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徐悦东

众所周知，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当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人也许会感到迷糊：一战的时候中国参战了吗？中国是以何种形式参战的？一战对于中国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其实，这些问题在亚洲各国都存在。亚洲各国的历史学术界对于一战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因为在传统上，一战被视为欧洲文明的内战，与亚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而西方各国的一战史研究，更多地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甚少提及一战对于亚洲各国的意义。

实际上，一战对于亚洲各国的影响甚重，但这个重要性却因为各国学术界对亚洲与一战研究的不足而备受忽视。亚洲一战史研究权威专家徐国琦提过一个口号：“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若一战不能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的视野，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五四”。从一个更宏大的角度来看，一战还是亚洲各国的共有历史，因为不仅只有中国对巴黎和会结果表示失望，当时作为殖民地的朝鲜、越南和印度，都对一战的结果感到失望。日本作为一战的实质获利者，也对一战的结果感到失望。这些亚洲国家都视一战为他们的重大机遇，他们的诉求在列强中得不到满足，这成为了他们大失所望的原因。

这种过高的期望感所引发的失望感成为了当时亚洲各国的共有情绪，也造就了一战期间亚洲各国的共有历程。实际上，亚洲各国均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一战，中国“以工代兵”，派出了14万中国劳工，法属中南半岛派出了10万士兵、英属印度派出了100多万士兵。数量庞大的亚洲人在西方文明的中心交汇，在他们各自回国后，对该国未来的政治引发了重要的影响。一战使得越南、印度和朝鲜走向了民族独立，尽管这要在二战后才被实现。一战在中国引发了极其重要的五四运动，其意义和影响无须赘述。一战后，日本对西方国际体系的失望，也使得日本一步步走向二战的不归路。一战后亚洲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促使他们思考各民族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亚洲文明的问题。

一战对于亚洲来说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一战的历史对于今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采访了《亚洲与一战》的作者、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作为亚洲人，我们又可以从一战的历史中获得哪些经验教训？在一战期间爆发的大流感与如今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告诉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着许多挑战，而要克服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合作。

《亚洲与一战》，徐国琦著，尤卫群译，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版

为何在亚洲的历史叙事里面，一战会被学界所忽视？

新京报：你的新书《亚洲与一战》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亚洲的影响。在西方，围绕一战前后的研究著作已经相当丰富，但在亚洲，有关一战的学术讨论才刚刚开始。为何在亚洲的历史叙事里面，一战会被学界所忽视？

徐国琦：总的来说，亚洲对一战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日本学者对日本历史的研究本是非常重视的。但奇怪的是，他们对日本与一战关系史比较而言却不太重视。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很难找出一本关于朝鲜、越南的一战史英文出版的研究专著。印度的一战史倒有不少学者研究过，但他们视角更多地从当时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角度出发，很少将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实体来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也不重视中国与一战关系史的研究。我是比较早的研究中国与一战的学者。我曾出版过《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为文明出征》等著作。中国学者不关心一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历史学科的专业设置深受日本的影响，在研究的时间跨度上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在国别上分为世界史和中国史。但一战历史“不中不西”，是需要研究者跨学科和跨专业来研究的。

《一战中的华工》，徐国琦著，潘星 / 强舸 / 尤卫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另外，一战发生在北洋政府时期，国共两党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对北洋政府合法性的质疑之上的。因此，北洋政府自然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实际上，在一战期间，中国在外交、内政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突破。一战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新的国家认同的诞生都有着莫大的联系。

其次，西方学者对一战的研究更多是从西方角度出发的，他们并不认为一战和亚洲有多大关联。亚洲学者不关注一战，也是因为他们觉得一战是西方的内战，所以研究较少。

新京报：除了亚洲与一战的研究较稀缺这个原因之外，你为何会选择一战与亚洲社会作为你研究的主题？

徐国琦：我不久前出版过一本学术自传叫《边缘人偶记》。我在书里面提到该书的写作背景。耶鲁大学研究一战史的教授Jay M. Winter接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个任务，汇集关于一战的最新研究成果，主编三卷本的《剑桥一次世界大战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法文版2013年问世，英文版于2014年出版）

，以纪念一战一百年。他盛情邀请我为该书写“亚洲与一战”这一章，这是我研究亚洲与一战的起点。

2012年，在我把这一章写好交稿了之后，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在筹备出版一套一战百年纪念的学术著作丛书，而这套书的主编是我的好朋友Robert Gerwarth。他跟我说，我已经写了一章了，不如扩展成一本书。我只好再次勉为其难，咬牙接受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邀约。

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想要写一本《亚洲与一战》。在我出版《中国与大战》之后，我虽然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有关一战的书。但在2012年前后，我打算另辟蹊径，改弦易辙，从一战研究上撤退。结果还是阴差阳错，最终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写了这本《亚洲与一战》。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美国密歇根州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讲座副教授，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够把亚洲的声音和亚洲的视野，带入一战的研究当中。其中非常关键的是，我要在研究中强调一战如何成为亚洲共有的历史。在现有的中日关系史、中印关系史、中越关系史和中朝关系史研究里面，我们看到太多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区别。实际上，从更大的角度来讲，在一战期间，这些亚洲国家有过许多共有的旅程——一战的爆发使得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

（当时朝鲜为日本殖民地，越南为法国殖民地，印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正在奋发图强、除旧布新，日本正强力崛起，力争成为世界强国）

都对一战抱有很大的期望。它们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机会。但在战后，这些亚洲国家都对巴黎和会集体失望，这是这些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

而且，这些国家还有不少共同的地方，一是它们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邻国， 二是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儒家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三是它们又是佛教共同体的重要部分。这些共同点也是我选择写这些国家一战史的原因。

因此，在学术上，我写这本书有两个考量。一方面，各国学术界缺少从亚洲的角度出发，书写一战对亚洲的影响和遗产的研究著作。另一方面。各国学术界也缺少一本将一战作为亚洲共有历史进行探讨的著作。其实这是我的共有历史系列的第二本书。我不久前在理想国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探讨了中国与美国的共有历史，而《亚洲与一战》是我第二本关于共有历史的著作，我的有关共有历史视野方面思考较之前更加成熟。去年年底，我又完成了第三本关于共有历史的著作，书名为《The Idea of China?》，并交给了哈佛大学出版社。这是我的共有历史系列。

作为亚洲各国共有历史的一战，其实深刻地改变了亚洲各国的命运

新京报：你能给大家简明扼要地讲讲，一战对于亚洲社会的重要意义吗？

徐国琦：在一战爆发的时候，西方人称其为“the Great War”

（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名词要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一战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西方文明的内战，所以大家普遍认为一战和亚洲没有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一战的战火曾烧到了中国国土。在青岛，战争打得非常激烈。日本用了5万部队，把德国占领的青岛围得水泄不通。除日本之外，英国在青岛战役中也出了兵，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也派出了部队参战。德国在青岛的驻军在1914年11月弹尽粮绝后只好投降了。

虽然一战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内战，但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一战是亚洲国家共同的机会。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列强欺负，被迫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一战意味着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不利的西方国际秩序面临崩溃，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假如中国参与创造一战后新的国际秩序，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机会。不过，这个机会里也蕴含着危险。中国之所以那么多年没有成为某一个国家的殖民地，是因为西方列强在对华利益上谁也不让谁，形成均势。当这些老牌的欧洲殖民国家在一战期间的重心转到欧洲之后，反而给了日本一个重要的机会：日本很可能趁机将中国变成自己的“后院”，这对中国来说非常危险。的确，在日本打下青岛之后，日本就给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所以，在这个危险和机会当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被卷进一战。在一战刚爆发后，袁世凯曾向英国建议中国参战，但那时西方列强认为，一战只是个短期战争，就拒绝了中国。日本当时和英国有同盟条约，就挤进了一战，日本的目标是把德国的势力赶出亚洲，由日本继承其势力范围。其次，日本要报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当时日本人流行的观点认为，一战是日本千年不遇的好机会。

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

对于印度来说，在一战之前，印度一盘散沙。一战期间，英国要求印度出钱出人参战。当时印度的政治精英也主动支持参战，并派出了一百多万士兵和劳工到欧洲参战。长期以来，西方列强告诉他们的殖民地人民，白人是不能打的。而在一战期间，英国鼓励印度人去打白人，这就很容易培养出印度民族的概念。

印度的政治精英们认为，在支持完英国打仗之后，英国人能认识到印度的价值，并支持印度的自治，甚至独立。所以，一战也是印度的机会，让印度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印度的价值和战斗力，也让印度有机会获得自治。

对于越南来说，越南作为法国殖民地，法国也要求越南出兵出力。长期以来，法国人告诉越南人，他们是低人一等的，是不可以挑战白人的权威的。但是，正是在一战的战场上，越南人发现，法国人的战斗力并不强。

另外，在越南人到法国参战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法国娶法国女人，可以有法国女朋友，这在越南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事情让他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越南人”。所以，胡志明当时就意识到，一战对越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一战跟朝鲜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在美国参战之后，威尔逊总统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以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朝鲜人民认为一战可能是他们独立的时机，并在1919年发动了“三一运动”，要求民族独立。因此，一战对上述五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机遇。

日本没有向欧洲战场派一兵一卒，只在青岛打了一仗。法属中南半岛派了十万人去欧洲战场，而英属印度派了一百万人去欧洲、中东战场。中国则送了十四万华工到法国，“以工代兵”。在欧洲，14万中国人，10万中南半岛人、100多万印度人在西方文明的中心交汇，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有趣的时刻。

一战远赴欧洲的中国劳工

在战后，亚洲国家对西方列强集体失望。英国没有兑现印度期待的自治，反而变本加厉，加深了印度的殖民枷锁。这导致甘地等印度精英从支持英国参战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推动印度独立。胡志明当时还叫“阮爱国”，他也期待法国在战后让越南自治，他给巴黎和会秘书处提出了有关越南的八条民族自治的要求。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因此对西方失望，最终转向了苏联。

对中国来说，中国希望在一战后平等地加入国际秩序，但是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甚至没有让中国收回山东，反而要把山东给了日本，这个巨大的失落感也让中国后来转向了当时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朝鲜认为，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是民族独立的好机会，但是他们的诉求也被西方拒绝了，这也使得他们很失望。

许多人都认为日本是一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在一战后，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变成了世界大国，但是，日本在巴黎和会上也经历了巨大的失落。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追求“脱亚入欧”，希望能跟西方平起平坐。在一战后，在外交和军事上，日本的确和西方平起平坐，但是，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却被西方各国所拒绝。

因此，日本人发现，不管他们怎么努力，日本在实质上还是不能跟西方平起平坐。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反差，当时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是失败的。1924年，美国通过了移民法案，公开合法歧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使得日本警醒，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西方都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日本。西方国家对日本崛起很警惕，列强在一战后想要把日本一步步地绑住手脚，这使得日本一步步走向二战，要同西方分庭抗礼、分道扬镳。

除此之外，一战使得亚洲的知识分子们经历了期望和失望，也让他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亚洲人到底还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还是要自己另起炉灶？亚洲的价值和未来的归宿是怎么样的？这都是一战给亚洲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刺激。

一战期间民族主义是在国际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与如今流行的不同

新京报：你在研究里强调了印刷媒体的普及出现以及公共舆论对国际政治作用。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式知识精英和意见领袖们，在当时的新媒体里引导舆论，一战给了他们机会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战后令人失望的结果也使得他们变得激进，这些民意和舆论在国际事务和这些国家的未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今天，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环境下，知识精英们在舆论上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似乎正在变弱，舆论场域更加地去中心化了。有人认为互联网使得舆论更加民粹化和激进化。你怎么比较和评价当下和一战期间新媒介的出现和变化对舆论的影响，以及对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影响？新媒介的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

徐国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一战时，全球的信息交流已经很快，电报已经被发明使用了。梁启超从巴黎发回一个电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其次，亚洲知识分子受新式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公共舆论的兴起有利于形成民族国家，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媒介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虽然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硬实力很弱，但是，中国当时的软实力很强，因为当时中国的民心可用。新媒体的发展，公共舆论的发达，使得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可以成为舆论骄子。在五四运动中，平民百姓跟着这些意见领袖的声音一起行动，发起罢工、罢市和罢课，要与国家共存亡，这都是那时中国的软实力。

梁启超

那时候的民族主义是在国际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与今天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在《中国与大战》里说过，一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目的在于，中国要加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当时的日本、印度、朝鲜和越南也都类似，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与国际主义相辅相成。而今天，在国际上流行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反全球化，反国际主义的。

在一战百年之后，许多人会讨论，当下的国际秩序和一战前后的异同。在一战期间还有“西班牙流感”的流行，这与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有些相似。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许多经验教训。一战的遗产到今天都是非常深刻的。

新京报：你说到当下的世界格局与一战前后的世界有些许相似。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你怎么看待近年来在世界上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你觉得我们今天又能从一战中获取什么样的教训？

徐国琦：在一战之后，很多学者都在反思科学万能论。当时在德国有一本有名的书叫《西方的没落》。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反思西方文明。中国的梁启超、印度的泰戈尔，也都意识到西方文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之下的科学万能论的破产。如今也一样，人类的科技一日千里，但若人类没有一个好的文明和制度来主宰科技的使用，那科技就可能被用在邪恶的目的上。

其次，在冷战后亨廷顿写过《文明的冲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的观点有可能是对的。假如人类没有一个好的文明和制度来抑制政客利用民粹主义，那么各种突发事件，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都可能让文明变成冲突的载体。一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是会自相残杀的。这个教训到今天都是血淋淋的。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如何才能建立一个人类共同体。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敌人。在一百多年前，“西班牙大流感”使得人类大败。如今，人类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我们该何去何从？人类还共同面对着气候危机、环境问题和恐怖主义的挑战。我们该从一战中吸取教训。

在书里，我一直在强调亚洲人的共有历史。但是，这么多年来，亚洲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亚洲价值，或形成亚洲共同体。这说明亚洲人还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最后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所绑架、强奸了。在一战前后，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和越南都有着密切相似性。中国的五四运动、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都奉朝鲜三一运动为榜样。

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就要看到共有的历史，看到共有的历史，才能共创一个共同的未来。若我们就一战谈一战，一战就失去了意义。首先，我们要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这样看历史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中日间的战争从甲午战争到二战，实际上是一场“五十年战争”。越南、印度和朝鲜的独立，实际上在一战时就埋下种子，到二战后才开花结果。

面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不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的“优胜劣汰”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在一战里，亚洲国家共同的体验就是，他们曾对一战前景有着至高的期望，但他们都对于战后的结果倍感失望。他们曾相信和推崇的许多西方的理念，比如民族自决理念、科学至上和种族平等等都幻灭了，对西方的失望引发了认同危机和各民族对自身认同的思考，推动了新的民族主义计划的兴起。亚洲各国得到的一个共同教训就是，自己的实力才是关键，低声下气地请求西方领导者给予平等待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亚洲世界观形成的决定性时刻。你在书里也提到，但这种幻灭使得人们痛苦地认识到那时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这样价值观有着些许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促使亚洲各国在一战后走向不同的，也更加激进的道路，以求自强。甚至直到现在，“强权即公理”依然有市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国琦：一战的爆发和结局恰恰在告诉我们，“强权即公理”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条不归路。国家实力有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区别，在一战时，中国积贫积弱。因为公共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得中国站在了国际道义的高地，这将中国人的诉求和理念带到了巴黎和会。当时，日本的硬实力比中国强，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恰恰被中国人和朝鲜人放在道德的审判席上。德国人奉行“铁血政策”，信奉强权政治，最后只能走向了不归路。

我们还有通过一战对历史来审视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的“优胜劣汰”，究竟追求的是什么呢？面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比如环境危机、瘟疫挑战、恐怖主义等，不存在着什么“优胜劣汰”。只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是相对狭隘的。我的研究和视野就是要研究人类共有历史。人类要找到共有之处，求同存异。若我们总想着“优胜劣汰”、强权即公理，那战争将不断循环，导致人类自相残杀。

一般来说，许多人都支持全球化。反全球化意味着国家之间又要开始出现壁垒。在一战之后，各国都在打破壁垒，反对殖民主义。而现在，人类若想回到那个壁垒森严的时代，恐引发战争，若人类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那这场核战争很可能会灭亡人类。

巴黎和会

强势的西方文明，在经历了一战四年的血腥屠杀后，就像严复所说，三百年的西方文明进步史，最后被自相残杀打回原型。二战也一样，德国要报复一战以来所受的惩罚，日本在一战和平会议上遭到西方蔑视后，要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搞“大东亚共荣圈”，最后引发灾难。因为不满而要复仇，人类历史那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难道如今还要回到这个历史循环里么？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在当时国际关系和种族问题上面，许多国家存在着双重标准。比如，日本当时在巴黎和会上提种族平等，但同时日本当时又歧视朝鲜人和中国人，这也削弱了日本提倡种族平等时的公信力。西方列强支持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们却不相信亚洲人和非洲人能跟他们平起平坐。所以，可否这样理解，许多国家会利用这些普世性的道德原则，来标榜包装自己，但背后都是为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利益的目的而服务？你怎么看待这种在国际关系上面屡屡出现的双重标准的问题？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上面，这种普世道德和理想如何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徐国琦：人类历史演化到今天，实际上还不成熟。美国的《独立宣言》里说的美国人民，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包括黑人，甚至不包括妇女。美国妇女要在1920年代才有投票权。人类文明的水平还没能做到绝对的公平正义，这也是由许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同存异，找到大家的最大公约数。此外，人类还要遵守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比如不能恃强凌弱。我们不能挑战和践踏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尊严。

新京报：在一战时，你提到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在亚洲被列强殖民侵略的地区广受欢迎。你也提到，威尔逊这个理想主义者，虽然他提出了带有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倡议，但是最终他让这些兴奋的亚洲人民失望了。而且，威尔逊在美国国内其实很保守，他依然支持种族等级制度，他的美国大熔炉理论将有色人种排除在外，他依然希望非西方国家属于从属地位。该如何理解威尔逊这种一边倡议带有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十四点原则”，但又保守地支持种族主义呢？威尔逊的理想，为何是会失败的呢？你怎么看待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张力？

徐国琦：对于一个国家或个人来说，没有百分百的“好”或者“坏”。威尔逊一方面作为美国总统，他想给世界带来新的国际秩序，就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号召民族自决、公平外交。但在美国，威尔逊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以至于现在有些美国高校要把威尔逊的名字除掉。这的确是一种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在一个国家中可能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会出现。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好或坏的体制，大家都有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世界上也没有绝对好或坏的人。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一战促使亚洲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自己民族认同问题

新京报：在一战前后，亚细亚主义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它塑造了新思想，是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甚至文明的想法的起点。但最终，这种对西方霸权进行反思的亚细亚主义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盗用。像亚细亚主义这样的思想，如何才能不沦为帝国主义增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呢？你怎么看待亚细亚主义？

徐国琦：假如大家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放下历史的包袱，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和平共处、同舟共济。德国和法国是世仇，在19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和法国就一直在打仗，不共戴天。二战后，德国和法国却能放下了历史包袱，形成欧共体，同舟共济。

亚洲国家们实际上有很多相似点，而且许多亚洲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比如受汉语文化圈、儒家和佛教影响。许多亚洲国家在历史中互相有着亲近感。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放下历史包袱、同舟共济，建立一个新的亚洲共同体呢？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目标。所以，我在书里把一战作为一个共有的历史事件带到了亚洲，然后通过历史解读找到各国共有的历史特性。一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旅程，亚洲各国都需要吸取一战的教训。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一战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去思考自己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是谁”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依然不过时。随着中国崛起，近年来，有关“中国人是谁”的讨论在学术界也十分火热。你怎么看待“中国人是谁”这样的认同问题？

徐国琦：我的第三本共有历史系列在去年刚刚完成，里面就是讲“中国人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说到中国人，我们究竟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回到中国语境，在一战前后，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但中国人充满着理想和梦想，希望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跟西方各国平起平坐。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模仿的是法国和美国。在一战的失望之后，中国对西方的期望值下降了，但中国又不能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里去，于是中国就投向了新的他者。这也是一战的遗产。中国人究竟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所谓中国人和中国，是相对外国人和外国的概念而言。其中，我们是要更关注彼此对立，还是更关注共存共有，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因为对其回答，不仅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世界上其他各国。所以我在个人共有历史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著作中探讨的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概念共有历史成分。

作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柳宝庆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大只注册|大只500代理 » 大只500最新版本下载_专访｜徐国琦：亚洲为什么要重新审视一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