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当日，一名头戴黑色面罩的持刀男子在演讲正式开始前突然冲上讲台，殴打并刺伤了鲁西迪，主持人也遭到袭击。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鲁西迪现已被转运至附近医院，正在紧急接受手术。

截至发稿，官方仍未公布具体伤情。不过，鲁西迪的经纪人告诉《纽约时报》，称“情况并不乐观”，鲁西迪正在使用呼吸机，目前仍无法说话，“有可能失去一只眼睛；胳膊的神经被割断；肝脏遭刺伤”。

萨尔曼·鲁西迪在美国纽约演讲时遇刺，后被空运至医院急救。（图源：卫报）

纽约州当地警方随后发布公开声明称，嫌疑人已初步确定为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24岁的哈迪·马塔尔（Hadi Matar），他购买了当天的活动门票进入现场。经警方初步排查，此次案件为单独行动，刺杀动机尚不明确。

现年75岁的鲁西迪原定当日在距离布法罗约90分钟车程的肖托夸研究所（The Chautauqua Institution）发表公开演讲。据现场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1时前后，主持人刚刚做完嘉宾简介，一名男子就冲上了演讲台。“这次袭击就发生在短短几秒间，”现场多名观众随即上台救助。

萨尔曼·鲁西迪。

鲁西迪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家庭，1981年出版小说《午夜之子》，夺得当年的布克文学奖，获得国际声誉。1988年出版的《撒旦诗篇》陷入巨大争议，许多穆斯林认为这部作品亵渎神明，该书随即在伊朗当地被禁。一年后，伊朗领导人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发布追杀令，悬赏300万美元击杀鲁西迪。在受到死亡威胁后，鲁西迪化名约瑟夫·安东（名字源自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契诃夫）躲藏起来。2016年，鲁西迪入籍美国，居住于纽约。

案发后，多位世界知名作家及其他领域知名人士公开发声，对此事表示“震惊与恐惧”。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称此次事件“骇人听闻”，“一直以来，萨尔曼·鲁西迪鼓舞着世界各地受到迫害的作家及记者，他是一个热情而慷慨的人，一个有着巨大才能和勇气的人，他不会被吓倒。”

另据非营利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首席执行官苏珊妮·诺塞尔（Suzanne Nossel）称：“就在袭击发生前几个小时，鲁西迪刚刚在周五早上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帮助我为那些需要安全避难的乌克兰作家提供必要的安置。”诺塞尔还补充说：“过往几十年来，鲁西迪一度因其个人言论而沦为攻击的目标，但他却从未有过退缩或动摇，他不遗余力地帮助那些脆弱的、受到威胁的人。”

此外，J.K.罗琳、斯蒂芬·金、石黑一雄，以及《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徳·胡赛尼等人也纷纷发声，表示密切关注事件进展，与鲁西迪及其家人站在一起，“希望他没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等人也对此事感到“震惊”。

在最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此次演讲的举办地肖托夸研究所的负责人迈克尔·希尔（Michael Hill）称，后期将积极配合协助纽约州地方警察的调查。“帮助人们弥合世界上现存的那些极端的分裂……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这场悲剧再次提醒我们，不要背离这一初心，我相信鲁西迪先生一定也不希望看到局势更加恶化。”

2016年初，萨尔曼·鲁西迪曾向《新京报》发来邮件，致敬其作品《午夜之子》的中文译者刘凯芳。在信中鲁西迪表示，他一直十分关切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我们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了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用我们自身的思想、选择与行为去塑造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又在何种程度上被时代所铸造以成为今天的我们？新京报记者也曾采访鲁西迪，今天，我们旧文重发，与读者一同回顾鲁西迪的创作感悟，也祈愿大洋彼岸的他尽快脱险。（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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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京报》2015年年度好书致敬典礼上，我们致敬了一本三十五年前的小说：《午夜之子》。这本传奇的书背后站着一位传奇的作家：萨尔曼·鲁西迪。这本书几经周折终于在中国出版，然而在致敬礼的一周前，译者刘凯芳却溘然长逝了。

致敬礼当天，鲁西迪发来邮件向本书中文译者刘凯芳致敬，并表达他对斯人已逝的沉痛哀悼。同时，他也表达了对中译本出版的感激，因为《午夜之子》，他在中国读者的眼中，终于从一个传闻中的人物，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创作者。


鲁西迪答谢辞

感谢新京报授予我的小说《午夜之子》这一奖项，这也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得到认可。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出版方，还有我的译者、前不久不幸过世的刘凯芳，在这里我想向他的家人致以感谢与慰问。

同时我很高兴我的作品终于能跟中国的读者见面了。《午夜之子》当之无愧是使大家了解这些作品的最佳引导。自它出版以来已过去35年了，但它却永葆青春，一直在遇到更年轻一代的新读者和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新读者。但愿中国读者能够享受阅读它的过程，当然还有我的其他几部作品。

当一位作家的作品未能被翻译成一种语言的时候，那么他为人所知的就往往都是轶事与流言，而这些对于文学价值来说，却是糟糕的指标。我不知道以前中国读者对我会是怎样的印象，但这本书的出版还有所获得的这一奖项，也许能使我从一个充满了传闻的人物变成一位活生生的正在创作中的艺术家。

《午夜之子》的读者们会发现，我一直都对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兴趣。我最初的学科领域是历史学，而这对塑造我的文学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关切着有关历史的、同时也是文学的一个大问题：到底是我们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了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用我们自身的思想、选择与行为去塑造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又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被时代所铸造以成为今天的我们？我同时也疑虑着现代城市的本质，以及如何在纸页上表现我们所生活的、多种文化相互交会、时而冲突的“故事中的人群”。我想知道在语言的乐声中，它的律动与音符是否可以创造出同样的意义，赋予作者和读者。而我对这个译本心怀感激，因为它像一个礼物那样使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别处的现实和另外的世界。

因此再次谢谢你们。这个奖项给我带来了荣誉与欣喜。

鲁西迪专访

“是历史的囚徒还是历史的主人？”


新京报：作为作者，你会为那些没有读过《午夜之子》的人怎样介绍这本书？


鲁西迪：我会说，最初，这是一本有关童年的小说，吸收了我在孟买长大的许多记忆。但在某一瞬间我有了一个想法——故事中的那个孩子萨利姆应该与独立的印度在同一时刻（1947年8月14日到15日之间的那个午夜）诞生——我本人的出生要比那一时刻早了恰好八周——同时我也意识到，这部小说的规模将显著扩大，因为历史涌了进来。如果萨利姆和印度可以被看做是一对双胞胎，那么我就需要同时讲述他们二者的故事。


新京报：主角萨利姆可以被看作被时代所主宰的受害者吗？


鲁西迪：这部小说是由一位无休止絮叨、不断离题的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在这其中充满了喜剧色彩。但我想这其中也有它的悲情和伤感，因为萨利姆相信他自己并不只是“历史的囚徒”，在某种意义上，他同时也是它的主人，以致于一切发生的事情，乃至那些在民族舞台上所发生的，都多少包含了“他的过错”。一开始这个故事是喜剧性的，当然是因为那是一个荒唐的想法，虽然它充满了寄希望成为时代主人而非受害者的英雄元素；但当故事不断发展，萨利姆反复遭到历史变化无常的重创，读者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的处境中有某种悲剧性的东西，就在他声称要成为各种事件的主宰者时，他却越发成为了大环境的无助的受害者。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这是一部蕴含着悲剧性的喜剧小说吗？


鲁西迪：我想说，这本小说的模式主要还是喜剧的，尽管常常是黑色的喜剧。而我试图在书中呈现的语言，则是来自印度街头谈话中的口头语和俚语。它就像口头文学那样，也发源于古老的口语传统。总之，它是一例家族传奇、一部喜剧性的史诗，也是一本因为它的成功而改变了作者一生的书。

“这不再是后殖民或后现代的时刻，
而是值得我们视之为当下而出发的时刻”


新京报：你觉得这本书在东方和西方世界是否会得到不同的解读？


鲁西迪：我可以很高兴地说，这本小说最初出版时在印度和西方都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但西方批评界及读者首先对它产生的回应，是将它作为奇幻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fantastic）的一部分，关注的是它与欧洲超现实主义、美国寓言派和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印度读者却近乎是将它当作历史读物来阅读的，回应的都是这本书里的“真实”元素，比如历史事件，语言，地方，书中的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两种不同的阅读多多少少统一了。我很高兴看到人们依然能从阅读这部作品中得到愉悦。


新京报：人们把你称作“后殖民文学教父”，魔幻主义与印度历史是你写作中的两个核心部分，那么你能谈谈这两个部分在《午夜之子》里是怎样扮演它们的角色的吗？


鲁西迪：我并不知道我是什么教父——不管是后现代、后殖民还是别的“后什么”。那种认为我们的文学是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认为文学的意义存在于一种“后果”之中的批评理念，在我看来是相当次要的。的确，这种观念在某种角度看来显然有其正确性。我的生活在大英帝国的余晖中展开，因而它是一种后殖民的生活；而现代主义文学起始于一个世纪以前，因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的是后现代主义者。

但这些标签并不真那么有用。在现代印度，大英帝国的过去，似乎已经远去了，而不再那般折磨着人们的思想。或许我们已经从后殖民的时刻，过渡到了一个“后后殖民”的时刻，一个可能不作为任何事物的“前”与“后”，真的值得我们将之视为当下而出发的时刻。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也是如此。

“超现实主义是古老的体裁
也是对于我们现实观的一种挑战”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魔幻主义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吗？


鲁西迪：更准确的说，超现实主义或者“魔幻”，它是最古老的故事、神话、寓言、民间传说和童话的产物，那些古老的体裁，都是天然而不自觉地超现实主义的。这些故事释放出永恒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耳朵，而我的“魔幻”正是从它们的传统中涌现出来的。我想它只不过是文学的交响乐团中的一件乐器，有时我拿这件乐器演奏，有时则不。

同时，超现实主义对于我们的现实观也是一种挑战。它提示我们世界或许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或许更陌生、更明亮、更黑暗、更丰富，总之是不同的。它使读者得以进入其他的现实理念之中，并探寻它们是否与个人经验相符。因此它是一种激进的、质询的工具，动摇我们那些“正常的”世界观并为我们的想象打开大门，将我们领进新的世外桃源。


新京报：经过了三十多年，《午夜之子》依然是无法绕开的经典作品，在你看来，这本书的持久魅力究竟是什么？


鲁西迪：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挺不好说的。也许只是一本不错的书？我尤其欣喜地看到这么多当代读者都是年轻人，他们大多没有出生、成长于这本书刚刚出版的那个年代。这就是我们写作的原因吧：它创造出某种历久弥新的东西。我为《午夜之子》能经过时间的考验而感到自豪，也希望它能继续如此。

当然，它的主题中有许多普遍性的东西——历史与个体之间的斗争，我们所谓家庭生活的悲欢离合，我们如今生活的方式……这些都伴随着这个故事，从许许多多的其他故事中突围而出。总的来说，书是因为激发起了读者的情感，才获得它长久的生命的。

作者/申璐、柏琳、小满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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