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之后，鲁迅关于儿童文学的主张、对于儿童也应拥有大文学的呼吁依然诉说并追问着今人关于儿童教育与童书创作的现实。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讲述了鲁迅的童话教育观与外国童话译介实践。较原文略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严吴婵霞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原文作者 | 严吴婵霞

摘编 | 青青子

一、童话只是写给孩子看的吗？

中国有“童话”一词，最早见于孙毓修编撰的《童话》系列丛书，时为1909年，即清宣统元年。至于是否如周作人所说是由日本传来的转借语，学者仍不能确定。

当时“童话”的含义广泛而混乱，差不多相等于“儿童文学”或“儿童读物”的同义词，这种情况在日本也一样。孙毓修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他的《童话》系列丛书十分流行，除了翻译外国童话外，也包括了儿童小说、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等非童话体裁的作品。因此，更引起当时人对“童话”这个词的误解，以为凡是给儿童看的故事便是童话了。

鲁迅在“五四”之前便从事儿童文学活动了。只是当时还没有用上“儿童文学”这个名称。他对童话这种独特的儿童文学体裁特别喜爱，并且把它译介到中国来。在孙毓修编辑《童话》系列丛书时，鲁迅在日本和弟弟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二册，其中便包括了童话。

《域外小说集》，周作人/鲁迅编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

从1909年回国，一直到逝世前一年的1935年期间，鲁迅所翻译的童话计有： 《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桃色的云》（童话剧，苏联爱罗先珂著，1923）；《小约翰》（荷兰望 · 蔼覃著，1928）；《小彼得》（奥地利至尔 · 妙伦著，1929）；《俄罗斯的童话》（苏联高尔基著，1935）。虽然这些童话都不是世界儿童文学最优秀的作品，其读者对象是否儿童也很有疑问。如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鲁迅在书中“小引”就很清楚地说明并非是写给孩子们看的：

这《俄罗斯的童话》，共有十六篇，每篇独立；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发表年代未详，恐怕还是十月革命前之作；今从日本高桥晚成译本重译，原在改造社版《高尔基全集》第十四本中。

至于《爱罗先珂童话集》里面的童话，则充满成人的“悲哀”，没有半点童趣，看来也不像专为儿童而创作的童话。鲁迅在序中这样说出作者的“悲哀”：

……因此，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纱罢？ 

鲁迅很喜欢《小约翰》。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他从一本文学杂志《文学的反响》（Das Literature Echo）看到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节选，便十分神往。这当然是因为他本身一向很喜欢植物学，于是便托丸善书店向德国定购。鲁迅一直念念不忘翻译《小约翰》，直到二十年后的1926年夏天，他才和齐宗颐合作译成。

《小约翰》，[荷兰] F. 望·蔼覃著，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

《小约翰》其实也是一篇成人的童话。鲁迅在“引言”中这样说：

这诚如序文所说，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因为作者的博识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话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萤的理想，蚂蚁的平和论，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现象的，会因此减少若干兴趣。但我豫觉也有人爱，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么地方有着“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们。

比较之下，只有《小彼得》才算得上是写给儿童看的童话。鲁迅说：“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至于作者至尔 · 妙伦，鲁迅介绍如下：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Hermynia zur Muehlen），看姓氏好象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按：南宋书院为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的序文上说，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

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

由此可见，至尔·妙伦是惯常为儿童写作的作家，《小彼得》这篇童话是为儿童而作的。《小彼德》原本是鲁迅选给许广平译的，作为学习日文之用。后来他校改许广平的译本成书出版，原意并非翻译给中国的小读者看。鲁迅认为中国劳动者的孩子们限于教育水平、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的不同，并不能欣赏《小彼得》。因此，他以成年人为这译本的读者对象。他说：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经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在鲁迅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只有《表》才是真正为儿童翻译的。鲁迅把这篇儿童小说称为童话，那是因为当时“童话”一词的定义，还没有明确的界说。鲁迅在“译者的话”中把他的目的说得很清楚，但又发觉为孩子翻译很不容易。他说：

在开译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

鲁迅所翻译的童话，除了《小彼得》外，都是成人的童话，实不能列入儿童文学的范围。世界儿童文学中杰出的童话作品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可供成人和儿童读者于不同程度去领略和欣赏。最显著的例子便是英国路易斯 · 卡洛尔（Lewis Carroll，1832―1898）所作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922年1月，赵元任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场景。图片来自《时代》周刊杂志。

在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占了不少时间。1898年鲁迅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就读时，看新书的风气很流行，他买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来读，很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至于当时流行的林纾翻译小说，他也看了不少。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有机会读到更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动手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戈宝权在《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一书中说到鲁迅翻译外国文学的动机：

鲁迅很早就认识到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激发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推动与创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性。

戈宝权又补充说：

鲁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弃医学文，从事文学活动，一开始就是为了中国革命。他当时认为，从事创作 “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翻译介绍和研究文学，则是想借外国反抗黑暗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文学，来促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因此他侧重于介绍外国的科学幻想小说，特别是重视介绍被压迫、被损害的弱小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学……

鲁迅原本也不是想创作小说，他起初注重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1933年3月5日，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样说：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表/小彼得》，(苏)班台莱耶夫 / (匈)妙伦著，鲁迅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

接着鲁迅在3月22日写的《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又说了同样的话：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

由此看来，鲁迅翻译童话的目的并非在于介绍外国儿童文学，用以推广和发展中国儿童文学。他在每篇童话前面的引言中都说得很清楚，他的读者对象是成人，并非儿童。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选择翻译这些今天在世界儿童文学里占不了重要席位的童话作品了。从他亲自说明自己翻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和剧本《桃色的云》的动机，便很明显地看出他同情弱者及被压迫者的立场。他在《杂忆》一文中这样说：

当爱罗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于是将这译出，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桃色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鲁迅是关心和爱护儿童的。当时中国的儿童和妇女一样，不受尊重，也没有社会地位。这些幼小者，既是弱小者，也是受压迫者。鲁迅为他们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也说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所翻译的童话，虽无不是以儿童为读者对象，但在当时也是属于儿童读物一类的。鲁迅译介外国童话的工作，足以促进和鼓励中国童话的发展。于是引起了茅盾和郑振铎等人从事童话的翻译工作，以致后来叶圣陶和张天翼等走上童话创作的路。鲁迅在《关于翻译》一文中就这样说：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

二、“鸟言兽语”之争

鲁迅只从事童话的翻译，他并没有撰述有关童话理论的专著。可是，他在翻译的外国童话的译者引言、译后记，以及杂文、书信中都论述过他自己对童话的独特见解，而这些见解至今仍为儿童文学界所重视，甚至奉为金科玉律。鲁迅一边肯定童话的教育功能，一边讨论童话的创作问题，对后来中国童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童话的教育功能，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争议。1912年，周作人在《童话研究》里曾这样说过：

……故童话者亦谓儿童之文学。今世学者主张多欲用之教育，商兑之言，扬抑未定；扬之者以为表发因缘，可以辅德政，论列动植，可以知生象，抑之者又谓荒唐之言，恐将增长迷误，若姑妄言之，则无异诏以面谩。顾二者言有正负，而于童话正谊，皆未为得也。

由此可见，在民国初年，童话的教育作用还未被一般人所接纳。

《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新经典文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

周作人以童话为儿童之文学，供儿童阅读，从中受益。他甚为强调童话的教育功能：

童话之用，见于教育者，为能长养儿童之想象，日即繁富，感受之力亦益聪疾，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即以此为之始基，人事繁变，非儿童所能会通，童话所言社会生活，大旨都具，而特化以单纯，观察之方亦至简直，故闻其事即得了知人生大意，为入世之资。且童话多及神怪，并超逸自然不可思议之事，是令儿童穆然深思，起宗教思想，盖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儿童之宗教亦犹原人，始于精灵信仰，渐自推移，以至神道，若或自迷执，或得超脱，则但视性习之差，自定其趋。又如童话所言实物，多系习见，用以教示儿童，使多识名言，则有益于诵习，且以多述鸟兽草木之事，因与天物相亲，而知自然之大且美，斯皆效用之显见者也。

继《童话研究》之后，周作人又发表了《童话略论》一文，阐述童话的教育作用。他说：

童话应用于教育，今世论者多称有益，顾所主张亦人人殊，今第本私意，以为童话有用于儿童教育者，约有三端：

1. 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今以童话语儿童，既足以厌其喜闻故事之要求，且得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最要义也。

2. 凡童话适用，以幼儿期为最，计自三岁至十岁止，其时小儿最富空想，童话内容正与相合，用以长养其想象，使即于繁富，感受之力亦渐敏疾，为后日问学之基。

3. 童话叙社会生活，大致略具，而悉化为单纯，儿童闻之，能了知人事大概，为将来入世之资。又所言事物及鸟兽草木，皆所习见，多识名物，亦有裨诵习也。

1931年，中国童话界曾经就童话的教育功能剧烈争论。事缘当时湖南省主席何键写给教育部的一份咨文而起。他反对国文课本中的“童话”教材，建议改良课本。咨文中说：

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

当时，教育界和文学界对此反应不一。首先是教育家尚仲衣在“儿童教育社”年会中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从他列举的选择儿童故事的“消极标准”看来，他显然反对选童话给儿童阅读。他认为鸟言兽语、神仙鬼怪等故事是违反自然现象的。他说：

何谓违反自然现象？世界上本无神仙，如读物中含有神仙，即是违背自然的实际现象，鸟兽本不能作人言，如读物中使鸟兽作人言，即是越乎自然。教育者的责任在使儿童对于自然势力及社会现象，有真实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接着是吴研因对于尚仲衣的说法表示异议。他不认为鸟言兽语的故事就是神怪。他向尚仲衣提出质问道：

……但猫狗谈话鸦雀问答，这一类的故事，或本含教训，或自述生活，何神之有，何怪之有呢？

一场论战，就此开始。尚仲衣在5月10日的《申报》上答复吴研因的质问，完全否定童话的教育价值。他说：

我们觉得童话的价值实属可疑，维持它在儿童读物上的地位之种种理由，实极不充分。所谓“启发想像”，“引起兴趣”，“包括教训”云云，皆在或有或无之间，而不违背自然现象的读物皆“可有”童话“或有或无”之价值。

尚仲衣更认为“从心理分析的观点看来，童话最类似梦中的幻境和心理病态人的幻想”，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是有所危害的。他把童话的危机，归纳为以下五点：

1. 易阻碍儿童适应客观的实在之进行；

2. 易习于离开现实生活而向幻想中逃遁的心理；

3. 易流于在幻想中求满足求祈求不劳而获的趋向；

4. 易养成儿童对现实生活的畏惧心及厌恶心；

5. 易流于离奇错乱思想的程序。

5月19日《申报》又刊出吴研因的《读尚仲衣君〈再论儿童读物〉乃知“鸟言兽语”确实不必打破》。文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小学教科书，根本属于“幻想性童话”的题材就不多：

关于“幻想性童话”的材料，实在不多，所谓自然社会或者常识等教科书，关于“幻想性童话”教材，固然一点都没有，就是国语教科书有一些儿，也是微乎其微的。

对有关小学教科书的“儿童化”问题，吴研因慨叹说：

可悲的很，我国小学教科书方才有“儿童化”的趋势，而旧社会即痛骂为“猫狗教科书”。倘不认清尚先生的高论，以为尚先生也反对“猫狗教科书”，则“天地日月”、“人手足刀”的教科书或者会复活起来。果然复活了，儿童的损失何可限量呢？

《商务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吴研因/庄适/沈圻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接着陈鹤琴在《儿童教育》第三卷第八期（1931年5月）发表了《“鸟言兽语的读物”应当打破吗？》一文，举出几件孩子日常生活的事例，证明他们是喜欢“鸟言兽语”的读物的，而且不见得会有害处。他说：

总结起来，小孩子尤其在七八岁以内的，对于鸟言兽语的读物，是很喜欢听，喜欢看，喜欢表演的，这种读物，究竟有多少害处呢？可说是很少很少，他看的时候，只觉得他们好玩而并不是真的相信的。……鸟言兽语的读物，自有他的相当地位，相当价值，我们成人是没有权力去剥夺儿童所需要的东西的，好像我们剥夺小孩子吃奶的那一种权利。

1931年8月《世界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魏冰心的《童话教材的商榷》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地说：

小学国语应采用儿童文学，低年级的国语教材，当多供给于儿童想像生活的童话，这是近代中外教育家所公认，早已不成问题了。

至于魏冰心他本人的主张则是：

……小学低年级的国语文学，在有条件之下，应该采用童话。理由是：“童话是幼儿精神生活上的粮食”，“幼儿阅读童话有益而无害”。

三、鲁迅的回应

对这场长达半年的争论，鲁迅又有什么看法呢？何键的咨文发表在1931年3月5日的《申报》上。鲁迅虽然没有在《申报》上著文反驳，但在尚仲衣和吴研因展开讨论之前，4月1日，他在为孙用翻译的《勇敢的约翰》写的“校后记”中曾这样说：

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

在这以前，1924年7月，鲁迅在陕西暑期学校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时，听众中有不少小学教师，他特别提出了儿童应否阅读神话书籍的问题，并说明了他自己的看法：

在我以为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致迷信，所以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

鲁迅一再强调，等到孩子长大了，学会了一点科学知识，便自然懂得辨别幻想和现实以及科学和迷信了。因此，童话中的超自然幻想，对儿童是无害的。

幻想是童话所不可缺少的。一篇没有幻想的童话，就不能成其为童话了。幻想是儿童的天赋本能，而童话的重要功能，就是增长儿童的幻想能力。鲁迅认为幻想对儿童是无害的，只是成年人自己长大了，便忘记了自己小时候也曾有过幻想。他说：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因此，对于1931年这场关于童话的争议，鲁迅认为何键等人反对童话实在是“杞人忧天”，是违反儿童爱好幻想的本性的。他跟周作人一样主张童话有教育的功能。

《鲁迅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鲁迅[著述]/蒋风编，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

鲁迅所提出的童话对儿童无害的主张，对中国现代童话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从他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不仅对童话有深切的认识，对儿童教育也很有远见。当时一些作家便是受了他的影响而译介和创作童话的。中国现代童话之所以能继续发展，鲁迅的功劳不小。后来的童话作家，也以鲁迅的话为圭臬。

至于童话的创作方法，鲁迅特别强调“实际和幻想的混合”。他在《小约翰 · 引言》中这样说：

这诚如序文所说，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因为作者的博识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话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萤的理想，蚂蚁的平和论，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

童话之富于魔力，便是由于有丰富和奇特的幻想，而幻想是必须植根于现实的。以幻想来反映真实生活，正是中外童话作家的写作法则。

鲁迅之后的童话作家也都很注重“实际和幻想的混合”这一法则。洪汛涛说：“童话的幻想，必须植根生活，从生活中去产生幻想。”他又说：“幻想要生活化，生活要幻想化，这是童话必须遵循的规律。”

蒋风也认为童话中的幻想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他说：

贺宜在《目前童话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在谈到童话中的幻想与现实时，也认为现实是幻想的根基。他说：

但是，幻想并不是童话的目的。它是童话在完成自己的艺术任务时所运用的一种特殊方法，而且实际上是构成童话的一种有机因素。就教育意义来说，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想像或“幻想”，可以帮助儿童从日常的平凡生活与可贵的理想及愿望之间，找到他们的联系，可以将儿童喜爱幻想的特性诱导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也就对于他们的精神品质和知识修养有所增益。

贺宜又引俄国作家别林斯基的话说：

与贺宜同时的陈伯吹在《谈童话》一文中，说到童话的幻想和现实的关系时，也引用了上述别林斯基的话。至于幻想和现实应怎样才能协调呢？陈伯吹说：

童话从现实的基础上产生幻想，再从幻想的情景中反映现实，现实与幻想的结合要达成如诗如画般的艺术的境地。

以上这些说法，和鲁迅的“实际和幻想的混合”的法则是相一致的。鲁迅在《表》的“译者的话”里特别表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他欣赏这些童话正是因为其取材来自现实生活。直到今天，《稻草人》仍被公认为中国第一篇优秀的现实主义童话。而在十年后出现的张天翼童话《大林和小林》及《秃秃大王》，其现实主义的精神更为强烈。张天翼的童话显然受到了鲁迅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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