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佚名的《越人歌》中有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此处的“心”指代的就是那个对鄂君子晳产生好感与喜爱之情的榜枻越人。

“心”即我，并且是构成“我”此刻所有感觉、情绪与思想的核心。在古人看来，当我们对外物或他人产生情绪波动或情感——无论是仇恨还是喜爱——时，真正说的其实是位于我们身体中的“心”对此所做出的主动反应，因此“心”就是个体精神与灵魂的所在之处，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使得我们成为“万物灵长”。

根据美国心脏病专家与内科医生文森特・M.菲格雷多研究心脏的文化史著作《超凡之心》，作者纵观各种文明关于心脏的认知与理解，最终发现，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还是古印度与古中国人，“都把心脏抬高到今天大脑所处的地位，即灵魂、情感、思想和智力的所在”，它始终被置于人类感觉的中心。

对于中国古人而言，“心即理”，而对于中世纪的教会而言，“心与神相联结”，通过“心”这一中介，个体得以感知宇宙运行的自然以及与神照面。“心”是个体与人类具有或能够实现超越的核心要素。那么，对于“心（心脏）”的这一认识在科学与哲学上又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呢？理性化的认知是否带来新的问题？

“心”与“心脏”

的联系与差异

在菲格雷多《超凡之心》的中译本中，译者往往把“heart”翻译成“心脏”，虽然有些地方也使用“心”，但依旧会在这一字之差中错失古今关于“heart”的微妙认知差异。

其实在菲格雷多所建构的“心（脏）之文化史”中，总有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是各种文化中医学对于人体之中作为器官的心脏的研究；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人们对于“心”这一意象的使用，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当时关于心脏的医学认知上，但却始终并未受其限制，反而在这一基础上建构出了庞大且复杂的关于“心”的文化意义系统。

由于古人科学与医学技术的有限，关于心脏的医学认知中往往充斥着大量的推理与臆测，更重要的是这些认知往往受制于当时特定的认识论框架，因此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认识心脏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探索人类灵魂寄居于何处这一哲学问题，因此才会出现心脏中心论者（cardiocentrist）和大脑中心论者（cerebrocentrist）之争，前者以亚里士多德与盖伦为滥觞，后者则以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为代表。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亚里士多德对于心脏与灵魂关系的联系或许是特例，但菲格雷多在其他古代文化中——如苏美尔、古埃及、古中国和古印度等——则发现，他们“都是心脏中心论者，他们认为心脏才是人体内情感、思想和智力的所在，而不是大脑”。

《超凡之心》，[美] 文森特·M.菲格雷多 著，武忠明 译，未读·探索家｜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那么为什么心脏会成为诸多古文明中关于人类情感、思想和智力的核心呢？《超凡之心》的作者对此并未深究，但却也给了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即“这些古代文明都认同，跳动的心脏代表生命”，重点便在于心脏是能够“跳动”且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动态之中的，而当它停止跳动时，个体的生命也便随之结束。因此，“跳动着”（beat-ing）本身就代表着生命之流的活跃，象征着人的存在就是不断地运动。在诸多人体器官中，心跳对于个体的感知而言是最直接的，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它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由此也为其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功能，如思考与情感能力等。相比之下，大脑则始终处于静默之中，人们难以直接感受到它的运作以及对于我们生命的持续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古人的认知中，它的功能自始至终都是隐而不显的，只有伴随着解剖学、生物学与生理学等科学研究的进步，人们才能发现人体的运作模式及其秘密。对于古人来说，直接的感受与生命的存在状态更加贴近，而非以一种客观的知识系统来统摄我们感知觉所形成的直观。

电影《机械心》剧照。

也正因此，我们应该稍加注意，当古人提及“心”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往往不仅仅只是人体内跳动的心脏，还有围绕这一器官所形成的一系列象征功能与文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古人所谓的“心”及其内涵往往大于作为“器官之王”的心脏，即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尤其在现代医学的知识中，古人对于心脏的功能理解往往是有限或错误的，对于心脏所承担的诸多文化意义的想象也大都武断且随意。

尤其伴随着17世纪西方科学开始把心脏仅仅看作是供给人体内血液循环的一个机械泵时，古代围绕着心脏而建构起的“心”之功能与文化原本应该随之崩塌，但有趣的是，它们不仅没有伴随着心脏的机械化转向而衰败，反而依旧拥有强势的力量影响着以后的人类文化与人们对于心脏的看法。因此在关于“心脏的文化史”中还潜藏着另一条线索，即“心”与“心脏”的联系与纠缠，两者彼此影响的同时又彼此独立地发展。当心脏的“器官之王”身份被现代医学所推崇的大脑所取代后，“心之文化”却并不需要为之陪葬。

尤其当中世纪天主教会把亚里士多德与盖伦关于心脏的认识——“灵魂居住于心脏”——认定为唯一可接受的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真理时，不仅医学对于心脏的研究受其制约与影响，而且也由此催生出更加生动且复杂的“心”之文化。如在11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心脏的形象开始代表耶稣的心”，随之衍生的便是心脏的新含义，如“成为忠诚和真理的象征……代表对家庭或对上帝的爱”，以及我们当代依旧在使用的心形符号的雏形也开始出现，从宗教到世俗文化，再被其后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征收与发扬，进而通过西方强势的文化影响力而传遍于世界。菲格雷多发现，“现代的心形是一种表意文字，一种抽象图案，而非解剖学上的正确呈现”，由此也再次印证我们所说的“心”与“心脏”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电视剧《问心》剧照。

心脏的衰落与理性的升起

在《超凡之心》中，菲格雷多以一种线性史观来重现心脏地位不断衰落的历史，尤其伴随着17世纪诸多医学与科学家的研究，他们渐渐修改了古人关于心脏的看法且指斥其中存在诸多谬误。英国国王御医威廉・哈维最终在1628年的《论动物心脏和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中描述了心血循环系统——“心脏如何向全身‘泵’血”——由此他使用了一个新的比喻来重塑心脏的形象与地位，认为它就像在17世纪已经广泛使用的各种机械泵一样，承担着一种机械的功能，而并非古人所以为的是灵魂的寄居之处，“但哈维仍公开表示心脏是情感的所在，并没有挑战它形而上学的一面（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现在，“心脏只不过是一个泵”，是人体这个复杂的机械系统中一个重要的零件而已。

电影《机械心》剧照。

菲格雷多并未对哈维把心脏比喻成“泵”做过多的解释，但依旧给出了相关的线索，即区别于古希腊的盖伦等人对于心脏的比喻，哈维所处的启蒙时代以及诸多机械的发明，使得他能够为心脏赋予一个符合他所处时代的形象，而在这背后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认识论的改变。就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其《超越身体边界》中所指出的，在16世纪的西方，对于身体机械化的灵感模型恰恰来自于那些从外部移动的工具，如泵或杠杆，它们为理解人体及其运作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框架，因此从17世纪到18世纪，身体开始被想象成一种有机的、能够自我移动的机器，伴随着活力论与“本能”理论的兴起，身体内的诸多器官如今被认为能够如机械一般在内在动力的触发下，自主且完美地运动，而不需要依赖任何外力。哈维对于心脏是个“泵”的比喻恰恰就出现在这样的认识论背景中，不仅心脏是一个机械，其他的人体器官同样如此，它们既彼此联系又互相独立，完美且完善地驱动着身体这个机械。而伴随着“本能”的发现，曾经寄居于人体的灵魂也不再必要，肉体和灵魂由此分离，而这一范式在笛卡尔那里达到巅峰。

《超越身体边界》，[意]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著，汪君逸 译，光启书局，2023年7月。

正是在这场认识论战争中，心脏失败了，它不仅失去了自己曾经“器官之王”的身份，而且也“不再被认为是灵魂的所在，也不再是上帝与人交流的地方”，“心脏只是一个器官，只对我们的情绪和感觉做出反应”，它不得不拱手让出曾经被赋予的诸多功能。如今，它们都属于大脑，大脑成了个体智力、情感和行动的核心中枢。

心自有其理，

非理性所能及

心脏虽然从人类的情感与精神中退场了，但围绕着“心”的各种文化却并未随之衰退，菲格雷多指出，“心脏变得仅仅在比喻上是爱、勇气和欲望的源泉，但这个比喻一直深入人心”。尤其在各种艺术中。菲格雷多称其为“heART”（心艺），“心”中本就有艺术（art）。

围绕着“心”的各类元素、形象与隐喻的表现层出不穷，且不仅仅只出现在宗教艺术与文本中，而是普遍地成为西方艺术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并且还被各种大众文化吸收，如菲格雷多发现在15世纪印刷机发明后所出现的商业生产的扑克牌上，红心便代表着神职人员；不仅如此，“心”还在各种语言中承担着重要的意义，菲格雷多在第二十八章《“heart”一词》中便主要罗列了它在英语中的各项含义、使用和意义，而它们大都围绕着我们祖先们对于“心”的看法，“心脏创造了情感，给予了勇气，承载了记忆，并容纳了灵魂”。

医学视野中的心脏及其历史属于现代医学领域，对于一般人而言则大都是各种晦涩的专业术语与名词，心脏作为一个对象被认知，既与我们有关，却又似乎与我们无关。曾经古人赋予其上的灵韵如今已被科学的目光所清除，剩下的就是实验台和心脏科医生手里的一个器官。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科学实践，才让现代人得以避免诸多心脏疾病，甚至就连心脏移植这一在古人看来耸人听闻的行为在如今都已经变得习以为常。

《唐顿庄园》剧照。

我们离心脏很近，却又很远，它依旧在我们的身体中跳动着，主宰着我们的生命。那些科学知识似乎依旧不会影响我们所继承或说是切身感受到的诸多关于“心”的情绪与感觉，它们既是构成我们自我认知的重要文化，也是不断创造着人类关于可能性的源头，因为当我们听到“心悦你”、看到心形的时候，依旧能立刻明白它所表达的含义，而非仅仅指代我们胸膛中跳动的这颗心脏。就像作者在第十七章引用了英剧《唐顿庄园》中老夫人的话所暗示的，“我不是个浪漫的人，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心脏不仅仅是用来泵送血液的”，而这恰恰是现代医学与科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人真的会“心碎”吗？心脏真的仅仅只是一个机械而与我们的情感毫无关系吗？如果我们不是由“心”决定的，那我们又是谁？

电影《机械心》剧照。

菲格雷多在最后一部分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医学对于心脏的新理解，认为它与大脑并非如17世纪启蒙医学所认为的那样非此即彼，而更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更加深刻的联系与互动。所谓“心脑连接”，心脏不仅仅只是泵血那么简单，它同样“影响着我们的情感活力，它与大脑共同负责，确保我们的心理、精神和身体健康”。因为无论是个体还是我们的身体都不仅仅只是一台全自动的有机机械，它同样是一个承载着复杂且繁盛的感知觉的存在，因为它就是生命，而生命本身则是流动不息的。

无论医学如何能够精准且深入地研究出各类人体器官的功能及其运作原理，最终他们还是无法忽略人体具有的内在感受力，就好像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人们所谓的“心悦”是什么样的喜悦、“心碎”是怎样的痛苦？它们是无法被计量与统计的，而仅仅是感觉的强度，是康德所谓的快与不快（pleasant/unpleasant），关乎我们自身，且无概念依傍。这同样是人类/人体的宝贵能力，是古人寄于“心”中的生命力量。

《超凡之心》的作者最终以帕斯卡尔《沉思录》中的一句话结束本书，“心自有其理，非理性所能及”。菲格雷多就此说：“我认为帕斯卡尔说得对，我们知道某些事情是真的，但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而是因为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或许，这才是人类最精彩也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我们有一颗始终跳动的心，而它的每一次跳动都意味着新的差异和未知的诞生，由此生命之流才会奔涌不断，我们的生活才是值得的。

作者/重木

编辑/走走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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