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边缘的隐秘角落，监狱和囚犯长期以来无法被定义。在监狱这样的环境中，对自由、羞耻、遗忘等的理解往往也更为深刻。

从2016年开始，安迪·韦斯特（Andy West）在英国伦敦的监狱教授哲学课。他记述了前后四年发生在这些特殊课堂里的对话。四年间，他将身份、自由、欲望等话题先后带入监狱的封闭环境，尝试了解“学生”在这样的非传统环境中会如何看待、思考和争辩这些议题。课堂上，他时常无法控制讨论的走向，甚至回答不了“学生”的问题。但也恰是在这样的碰撞中，我们得以窥见人在面对极端束缚时的内心世界，进而重新思考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

正如安迪·韦斯特在书中所写：“我希望我能把这座监狱推倒，建一座更有想象力的：它的目标是治疗而不是只去限制犯人；它培养信任感与可信度；它对人不会如此极端剥夺，让他们连基本需求也要‘动心思’才能满足；它的安保警员能够分辨那些真正危险的犯人，而不是懒怠地认为所有犯人都是伺机而动的蝎子。”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自由活动时间》。篇幅原因，本文较原文有较大幅度删减。

《自由活动时间》，[英]安迪·韦斯特 著，李亚迪 译，未读·思想家/未读|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版。

羞耻

清晨五点，太阳刚升起时我就醒了。大雨斜着倾泻下来，我出门往监狱走去，没有带伞。耳朵和脖子后面都湿了。到监狱安检门口，我脱掉泡湿的鞋、手表和腰带，穿过金属探测仪， 踩着湿透的袜子，感受着硬邦邦的地面。我有点眩晕，心跳也变快，像是背负了一桩疯狂而荒谬的罪。我的帆布背包正穿过X光机。安检员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又盯着面前的机器判读我的罪行，我想象扫描器上的灯马上就要变红，发出哔哔的报警声， 然后他们会在我的背包里发现一千克毒品。

没有刺耳的警报声。我有气无力地张开双臂让安检员检查，套头衫的衣袖也是湿漉漉的。虽然通过了安检，我心里却仍然感到恐慌。我穿过监狱的空地，经过一堵开着一排排牢房窗户的墙，一下子听到很多台电视机发出的声音。酸奶广告曲、紧急新闻报道、罐头笑声……

我开始讲课。“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要惩罚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他把普罗米修斯绑在山上，让兀鹫每天来啄食他的肝脏。然后在厄庇米修斯大婚当日，给了他的新婚妻子潘多拉一只漂亮的盒子，但又警告她不能打开。此后几天里，潘多拉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一天晚上她终于忍不住打开了盒子。七个恶魔瞬间飞了出来，它们是仇恨、羞耻、贪婪、烦恼、懒惰、妄想和痛苦。之后，潘多拉听到盒子里还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就又打开了盒子。这一次出来的是希望。”

罗德尼揉了揉眼睛。我问他们：“如果你可以把其中一个关回去，你会选哪个？”

“希望。”罗德尼答道。

“希望让那几种恶更加不可忍受。”他说，“如果没有希望，痛苦就不会如此锥心。与其希望没有痛苦，不如去适应痛苦的生活。”

“但没有希望就没有改变啊。”基思接过话头，“没有希望，痛苦却仍然存在，而且会变成绝望的痛苦。”

“如果你希望事情发生改变，但落空了，那岂不是比原来更糟？”罗德尼说。

《肖申克的救赎》（1994）剧照。

我看向窗外，视线落在拧成麻花的带刺的铁丝上。屋顶和墙壁上，一圈圈的都是；监狱里，头顶上方到处都是这种带刺的铁丝圈。“没有希望，痛苦也就没那么难受。”罗德尼还在讲。我的注意力又回到教室里。

“希望比魔盒中的其他恶魔来得晚些。你受苦的时候，希望会提醒你苦尽甘来。”基思说。

“我才不浪费精力去希望痛苦消散。我就尽力去适应。”罗德尼说。

讨论在继续。我把潘多拉魔盒里飞出来的东西列在白板上。基思说：“去年我有一场听证会，我做了各种准备，希望他们能把我放出去。真的是各种准备。我在监狱里表现满分，是出了名的好囚犯。我曾希望我能出去。结果，听证会只开了八分钟左右。他们否决了我。后来我绝食抗议。同时暗自决定，再也不期待哪天能出去了。”

罗德尼打了个哈欠。

“但我做不到，”基思继续说，“没有希望，我感到空虚。我打不起精神出门，也不想跟别人说话。空虚得连觉都睡不着。过了几天，我那一层有三个小年轻发现我很久没吃饭，就把餐盘送到了我门口。我忍不住又开始产生希望。”

“故事不错，但我才不要当那个企图逆流而上的傻子。”罗德尼说。

“但身边好人那么多，很难不生出希望啊！”基思反驳。罗德尼指着白板上那一列恶魔的名字，说：“如果你把希望关进盒子，妄想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接下来的一小时，更多人参与了讨论。罗德尼看起来有点厌倦了。他暗自笑了两次，但不知道是在笑什么。另一个学生叫艾德，刑期六年。他是个光头，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我问他会把什么关进盒子。

“羞耻。”他低声说。“然后你就能安心做坏事了。”罗德尼接道。

“做坏事前我其实知道做了就会感到羞愧，但还是会做。”艾德说。

“如果你做坏事不觉得羞愧，就永远学不了好。”罗德尼回答。“也许正是因为羞耻才会去做坏事。” “那你他妈还怎么学好？” “可能靠同理心吧。或者懊悔。反正不是羞耻。”

一个小时后，课上完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我背上帆布背包。格雷格还留在教室里，他告诉我下周不能来了，因为要出狱了。“他们在地铁上给我找了份活儿。”

“开地铁吗？”我问。他皱了皱眉。我立刻感到我又没搞清楚基本状况。“晚上修轨道。那里的人不介意我有犯罪记录，因为也没有其他人。”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想到格雷格出狱后能做的“还不错”的一件事是在地下干体力活儿，我的胃里顿时翻腾起来。

格雷格跟我道了别，离开了教室。我把背包摘下来，打开。然后我跪下来，伸手摸了摸书包里面，再次确认包里没有任何违禁物品。

《肖申克的救赎》（1994）剧照。

遗忘

这座女子监狱原本是关押男囚的，但因为女子囚犯人数越来越多，政府便把男囚挪出来，把小便池改成小隔间，让女囚住了进来。监狱里有些门是钢筋铸的，但有些走廊却被刷成了淡 粉色。在我工作的一家男子监狱的安保室里，挂着镶了框的阿尔萨斯狼狗的照片。

在女子监狱里，则挂着几幅油画，画里是同一只小白猫。这只猫的眼睛是翡翠绿色，耳朵超大。在其中一张画里，它正在玩细绳。而在另一张画里，它被一只手托起。这座女子监狱是上周那家男子监狱的两倍大，人数却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观感上也不那么严酷：绿地更多，而且由于没有高大的塔楼，阳光也更充沛。我不仅能闻到青草香，在穿过庭院的时候，还有陌生人跟我打招呼，这一点跟男子监狱颇为不同。

我的上司汉娜听说我要去女子监狱教课时，咧嘴一笑，说：“我敢打赌她们都想上韦斯特先生的哲学课。”第一次课，我的教室挤了十五个女学员。而今天，是第二次课，却只来了四个。

阿格尼斯留着短短的毛寸头，头发灰白，她伸手到背包里拿出两根小包装的玛氏巧克力棒，递给了我。“但这是你的东西。”我说。“我想送给你。”她说着又把巧克力棒朝我塞过来。

一名警官路过教室，停步注视着我们。监狱规定，工作人员禁止收受女囚犯的礼物。安保部门担心出现诱骗行为、不正当关系等，这样员工就会帮这些女人往监狱外面夹带私货。

“对不起，阿格尼斯。” 她的手落回大腿上。“谁他妈制定的破规矩？—抱歉我讲话难听。他妈的就是个巧克力棒而已。” 她把巧克力棒放回包里。警官离开了教室。

一名叫索菲亚的罗马尼亚女子说：“还不开始上课吗？”她穿了一件宝蓝色的衬衫，正式到可以去参加求职面试。她已经入狱十多年了，却不知怎的，事情被拖延的时候还是会焦躁。上周，她跟我说，那些警官早上有时候准时开牢房门，有时候会晚二十分钟或一小时。后来她索性不再看表，开始高强度训练俯卧撑、单车式卷腹、俄罗斯转体等。“等牢房门打开，他们绝不会看到我在乖乖地坐等，”她对我说，“而是看到我飞在半空。”

《女子监狱》（2013）剧照。

我开始上课。我先讲了几分钟记忆和身份，然后提问：“如果你失去了记忆，还是原来的你吗？”

“我觉得年纪越大活得越像自己。”迪塔说。她戴着太阳镜，因为她今早来不及用化妆品遮眼睛下面的眼袋。“比方说，我进监狱后才活得越来越自我。”她说。

“在这儿？”我问。

“这是我的独处时间。”

进监狱之前，这群女人有些露宿街头，有些十五岁就开始做母亲，还有些是性工作者，只能从皮条客手里分到10%的服务费。一阵敲门声传来，我打开门，八名学生陆续进来。她们有 说有笑，说今天迟到是因为有朋友出狱，她们到监狱门口为她送了行。

她们在那圈椅子里各自找位子坐下。有些人靠得太近，几乎坐在了彼此的腿上。这一点是与我在男子监狱教课最大的区别之一。虽然男囚犯住在同一楼层，但他们彼此并不熟悉。我需要帮他们组建一个团队。但女囚犯已经形成了团队，她们有权决定是否接纳我。

我重新开始上课。我问她们：“如果你失去了记忆，你还是原来的你吗？”谈论了几分钟后，安吉拉说：“我有个问题，安迪。如果你以前非常漂亮，现在变丑了，会怎样？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对吧？没人愿意再跟你来往了。” 伊玛尼突然哭出声，起身走出了教室。“她怎么了？”安吉拉说着，一丝笑容爬上脸庞，“我可什么都没做。”

虽然这里的建筑比男子监狱少了些幽闭氛围，但社交关系却极其紧张。她们的话里有话，这潜台词在我到来之前早就存在。而我虽是老师，有时候却是教室里最后一个明白她们在讨论什么的人。

课上到一半，一名勤务工端来些茶点，我们便课间休息。狱的茶味道又霉又苦，喝过之后，我经常要吮吸一遍牙齿，努力清除那股残留的化学品的味道。女学员们走到教室一角，各自端了茶，聚在那里闲聊。我坐在桌旁，翻看我的教学笔记。

《女子监狱》（2013）剧照。

二十分钟后，我们又开始上课。伊玛尼在另外两个女人的宽慰鼓励下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我们继续讨论记忆的话题。

“无论你年纪多大，脑子多么健忘，”阿格尼斯说，“你都不会忘记你爱的人，对吧？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说你会忘记，”索菲亚说，“而是你的记忆会歪曲，但你还意识不到自己记错了。”

“好吧，我就不会。”阿格尼斯说。几分钟后，我讲道：“神经科学家认为，我们的记忆不是像摄像机那样，而是通过重构、编辑事件来创造一个符合我们当下情境的故事。我们的记忆总是在调整，这样我们才能适应现时的种种情境。”

“你说什么？”阿格尼斯的声音都颤抖起来，“我手边没有我父亲的照片。他只留下了几张，有一张在我表亲那里。等出狱后，我要去她那里看看那张照片。但在这段等待期内，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一定会在脑海中勾勒出父亲的脸，把它定格在那里。”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 “你的意思是我接下来几年都会把他记错？”

我张开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让她少沮丧一些。索菲亚从椅子里俯身向前，轻抚阿格尼斯的膝盖。“不要折磨自己，亲爱的。在监狱里要保持冷静。” “可我不想。”阿格尼斯说。

第二天早上，我把一个苹果削成片盛到碗里吃掉。我发现，自从去了女子监狱，监狱现在在我眼里好像变得更加残忍。我听过很多男囚犯说“在监狱里要保持冷静”或“越早忘记外面的世界，越快度过刑期”这类话。他们很多人在踏进监狱大门 之前就学会了切断与外面的联系。但阿格尼斯这种人天生无法与外界割裂。在她身上，我重新看清了监狱的隔离给人带来的 巨大痛苦。

虽然女子监狱有些墙壁被涂成了粉色，但它终于提醒我，监狱是父权制权力最有力的表现之一。我习惯看到男子监狱中囚犯走路时不得不肩膀放平，拳头半握，时刻准备使用暴力的情景。女子监狱里也有这种走路姿势，但我也看到监狱如何逼迫一些女人变成更脆弱、更幼稚的模样。一旦进到监狱里，你要么成为一只阿尔萨斯狼狗，要么变成一只小白猫。

我与阿格尼斯一样，也没有父亲的照片。十年前，家里有个亲戚曾给我看过他手里的一张父亲的照片。接下来的两周，我都有种说不清的罪责感，脑海里的刽子手格外活跃。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的照片。但我在公交车上、酒吧卫生间的小便池旁或报纸登载的犯人照里，还是会看到一些面孔，让我恍惚以为是他。

我想要忘记父亲，但想象力不允许。但这正是羞耻的本质——无法遗忘。这是最为牢固的记忆。

善良

自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我已经一年没去过监狱了。

我供职的几家市中心监狱，除了那些要出去打扫廊道或在餐厅帮工的，其余的犯人每天要被关在牢房里二十三小时。监狱里 的死亡率比外面高出三倍。韦恩——在《等待戈多》课上出现过的、服不定期刑的学生，本该九个月前开听证会，却一直被延期。何时能开还没有消息。

我以前的学生索菲亚也陷入了困境。索菲亚十几岁时从罗马尼亚来到这里，没过几周就进了监狱，当时她只会说少量英语单词。但在监狱里服刑的十年，她拿到了英语学位。2019 年年底，她得到自己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但释放过程是循序渐进的。第一年里，她可以白天去大学念书，晚上回监狱。她一边因为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一边问我：“我有伦敦口音吗？”她只在监狱里讲过英语，不确定自己的口音属于哪里。

“有一点儿。”我说。“所以我应该能融入？”她说。

索菲亚的出狱也延期了，而且同样不知道何时能重启。

我认识一位叫史蒂夫·纽瓦克（Steve Newark）的作家，他在监狱里一共待了大约十四年。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监狱，但现在已出狱。我昨晚和他通电话。他说辅楼里很多人都在抱怨待遇不公，既不允许探视，禁闭时间又这么长。“我没时间抱怨。我必须想办法解决眼前的困境，而不是幻想理想的局面。”

听到他这么讲，我感到自愧不如，因为他在这样极端的境地还能集中精力。他在疫情管控最紧的时候被释放。“我感觉我有点儿不知所措，”他对我说，“外面每个人都学会了适应封闭生活。我不确定我上街是否要戴口罩，究竟什么时候该去排队——有点儿像我进监狱的第一天。”

他出狱以后，不少人跟他说：“我现在知道你在监狱里是什么感受了。”这些人竟然如此欢快地对他说这种话，我不禁替史蒂夫感到愤怒。我问他别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是否生气。“我就一笑了之，”他说，“人们只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事。”

《肖申克的救赎》（1994）剧照。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大流行前的几个月，有一次我正在监狱的停车场锁自行车，一辆囚车经过我身边。车里的那个人一边用头撞车厢，一边大声喊叫。我心里感到不舒服。

几分钟后，我开始上课。

“哲学家阿瑟·叔本华认为，生命仿佛是一种惩罚。”我讲道。“振作点，叔本华，惩罚可能永远不会来。”基特说。“叔本华认为惩罚已经发生了，”我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受苦，虽然什么错事也没做。他说，我们不禁会想，我们是怀着对父辈所犯罪行的愧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说到“父辈所犯罪行”时，我原本不想看比利，结果开口的时候却定定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我继续讲：“叔本华认为，如果你想活下去，就要把世界当成一座监狱。这样当别人不如你的意时，你就不会失望，因为你知道他们也在监狱里，努力受着自己那份罪。”

“等我出了监狱，我要去喝顿酒，然后吃份肯德基，然后吃掉一整盒巧克力冰激凌，最后去我女朋友那儿。”比利说。

“你的意思是叔本华讲得不对？”我问。

“叔本华需要性的滋润。”比利说。我接着说：“叔本华说，如果你把世界当成一座监狱，我们对待彼此就会更宽容、更有耐心，也更善良。”比利说：“监狱让人更宽容，没错；让人更有耐心，没错。但更善良，并不。你会更加宽容，因为你要和平时不在一起的人共用一个牢房，如果你不学会顺其自然，你他妈会疯掉。你在监狱里会更有耐心，那不是因为你更善良，而是因为你手头时间太多了。”

“监狱会让人知道什么是善良。”基特说。

“监狱可没把我变善良。”比利说。

“这里的人很善良，虽然他们用不着这样。”基特说。“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廊道里的人觉得我善良。” “其他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 “如果善良的名声传开了，他们就知道他们可以闯进我的牢房，拿走我的东西，而我不会反抗。”

几分钟后，基特说：“如果监狱里的人不善良，为什么一直也没人闹事呢？”

“因为如果你闹事，你的刑期就会加长。”比利说。“那每天自然发生的无数友爱行为呢？比如注意到廊道里有人几个晚上没下去吃饭了，就过去敲敲他们的门，问他们还好不好。”

“但这也不算真的善良，对吧？”比利说。“或者把自己的电话余额借给别人，因为他们要给小孩打电话。星期天是烹饪日，你们六个把你们那没滋没味的鸡肉堆在一起，然后一个人放了他的香草，另一个人加了他的调料，最后你们都美美地吃了一顿。”

“没错，但……”“在廊道上，我知道人们的名字，以及茶里是否放糖。但住在高层建筑里，我一直都不知道。”比利抱起双臂：“我就是不喜欢‘善良’这个词。听着觉得自己像个奇葩。”“我以前也是。但现在，注意到自己善良的举止，即便是最细小的事情，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想摆脱这种生活方式，”基特说，“除非我确信自己可以做一个宽厚善良的人，否则我永远也不会改变。”

《肖申克的救赎》（1994）剧照。

原文作者/[英]安迪·韦斯特

摘编/申璐

编辑/走走

导语部分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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