在价值理性意义上的无意义。工作只为搞钱，不要动感情，随时抽身而出，成为新一代的工作伦理。

莱恩在书中提到一位2001年在科技公司失业的员工恩里克，作为“一人公司”理念的信奉者，他一方面在工作中强调“大家都没什么忠诚可言。如果别人让我做同样的事，却给更高的薪水，我就会走人”，另一方面在私人关系中却把忠诚当作最为重要的品格。

“一人公司”的理念导致同一种价值观在职场与私人生活的分裂，这种分裂也让工作被驱逐出“生活”的领域，成为彻底的逐利工具。尽管莱恩讨论的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美国社会，但这种现象无疑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莱恩试图提醒人们“一人公司”理念隐藏的风险。她认为，毕业于名校、深受优绩主义感染的年轻人们尤其容易接受这种理念。他们更相信成功更多维系于自我的规划和掌控，并因此对失业等问题怀有一种有些分裂的态度。

一方面，他们为失业感到难过，另一方面，他们很少将其归咎于具体的公司或是领导，而是认为是“大环境”使然——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每个人都没有选择。而谁能摆脱这种境遇，则取决于个人的才干。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美]卡丽·莱恩 著，李磊 译，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在“一人公司”的话语叙事下，忠诚不仅不被作为推崇的价值，甚至遭到嘲讽，因为这意味着个体容易跟不上变化的潮流，也缺乏对自己命运的掌控。相反，失业甚至会成为某种勋章。

莱恩认为，这种话语融合了新教的工作伦理和传统的典型美式创业精神，把当代就业的总体不稳定特征建构成了一种风险和机遇的结合体：个人凭借自己的才干迎接挑战，应对变化，失业本身是一种主动选择迎接风险的结果，它不反常，也不悲剧，而是与一种自我独立、自我掌控的意愿相连。

结合社会语境，“一人公司”观念对不同的个体的影响差别也很大。莱恩非常敏锐地发现，在高科技行业，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因为失业感到焦虑。一方面，“一人公司”的这种自主性想象和社会传统的“自立的”男子气概能实现联盟，这使得接受这一价值观的男性即便失去工作，依然可以将独立地操持家庭视为一种维系男子气概的方式。

另一方面，随着女权主义和有关家庭的文化争论日益激烈，女性反而更多地将自我认同维系于职场的表现上。莱恩指出，对于很多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如今不做有偿工作、或是失去工作，成为了一件充满文化焦虑的事情。

对于接受“一人公司”价值观的人，莱恩觉得他们更多是在进行一种策略性的文化表演和情感劳动，在内心深处，没有人不为失业而焦虑。这正是“一人公司”理念对劳动者产生的伤害，劳动者承担结构性的不幸，却回避乃至羞于直面它，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中痛苦地维护自主掌控命运的幻觉。更重要的是，劳动者们难以向彼此示弱和寻求帮助，也不信任社群和组织的力量，这使得缓解失业困境的种种集体行动也失去了可能。

美剧《硅谷》剧照。

“忠诚”祛魅之后，工作的意义何处安放？

莱恩的研究似乎导向一个令人失望的结论，在“忠诚”祛魅之后，把自己视为公司，灵活逐利，只为搞钱，似乎也很难让年轻人工作得开心。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依旧占据了每个人生活时间很大的比例。意义感确实难以在工作中寻求，但断言工作与意义感绝缘，前景会更难以忍受。

美国一位加尔文主义的牧师提摩太·凯勒曾经写过《工作的意义》，他在书中站在宗教的立场给出了一个抚慰了很多职场人士的回答：我们可以将意义寄寓于宗教。他认为，当下人们常常把自己的这份工作为他人做出的贡献当作纯粹谋生之外意义感的来源，但这并不足够。

“如果你的目标是服务他人，那你就会认为他人应该为你工作中承受的痛苦负责，并对工作的回报有了更多要求。”而《圣经》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服侍工作本身”，而非服务他人。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真正参与到社会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是仅将其视为一个用来与他人竞争逐利的场所。

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种近乎“天职观”的工作观念或许听上去有些空泛和难以理解，但其核心意旨仍然是人在工作中的价值感需要在与他人（或是某个观念社群）的“联结感”中获得。莱恩同样也认为，松散的“一人公司”仅仅服从工具理性，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这样的职场势必演变成弱肉强食的冰冷丛林。人们需要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在社群的彼此支持中获得意义感。

《年会不能停》剧照。

莱恩调研的高科技行业失业群体很多会自己组织一些互助小组，在这些小组的活动中，遭遇相似困境的前白领们互诉衷肠，具体地谈论自己的遭遇以及为了改变现状付出的努力——尽管主导活动的价值观依然是“一人公司”的那种个人主义原则，但这种袒露自我后的抱团取暖确实有真正抚慰到莱恩的受访人，“有些找到工作的人，反而开始怀念起这种小组”。

在这个意义上，“草台班子”的年会自然人人吐槽，完全可以停，但每个人心中依旧需要一场真正的“年会”，在其中，有职场中人与人真实的联结，有意义感可以安放，也有真正的行动可以产生。

作者/刘亚光

编辑/荷花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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