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汪天飏

作为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曾明确与坚定地表示，批评文本远比诗歌、小说更为重要。而公共知识分子是其中最有能力挑战并改变世界的群体。但是根据最新出版的萨义德传记，萨义德曾秘密书写了诗与小说，甚至从未向他的朋友提起过。

在这本最新出版的《心灵之地：爱德华·萨义德的一生》（暂译，Places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中，作者、现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比较文学系教授蒂莫西·布雷南（Timothy Brennan）披露，除了大量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萨义德生前也留下了一部尚未成功出版的小说以及至少20首诗，但他却从未向朋友提及这些。

作为萨义德生前的学生，布雷南获得萨义德家人的授权，接触到这位批评家生前未经发表的大量手稿，得以让读者了解到这位文学评论家的隐秘创作经历。

《心灵之地》，图片来源于亚马逊官网

根据布雷南的表述，萨义德认为如果想要改变世界就不要去写小说，小说从来不是推动改革的最佳手段。在他看来，萨义德的这些言论或许和他不成功的小说写作经历有关。当时的萨义德已经意识到通过小说创作参与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因此当其小说家朋友写信给他，恳请他考虑写小说时，萨义德不是忽略他们的请求，就是或多或少带有欺骗性质的询问究竟应该写什么。

最终，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萨义德曾试图写小说。根据这些手稿，萨义德曾尝试写作的小说基本具有极强的自传性和政治性，小说的背景则设定在中东。

1957年，22岁的萨义德开始写他的第一首三联诗（Triptych，为三首长度相等的诗并排组合而成的组诗）《悲歌》（暂译，Elegy），比其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早了超过20年。这部小说大约70页，并设定于其童年时代1940年代的开罗。

年轻的萨义德在开罗，图片来源于《卫报》。

布雷南认为，萨义德是在尝试寻找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周遭的社会。在萨义德的笔下，像在开罗这样的地方，存在一种独立的阿拉伯文化，这种文化既沟通着，也抵制着外来影响。萨义德的诗也正根植于这种阿拉伯的文化特性，正如萨义德写于1950年代的诗表达了“一种明晰的反殖民情感”，并试图探讨“夹在两个世界之间”成长的心路历程。

此外，萨义德其他的诗作非常个人化，比如他在1962年曾抒发了与其第一任妻子的麻烦关系。这首名为《小转折》（暂译，Little Transformation）的诗首次在《观察家报》上出版。布雷南表示，这首诗表达了一种突然的感觉，即人有时会对亲密的人产生疏远感和恐惧感，对于萨义德而言，这首诗还表达了其对妻子的怀疑。

在研究萨义德的诗时，布雷南发现萨义德非常痴迷于英国诗人米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诗作，同时他也常常会向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朗诵诗歌。由此，布雷南指出萨义德关于读诗、写诗的渴望实则属于其自我隐秘的所在，这是一个比他人可以看到的更脆弱的自我。

萨义德的唯一写完的一部小说《听众之舟》，标题就来源于霍普金斯的一句诗。此书讲述了一位来自贝鲁特的年轻人，和其巴勒斯坦的家人朋友被迫离开家园的故事。1965年，这篇小说被《纽约客》拒绝刊登，萨义德在接下来的25年中从未写过小说。

1987年，萨义德着笔其第二部小说。一部关于背叛的政治惊悚小说。故事发生在1957年的贝鲁特，到处都是间谍。这部小说类似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围绕着不同力量的政治阴谋。萨义德写了大约50页后，因被诊断出白血病而放弃继续创作。此后，他开始书写自己的回忆录，同时也更加坚定地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比小说家和诗人更重要，“他们才是改变世界进程并挑战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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