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爱德华·巴普蒂斯特

摘编｜李永博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著，陈志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自南北战争以来，木兰就成了种植园的标志。提到对奴隶制的认识，大众通常认为种植园是让一切事物一成不变的地方。电影、小说、旅游、《南方生活》（Southern Living）杂志中的介绍，甚至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都这样描述。但是，当查尔斯·鲍尔从木兰树荫下跑过时，他经过了一块接一块新开垦的土地。左边是一堆树桩和灌木丛，右边是烧焦了的黑色木头和灰烬。他慢跑经过另一块地时，看到那里长满了齐腰高的绿色植物，奴隶们穿插其间，重复着时而弯腰、时而起身的劳动。

从1790年开始，白人就向南方的新边疆输送奴隶，到1820年，奴隶的数量已超过20万人。这种强制性迁移，促进了人均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效率”。

而奴隶制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并非源自纺织厂机器的更新。事实上，可以说新棉花技术的源头是鞭子。奴隶的劳动是无偿的，并且会遭受暴力强迫，这也并不是新鲜事。这一现实和奴隶制一样古老。 美国黑人奴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产棉者，而且他们的生产效率在逐年提高。因此，在1860年棉花需求增加500%的情况下，这种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原材料的实际价格却大幅降低，只有1790年的25%。棉花也推动了美国的扩张，使这个年轻的国家从一个狭长的海岸带扩张成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国，其经济增长率居全球首位。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几乎垄断了世界上交易最广泛的商品。1820年以后，棉花在美国出口商品中占很大的比例。这些事实使美国发生了很多转变，而所有这些转变还得归因于对左手力量所做的相应改变。

书中插图：1791-1860年美国的棉花产量

学过高中历史的同学都知道，棉花生产史上最为有名的创新就是轧棉机，它使奴隶主尽可能多地为市场提供棉花纤维。对于多数史学家而言，轧棉机的发明标志着对棉花生产创新研究的终结。直到20世纪30年代发明了采棉机，分成制结束，这种观点才有所改变。

但是，史学家应该这样问：奴隶主有了轧棉机后，怎样才能产出（或者说让自己的奴隶产出）足够轧棉机处理的棉花数量？因为一旦轧棉机解决了棉花加工的瓶颈，生产和扩张方面的其他限制也需要被打破，如缺少既廉价又肥沃的土地，产棉边疆地区缺少劳动力。所以，奴隶主当中的将领们掠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奴隶主政客说服国会扩大了奴隶制的范围，奴隶主企业家则创新融资和运输方法，以实现“人手”商品化。由于奴隶主们手中的奴隶数量有限，他们发明了一套复杂的劳动力管理方法，奴隶们称之为“压迫系统”（the pushing system）。

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个压迫系统，但是，鲍尔于1805年到康加里的时候，该系统便已经存在。约翰尼·科顿希德等奴隶主又将它带到了西部和南部。一个奴隶主这样描写新来的邻居：“在雷德河边你能看到北卡罗来纳人、南卡罗来纳人和佐治亚人围着一个弗吉尼亚人，这些来自烟草和水稻种植地区的新手正向同伴学习，请教如何让每个人手竭尽所能地耕作最多的土地。”初夏，移民企业家们在镇上的街角闲谈时，第一句话就问：“你的棉花长势如何？”因此，一位移民种植园主写道：“任何新的能提高产量的耕作方式，都会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呈燎原之势，迅速传播开来”，直到让每个奴隶都能耕作10公顷棉花地。 

实际上，暴力的创新是广泛共享的压迫系统的基础。在地里劳作的移民奴隶很快就明白，如果落后或者抵抗，将会有什么后果。在密西西比州，艾伦·茜德尼目睹了这样一幕：一个男子落在前排队伍之后，黑人工头试图用“一顿鞭打”让他跟上进度，而他进行了反抗。骑在马上的白人监工扔下他的雨伞，疾驰而来，大喊：“将他拿下。” 监工掏出手枪，打死了那个反抗的奴隶。茜德尼回忆说：“没有一个奴隶说话，也没有人转过头去看。他们继续干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已经认识到，必须适应压迫，否则就要面对不可预测但极有可能发生的极端暴力。

奴隶主精心掌控着劳动的场面，从而使暴力的监工能尽收眼底，榨取奴隶最大限度的劳动。19世纪20年代，一位田纳西州的棉花种植园主写道：“我们大部分的棉花地一垄的长度是550码。”他设置好间距，以便能清楚地看到落伍的奴工，同时还得确保执行处罚时，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以此杀鸡儆猴。 

夜幕终于降临，监工宣布收工，劳工们扛着锄头向家的方向走去。鲍尔和一个步伐缓慢的女人同行。她告诉鲍尔，她叫莉蒂亚。筋疲力尽的她，背上还背着用布兜裹起来的婴儿。孩子是一年前她从鲍尔的老家马里兰州到达此地不久出生的。他们边走边聊，其他人都超过了他们。正当鲍尔问她是如何适应这里的生活时，监工吹响了号角。莉蒂亚忙喊道：“我们太迟了，快跑吧。” 监工点完名，鲍尔才回到奴隶小屋，一分钟后，莉蒂亚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婴儿在她的背上颠簸着。“去哪了？”监工狠狠地问道。她答道：“我刚停了一会儿，和这个男人说了几句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莉蒂亚开始抽泣。 监工命她趴下。莉蒂亚把婴儿交给另一个妇人，乖乖地照做了。 监工掀开她破破烂烂的衣服，露出她的臀部和后背，然后从腰间抽出随身携带的皮鞭。 那条长10英尺的牛皮鞭子有一个很重的手柄。鲍尔意识到，“这与他见过的所有皮鞭都不一样”。这给鲍尔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许多移民奴隶也有同样震惊的感觉。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白人们通常用的是由多条短皮带组合而成的九尾鞭。这些皮鞭都是危险的武器，切萨皮克的奴隶主在发明折磨人的手段方面很有创造力，以此来强迫奴隶听从他们的指令。但是西南地区的鞭子更吓人。抽鞭子的老手甩起来，在空中“啪”的一声响，打得奴隶皮开肉绽。监工打莉蒂亚时，莉蒂亚大声喊叫，疼得身体剧烈晃动，莉蒂亚全身颤抖着，背上到处是血，并滴到地上的黑土里。 那些见过并经历过东南和西南地区酷刑的人，普遍认为西南地区种植园的情况更糟。威廉·霍尔曾经做过奴隶，他还记得自己被带到密西西比后，“看到过东南部许多种棉花和被折磨的奴隶，他们饱受摧残，折磨他们的是使鞭子的老手”。“奴隶主一旦发现生财之道，便会紧逼奴隶干活。”

当时白人的一些记录也反映了西南地区加强奴隶制度的方式。威廉·贝利是一位小棉花种植园主，他保存的一张横格便笺上，记载了种棉边疆地区奴隶所唱的奇怪歌词：“啊，白人们啊，我翻山越岭，走过数不清的路程。”这可能是贝利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歌词并记录了下来，也许是他自己模仿“黑人歌曲”写出来的。不管怎样，从歌词中可以看出，用鞭子的和挨鞭子的人都知道鞭子的作用。“哦，我离开旧种植园的人，来到此地接受新的教育。”这位“歌手”如何界定这里的“教育”，从下面的歌词中可见一斑：“第一天我便尝到了鞭打的滋味；那是在和同伴一起摘棉花的时候；打得我跳了起来，疼得我直发抖；我的眼珠瞪得像铃铛。” 从西南地区酷刑折磨中活下来的人说，他们的经历是如此悲惨，以致之前所经受的任何鞭打都显得无足轻重。欧卡·图比是一个混血男孩，有着非洲血统和印第安乔克托族血统，曾在纳奇兹做奴隶。他还记得第一次遭受南方人所说的“监工的皮鞭”时的情景。挨了如同刀割的几鞭后，图比试图站起来，但是随后便昏倒过去。醒来之后就吐，监工还在不停地鞭打。他又晕了过去。 在鞭笞之下，挨打的人语不成句，思维短路。他们疼得抽搐、发抖，说话含糊不清，身体不受自己控制。提起鞭打奴隶，白人奴隶主却对监工给奴隶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奴隶主说，尽管鞭子会抽破奴隶们的皮肉，留下一道道很深的伤口，挨打的人会“战栗”或“抽搐”，但鞭子并没有把他们打残。对于鞭打的目的，白人毫不隐晦：这种维护支配权力的方式“具有教育意义”，从而让奴隶放弃反抗压迫，不再抱有成功的希望。

在压迫系统下，皮鞭对于棉花的生长如同阳光雨露一样重要。密西西比州的一名监工威利·韦斯特在北卡罗来纳州和他朋友这样说道：他想骑一匹新的骏马，穿一身体面的衣服回家。为此，“我得多赚一些（钱）”，赚钱的方式就是“带着我的长鞭在棉花地巡视，警告他们不能偷懒。这样就能多收几包棉花”。

1790—1860年间，这些关键的创新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棉花产量。他们的做法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这可以从许多方面计算出来。我们可以计算那些在更严酷的种植园劳动感染了疟疾的人，或那些因为吃不饱、劳动强度过大，英年早逝的人，他们的身体被拖垮了。新奴隶劳工营的婴儿死亡率极高，有1/4的婴儿活不过1岁，其死亡率是现今海地的5倍，与19世纪西非或加勒比疟疾高发地带的死亡率持平。每次大规模的强制迁移都会导致黑人群体的平均寿命缩短，而不仅是婴儿的平均寿命。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无法衡量的代价。

8月，玉米粒中的碳水化合物开始变甜，地里的棉花也发生了改变。棉株长得有一人高，叶子变得繁茂，枝干上长出了棉桃。白人会花几分钱买下奴隶们借着火光编的篮子。 他们检查了轧棉机，掂了掂皮鞭的重量，去镇上买了麻布袋、新石板、粉笔、账簿、钢笔和墨水。正如一位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的妻子抱怨的那样，他们满怀希望寄出的信件中全是精打细算，只一味说着现在地里的棉花收益如何，让他们继续“购买种植园和奴隶”，其他一概不提。 “棉花！棉花！棉花！……这几乎是现在所有谈话的主题。”一位移民在寄往佛罗里达州的信中写道，“即使女人也能对这个话题侃侃而谈……如果你看到一群种植园主聊得津津有味，甚至不用靠近，就能料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保证，站在能听到他们谈话的范围内，你听到的第一个词肯定是‘棉花’。”在种植园主的谈笑之间，奶黄色的花朵凋谢后，棉铃开始生长、变大。棉铃一天比一天重，将棉株压弯了腰，发出吱嘎声。一天，一个棉铃成熟裂开了，然后棉花地里的棉铃一个接一个地竞相裂开。 9月伊始的一个清晨，监工命令康加里的奴隶回到棉花地干活。他给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一个长麻布袋，命令他们排成一排摘棉花。在黎明破晓时分的薄暮中，鲍尔弯腰去摘棉花，露水打湿了鲍尔的衣襟，他发现摘棉花要眼尖手快，还要身体协调。拨开棉荚上面的一片叶子，一只手抓着叶子，另一只手去抓那块坚硬的棉荚。如果抓得太多，纤维和棉秆会混成一团从手里掉出来；抓得太少，只能扯下几缕棉花纤维。鲍尔好不容易摘完他的第一垄棉花，将麻袋里的棉花倒在自己的大篮子里。他惊愕地发现，女人甚至孩子们都已甩他很远。

摘棉人弯腰的速度越来越频繁，他们的手变得脏兮兮。那些摘得快的人，不是仅用右手，而是双手并用。鲍尔试着两只手摘棉花，但是胳膊就像断开了一样不停地抖，他的手指麻木了，鲍尔第一次感觉身体由不得自己控制。摘棉花不能用蛮力。

 奴隶主想的、说的、写的，都是人手与棉花之间的等式，而且总是得出同样的答案：财富。一位访问者报告说，根据佛罗里达的计算，“奴隶平均每人摘5—6包棉花,每包重400磅，如果每磅15（美分），则5包是300美元，6包就是360美元；如果每磅10美分，5包是200美元，6包是240美元。”克莱门特·詹姆斯看着密西西比亚祖河地区的土地说：“我可以从每个劳工身上赚近250美元。” 一个来自卡罗来纳的妇女写道，在亚拉巴马州，“许多人都能亲眼见证，平均能在每个劳工身上净赚400—600美元”。  

赚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多的奴隶，收获更多的棉花，这意味着赚更多的钱。密西西比的农场主斯塔克斯让一个奴隶贩子“第一时间”给他送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说：“这一季我已经买了5个这样的黑人了。上一季我们获得了大丰收。我现在共种植了130英亩棉花，可能没办法付现款买这个奴隶，不过到时候一定能赚到钱。” 然而，随着棉花的生长、棉铃的成熟，关键的未知因素是人手的采摘速度。早在1800年，采用压迫系统的奴隶主发现，在棉铃裂开和下一茬播种之间的空档，采摘棉花的速度还赶不上播种的速度。目前的瓶颈是采摘：采摘是棉花生产过程中耗费劳力最多的部分，这一环节决定了奴隶主能赚多少钱。正如鲍尔体会到的，采摘棉花很难，要摘得快更难。

20 世纪30年代末才出现了采棉机。事实上，在1790—1860年间，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革新来提高棉花采摘的速度。比如，没什么能像从镰刀到机械收割机的转变那样，在19世纪50年代，使鲍尔的老家切萨皮克地区的麦田劳作打开了新局面。即使是那时的路易斯安那奴工制糖厂，也比棉花奴工营更像工厂。人体本身是唯一在棉花地工作的“机器”，1805—1860年间都没有改变。我们轻易不会想到，奴隶之所以能摘更多棉花，可能是因为他们摘得更快，劳作更辛勤，技术更高超。实际上，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去过南方的北方人就认为，奴隶劳工没有自由劳工效率高，这也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条。 那些认为奴工低效的北方观察家坚信，受现金工资激励的自由工人会比强制劳动的人工作更卖力、更巧妙。有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奴隶主会付工资给奴隶。1828年，爱德华·巴尔内斯曾让他密西西比奴工营27名奴隶中的8个人周日采摘棉花，他为此一共付了28.32美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奴隶主不能强迫奴隶在周日劳动。然而，这些正面的激励只占巴尔内斯的奴隶们在1828年所收获棉花价值的3%—5%，这一年他卖了81包棉花。其实，即使奴隶主付工资，也只会付给周日摘棉花的人。多数奴隶主不会使用正面激励。最能确切说明问题的是，南北战争后，种植园主会在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按采摘棉花的磅数付钱给采棉者，而这些有工资作动力的自由黑人劳力，每小时摘的棉花还不如从前的奴隶多。

奴隶主使用的是一套衡量和消极刺激制度。其实，我们不应该说得如此委婉。奴隶主用衡量法来调整对奴隶的刑罚，以此压迫他们找到提高自己采棉效率的方法，从而突破棉花采摘的瓶颈，由此产生的持续革新过程，促成了质高价廉的棉花产量的大幅提高，这对西方世界打破一万年的马尔萨斯农业循环论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制度混淆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和废奴主义者一样，愿意相信自由劳工制度不仅比压迫系统更道德，而且更高效，相信由因及果是有用的。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需要解决生产力和自由之间存在的矛盾，奴隶劳动无疑是浪费时间、没有生产力的。 奴隶们知道，这种压迫系统浪费了他们的时光，而这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然而，只有真正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知道逼迫奴隶不断提高采棉效率的秘密。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大只注册|大只500代理 » 大只500注册登陆_新棉花技术的源头是鞭子，这与美国奴隶制一样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