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 罗新、周思成、郭建龙、李鸣飞

整理 | 徐悦东

1211年春，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攻金国边境，蒙金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中，由于金军在野狐岭、三峰山等地的关键野战中，大兵团被歼灭，只能遁入城中进行防御。围绕大大小小的城池而展开的攻防战，遂成为最主要的战争形态。近期出版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通过讲述蒙古军围困中都、汴京等城市，展现了蒙金双方的城池攻防战，细致还原了金国军民的抵御策略及心理状态。

在中国历来历史书写中，围城史并没有特别高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围城史如此值得研究？蒙金双方的城池攻防战，如何体现出人性的光辉？为何金朝会在军事较量中输给蒙古人？是汉化导致了金朝的军事力量变得衰弱吗？

3月8日晚，新京报书评周刊旗下活动品牌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汉唐阳光举办《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线上读书会。本场活动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鸣飞，作家郭建龙，以及本书作者周思成共同做客线上直播间，以蒙金战争中的围城战为例，解读中国古代围城时的“总体战”是一种怎样的战争状态。

 《隳三都》，周思成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在战争史中，

为何围城史如此值得书写？

周思成表示，在西方，围城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书写领域，中国国内的历史学研究却对围城史着墨不多。

从左到右分别为波斯军队围攻旧帕福斯城、蒙古人围攻巴格达、奥斯曼帝国围攻君士坦丁堡

上面三张图里的每一张图都代表着围城技术、守城技术和攻城技术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张图描绘的是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军队围攻旧帕福斯城。大家能在画面中看到攻城锤，这是古代战争中攻城方使用得最多的武器。此外，我们还能看到攻城塔楼。在有关攻城的古代绘画里，攻城锤和攻城塔楼都是很常见的。

中间那张图片描绘的是蒙古人围攻巴格达的情景。蒙古人使用了投石机。投石机是中世纪围城战中最具有特色的武器。最后一张图片描绘的是奥斯曼帝国围攻君士坦丁堡的状况。奥斯曼帝国除了使用了投石机，还使用了大炮。从军事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古代围城战的发展变化并不太明显。但从史学研究角度来看，围城史却有着非常大的研究价值和魅力。

与围城战相比，大兵团运动战有机会让军事天才们尽情发挥他们的才华。因此，大兵团运动战看起来比围城战要精彩得多。但是，围城战对围城内外的人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考验。休谟在一篇讲人类伦理道德冲突的论文里曾举过两个例子：在一艘快沉的船上，船上的人们是否可以不受道德原则的约束，不择手段地求生；在一座被围困的城池里，由于饥饿，人们会尊重公平正义的法则，还是会为了自保而牺牲别人？

围城就像战争火海中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城里发生着各种令人激动或悲伤的喜剧或悲剧。在围城中，传统的身份、地域与阶层的界限，比如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村民和市民、精英和民众，都变得模糊；在围城战中，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都会发挥作用。在普通战争中，很少能见到的外交斡旋、政治阴谋、伦理冲突及理性的计算——比如自保还是牺牲、救人还是害人、吃人还是被吃——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围城史的叙述中得到体现。

与西方战争史相比，

郭建龙表示，他写的《汴京之围》与《隳三都》之间的共同点要比差异大得多，因为这两本书都在填补中国历史书写的空白之处。在叙事史方面，中国历史写作一直做得并不够好。在西方，从希罗多德开始一直就有叙事史的传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将雅典出征西西里全军覆没的细节展现得非常好。

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战役都很难被还原出来。虽然司马迁描写楚霸王写得非常激动人心，但司马迁对于战争的描写得还是过于简略。穆斯林世界对战争史的书写也是非常详细的。比如，《世界征服者史》写了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时，蒙古人打到中亚地区一个叫苦盏的地方。这本书写了苦盏的守军是怎么抵抗以及如何出逃的细节。一个守军坐着一艘船顺着锡尔河往下游走，蒙古人拉着铁链子要拦截他，他便斩断铁链一直继续往下游逃。在快到咸海边上时，他弃船逃走。在他上岸之后，他依然被两个蒙古人追杀。他拿出来箭对蒙古人说，“我只剩两支箭了，这两支箭正好对付你们两个。你们看着办。”于是，蒙古人就把他放走了。这本书不光写了围城和战役的详细过程，还写了许多人物的性格。这恰恰是中国战争史中所缺乏的。

另外，郭建龙还表示，当代的一些大众历史读物是有问题的。首先，它们史观陈旧，这跟大家所受的教育有关。其次，它们缺乏细节描写，却特别注重“钩心斗角”。许多史书都会描写王侯将相是如何勾心斗角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除了王侯将相的勾心斗角外，还应该包括出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

再者，具体到战争史上，中国书写兵法的史书经常是“《孙子兵法》式的”——喜欢从更大层次或战略上考虑问题，却缺乏战术层面的考量。比如，今天大家都可以通过史书还原罗马军团的方阵、并知道罗马军团的方阵是怎么打仗的；我们也可以知道马其顿的长矛兵是怎么用长矛的。但在中国，我们很难还原历史上的战争。中国的兵书只会告诉读者一些“兵者诡道”，但不会告诉读者具体是怎么排兵布阵的。这些排兵布阵的技术只在军队系统内部流传，被写进史书的机会很少。在王朝灭亡的时候，随着军队系统的灭亡，这些排兵布阵的方式就很难被流传下来。所以，做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周思成问，围城史在中国古代战争史的书写中，为何没有很高的地位？这是不是与中国古人不太重视攻城、要伐谋伐交的军事观念有关？这是否与中国古人比较轻视技术的倾向有关？

罗新表示，缺少历史资料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其实，除了攻城外，野战的史料也很少。大家也很难找到关于军队训练方式的记载。中国史料有一个特点，它们会在某个具体的重大事件上——比如玉璧之战，玉璧之战就是一次围城之战——写得很细致。与玉璧之战相近发生的颍川围城，还有附近的蔡州围城也被记载得很详细。所以，不是中国古人不记载围城战，而是在整体上，围城史并不在历史叙述中占据很高的分量。

许多写书的人并没有参与打仗，写战事报告的人也没有参与打仗。具体参与打仗的人知道很多战争的细节，但是他们不会将这些细节记载下来。需要记录下来重要的信息是双方的伤亡状况。就这样，关于战争的史料就这样形成了。如今大家对“史料的不均衡分配”很不满意，其实古代读书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战争细节，杀人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但今天大家开始注重这个问题了。中国古代不仅在军事技术方面记载得少，其他技术也一样——当时的运输条件、道路设施和驿站都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古代中国人是怎么行军的。经常有人吹嘘中国古代的攻城技术好，但大家也不知道被围城的城墙具体有多高、多厚，墙体是用什么东西建的。这都反映出中国史料的基本特征。

郭建龙提到，李硕写过一本《南北战争三百年》。李硕认为，中国古代的军事战术，比如如何布阵、如何行军都是有传承的，却没有文字记载。由于没有连续的文字记载，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传统。等到一个朝代灭亡之后，这个朝代的军事传统就会慢慢消失，新的朝代会重新建立一套传统。所以，这个传统不是一个一直向上发展的迭代关系，而是走向巅峰之后衰落，在衰落之后到下一代再重新积累的过程。

对此，罗新表示不赞成。古代的音乐主要集中于皇家，因此，当王朝灭亡或者发生重大变故时，某些音乐就消失了，比如，汉魏雅乐、汉晋雅乐就在历史中消失了。但军队不一样。军事技术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被需要的技术。军队里的高级工匠在所有的军队里都会被抢着要。所以，军事技术是不会随着王朝灭亡而消失的。军事技术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军事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旧的军事技术逐渐衰落，这是自然现象。

李鸣飞问道，周思成在书里讲，金朝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与金朝汉化有关。但是，汉化就一定导致了金朝的军事力量下降吗？

郭建龙认为，在游牧民族建立王朝的初期，他们采用的是“财政劫掠制”。这种制度使得征召士兵的成本特别低，因为在他们攻下城市后会进行掠劫。所谓的汉化是指该游牧王朝的财政系统从军事劫掠制转型到正规的财政制度。因为游牧王朝的地盘无法无限制地扩张，士兵们不能只靠这种军事劫掠来供养。这时，政权必须要有其他的财源来供养士兵。

因此，游牧王朝会分地，或建立正规的财政体系，让农民交税。但是，这两种方式如果实行得不好，该王朝的军事战斗力就会下降。而且，民间可抽取的财富量是有限的。如果统治者仍然不满足，就会吸干民间经济。这也是游牧民族政权转型最困难的时候。金朝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李鸣飞还问，金朝迁都有很大争议。首都南迁确实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让金朝的财政变得特别困难。很多人随着首都被迁到南边，但金朝的财政完全不能支持这些人的口粮和军队的装备。金朝的北部几乎拱手让了出去。所以，金朝的力量被腰斩性地减弱了，这也导致了金朝的灭亡。

周思成想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说，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和封建国家或由联邦组成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君主专制的国家比较难征服。但是，一旦一个君主专制国家被征服了——统治者被抓住了或其家族被灭绝了，那后续的统治会变得很容易。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头脑”了。征服诸侯林立的封建国家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些诸侯国之间很容易出现内奸。但是，被征服的封建国家是很难被统治的。北宋的两个君主成为了俘虏，由于没有大脑，其他地方有再多的力量，都再无法被调集起来进行抵抗。因此，在传统的观念里，君主是不能冒险的。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王朝轻易地把都城迁到别的地方，那就要重新调整战略资源和地缘格局。迁都这件事总是很亏的。苏轼曾说，迁都就像是败家子赌博，输到什么都没有了，只好把家底给卖了，这是很有道理的。

金朝的发祥地在辽东。在金朝迁都中都之后，金朝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源于河北和山东，大量的女真军户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依靠这两个地方的输入。在北宋丢掉了汴梁后，宋朝可以偏守南方，因为江南的各种资源可以支撑北宋。金朝丢掉了河北、山东、山西后，把国都迁到河南。河南的资源无法支撑金朝和蒙古之间进行长期战争。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迁都是吃亏的。但金宣宗不喜欢冒险，他是不会像宋真宗那样去为国守边的。在当时情况下，金朝只有迁都这一个选择。

郭建龙认为，金国迁都可能和游牧民族的性格有关。游牧民族的机动性要比汉人更高。另外，这与中国的地理也有关系。安史之乱时的情况其实和北宋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唐玄宗跑到成都去了，后来才慢慢地将叛军镇压下去。北宋没有选择迁都，从北方来的军事力量就把北宋给灭亡了。金朝的不幸在于，它的南边还有一个南宋。

如果来自北方的军队能同时占领山西和河北，那就可以完全占领中国北方。如果只占领河北，没有占领山西，那山西还能拿到江南的富余粮食，这时南方军队还是可以把北方军队打回去的。所以，在安史之乱中，让李光弼守住太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安禄山没能占据山西，他所占领的河北是不稳固的。北宋的局面不一样，金国打过来时两路并进，山西一路，河北一路。在金国第二次进军时，整个山西都被打下来了，这意味着整个北方都不再属于宋朝，迁都是最好的结局。对于金朝来说，山西被蒙古占据了，如果还想继续存活下去，就必须迁都到江南。

李鸣飞问道，当时蒙古打金朝汴京时兵分三路，西边一路从陕西一直往南走到汉中，再从汉中绕到河南平原。为什么蒙古人要走这么长一条路？这会比从长安往东打开封要容易一些吗？   

罗新认为，蒙古人向南经过武川到南阳，从南阳再往西、往东或往北都会很轻松。再不济的话，从长安直接往东，过崤山、潼关、函谷关也不难。但是，这些不难的地方恰恰是金朝花了最多心思防守的地方，所以蒙古人不愿意这样走。蒙古人喜欢出其不意地绕路。绕路对蒙古军队来不难，因为他们都是轻骑兵——在高山、大谷中行军说有优势。

罗新还提到，在汴京被攻占以后，两个皇帝被抓走了，北宋就“灭亡”了。“灭亡”这个词要用得慎重——宋朝不仅没有灭亡，还延续了很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遭遇那么强大敌人的侵略后，宋朝还能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情。最后，宋朝亡在它撞上了一个最特别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几乎没有谁能扛得过去。

所有古代国家都是复合型的经济，没有哪个国家是纯游牧国家或者纯农业国家。一个国家内部一定有多种经济、生产方式、文化、语言、族群。只不过，我们要看它们之间是如何配置的。宋金之间的战争没有那么多的必然。宋朝丢了北方以后，其可依托的经济多样性大大下降。没有北方生产方式的依托，宋朝的骑兵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宋在对金作战时，始终处于守势并且还老吃亏的原因。

金朝在跟蒙古作战的过程当中，金朝也出现了悲惨的局面。这也是因为金朝丢掉了其原先的复合型国家结构。在野狐岭之战之后，金朝失去了对临近草原地区的控制，军马开始变得紧张。其次，金朝经济也不行了，华北的粮食产量无法与南方相比。所以，金朝的失败是很容易被理解的。面对世界史上发展到极盛时期的游牧轻骑兵部队，金朝还能撑那么久，这是可歌可泣的。因为这显示出人生命的力量，展示出生命的光辉，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要从金朝的角度呈现其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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