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王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875年，清政府为了“马嘉理案”而向英国“赔礼道歉”，派遣曾担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与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大臣，并兼任驻法国大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臣，开中国近代外交史之先河。

郭嵩焘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功”起家，在国内担任职务时，就较为留心洋务，积极获取关于列强的各类知识，并处理了一些涉外事件，积累了不少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他出使欧洲之后，留心考察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民生状况，并在日记中写下许多观感与心得，可以说是晚清为数不多对世界形势有极强了解的士人之一。他在出使日记中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景象赞誉有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解决中国内部的各种问题，通过新知来反思旧学。在这个意义上，他显示出极强的思考能力。由于他的出使日记传回国内之后备受守旧派士人的抨击，加上随同出行的刘锡鸿处处掣肘，致使他被迫辞去使臣职务，晚年赋闲在家。

郭嵩焘（1818年—1891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在当代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中，正因为郭嵩焘具有这样的经历与思想，所以常被视为晚清开明士人的代表，并称赞他的外交主张与外交成绩。但在今天需要辨析的是，是否具有“开眼看世界”的主动性和是否具有极强的外交能力，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必然关系。此外，特别要清楚地认识到对某一国家治理成绩的认可，或对其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喜好，并不能作为外交领域与之打交道的基础或原则，更不能把外交礼仪层面的客气与礼貌视为现实政治博弈中的友好关系。在某些时刻采取退让、低调的外交政策，是为了给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或者通俗地说，是为了“卧薪尝胆”，而非通过这样的姿态来博得别国的认可或赞许，更不能把这样的姿态视为一种“安稳”的长久状态，进而不再重视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这一核心目标。在国际政治与外交领域，必须时刻注重洞察世界形势的变化，明晰各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与彼此合纵连横关系的本质，在此基础上通过审视本国的实力，决定对外交往中应采取的策略、底线与目标。以这些因素作为标准，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郭嵩焘的外交主张。

郭嵩焘的外交主张，务实还是不明时势？

1876年郭嵩焘上书清廷，论述与列强交往之道。其中他说道：

臣以为洋人之情在于通商，沿海居民谙习西洋语言文字，多能知之，洋人之势极于富强，天下臣民皆能知之，而不足与办理洋务，则明理审几之才固不易得也。知情与势，而后有以处人，猜疑之见自不生于其心。知理而后有以自处，即矜张无实之言亦不屑出于其口。是以办理洋务非有他长也，言忠信，行敬笃，以立其礼，深求古今之变，熟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轻重缓急，权度在心，随事折中，使就绳尺。能知处理洋务，以之纪纲万事，经营国计，必皆裕如也。

（郭嵩焘：《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载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郭嵩焘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237页）

在另一份奏疏当中，他再次申说此意：

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应之宜，斯谓之理。臣惟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为害之深，远过于前代。而其借端陵藉，乘衅要求，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处之得其法，其于各口税务及学馆教习及练兵制器诸大端，洋人相与经营赞画，未尝稍有猜忌；处之不得其法，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以致贻累无穷。

（郭嵩焘：《拟销假论洋务疏》，载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郭嵩焘卷》，第239—240页）

法国画报记录的晚清（1906年）。

可见，郭嵩焘认为处理洋务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十分重要，并且由于国力衰颓，中国并没有太多“本钱”去和咄咄逼人的列强进行强硬的交涉，所以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必须深思熟虑、十分谨慎，否则予人口实，将会造成极不利于中国的后果。较之坚持夷夏之辨的虚骄之气，郭嵩焘的这些看法确实显得比较务实。所以，他在许多论著里经常批判南宋时期的士风，认为那时的士人不顾南宋的现实国力，一味唱高调要求“北伐”，并拒绝和金朝进行谈判，这造成了一种空言哗众、极不负责的风气。

因此，对于深受宋明理学影响的郭嵩焘而言，与列强打交道，必须“尤恃理以折之”，即与之讲道理。在交涉过程中做到“言忠信，行敬笃”，做到“知情与势”与“先审曲直”，把彼此的情势与是非曲直都说清楚，这样就能防止不必要的猜忌，可以易于让对方心服口服，可以避免交恶，有助于实现和平。他甚至相信，只要以此处之，中国的追求富强事业，列强就会对之“未尝稍有猜忌”。在与姚嘉彦的信中，他颇为自信地认为自己办理洋务，“吾之所为诚有以服其心也”。因为“审吾所据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审彼所据之理，必有辞以折之。常使理足于己，而后感之以诚，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无不如意，则亦可以求数百年之安”。

（郭嵩焘：《复姚嘉彦》，载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郭嵩焘卷》，第326页）

如果说郭嵩焘所批评的那种虚骄之气是一种恪守旧章、不明时势的表现，那么郭嵩焘自己的这些主张则显得过于迂腐、天真，甚至称得上是另一种不明时势。列强侵略中国，把鸦片贩售至中国，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本来已属无“理”，但为了彰显自身行为的“正义性”，它会运用建立在强大军事实力基础上的话语制造能力，发明出一套旨在论证中国咎由自取的理论与叙事，然后将此作为新的“理”。一旦在对外交涉中论“理”，那么郭嵩焘所秉承的儒家教义中的“理”，在列强的“理”面前就不称其为“理”了，只能沦为凸显中国如何“落后”与“野蛮”的文化符号。所谓“审其曲直”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按照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级论，资本主义列强藐视全球，其虚骄之气较之中国士大夫不遑多让。近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原料获取地与商品倾销地，并且借助不平等条约来向中国传教，这些行为又何曾征求过中国人的意见。

身处弱势，“曲直”云云，实无从“审”起。至于试图“感之以诚”，在19世纪的外交当中更是如同梦呓。西方列强进行全球扩张，有着十分清晰的现实目标与利益取向，不达目的不罢休。之所以在对华交涉中显现出一定的“客气”，并非因中国官员具有很好的道德品质而受到感动，而是由于对本国现阶段总体实力与列强之间外交关系的考量，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既得利益，于是对中国采取更间接或更迂回的手段。如果对这些要素不甚了解，那么只能说这样的“开眼看世界”是带有不少片面性的。

犹有进者，郭嵩焘认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也。趋义避害同，喜谀恶直同，舍逆取顺同，求达其志而不乐阻遏其气同。贤者以理折衷，可以利之顺之，亦未尝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以理，强者亦可使退听”。他评价自己：“嵩焘非能知洋务者，独知其理耳”。

（郭嵩焘：《致李傅相》，载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郭嵩焘卷》，第338页）

从这种抽象的对中外民众的印象出发，郭嵩焘相信：“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

（郭嵩焘：《致李傅相》，载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郭嵩焘卷》，第347页）

他的这一想法，用于日常的人际交往之中或许并无不可，但他似乎未能区分政治行为与日常交往行为之间的本质。政治行为，特别是国际政治行为是基于在明晰本国现阶段国力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从最有利于维系与扩大本国基本利益、巩固本国国际地位的目标出发，进行或和缓、或激烈、或妥协、或力争的外交活动。它所在意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人性之好恶，而是在瞬息万变的权力竞逐环境中准确把握局势，做到见微知著、当机立断，这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当为者，而非一种冬烘先生式的一厢情愿。况且郭嵩焘未必明白，在盛行于19世纪的人种论与文明等级论里，西方列强未必觉得中国人的好恶性情与之相同，而是把非西方国家的民众视为半文明或不文明之物，以一种和野蛮人打交道的心态与之相处。郭嵩焘深谙理学话语，觉得人世间无非天理流行，但在19世纪的强权政治与殖民扩张面前，这一思维方式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表面上理性、中立、客观的时事观察家，存在哪些问题？

郭嵩焘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除了深受理学传统影响以至于过分“推己及人”之外，或许还和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有关。在出使英国的路上，他于日记中写道：

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十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前年可也。

（郭嵩焘：《使西纪程》，载《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69页）

正是由于郭嵩焘相信西方列强“立国自有本末”，在外交上能“以信义相先”，所以他会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态度带入到他对当时国际政治的观察之中。这一正面色彩的西方想象，反而遮蔽了他的视角。19世纪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高峰期，但在郭嵩焘眼里：

西洋大国以爱民之心推类以及异国无告之民，设法以维持之，其仁厚诚不可易也。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节选）》，载《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第152页）

他甚至对英国殖民活动称赞有加：

英人属地开辟经营，可谓极人事之劬劳，而穷尽天时地利之功用。即一舟一车，载客几何，价值几何，并著为定章，悬之通衢，又各于其舟车牌示其等差节目，使不得有欺饰，宾客远至者尤便之，规模宏远矣……凡事务取便民：开浚河道，防禁盗窃，营建学馆，收养病民，又以余暇为苑囿游观，使人民有以自食其力，欢欣鼓舞以乐从其令也。

（郭嵩焘：《与傅兰雅论英国殖民》，载，载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郭嵩焘卷》，第178—179页）

在这里，郭嵩焘似乎不是一位正处于因列强“开辟经营”而饱受其苦的国家的使臣，而是一位处于一种表面上理性、中立、客观的时事观察家。他似乎并未想到，这一“殖民工程”的本质是掠夺被殖民国家的经济资源，操控其政治主权。自然，为了便于统治，殖民者会在被殖民地区展开一些建设，但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依然是运用“文明”来“教化”当地民众，巩固其殖民统治。比如19世纪英国殖民印度时，一位在当地的英籍行政管理人员就认为：

我们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教育这么多人民。目前，我们最好培养一个阶层，让他们在我们和我们所统治的百万人民之间担负起桥梁的作用；这个阶层的人虽然有着印度人的外表，流着印度人的血液，但却有着英国人的品位、英国人的洞见、英国人的道德观和智慧。

（麦考利：《教育笔记》，转引自尼尔·弗格森著，雨珂译：《帝国》，第163页）

不知这样的建议是否属于郭嵩焘心目中的“西洋大国以爱民之心推类以及异国无告之民”的组成部分？或许郭嵩焘并不愿意中国也沦为印度那样的境地，但由于他似乎太过于欣赏西方列强的“立国自有本末”，以至于把后者的大部分行为都视为有本有末的仁义之举，而忽视了殖民扩张正是当时列强“立国自有本末”的关键环节。其殖民扩张越顺利，其立国之本末就越稳固。但如此这般，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怎样，作为自诩留心洋务之人，郭嵩焘却似乎并未过多考虑。

法国画报记录的晚清（1911年）

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上，虽然郭嵩焘认为自己坚持以“理”待人，但西人对他似乎却并不这样。卢汉超在《赫德传》中记述，在郭嵩焘出使英国之前，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决定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名义上这一机构是为中国海关采购相关器材，但实际上却是让赫德能控制即将成立的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让他能更有效地为英国政府提供情报、干涉中国外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挑选心腹金登干

（James Duncan Campbe）

担任办事处负责人。郭嵩焘离京启程之前，赫德通知伦敦办事处做好准备工作，让使馆的一切情况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其中他特别嘱咐金登干要接近郭嵩焘，“引导公使履行他的新职责”，对其施加影响，干预郭嵩焘的外事活动。

（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6页）

如此一来，郭嵩焘还没到英国，就已经落入了赫德精心策划的“网罗”中。对于这些，饱读圣贤书的郭嵩焘似乎未能察觉。

此外，根据恽文捷的研究，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后，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的威妥玛为了维护英国在新疆的利益，运用各种手段阻碍左宗棠的军事活动，其中就包括诱导还在驻英使臣任上的郭嵩焘通过缔约来结束阿古柏集团的敌对状态。本来郭嵩焘就对收复新疆不抱太多信心，加上他不能及时察觉威妥玛此举背后的真实动机，于是同意与威妥玛就缔约一事进行商量。虽然郭嵩焘因及时知晓阿古柏的死亡消息而最终决定不同意威妥玛的调停方案，但也险些酿成外交危机。

（恽文捷：《英国干涉左宗棠西征考论》，《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第151—153页）

但相比于威妥玛的纵横捭阖，郭嵩焘在外交能力上显得逊色许多。总之，在那个时代，郭嵩焘在思想与学术上确有不少独到之见，但在外交事务中，他的思维方式与做事风格实在不值得过多称赞。

撰文丨王锐

编辑丨董牧孜；张婷

校对丨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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