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之致敬阿特伍德”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自2016年创立以来，“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不分国度、不分种族，一年一届致敬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对文学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倾心关注人类的爱、困境、理想的作家。作为2022年第四届“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的致敬作家，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以视频的方式发表了感言，从写作和阅读的不同时空维度，以及身为作家的使命与责任等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年出生于渥太华，加拿大女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诗歌重要作品有《圆圈游戏》（1966）、《那个国度里的动物》（1968）、《诗选》（1976）等。198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幻想小说《使女的故事》令她一举成名 ，获提名普罗米修斯奖和星云奖，以及英国文坛最高荣誉布克奖，成为20世纪最经典的幻想小说之一。她曾四次提名英国布克奖，2000年终于以小说《盲刺客》摘得这一桂冠。2008年她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17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 ，近年来她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之一。2019年以小说《证言》再度获得布克奖。（视频截图）


身为写作者，我们是各自时代的见证者

阿特伍德的感言原文如下：

能够与你们在此欢聚一堂，接受由我的作家同行们评选出的这一奖项，我深感荣幸——尽管我们的交流只能通过线上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一份尤为特别的殊荣，因为它的终审评委是一群年轻的创意写作系的学生。这些年轻的写作者，我在他们出生时就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人生——那可是半个世纪。

写作就像一艘太空飞船，能够跨越遥远的距离。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写作使我们得以在不同的星球、不同的宇宙间穿行。写作又是一架时光机，从过去抵达现在，又从现在前往未来。我们期待这样的未来，人类仍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而这些未来的人，依然具有阅读的能力。

写作如何能够这般跨越时空？唯有通过年轻的后来者——倘若年轻人不再对文学抱有兴趣，作家的作品也将不复存在。但只要我们继续阅读，那些数千年以前的声音就会持续向我们发声，如同他们仍与我们处在同一时空，就像我们的邻人一般。

写作也能够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这或许是文学最困难的旅行。这世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语言，它们讲述不同的故事，讲述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谈论听者所不能见的种种。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没有这些语言，也就没有身为人类的我们。人类使用的语言是如此丰富多样，有些已经消亡，其余的则不断演变，但每一种语言都承载了一种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假设一种语言表述的都是既定的意象，而另一种语言则与之相反，表述的都是尚未成型的流动的意象，我们可以想象，两者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异。然而，它们描述的都是现实的一个侧面。倘若这世上仅剩一种语言，那会是怎样的悲哀——人类思想与认知的多种可能，以及由此催生的人类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也都将随着其他语言的逝去而消亡。我们，这颗星球的全体居民，正面临着大量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这些危机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危机引发了洪水、山火、干旱和歉收，继而又导致了饥荒、战争和其他的惨剧。想要应对这些难题，需要集结我们所有人的智慧。我所说的“所有人”，指的是人类这一整体。我们必须携手应对当下的诸多危机，哪怕我们怀揣的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景。

然而，我们要如何挣脱语言的束缚，分享彼此的见解？为此我们必须倚赖于译者。依我之见，他们尚未得到足够的褒奖。他们掌握了多么令人惊叹的技能！他们是语言的魔术师，而我们这些作家，尤其需要向他们表达谢意。

正是通过这些翻译家的奇妙译笔，我才得以阅读阎连科先生的作品，并深感钦佩；正是这份基于文学的惺惺相惜，让我在收到他的来信、知悉这一奖项的来龙去脉后，欣然同意参与今天的文学盛典。尤其当我得知他是这个奖项的发起人，便惊喜地接受了这份荣誉。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肺腑的：阎连科先生的书写，以及他的文学创作，借由翻译家的“魔法”，穿越时空，抵达我的所在之处；此刻，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到这里，与你们——我的同行们——进行交流。

那么，身为写作者，我们究竟是在做什么？在人们普遍认为的“真实的”世界上，我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无法左右许多事情的进展。最起码我们都没有亿万身家吧。我们甚至不是科学家或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也许我们仅仅是为读者提供娱乐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成为预言家，说真话的人。许多可敬之人对我们心存疑虑：对于我们讲述的一切，他们并非总是持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的讲述往往与两个主题相关，即人类的情感和人类的行为。而这两个主题之所以让人不安，是因为它们并不总是正向的。于是，身为讲述者的我们，可能引发某些不快。在岁月的长河中，来自不同国度的许多作家都曾为此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当然，并非每个创作者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但为了创作出坚实、有力、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身为写作者的我们必须接受的可能的选择。

尽管如此，身为写作者，我们坚持呼告。我们在这世上巡游。我们倾听，我们体察。我们吟唱诗歌，我们叙说故事。我们是各自时代的见证者。

今天在场的青年作家，你们都是写作这条路上的年轻旅人，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福。我期待阅读你们尚未写就的小说和诗篇。或许它们也能穿越时空，抵达未来的某时某地，来到我的面前。我期望如此。再次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文学盛典，也感谢你们授予我的这份殊荣，这份回忆，我将珍藏于心。谢谢。

组委会对阿特伍德的致敬词中则表示：“阿特伍德女士以非凡的睿智照见人类意识的盲区。她的书写集诗性、批判、反思于一身，深刻洞悉人类的历史，预见世界的未来。她的作品不断拓展着写作的边界，丰富着人类对于女性、暴力、文明等议题的认知。她始终关注人类生存的境况，反抗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与观念所形成的压迫。她超越性的目光，强有力的声音，精妙的叙事，让那些被障蔽的显形，被埋葬的破土，被遗忘的铭记。”


“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现实，不是未来发生的事情”

活动现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两位嘉宾以“用想象见证现实：阿特伍德女士和她的写作”进行了对谈分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悦然担任主持。

“用想象见证现实：阿特伍德女士和她的写作”对谈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黄昱宁与阿特伍德的缘分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她所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阿特伍德的作品《可以吃的女人》，这本书给黄昱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盲刺客》获得布克奖以后，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代表的黄昱宁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下定决心，一定要拿到《盲刺客》的引进版权。这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接连出版了许多阿特伍德的作品，包括后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使女的故事》。

作为国内重要的女性主义研究学者，张莉阅读到的第一本阿特伍德的作品是《浮现》。书中的女性在和恋人交流的时候，不断地诉说拒绝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她要这种受害者的身份，这对张莉产生了很大触动，这让她意识到，阿特伍德这位作家对世界的理解非常不同。张莉意识到，阿特伍德实际上是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重要推动者。《与逝者协商》是对张莉触动很大的另一部作品，在这本演讲集中，给予张莉的是一种作为批评家的触动。

2015年，张莉参加挪威文学节时在餐厅中看见了阿特伍德，还远远拍下了一张照片。作为挪威文学节的主嘉宾，阿特伍德为此准备了一个很长的演讲，她幽默风趣的演讲风格给张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张莉看来，阿特伍德是一位特别愿意和读者交流的人，她和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经典作家的在场感，“我就觉得她渴望她的读者，她渴望她的年轻读者，同时，她渴望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她渴望了解，也渴望去探索。”

张莉认为，阿特伍德和其他女作家最为重要的不同，是她关注人类的生存，关注人的生和死，包括整个人类命运的生存。比如说《使女的故事》里面讲到的生育危机，还有环境危机等。在这之中，她使用的女性视角，赋予了她作为作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书写生育困扰时，她的经验优于其他作家。当然，阿特伍德是排斥女性主义标签的，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读阿特伍德，依然可以发现其中有非常多的女性主义视角，这是她作为女性作家的一面。张莉认为，阿特伍德通过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写作，抵达了对人类生存境遇整体的观照。

张悦然认为，《与逝者协商》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思考写作的书，里边非常真诚地谈到了作家的六组关系，包括作家与死者之间的关系，作家与金钱的关系等。与此同时，阿特伍德还认为，写作是一种天赋，一种礼物，接受了它，也要还出一些东西，必须让这些礼物运转起来。这给张悦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对写作，对文学认识的理念，“她可能不是一个小说家……大家可以在她的不同领域，包括她的诗歌（领域）去探索。”

          

回到《使女的故事》和《证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中的前瞻性、预言性？它和我们的社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黄昱宁说，阿特伍德的很多作品被定义成科幻小说，但其实和现实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正如阿特伍德本人所说的那样：“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现实，不是未来发生的事情。”在阿特伍德看来，拨开事物的表面，女性的困境并没有发生实际性的改变，只不过有时候被包裹上一层层表象，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改善。黄昱宁认为，阿特伍德正是要用貌似发生在未来的故事，书写她认为的身边的现实。

《使女的故事》书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当时也曾引发比较多的争议和关注，但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部书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是被遗忘的，当时更受关注的可能是《盲刺客》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使女的故事》在当下又会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呢？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广泛的共鸣？在黄昱宁看来，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需要这种简单的、冲击力强的东西来呐喊。

在张莉看来，优秀的作家每部作品都有预见性。判断作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文学的敏感性或者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性。阿特伍德思考的生育权的问题其实就是现实，只不过用未来进行了，进而拥有了预言性。包括《证言》，都是用预言的方式来书写现实。张莉认为，这正是阿特伍德非常独特的表现手法，“看她的很多故事，故事本身没有那么吸引你，但是她的表现手法或者她的讲述方式，赋予了她的心意和震惊感……1985年的一个作品，二十年后再重新返回我们这个时代，也恰恰说明她当时的前瞻性。”

记者/何安安 编辑/商重明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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