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人海之间》，杨斌，北贝｜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2023年9月。

变生榻寝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二日凌晨，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宫女杨金英联合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等十几人将打好的绳结套在了天下一人，也就是睡梦中的嘉靖皇帝（1521—1567年在位）的脖子上，然后使劲拉紧绳子，嘉靖顿时陷入昏迷。可是，这绳子打的是死结，嘉靖昏而不死。眼看事情就要败露，宫女张金莲非常害怕，便向皇后报告。经过救治，嘉靖免于一死。这一年是壬寅年，这次宫闱之变便称为“壬寅宫变”。

皇帝差点被宫女勒死，这是自秦始皇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年帝制空前绝后的丑闻，“当是时中外震惶”。嘉靖自知此事和“朕德不修”有关，内心七分惊恐，三分羞惭。宫变之后，他派成国公朱希忠等告谢天地、宗庙、社稷及应祀神祇，并说道：“群婢大肆逆谋，实变出非常。仰荷天地、祖宗、皇考妣、百神佑护，以致朕躬安宁。”

关于壬寅宫变，明代史料记录模糊。对于事件的起因，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犯罪动机只字不提，因为涉及皇帝本人的德行，故为圣人讳。其实，当时已经有人了解或推测实情，只是不能妄议。现在的学者也大致知道起因，那就是嘉靖皇帝为求长生不老，沉迷炼丹，在身体与精神上虐待宫女，后者不堪其辱，采用了旁人不敢想象的反抗手段。

炼丹，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并不稀奇，为何嘉靖皇帝的炼丹会凌辱宫女呢？不妨看看明人的记录。嘉靖驾崩当年出生的谢肇淛（1567—1624）粗略地介绍了宫女在炼丹中的角色：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正者，一切病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候其天癸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磁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干，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嘉靖死后十一年出生的沈德符（1578—1642）还指出选秀和炼丹的关系：“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三十一年）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三十四年）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铅，云久进之可以长生。”童女进宫后，“嘉靖间，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沈德符一针见血地指出：“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将房中术与长生术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直接批评了嘉靖炼丹求长生的同时，其实也是制春药求床笫之欢。

“取童女初行月事”则大致指向了炼丹一事对未成年少女，甚至女童的凌辱和摧残。至于细节，我们虽然无从得知，但当时的朝鲜使臣曾说过，宫女“若有微过，多不容恕，辄加棰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可见嘉靖之暴虐。无知无识又与家人隔绝的宫女，最终采取了勒死皇帝这个她们知道是大逆不道的手段，可以想见她们被凌辱到何等地步。

壬寅宫变的直接起因是嘉靖炼丹对宫女身心的摧残，而关于嘉靖炼丹，史学界一般谈到的就是谢肇淛、沈德符所说的红铅丸，需要童男女的小便或月经初潮，以及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材料。其实，从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洋传入中国的龙涎香，更是嘉靖炼丹的关键成分，不可不说。自唐代起，龙涎香就从阿拉伯世界传入中国，作为香料使用。到了宋代，龙涎香更成为最受欢迎的合香原料，故“泉州一号”这艘香料之船当中也有发现。由于其价高昂，各种仿制的龙涎香在南宋时已层出不穷，记载龙涎香使用和制作的香谱也不断涌现。不过，无论是唐代还是宋代，龙涎香并没有作为药物使用。从香料到药物的转变，是在明代完成的，道士和嘉靖皇帝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大约就在壬寅宫变前后，嘉靖皇帝开始频繁求购龙涎香。在道士指导、辅佐嘉靖皇帝炼丹的几十年中，采办金、银、灵芝及各种香料便成为宫廷一大要务，数十年内动用全国之力求索孔急。其中龙涎香因为与印度洋直接贸易的中断尤其匮乏，成为嘉靖炼丹的短板和关键。龙涎香的缺乏，使得嘉靖皇帝异常烦躁与苦恼，甚至大发雷霆。

“龙涎香十余年不进，臣下欺怠甚矣”

大约在1542年后，龙涎香开始进入嘉靖的视野。《明史》记载：

“又分道购龙涎香，十余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使者请海舶入澳门大致在1556年，往前推十余年，则购龙涎香就在1540年代初。又，嘉靖十八年（1539），梁材任户部尚书，“醮坛须龙涎香，材不以时进，帝衔之。遂责材沽名误事，落职闲住”，则醮坛用龙涎香在用灵芝等炼丹之前。由此看来，搜求龙涎香在1540年之前。不过，炼丹似乎需要龙涎香甚多，所以《明实录》中有关文献集中于1550年代，不妨引述如下。

“嘉靖三十年（1551）七月”，“命户部进银五万两，仍论起自明年每五年一进银十万两，复敕分道遣人购龙涎香，无得枉道延扰”。这是嘉靖第一次下旨购买龙涎香，而“无得枉道延扰”不过是表面文章。“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上谕辅臣严嵩等户部访买龙涎香至今未有，祖宗之制宫朝所用诸香皆以此为佳，内藏亦不多，且近节用非不经也，其亟为计奏？嵩等以示互户部，部覆此香出云广僻远之地，民间所藏既无，因而至有司所得以难继，而止又恐真赝莫测。不敢献者有之，非臣等敢惜费以误上供也，疏入。上责其玩视诏旨，令搏（博）采兼收以进”。

看来，从1551年夏下诏“分道遣人购龙涎香”，整整三年并无所获，所以嘉靖颇为诧异。他对严嵩说，内库藏龙涎香不多，自己的使用也很节俭，究竟该怎么办？严嵩把嘉靖的问话传给户部，户部的解释是龙涎香产自云南、广东偏僻之地，民间也没有什么收藏，所以三年来买不到；此外，大家对龙涎香不熟悉，不知道真假，即使有龙涎香者，也不敢进奉；因此，绝不是户部为了省钱而不买或买不到龙涎香。嘉靖看到这个回复十分不满，指责户部轻视他的旨意，要求“搏（博）采兼收以进”龙涎香。

龙涎香。

嘉靖对户部不满也不是没有根据。实际上，1554年距他下诏求龙涎香已经十多年了。《明实录》“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记载：“先是上命访采龙涎香十余年尚未获，至是令户部差官往沿海各通番地方设法访进。”十多年来一无所获，嘉靖不能不疑心户部阳奉阴违，所以在1554年的旨意一年之后，嘉靖再次命令户部派人到沿海各地寻访龙涎香。

然而，嘉靖的愤怒和户部的努力并没有带回龙涎香。到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嘉靖大发其怒。“上谕户部，龙涎香十余年不进，臣下欺怠甚矣，其备查所产之处具奏取用。户部覆请差官驰至福建广东会同原委官于沿海番舶可通之地多方寻访，勿惜高价，委官并三司掌印官各住俸待罪，俟获真香方许开支疏入。上姑令记诸臣罪，克期访买，再迟重治，仍令差官一员于云南求之其官民之家有收藏者，许自进献给价。时采芝、采银、采香之命并下，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论者咸归罪陶仲文、顾可学云。”他指责户部“龙涎香十余年不进，臣下欺怠甚矣”，要求户部详细提供龙涎香产地的信息，以备访买。而户部在高压之下无计可施，也只能重复过去的措施，加大力度，请批准再派一名专任官员前往福建、广东，会同前一年派去的官员一起，到“沿海番舶可通之地”，不惜高价，寻访龙涎香。当时明王朝仍在海禁当中，外国海船可以到达的地方其实也就是澳门—广州而已，且以葡萄牙人为主。“委官并三司掌印官各住俸待罪，俟获真香方许开支疏入”，也就是相关官员在获取真的龙涎香之前，待罪停薪。在这样的措施之下，嘉靖稍觉安心并略发慈悲，“姑令记诸臣罪，克期访买，再迟重治”。同时命令另派官员去云南，鼓励当地官民进献龙涎香，并提醒官府按照市场的价格购买。大概嘉靖当时炼丹到了紧要关头，所以这一年采办灵芝、天真银和龙涎香的旨意一道接一道，“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于是人们纷纷怪罪挑起炼丹之事的陶仲文、顾可学。如沈德符所记：“当炼芝时，用顾可学、陶仲文等言，须真龙涎香配和，并得矿穴先天真银为器，进之可得长生。于是主事王健等以采龙涎出，左通政王槐等以开矿出，保定抚臣吴岳等献金银砂，所至采办遍天下矣。”

就这样，1556年大明王朝出现了整个帝国采办动员的高潮。全国总动员还是有效的，大约三个月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广东布政司进龙涎香一十七两”；第二年（1557）“嘉靖三十六年七月”，“福建抚臣进龙涎香拾陆两；广东抚臣进龙涎香十九两有奇”。看来王健颇有作为。那么，王健采取了什么新措施呢？

《明实录》“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记载：“先是，遣主事王健等往闽广采取龙涎香，久之无所得。至是，健言宜于海舶入澳之时酌处抽分事宜，凡有龙涎香投进者方许交商货买，则价不费而香易获，不必专官守取。部议论以为然，请取回奉差。”最初王健也是一无所得，后来采取了一项新措施，要求所有外国的海船到“入澳之时”，必须先“投进”龙涎香才允许买卖；王健认为这样不但可以获得龙涎香，而且价格便宜，同时也不用派驻专官守在当地，可谓一举三得。户部看了这个建议也觉得可行。这样，购买龙涎香就和明王朝的海洋贸易、对外政策结合起来，成为外国海商到中国交易的前提。这就为明王朝允许葡萄牙人入驻澳门留下了伏笔。

可是话说回来，两年的倾国之力不过搜罗了两斤多一点龙涎香，实在说不过去。到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八月”，“上谕户部，向所进龙涎香皆非真者，近有一二方是，其令用心采取以进”。此处嘉靖指出，此前所献龙涎香多数都是假的，只有一两块是真的，希望户部继续用心采办。此时，嘉靖似乎已经了解到龙涎香的难得，所以对户部也抚慰为主，口气缓和了很多。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八两龙涎香换七百六十两白银

从1540年前后到1562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嘉靖火急火燎地下旨，动员全国力量，也不过搜求得龙涎香数斤而已。然而，1562年的一场火灾，将嘉靖所有的龙涎香和其他香料几乎毁为一炬，即刻导致另一场举全国之力的运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上谕内阁，自访取龙涎香以来，二十余年所上未及数斤，昨尽毁于火，其示耀设法取用。于是户部覆请遣官至闽广购之。诏官不必遣，即令所在抚按官急购以进京师，商人有收得者令平价以售，有司毋得抑减；仍别购沉香、海聻香各二百斤，杂香品各二三十斤。”

其中“耀”即户部尚书高耀。大火烧掉了所有的龙涎香，嘉靖就让高耀设法急速购买龙涎香；户部便老调重弹，准备派官去福建、广东督办；嘉靖下旨说不必如此，闽广两地所在官员办理即可；并特别提醒官员，如果商人有售龙涎香，不得压价；此外，除了龙涎香外，还需要“别购沉香、海聻香各二百斤，杂香品各二三十斤”。

两个月后，户部尚书高耀“购得龙涎香八两献之。上喜，即命价银七百六十两；寻以耀用心公务，与欺怠者不同，加太子少保，耀疏辞，不允”。《明实录》此处记载颇有玩味之处。首先，户部受命寻访龙涎香，结果户部尚书，也就是户部的第一长官却私人进献了龙涎香，这实在不合常理。其次，户部督办此事，动员东南各地寻访，三个月毫无成效，反而是身居北京的户部尚书本人得到了龙涎香，这户部长官将自己掌管的部门以及东南抚臣置于何面目？而且，户部尚书又是从何人何处得到龙涎香呢？再次，八两龙涎香，嘉靖居然回报白银七百六十两，相当于黄金八十两以上。这个价格比一些宋代文献推算的价格还要高，实在离谱。而按照明末严从简的记载，南巫里龙涎香的价格不过每斤（十六两）值中国铜钱九千文（九两白银），嘉靖给的价格约是其一百七十倍。这或许是嘉靖千金买马骨的大手笔？此外，《大明会典》“内府估验定价例”中规定“龙涎每两三贯”，这个低廉的价格当然不可能买到龙涎香。最后，高耀不仅获得七百六十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嘉靖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以奖励他“用心公务，与欺怠者不同”；虽然高耀推辞，可是嘉靖不许。话说回来，作为户部尚书，寻访龙涎香不过是他的本职工作。其中的确大有端倪。

《明实录》接着说明了其中的原委：“初，大内灾中人有密收得龙涎香者，至是会上索之急，耀阴使人以重价购之禁中，用圣节建醮日上之，遂大称旨。云耀初以贿结严世蕃，致位八座，其典邦赋以赃秽著闻，及是世蕃既败，知不为公论所容，乃诡遇以要结上，知为固位计，盖小人患失如此。”到此，真相大白。高耀的八两龙涎香其实就是嘉靖皇帝的，宫中火灾时有太监火中取得，高耀得知后重价收购之，而后趁着道教做仪式的黄道吉日献上，获得了嘉靖的欢心。高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年的高位是贿赂结交严世蕃而来，而此时严嵩、严世蕃父子已经败露，舆论对高耀极为不利，高耀遂借机讨得嘉靖的欢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高耀献香三天之后，“福建布政司进龙涎香十八两”，数量虽少，对嘉靖皇帝来说却是个莫大的安慰；次年（1563）“四月七日”，广东献“龙涎香六十二两有奇”。广东一次居然奉上龙涎香近四斤，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可谓不凡。其实，这么多数量的龙涎香来自葡萄牙人，他们数年前已经蒙明王朝恩准居住澳门，所以愿意把从印度洋购得的龙涎香卖给广东抚臣。二十天后，“福建抚臣进龙涎香八两”；约四个月后，“福建抚臣进龙涎香五两”。福建的“八两”“五两”都说明了龙涎香在澳门之外的稀少与难得。

可是，炼丹所需的龙涎香数量远非数斤可以解渴。到了1565年，嘉靖皇帝再次失去耐心，龙颜大怒。“嘉靖四十四年（1565）二月”，“上谕：内阁曰累年诏户部访取龙涎香，至今未足三四斤数。此常有之物，只不用心耳。昔梁材诽为世无之者，皇祖《永乐大典》内有此品，且昨斤两不足，虚费价。耀尝加恩，如何似此忽诸？于是户部尚书高耀皇恐待罪，请遣使广东、福建趣抚按官百方购之。上曰：香品，旧例用制万岁香饼，非因斋修，梁材诽慢，尔等何为效之？其实访取真品是也，每次以三五斤进用。已耀先购一斤八两进之，云得之民间物也”。

嘉靖首先指出，这几年户部访取龙涎香不过三四斤，而且斤两不足，浪费银钱；龙涎香是“常有之物”，户部不能买到，实在“不用心”；然后他拿因为进献龙涎香不及时而被免职的梁材为例来警告户部，说过去梁材胡说龙涎香是史上罕有之物，可是《永乐大典》中就有记载，怎么会买不到呢？而后嘉靖敲打了户部尚书高耀，说他此前因为进奉了八两龙涎香而“加恩”，现在为何如此怠慢此事？高耀本来就担心自己地位不保，嘉靖的指责让他诚惶诚恐，回奏说再派专任官去广东、福建敦促地方官购买。嘉靖对此也没有办法，只是借机为自己辩护说，他需要龙涎香，不是因为道教的“斋修”（也就是道家仪式以及炼丹）需要，而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制作“万岁香饼”而已，这样来防止群臣批评他滥用国库修仙炼丹。他接着指示大家用心办事，每次只要三五斤即可。而高耀早有先机，此前已经进献龙涎香一斤八两，说是民间得来。这一斤八两很可能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势从广东得到，而伪称是从民间购买的。

1567年1月，嘉靖驾崩，寻访龙涎香的运动暂时告一段落。综合上述，明王朝全国动员访取龙涎香长达二十多年，这完全是因为嘉靖皇帝在宫内沉溺道教修仙炼丹的结果。《明史》总结道：“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又分道购龙涎香，十余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这不仅直接批评了嘉靖求道修仙而导致的奢靡浪费，而且隐约提到因为分道购龙涎香而引出葡萄牙人进驻澳门的故事。这和本文无关，按下不表。

《大明王朝1566》剧照。

积习难改

嘉靖驾崩之后，新皇帝穆宗朱载垕登基，年号隆庆（1567—1572）。他马上宣布结束龙涎香的购买，《明实录》记载他执行嘉靖遗诏之命，“停止其原建斋醮之所”，停止“广东采珠买黄白蜡降真香及与福建买龙涎香”等。不过，穆宗和嘉靖一样沉迷房中术，乱服春药，六年之后（1572）便驾崩了，时年三十五岁。他服用的春药里面很可能有龙涎香的成分。

穆宗皇帝登基之初便开放海禁（1567），也就是所谓的“隆庆开放”。不过，隆庆开放只是允许漳州一港对外贸易。虽然中国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迅猛发展，可是中国和印度洋的海上往来并没有恢复，因此龙涎香在中国依然极其稀缺。在现存明代漳州的两张税收货物单（分别是1589年和1615年）中并没有出现龙涎香，而檀香、沉香、没药、奇楠香、肉豆蔻、冰片、降真香、白豆蔻、血竭、束香、乳香、木香、丁香、芦荟等香料都在其内，并标明税率。这说明1567年明王朝开放海禁后并没有从海外贸易中获得龙涎香，原因在于：第一，东南亚本身不产龙涎香；第二，直到16世纪末，印度洋的龙涎香到东亚依然至稀至少，而葡萄牙人可能是唯一掌握龙涎香的势力。

到了神宗年间（1573—1620年在位），龙涎香再度在官方文献中出现。神宗与其祖嘉靖如出一辙，以九岁孩童的身份登基，年轻时异常勤政。他十五岁亲政，让人看到中兴气象，然而1588年之后神宗开始怠政，深居宫中，三十年不出宫门，不郊、不庙、不朝，耽于酒色，“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他的身体虚弱和病逝或许和服用春药有关，也正是在神宗时期，广东又开始进奉龙涎香。

张燮在1620年完成的《东西洋考》中引述了宫中购买龙涎香的事迹。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太监孙顺，为备东宫出讲题，买五斤，司札验香，把总蒋俊访买。二十四年正月进四十六两，再取。于二十六年十二月买进四十八两五钱一分，二十八年八月买进九十七两六钱二分”。张燮的说法得到《明实录》的证实，万历二十四年“户部题广州府照磨王应龙解龙涎香四十六两”，即张燮引述的“二十四年正月进四十六两”。如此表明，神宗至少在万历二十一年就有旨意访取龙涎香。

三年之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户部上言，典礼在迩，所需金、珠、宝石、名香等项，乞分派各省。上命俱于在京召商买办，惟龙涎香行该省办进”。则神宗皇帝知道北京是买不到龙涎香的，要买龙涎香必须到南方。六个月后，“户部进大珠、龙涎香，命内库验收，仍以大珠不堪及退出，未进者谕令精求速办毋误典礼”。“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广东巡按王以宁提议“协黔木价办龙涎香”，则说明万历年间一直还在求购龙涎香。根据以上购买龙涎香的文献，大致可推测，神宗皇帝继承了乃祖乃父的旧习，依然到南方采办龙涎香，而且大致可以肯定是用来制作春药。

1620年8月，神宗驾崩，年仅五十六岁。一个月后，在位不足三十天的明光宗服用红丸暴毙。由此可见，自宪宗以来明代宫廷服用道家春药，特别是嘉靖首创以龙涎香制作金丹的传统一直在延续。

以上明代文献大致说明，自16世纪中期嘉靖朝以来，龙涎香成为道士在宫廷为皇帝修炼金丹（无论是春药还是长生不老药）的关键原料。明代之前，中国对龙涎香的开发利用不过是当作香料而已，或熏燃或佩戴或加工制作合香，并没有开发任何药物价值，所以16世纪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龙涎香的药性极其陌生，不知道有什么龙涎香的成方。可是，正是在李时珍的时代，皇帝和道士在宫室之内展开了对龙涎香红红火火的试验，奠定了龙涎香在中医学中的基石地位。

作者/杨斌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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