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德琳·米勒的《喀耳刻》中，读者可以跟随喀耳刻一同成长，体会神明之间的权力斗争和身边人为了神力和自由而做出的背叛。《喀耳刻》成功地在古代神话的氛围中讲述了一个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新故事。

奥林匹斯12主神中女神有阿尔忒弥斯、雅典娜、赫斯提亚、阿弗洛狄忒、赫拉、得墨忒尔，她们无一例外美艳动人、才华横溢，掌握某个或者多个领域的权力和智慧，备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她们在古希腊时期被人们祭祀，祭坛上的烟火缭绕恰恰凸显了神至高的地位。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作品，主角之外总有一些被轻描淡写的人物快闪，比如喀耳刻，同样是古希腊时代的传说人物，在荷马史诗《奥德赛》、赫西奥德《神谱》、阿波罗多罗斯的《希腊神话》、罗德岛的阿波洛尼乌斯《阿尔戈英雄纪》等作品中都有记载，最著名的还是《奥德赛》中的记载，可谓大众心中的经典，但喀耳刻只占很小的篇幅。她是太阳神赫利俄斯与大洋神女之一的焚烧仙女珀耳塞的女儿，被称为宁芙——希腊神话中的次要女神，也被翻译成精灵和仙女，比起奥林匹斯的主神，她的神力微弱，但擅长施展黑魔法。在《奥德赛》的描述中，喀耳刻毒死了丈夫萨尔玛提亚国王，隐居在埃埃亚岛，她曾盛情地邀请船员到岛上大餐，却下毒把船员都变成了猪。

作家们重塑希腊神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基于众所周知的故事，用自己的理解和语言重述，喀耳刻也激发了无数艺术家和作家，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著名诗人W.H.奥登和杰克·吉尔伯特在内的创作者提供了神秘的肖像。英国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约翰·威廉·沃特豪斯创作了《喀耳刻下毒》、《喀耳刻把杯子递给奥德修斯》，画面定格在喀耳刻邪恶的一面。

美国作家马德琳·米勒把喀耳刻放在主角的位置上，喀耳刻在希腊原文中只有几十行字描述，这也给了作家无穷的想象空间，从一个原本次要人物的视角重新看希腊神话。在马德琳·米勒故事中，喀耳刻出生时尚未有词语定义她的存在，说明她是诸神中的异类，地位卑微，她生来就没有神的容貌，却有凡人的声音，而不是神的声音。喀耳刻在父亲的神殿中长大，和大洋河神俄刻阿诺斯是邻居。她目睹了叔叔普罗米修斯受的惩罚，这让她对人类产生了深深的同情，特把叔叔看作是第一个反叛权力的样本。

生活在神族中却一直被嗤之以鼻，她发现了被神族禁止的巫术力量。为了喜欢的人能得到永生，她通过巫术（神奇草药）将渔夫格劳克斯变成了神，获得神力的格劳克斯被她指引进入神的世界，获得了自己的神器、神殿、祭坛、崇拜者，拥有海洋的权力。喀耳刻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永远和爱人在一起，没想到格劳克斯很快厌倦了她，为了另一个宁芙斯库拉抛弃她时，被激怒的喀耳刻将情敌变成了可怕的海怪。

因此，喀耳刻被流放到一个孤岛上，在那里她克服了恐惧，自力更生，学会了神从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磨练自己的手艺，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岛上随心所欲。许多水手会途经她的岛屿，就像传统故事里所说的，喀耳刻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变成猪仔，可偏偏又爱上凡人奥德修斯，并诞下儿子，然而最后她又反伦理地和奥德修斯与前妻的儿子在一起了。

神，是叙事的产物，叙述者也不一定了解其中的全部含义。荷马史诗已经是千年来文化和典籍中的固定资产，也僵化了读者对诸神、美好情愫、伦理道德的理解。马德琳·米勒的故事里没有男性英雄的叙事，喀耳刻是一个受冷落的主角，有她的邪恶和痛苦，却获得了我们的同情和理解——说明作为读者，我们不但需要令人大吃一惊的角色，也需要与我们接近的、充满缺陷的、多面性的人物。在她的身上，我们寻求理解，次要角色获得了主体性的主角光环。

喀耳刻的原生家庭是典型的父权制的冰冷家庭，父亲武断，母亲软弱，姐妹虚荣，整个神界也宛如男权之下的恐惧巨链，宙斯处于巨链的顶端，从没有任何神怀疑过这潭死水的运转模式。

喀耳刻原本蜷缩在父亲的脚下，“他觉得讨他的欢心是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喀耳刻从一出生就已被标价，只有做一个惟命是从的乖巧女儿才得以生存。她的叔叔普罗米修斯带着自毁前程的决心敢于反抗宙斯（父权），让她知道了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内心蠢蠢欲动，就像许多受到重创的女性走向觉醒之路一样，喀耳刻也因渔夫的背叛而彻底违反神界的规定，成为最叛逆的异类——“她蔑视我的命令，挑战我的权威。”

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一个女人需要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房间，喀耳刻需要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岛屿，继而不用再对父亲、社会的期待作出回应，不用顾及周围的声音。在孤岛上自力更生，是喀耳刻属于自己生命的真正开始，她开始变得独立强大，不再需要依附任何角色，反抗父亲，反抗所有对她嗤之以鼻的人。独自生活的女人危机四伏，喀耳刻在岛上遇到粗鲁地冒犯她的船员，其实早在神界，她就遭受到来自父亲友人的骚扰。正如今日女性的强大会招来外界的诋毁，喀耳刻的独立也引起神的愤怒，她拥有了本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神话经典总把越界的女人称为女妖或者女巫，来以女性权利为敌。

神话中的一切都可以照进现实。宁芙“不仅意味着女神，也意味着新娘”，女性从出生就被寄予了婚姻、家庭和母职的期待，女性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她们的生育能力。对女性而言，这是一个规训的社会，不断被刻板要求，不断被纠正，直到成为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喀耳刻的流放，正是说明今天女性面临的不仅是更难成功，更是遭到更严苛的对待，缺少犯错被原谅的权利。成为女巫，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不愿被规训的女人寻找自我的回应：我到底是谁？我想成为谁？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不去做被外界期待的事情，那么我做什么？女妖或者女巫的称谓，也说明直到今天社会对强大女性仍然缺少公正的评判，强大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文化缺少范本，现代女政治家总是被称为女巫，现实生活中也充斥着“荡妇羞辱”，当她们的权力、能力超过了人们所期待的范围，她们就变得可怕，更可怕的是她们不受社会控制。

时代精神影响着叙述者。不同于《奥德赛》中美杜莎被斩首，是男性消除女性使用权力这一危险最有代表性的古典结局，喀耳刻不需要重新回归到男性的秩序却获得了幸福的结局，是对女性为自己赋权的美好祝愿，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生活的史诗故事，也是一次叙事的胜利。

根据罗兰·巴特的观点，神话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宣言。神话是一种非官方的向普罗大众输出价值观的权威方法。父权制社会往往通过神圣的文本（比如《圣经》、《古兰经》）来使其厌恶女性的倾向合理化。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常常被描绘为负面形象：愤怒、嫉妒、恶毒、滥交，甚至仇恨男性。但希腊神话中的不少男性神灵带有 “强奸”、“谋杀”、“暴力”、“占有 ”的行为，却不会把他们描绘得邪恶。

希腊神话的主线是英雄和战争、权力和命运，女性角色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悲剧性的受害者，一种是以美狄亚为代表的邪恶“坏女人”，第三种只是作为情节的点缀，被绑架、被追逐、被强奸，激励英雄或帮助英雄，最常见的是，为他们生孩子，然后会从故事中消失，她们的声音几乎是被剥夺的。

希腊神话中的theogony（诸神的起源）本质上是一个家庭结构，把神灵看成是一个由力量、情感和技能组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家族，使用家长制来运行，家长是男性宙斯。宙斯的妻子赫拉经常被丈夫欺骗，他们经常吵架，婚姻并不幸福。这样的家庭结构中，也试图打破一些平衡，甚至为女性赋权，比如女人不接受自己的命运，妻子可以背叛丈夫，女儿可以与心爱的男人私定终身（爱情女神阿芙洛狄忒，嫁给了蹩脚的工匠神赫淮斯托斯）。

罗伯特·弗尔福德在《叙事的胜利》中指出，“文明常常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集体思维，直到我们回头对其加以审视。”当我们再次阅读喀耳刻的故事，拥有了完全不同于古代男性叙事的视角，如此生动强大，充满力量，而在过去一个不受控制的女人是没有故事的。利用现代的性别主义去理解英雄史诗中的女性角色，对神话中被唾弃的女性之一进行了重新开垦，让沉默的次要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运用小说家的工具揭示人物的内心景观，正如让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重获话语和权利。

神话情节中的一幕幕在21世纪现实生活中频繁地上演，我们对其中的父权制、不平等、厌女、强奸叙事都很熟悉。为老的世界注入全新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巩固既有的观念，重读希腊神话，重拾如此多不屈从的女性角色时，发现她们早已被赋予了能动性和权利，由此看来，三千年前的希腊神话典籍何尝不是非同一般的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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