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波]彼得·柏伽基

摘编 | 徐悦东

《蛮族世界的拼图》，[波]彼得·柏伽基，朱鸿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史前欧洲的蛮族让21世纪的人浮想联翩。然而这份迷恋并不新鲜，现代人评价史前史的方式多以早已出现的观点、引用和神话为依据。“蛮族”一词被随意拿来指代任何参与暴力和不文明行为的人。这一遗产来自希腊罗马对欧洲温带地区无文字居民的描绘，以及古典作者的作品在始于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人文研究中的崇高地位。蛮族人被看成堕落和文化落后的劣等人，长期被置于下等地位，直到他们为来自地中海的语言、文化和文明所启发。

在许多例子中，如魔幻文学作品、视频游戏和电影里，蛮族人的堕落以最可怕的形式被描绘出来。他们不仅行为恶毒，而且具有惊人的力量和难以置信的神秘洞察力。在这方面，对蛮族人柯南的描绘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他是通俗小说作者罗伯特·E.霍华德（Robert E. Howard，1906—1936）在20世纪30年代为他的魔幻故事虚构的一个人物。他来自辛梅利亚，尽管在霍华德的想象中，他源自“前凯尔特人”，这个虚构的家乡名字还是让人想起希罗多德（Herodotus）给黑海东北部的野蛮部落贴的标签。在霍华德最初的构想中，柯南会说多种语言，有极为深刻的观察力和无比的力量。霍华德创造了一个想象的蛮族世界，让柯南在其中冒险。可惜在后来的描绘中，为了维持老套的“蛮族”形象，柯南被描写成了一个头脑简单的暴徒。

罗伯特·E.霍华德

一方面，蛮族世界的准确形象必须包括作为史前欧洲生活现实的无所不在的暴力。正如埋藏的奉献物和战利品献祭所显示的，蛮族生活中显然还有神秘和精神的一面。本地社会的区域内联系意味着一个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能用几种方言交流。因此最初的柯南类型在某些方面并非信口开河。另一方面，柯南、施瓦辛格、奥地利口音、没有必要的血腥暴力和超自然角色之间近年来消除不了的联系给蛮族世界带来了刻板印象。考古学是一个公众想象与证据、理性解读对立的学术领域。

虽然这一点也许在所有历史学科中都司空见惯，历史人物的缺乏给考古学额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历史人物的传记需要一手材料的支持。于是随着人们试图将奥茨冰人变成一个历史人物，我们看到了围绕他的各种理论和叙述的爆发。阿米尼乌斯有一桩与他一生相联系的事件，但人们依然以他为中心编织出一个巨大的神话。罗马衰亡后，更多蛮族离开史前时期，进入历史的世界，但他们已经不在本书的范围内。对大部分史前时期而言，历史人物的缺乏意味着各种故事都可以被想象出来，不管它们与证据是否相符（或缺乏证据）。柯南的吸引力在于虽然是虚构的，但不管多么不合理，他依然是个有名有姓、有起源、有故事的人物。

对蛮族的想象是为了生成对现在的共同理解

如果柯南是我们联系蛮族世界的唯一方式，那将非常可悲。所幸，史前蛮族有许多其他方式出现在现代世界的意识中。蛮族活在欧洲文化和社会中。从史前史到中世纪史再到现代史的连续性，意味着史前史与有文字历史间不存在新大陆（New World）那样的割裂。史前社会可以并入一份至少追溯到冰川期结束的叙事中，现代欧洲人及其后代可以将这份叙事看成他们自己历史的一部分。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1902—1998）曾指出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待各自历史方面的区别。美国人将历史看成歌颂或缅怀有记录的事件和人物的文学应用，欧洲人则认为历史来源于民间传说、口头传统和神话。二者都代表了对“有用的历史”的追寻，它帮助人们理解自己是谁，并且生成一份对现在的共同理解。对欧洲而言，蛮族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有用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一份有用的历史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简化和确定化。可惜考古记录是复杂、不连贯和互相冲突的。所有基于它的叙事，如这本书，都是选择性的。这就像一幅画与一张照片的区别。在前者情况下，画家选择表现什么，忽略什么，而照片则忠于眼睛所见，尽管在一个熟练的摄影师手里，照片也可以被操纵。将这个类比进一步深化，漫像是强调对象的某些特征来表明一个观点的画。

将蛮族世界转变成公众想象中的一段有用的历史需要将它转变为一幅漫像。这不仅要简化一堆复杂的信息，还要夸大甚至歪曲一些关键方面来表明一个被现代受众认为有用的观点。在公众想象中，蛮族世界是多幅漫像的涂抹，这些漫像则来源于对考古记录的选择性引用。

蛮族生活的一些漫像是真正的漫画，这是现代人首次见识古代世界的一种常见方式。考古学家喜欢与他们研究的人有关的漫画。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本科生导师伯纳德·韦尔斯（Bernard Wailes，1934—2012）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不少这种漫画。可惜许多关于史前人的漫画把他们与时间错位达上亿年的恐龙画在一起。另一个常见主题是刚刚凿出一只石头轮子的穴居人。本书读者知道，最早的轮子是公元前四千纪用木头做的，因此石头轮子这种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史前社会对材料的掌握。

虽然在新大陆不那么广为人知，但阿斯特克斯（Astérix）也许是蛮族中对欧洲漫画读者影响最持久的漫画人物。生活在法国西北部的阿斯特克斯和伙伴奥贝里克斯（Obelix）是与同乡村民一起抵抗罗马侵略者的高卢人。阿斯特克斯连环漫画于近60年前首先由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1926—1977）撰写，阿尔伯特·乌德佐（Albert Uderzo）插图。虽然阿斯特克斯系列的幽默是典型高卢式的，但它还是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对许多年轻人，尤其是法国的年轻人而言，阿斯特克斯是他们与蛮族世界的第一次接触。

高卢人阿斯特克斯（Astérix）系列漫画已经成为了著名漫画“IP”。

然而，作为对蛮族世界生活的一份指南，我们不应过于看重阿斯特克斯漫画。2011 年，巴黎科学城（Cité des Sciences）一场名为“高卢人”（Les Gaulois）的展览致力于指出阿斯特克斯漫画中描绘的铁器时代晚期生活画面的错误。它指出，高卢人不是好斗的森林居民，而是住在城镇和乡村的优雅复杂的社会，有老练的种植人和养殖人、熟练的金属工匠，以及地区间贸易网络的参与者。阿斯特克斯漫画里充满了时代错误。奥贝里克斯雕刻和竖起的巨石柱的真实年代是石器时代。不过像它们现在一样，在公元前1世纪，它们依然可见于地表。

与此同时，当考古学家看到他们钟爱的史前世界被描绘成这个样子，他们也需压下心里的不快。阿斯特克斯只是一部漫画，它的幽默是现代背景而非史前背景内的关注话题。在对“高卢人”展览的一次描述中，有人引用里昂大学（University of Lyon）考古学家马蒂厄·普（Matthieu Poux）的话说，阿斯特克斯漫画是“当代社会的积极价值观和文物创造出的想象世界的某种合成”。这就是“有用的历史”的本质。

在布列塔尼普勒默博杜（Pleumeur- Bodou）一个巨大的雷达天线罩阴影下，重建的高卢村（Village Gaulois）给了人们一个想象中的史前世界，阿斯特克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世界里。

公众对史前史的理解方面，最大的混乱来自时间。如果一个世纪在某人看来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理解一个千纪的难度将达到它的十倍。将这个时间尺度前推几个千纪，理解史前生活节奏的难度会呈指数增加。考古学家习惯了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上做研究，常常忘记了普通人很难理解它们。在许多人看来，石器时代似乎比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早不了多少。我称这一现象为“缩短了的历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里被压缩成一个“古代”。

在将一个时代的象征归入另一个时代的标志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种对历史的压缩。这一做法又为现代文化所采用。例如，雕琢在石器时代通道墓栋梁和侧石上的螺线装饰在现代艺术、设计和广告中被描述成“凯尔特”主题，尽管它们出现在任何民族可以被称作“凯尔特人”之前数个千纪。

“反时间”（time-transgressive）——一个花哨的名字——借用的一个经典例子与巨石阵有关。我们在第1章看到了，巨石阵是石器时代遗迹。它与出自罗马人描述的名为德鲁伊特的祭司阶层其实没有直接联系。然而现代探求者不顾它们在史前史里相隔两千年的事实，缩短了史前史，将德鲁伊特和巨石阵归入单一的想象中的古代。对许多不具有考古学家那种敏锐的时间感和变化感的人，这种缩短考古记录年代的做法似乎是正常的。

这种一缩数千年的其他例子不那么广为人知，但在一个神话可以与一个遗址或遗迹相联系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爱尔兰西北部一座名叫诺克纳瑞尔的山上，根据爱尔兰传说中一个神秘的武士女王的名字，一座巨大的未发掘的公元前四千纪的石器时代通道墓被称为米夫女王墓（Queen Meave’s Tomb）。即使米夫（Meave）曾经存在过，她也不可能葬在那座墓里，但历史的实物痕迹与更晚近的神话结合给了这个遗址一个复合身份。考古学家们自己将这座墓称作“米夫”，宁愿适应这个现代用法，而不是声称他们明白这座通道墓与一位凯尔特女王毫无关系。

考古学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可以推动一份共同民族身份的建立，为领导人及其政策提供合法性。对此公众鲜有意识。考古学家通常很不满意这种对他们学问的窃取。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一些考古学家积极抵制，另一些则在国家的赞助下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大部分人则尽力忽视这一点，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和学问。然而大部分公众不知道的是，考古遗迹、遗址和发现经常被转变成一些象征，再为了适合一个政治意图受到操纵。直到近年，考古学家才开始反思，他们的学科是如何被用来给民族起源故事和领土要求提供合法性注解的。

1852-1870年在位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1808—1873）是第一个认识到考古学潜力的国家领导人。他寻求建立一个与高卢人和罗马人都有联系的民族身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抵抗外国侵略者的高卢人似乎是天然的英雄候选人，但历史上的法国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它的语言、文化和制度，因此罗马人最终也成了好人。这不是简单的“我们对他们”或一场面对压迫者的壮烈失败。因此拿破仑三世选了三座恺撒提到的城镇，将它们变成象征性的焦点。这三座城镇——阿莱西亚、比布拉克特和日尔戈维亚（Gergovia）—全部与维钦托利和他公元前52年与恺撒的战争有关。在比布拉克特，维钦托利被选中领导几个部落的联盟；在日尔戈维亚，他打了胜仗；在阿莱西亚，他被恺撒打败。

阿莱西亚被选为获得最集中投资的遗址。拿破仑三世委托了发掘工作，给予了慷慨的财政支持。1865年，艾梅·米勒（Aimé Millet）制作的6.7米（22英尺）高的维钦托利雕像被竖在著名建筑师维欧勒-勒-杜克（Viollet-le-Duc）设计的精巧底座上。维钦托利被拔高到爱国者的地位，华丽的献词将拿破仑三世与他相提并论。与此同时，作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恺撒的征服也被援用于支持法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对过去的物质证明与该证明在阿莱西亚的永久化合并了两个信息：作为抵抗者的高卢人和作为文明者的罗马人，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法国的民族身份。

日尔戈维亚和比布拉克特的发掘也得到了拿破仑三世资助，但它们向圣地的转化要来得晚些。法兰西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在1870年俄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中的突然结束打破了这项计划。这些遗址在国家集体记忆中的角色从高卢抵抗者和罗马文明人间的复杂关系转变为单纯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个侵略者就是德国人。在日尔戈维亚，维钦托利的纪念碑直到1900 年才竖立起来，到那时，唯一的集体记忆是失败和报复的欲望。

生怕有人不理解这一信息，同样抵抗外国占领者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雕像被加到阿莱西亚的维钦托利雕像旁。

在拿破仑三世制造一个民族起源神话的尝试中，维钦托利被提升到民族英雄的高度，约在同一时期，类似过程也在德国发生。正如罗马人是法国叙事的中心，他们也在德国叙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区别在于，在法国，罗马人最终取得胜利，用他们的文明照亮了失败但高贵的高卢人；在德国，罗马人遭到惨败，扩张被阻止。这一叙事的中心是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林山全歼瓦卢斯及其军团。在这份叙事中，罗马人是绝对的坏人，日耳曼人则获得胜利。

19世纪，阿米尼乌斯一名被改为赫尔曼（Hermann），这一误译有时被归于（尽管这一点尚有争议）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9世纪的德国邦国林立，如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当时的民族主义者将赫尔曼当成共同祖先的代表。毕竟，阿米尼乌斯（赫尔曼）组织了一个打败罗马人的联盟。而且，法国人关于其罗马起源的说法也对此推波助澜，因为它让德国人得以在自己和拿破仑的法国间划一条界限，后者无疑也会像瓦卢斯一样注定要失败。

这个复杂的联系网络带来了一个问题。蛮族世界在多少世纪后被用于构造一个对推动民族（主义）目标有用的历史。那个问题并非一以贯之，但它提供了上述利用的一些早期例子。暂时而言，这些目标是象征性的，与对世界的控制无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样的计划提供了另一个推动力，并且像它的许多未曾预料的后果一样，开启了历史利用的下一个篇章。在这一章，对蛮族世界的考古被加上了为历史主张背书的目标。

这一时期的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1858—1931）成为突出人物。今天，绝对没人将科辛纳看成好人，但在他的时代，他在考古上的一般方法与同代人没有多大区别。他将具有独特类型和风格的特色文物看成一个特定区域内的集体归属的标记。科辛纳的研究集中于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边境地区，时间上主要为公元一千纪。某些文物被识别成日耳曼人的，另一些则是斯拉夫人的标志。贸易和其他形式的联系则不予考虑。今天，我们不会如此简单地画等号，但在20 世纪头几十年，这是考古思想的主流。

科辛纳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坚决主张延续到信史时代的文化群体间有明确而且无法逾越的边界。科辛纳的观点正好为民族主义者所用。那些人的原则是，一旦一个地区曾为日耳曼人定居，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就永远可以主张对该地区的权利。他们根据这个原则寻求对东方土地主张的证明。科辛纳赞同这样的想法，尤其赞同公开表达民族主义观点的通俗作品。他的观点是维斯瓦河流域在20世纪应该属于德国，他对该地区遗址上的古代日耳曼文物的识别支持这个观点。而且，他认为古代和现代日耳曼人在文化上优于生活在他们西方和东方的民族。

科辛纳死于1931年，两年之内，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在柏林掌权，开始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紧密的考古学家和一个国家政府联系的时期，以推行一个官方的历史观，为之提供佐证。参与的考古学家五花八门，有科辛纳的门生，有看到新秩序下的职业机会的其他人。总体而言，纳粹政权开展了两场独立的考古行动，一场由纳粹党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900—1946）主持，另一场则在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领导的机构内进行。两者共有同一个目标：证实源自史前的日耳曼民族种族身份的神话故事，及最终证实日耳曼在征服土地上的先前存在。

罗森堡部门的主要历史学家汉斯·赖纳特（Hans Reinerth，1900—1990）是科辛纳在柏林的继承人，是第2章提到的青铜时代瓦瑟堡布豪湖畔聚落的发掘者。他获得了德国史前史帝国代表（Reich Deputy for German Prehistory）称号，总管德国史前史联盟（Confederation for German Prehistory）。这个联盟推动支持德国种族理论和爱国狂热的考古研究。罗森堡有自己关于史前史的思想，包括日耳曼民族源自一座消失的大西洋岛屿——一个北欧-雅利安的亚特兰蒂斯（Nordic-Aryan Atlantis）——的理论。

1936年，作为对日耳曼遗产迷恋的一部分，不甘落后的希姆莱将一个考古研究组收入他的党卫军机构。这个更大的团体成了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的一个部门。这个包括许多不同历史学科的综合组织旨在创造一个关于德国历史的构想。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的活动不仅仅限于中欧德国腹地。除国内研究外，希姆莱还发起考察，在近东（Near East）和西藏寻找雅利安先驱的证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场对玻利维亚的考察被取消。如果这听上去很熟悉，那是因为党卫军遗产组织的海外活动是电影《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和《夺宝奇兵3》（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1989）里的纳粹人物的灵感来源。德军占领欧洲其他部分时，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的考古学家进入德占区。

1940-1942年，一个党卫军遗产组织团队在比斯库平发掘，将它重新命名为乌尔施塔特（Urstadt）。1940年，法国沦陷后，罗森堡一伙很快来到法国研究卡纳克（Carnac）的史前巨石柱，作为在布立吞人口中制造分离主义情绪的一次流产阴谋的一部分，看它们能否建立一份雅利安联系。党卫军遗产组织对罗森堡的组织

抢先赶到那里很不满意，但在次年，它将注意力转向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和高加索地区（Caucasus）。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纳粹考古学家被逐出考古学科，或者被贬到地方任职，如赖纳特就成了下乌尔丁根（Unteruhldingen）木桩建筑博物馆的馆长。其他人，如在1940年成为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考古部门头子的赫伯特·扬孔（Herbert Jankuhn，1905—1990），通过了一次敷衍了事的去纳粹化程序后，继续其重要考古学家的学术生涯。

与此同时，在日尔戈维亚，这个成为纪念地的遗址被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1856—1951）元帅用于合法化他的维希（Vichy）政权。1942年，贝当为了唤起对英雄维钦托利的记忆和将高卢与他本人联系起来，围绕1900年竖立的纪念碑组织了一场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参加的纪念仪式。阿莱西亚有太多的反日耳曼历史背景，对维希政权的主人来说不太合适，因此日尔戈维亚是一个更可取的选择。没人特别在意这个将英雄的维钦托利与屈从的贝当联系起来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考古学家更加意识到他们的学术领域被用于政治操纵的潜力。许多同事为了换取专业研究的许可而乐于从事这类活动的做法警醒了他们。而且，这一学科也远离了科辛纳采用的追踪史前史晚期民族边界存在的方法。然而，这个领域一直都有政客的存在。如20世纪80年代，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让人在比布拉克特竖起一座纪念碑，10年后又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博物馆，试图将维钦托利的故事与一个泛欧洲的“凯尔特”身份联系起来。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他甚至表达了葬在那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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