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邢朝国

摘编｜罗东

《私房钱：家庭里的权力、亲密关系和隐性财产》，邢朝国 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2月。

从古至今，被允许的“私房钱”

电影《大丈夫的私房钱》(1989)剧照。该剧故事起源于工程师李育文按月把工资如数交给妻子，而奖金等额外收入则作为私房钱悄悄藏起来，不让妻子知道。

乡土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所有的价值标准与差序人伦相关联，道德因所施的对象和“己”的关系而伸缩。儒家主张的“孝悌忠信”之类的道德要素为各类关系提供了伦常，并推崇个体要修身，“克己复礼”。

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皆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在差序格局的概念基础上，费孝通对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社群——“家”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事业的大小决定了家的大小，这导致中国家庭的大小变异很大。如果事业小，夫妇能够应付，那么这个家可以小到核心家庭；若是事业大，兄弟叔伯可以组合成一个大家，但无论家的规模如何变动，结构原则是稳定的差序格局。另外，费孝通对中西家庭进行了比较，认为西方家庭是以夫妇为主轴，夫妇共同经营家庭，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家庭团结的重要纽带，子女是家庭的配角；相比之下，中国家庭的主轴是纵向的，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妻成了配轴，另外，事业的需要将情感挤到了家庭边缘。“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的特色。”

电视剧《大宅门》(2001)剧照。

但无论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人、财产、祭祀是维持中国家庭的三个基本要素，而且财产的多少成为家庭日子过得好坏的客观评价标准，所以过日子既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要管理好家庭的经济收支。拥有控制家庭财富的权力和选择的自由是“自己过日子”的核心内容，是日子过得是否顺心和幸福的重要体现。

对于家庭的财产，在大家庭中，弟兄子侄成年后分房而居的住室为“房”，入己室、据为私有的钱帛财物被称为“私房”，“私房”构成了各房各自的开支。除此之外，各房缴纳或留有一定数额的款项构成了“公中”，由尊长代管，用于大家庭、家族的公共事务，如家庙维修、祭祀、家塾，或者经营共同的营生等。例如，《红楼梦》第一百零四回提到贾芸对王熙凤的抱怨，“那年倪二借银与我，买了香料送给他，才派我种树。如今我没有钱去打点，就把我拒绝。他也不是什么好的，拿着太爷留下的公中银钱在外放加一钱，我们穷本家要借一两也不能”。2001年，在中国热播的电视剧《大宅门》的台词中就多次出现“公中”一词，指代白府大家庭的公共财产。

87版电视剧《红楼梦》（1987）剧照。

在家庭经济生活中，还有一词值得关注——“体己”，亦作“梯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使用得较多。“体己”除了有亲近、贴心、私下之意外（如体己话），还有家庭成员个人积蓄之意。例如，《红楼梦》第十六回：“知道奶奶有了梯己，他还不大着胆子花么？”《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一回：“幸亏他三人还有些体己，拿出来变变卖卖，尚堪过活。”需要提到的是，体己钱不仅女性可以有，男性也可以有。在《红楼梦》中，贾琏就用“梯己”来偷娶尤二姐。《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写道，“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

这表明，在古代中国，大家庭中不仅存在合法的“私房”，而且个体的“梯己”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允许的。

在乡土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滋贺秀三就指出了劳动所得的钱与白白所得的钱之间的区别，其中前者需要交给家里，而后者则可以成为个人的特有财产：另外，妻子的妆奁被认为是夫妻的特有财产，是“房”的私财，不需作为同居共财的财产。费孝通在江苏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表明，贵重的首饰等归个别成员所有，多半属于妇女个人，另外，在工厂挣钱的人通常也会截留部分或全部收入，平时跟家长要的钱超过实际开支，自己也会将多余的钱或者节省的钱储蓄起来，尽管这总是受到婆婆的严密监视。

进入21世纪，李银河对河北后村的调查显示，随着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不少妇女在婚前和婚后的劳动有了独立的现金收入，出现了劳动所得归家里还是归个人的矛盾。

如果说乡土中国为我们理解当下农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历时性参照框架，那么都市社会为我们理解农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共时性参照对象。

一份生活健康类的杂志邀请了数对夫妻发表各自对私房钱的态度，讨论的议题涉及男人的小金库、妻子的经济控制、男女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夫妻信任、婚内AA制等。这本杂志还煞有介事地邀请了婚恋咨询专家进行点评。下面两段点评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私房钱的都市视角：

家庭是两个人共同的，然而这两个人同时又是独立的，会有不同的事业圈、朋友圈，有各自的兴趣爱好，用钱的途径和方式难免不同。宽容、信任是宝贵的基石，只有尊重彼此，相携相知才能走得更远。

现代社会夫妻关系越来越独立而自由，私房钱不是绝对不能有。需切记的是攒私房钱不是在攒私心，更不可冲击到共同财政的安全，如果大河还不满，小溪却泛滥，那私房钱就成了定时炸弹扰乱了家庭，必然带来一些后患：如隐瞒的伤害、失控的消费欲望、婚姻关系的不安全等等。私房钱，要“取之有度，用之有道”。巧妙地取用和支配私房钱，能为夫妻关系锦上添花。（《私房钱到底该不该藏》，《生活与健康》2010年第4期）

这两段点评并没有否定私房钱，而是从个人独立、个体差异的角度支持了私房钱的合理性，倡导用尊重、宽容、信任的态度来看待，但同时强调攒私房钱、用私房钱要有原则限度，不能影响家庭共同生活，提醒人们存私房钱就像是玩七巧板，要掌握好技巧，平衡个体需要与家庭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持冷酷的“理性”立场的作者指出，在婚前财产公证日益普遍的情况下，私房钱呈现出公开化趋势，家庭财产形成“你的钱，我的钱，我们的钱”的结构，除了共同生活的开支“公家地”之外，各人可以管理自己的“自留地”，互不侵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私房钱公开化、规则化，成为一种家庭经济安排的契约。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1999)剧照。

在简要讨论了乡土中国和都市视角之后，我们要回到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我的田野资料显示，村民对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不是单向度的否定，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道德相对性。家庭里谁藏私房钱、藏了多少私房钱、藏私房钱为了什么、私房钱是怎样使用的，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村民们对私房钱的评价。

（在众多因素中，来源是影响他们对私房钱评价的第一个因素。这首先决定着家庭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并允许其成员存私房钱的行为。以下内容为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对这一问题的访谈和分析。）

私房钱的来源涉及私房钱怎么存的问题。从私房钱的来源来看，一些白白获得的钱（如孝敬钱、压岁钱、红包）、过日子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积攒下来的零花钱成为私房钱，被许可的可能性更大，家庭成员对这类私房钱的道德评价相对更积极一点，在特定情境下，甚至得到鼓励。

例如，在很多家庭，未成年子女获得的压岁钱、红包以及日常生活中节省的零用钱被允许自己保管和支配。大人们通常会允许子女拥有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财物，子女们可以用这些钱来购买零食、送同学礼物、过一些家庭外的生活。当然，这些花费也会受到父母的监控，尤其当子女的私房钱数额较大时。

父母为了鼓励子女参与家务活，或者激励子女努力读书，有时也会以金钱的方式予以激励。不止一对夫妇在跟我谈他们的教育方式时提到过金钱奖励的办法。我也曾多次听到父母们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像话，考了好成绩就主动伸手要钱，或者为父母做点事情就要钱。

向玲的儿子阿皓就通过这些方式积攒了一笔数额不小的私房钱。向玲夫妇生意忙，没有时间煮早饭，早上就给儿子几块钱让他买早点吃，他吃三块，省两块，就这么一点点节省，省下来一些钱。另外，儿子在家帮向玲洗碗，向玲给他一百块钱一个月。平时作业得一百分、考试得一百分，不管语文数学，向玲都奖励钱。阿皓吃喜宴，别人给的红包，有时候他也要求放自己的口袋里。阿皓不像别的小孩，有钱就用掉，他舍不得用，一点点存着。他把钱放在家里，向玲在家里打扫卫生，知道儿子的钱放在哪里，时常偷偷地替他数一数，对儿子攒的私房钱一清二楚。这些钱，对阿皓来说是秘密，但向玲总有办法搞清楚。向玲夫妇怕阿皓钱多了变坏，在外面胡搞，所以找机会把他的钱没收掉，比如阿皓期末考试没考好，向玲就把阿皓攒的这些钱没收掉，作为惩罚。

近十来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压岁钱、红包的数额也快速增长，仅孩子的压岁钱，就从20世纪90年代的五块、十块，增长到新世纪的上百块。像向玲夫妇这样担心孩子手头的钱多了在外面胡搞而想办法替孩子管钱的父母不在少数。向玲夫妇想到用另一种方法给儿子攒钱。他们用儿子的名字单独给他办了一张银行卡，每年将儿子过年获得的压岁钱给他存起来，从儿子十岁那年开始存，四年的时间存了好几千块钱。这个方法相当于公开地帮孩子存私房钱。

滋贺秀三曾指出，在传统中国，那些个人白白获得的钱可以是个人财产，由个人掌管。这在当下的宽源依然如此。例如，前面提到的五伯将女儿给的钱留着玩牌，对此，他本人十分坦然，家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即使不是像五伯这样有子女专门给娱乐的钱，老年人将子女给的孝敬钱或者将自己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存为私房钱，用来玩牌，通常也不会引起家人的反对。

我婆婆喜欢玩小牌，她口袋里有些钱，像私房钱一样，她那个钱是生活费节省下来的。（五凤）

现在儿子女儿都有钱了，给你钱，肯定吃不完，剩下的钱当然存着，玩小牌，防老。（勇子妈）

相比之下，像海珍的婆婆通过克扣孙子的生活费，藏私房钱来赌钱，就引起了海珍夫妇的不满。这笔钱不是她从自己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更不是她白白获得的钱。海珍婆婆克扣孙子生活费来赌钱，属于侵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用海珍的话来讲，这是自私的。

将白白获得的钱、日常节省的钱存为私房钱更能被接受，因为将这类钱存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从共同财产或者特定用途的钱财中“谋”下来的。“谋”是一种刻意的、需要花心思筹划计算、讲究策略的理性行为。海珍婆婆将孙子的生活费克扣下来存为私房钱就有“谋”的色彩。

你一个月挣八千，上交七千，剩一千留作公交费、香烟费之类的，你剩多少钱是你的事情，你存起来，老婆一般也不会管，这是你自己剩下来的钱，你主动上交当然好，不上交也没关系，不会为这个吵嘴，这都是明的。（远春）

明好每个月给宝琴三千块钱生活费，实际上她每个月也许只需要两千块钱生活费，有的时候会多点或者少点，剩下的钱，明好自然会认为她会存起来，不会跟她刨根问底，她花掉就花，花不掉就存起来，不可能拿去给别人的。（八姐）

若是自己每个月五百元钱额外的花销，如果没有用完，可以把剩下的存起来，这就没什么大问题。以后在外面看见想买的东西，或朋友偶尔问自己借个几百元，自己不用通过老婆就能拿出钱来。（生全）

当然，将生活费节省下来存为私房钱并不是完全安全的，在经济条件紧张的家庭，这可能会引发家庭矛盾。远春在存私房钱方面就特别小心谨慎。

像我想多存点不行啊! 我不挣钱，都是生活费剩下来的存作私房钱，好几个月才存一次，存好几年，才存这么一点。我存的钱没地方放，衣橱里挂着几件衣服，就放衣服里，我记性不太好，有一次贵子在包里翻到一千五百块钱，就问我怎么有这么多钱，我心里想，我好像没有一千五百块钱私房钱吧。他问我家里为什么有一千五百块钱，我心里打鼓，我也拿不准这钱怎么回事。我说我记性不好，应该没这么多钱，我说这个钱肯定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放的，我说这个钱可能是你自己哪天放在那里的，你自己忘记了，你太有脑子了吧，自己做的事情，现在倒打一耙。所以，我先发制人，我说了他一顿，撇清自己跟这钱的关系，反正跟自己没关系，他也就不会怀疑你存私房钱的。后来，他自己也讲可能是他放的吧，他也很迷糊，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到现在，我自己也不清楚这一千五百块钱怎么回事。（远春）

相比之下，将白白获得的钱存为私房钱，被允许的可能性更大。对于白白获得的钱财，我曾询问养鹅户黄五，若是他的妻子赌博赢了，赢的钱归谁，他说归妻子个人所有。

访问者：如果你老婆阿兰赌钱赢了钱，赢的钱是公共的还是她个人的？

黄五：是她个人的，不是我的，不是家庭的。她赢的，是她自己的，她也不会给我，要不来。

访问者：如果你老婆阿兰在外面干事情，比如洗碗，挣的钱是她自己的还是家庭的？

黄五：她自己的，我要她的钱没用啊! 她也不会给我，我也不想要她的。女儿打工的钱， 我们也没要她的，我们现在的日子能过。

需要注意的是，黄五说他妻子若是在外面工作，劳动报酬也归他妻子个人所有。这涉及劳动收入的归属和支配问题。对于黄五的回答，我并不能完全相信，因为黄五是个过分节约的人，虽然通过养殖，他挣了不少钱，但他平时不舍得吃用，连过年也不给小孩子压岁钱，他的妻子多次公开抱怨丈夫抠门，村民们也劝他要想得开，学会享受。

我曾见他过年时只买了一点普通的吃食，远远比不上村里普通人家的过节花销。黄五对妻子的经济花费看管得很严，别人来家里买鲜鹅蛋，若是黄五在家，钱都给黄五，赊账还钱也都给黄五。妻子阿兰好赌，黄五不止一次地阻拦过。若是他的妻子在家庭之外获得稳定可观的劳动收入的话，想必他是在乎的。不过，他说妻子挣了钱不给他，他要不到，这也是很有可能的。至于他的女儿外出打工的收入由女儿自己保管，对于这一点，我询问过他的妻子阿兰，得到了确认。黄五夫妇不仅让女儿结婚时将打工的收入带走了，而且还陪了不少嫁妆。这种情况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都有提及。前面提到的被访者远春，她也是将自己外出务工的收入自己保管，结婚后这笔钱被丈夫发现，最后用在了自己的小家庭。

的确，在宽源（指作者田野调查的地方——摘编者注），即使是已婚女性和未婚子女参加劳动的所得（尤其是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副业的收入），很多时候也可以由他们自己管理，尤其当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同居共财的家庭经济生活中，已婚女性和未婚子女更可能被允许拥有一些个人可以支配的财产。

就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这一现象背后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成年男性控制着家庭财产，在此情况下，私房钱给已婚女性和未婚子女提供了过一点个人生活、满足个体需要的空间，起到“体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已婚女性和未婚子女没有大规模地在家庭之外正式获得工作和劳动报酬之前，对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成年男性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经济模式来说，已婚女性和未婚子女在家庭之外的劳动收入可能被认为是临时的、不稳定的、补充性的，并不会对男性的家庭权威以及家庭的经济安全带来多少实质的影响。

但对于当前的宽源以及中国农村而言，家庭成员可以保留自己的劳动收入，这一现象可能有着更多的现代性意味：与传统的全体家庭成员作为农夫共同耕作家庭土地、共同收获的生产模式不同，在脱离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后，家庭成员各自的收入、经济贡献有了更明晰的界限，具有独立收入的个人拥有了更多的财产控制权，更可能将个人收入变成“暗私”或“明私”。黄五说，若是妻子挣了钱，不给他，他也要不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作为男性的黄五对妻子的经济控制力并不强，他阻止不了妻子赌钱便是一个例证。不难想象，在此情况下，同居共财的家庭财产模式将受到极大挑战，家庭经济生活的实践很可能会偏离单一共同的家计形态。当然，财产控制权不等同于财产所有权。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更多地将收入交给父母管理的话，当前年轻人不将收入上交给父母而是自己管理的情况是普遍的。父母对此也越来越宽容，其原因之一是生活水平提高，家庭对年轻子女经济收入的需要已不像之前那么迫切，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父母对年轻子女的经济控制能力下降。

现在有姑娘在外面累钱，存着钱不上交，不就是私房钱吗？不交，就是私房钱。一年能存些钱，家里不要她的。一点点地存一些，结婚后，小两口的钱合并到一块不就行了嘛! （五妈妈）

就劳动收入的控制权来说，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父母自然希望未婚子女将家庭外的劳动收入更多地上交给家里，根据家庭需要来安排使用，即使是由子女自己保管，父母通常也希望钱财更多地被积累，而不是被消费掉。那些将自己的工资收入用于消费而存不住钱的未婚子女往往会受到父母的责备，被认为不会过日子。

在某种意义上，未婚子女保管自己的收入是为自己未来的核心家庭积攒财产。对于男孩来说，自己保管收入具有提前非正式分家的意味。由于家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子女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当未婚子女的经济行为不偏离这个目标时，他们通常不多加干涉，但是他们监督的目光从来没有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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