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肖舒妍 

“没有儿女＝人生失败”？这个话题迅速成为了微博热搜。即使如杨丽萍这样在舞蹈上有极高成就、在性格上又超然恬淡的女性，也逃不过“被催生”的舆论压力。这引得一众女艺人“拍案而起”，对此进行回应。

网友对杨丽萍的视频评论截图。

演员戚薇发布微博表示：“一个人最大的失败是：时至今日 还在给我们‘女人’下定义，还把儿孙满堂作为女人唯一的成就。。。生育工具？！呵呵，我们早就不是了！”陈数随后也分享了自己某个角色的台词：“女人的价值，就是用来生儿育女吗？”并干脆回答“不是”。 

孔雀舞者杨丽萍。图/新京报网

之后，“生育自由”成为了一个新的讨论话题。女艺人针对公共话题不约而同集体发声，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而常常被公众质疑为何不婚的李若彤，也分享了个人经历，并呼吁：“无论你是男性或女性，我都希望你不要因为年纪和别人的目光，而为自己的人生做草率的决定，更要学会懂得尊重别人的决定，因为那是别人的人生。”

对于自己的人生，杨丽萍早就做出了选择。早年她接受采访时曾回答：“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旁观。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在此次争议之后，杨丽萍对该网友的评论做出了回复：“……只要自己认为过得好，没有伤害其他人，就可以。谢谢理解和爱，望我们都能自在，如我！”

“生儿育女”为什么要成为女性背负的压力？我们该如何尊重他人的人生选择？我们整理了这份书单，希望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1

《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陈小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12月。

想象一个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世界。不是在遥远的过去，而是在不远的未来。

在《使女的故事》这本未来小说中，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构建了这样一个世界。当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使一大部分人类失去生育能力、生育率逐年降低，女人就被粗暴地划分为两大类：有生育能力的，和没有生育能力的。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当做“长着两条腿的子宫”，“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而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能发挥的作用也只有采购烧煮、洗衣做饭。

男人同样是受害者，除了特权阶级拥有生育的权利，多数男人受到严格监视，不许接触色情物品，不许自慰，在立下战功之前不得成婚。而在被安排包办婚姻之前，他们甚至从未见过同龄女性。

在这个世界里，男女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女性是男性可望而不可即的对象、是一切繁重工作和生活压力的目的和原因；男性则是女性被压迫、被强奸、被物化却还要被迫为之传宗接代的“万恶之源”。他们互相仇恨、无法理解。而这个世界，当然也没有孩子的笑声。

 “未来小说尽管含有科幻成分，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它讲述已成历史的未来，从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 比较文学教授赵毅衡在其《中国的未来小说》一说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而《使女的故事》描写的最远时间距现在二百多年，即不久后的23世纪，这一切，会成为我们的未来吗？

2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绿林社，2020年3月。

在《使女的故事》中，男性和女性被迫承担的不同角色，正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批判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合设下的圈套”：把女性束缚在家庭中，无偿培养、照顾市场所需的劳动力，而女性本身却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上野千鹤子在书中提出，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女性拥有子宫，子宫却不属于女性掌控，父权制的社会逼迫女性生下孩子，又剥夺了孩子潜在的生产价值，并用孩子进一步要挟女性付出养育劳动。对此，上野千鹤子甚至略带绝望地表示，“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当下的情况绝非如此悲观，在各个处于社会改革、经济发展的国家中，女性的劳动力都不可或缺，女性也得以进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与男性公平竞争。

只是由此引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女性走进社会之后，谁来承担女性曾经肩负的包括生育在内的家庭劳动呢？

3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费孝通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

既然生育本身构成一种“负担”，我们是否还需要生育制度呢？

在《生育制度》这本书中，社会学家费孝通首先论证了生育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他首先承认，对于个人来说，生育是“损己利人”的，但是对于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而言，我们需要维持最低限度的人口来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使社会可以良好地新陈代谢。换言之，没有足够的人口来进行劳动分工、社会建设，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基本需要焦头烂额，人类的自由发展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口增长不一定能保证社会的运转，我们才需要文化上的生育制度来保持生育这一行为。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生育制度和家庭制度就是完美的，而社会本身也在发展变化。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传统生育制度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因此，费孝通在此书的后半部分也探讨了我们该如何建立更好的生育制度，更合理地进行家庭分工。

这本书根据费孝通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整理、编写而成，但直到今天仍有其教育意义，也可看出其研究的先见性。

4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夏晓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生育制度会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所改变，对于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而言，良好的人口结构以及“优生优育”显然比“维持最低限度的人口”更为重要。以此为前提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发挥个体价值，尤其是曾被生育所禁锢的女性的个体价值。

从夏晓虹所著《晚晴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一书中，我们会发现，在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对于女性典范的定义就已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当时虽仍推崇传统的“列女”，即殉夫、守节、孝女等行为，但如医士、教育家、革命者、将、侠等女性新形象也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与推崇。一些以妇女为主要受众的报纸杂志相继出现，而其中“女杰传”等讲述杰出女性生平故事的栏目又最受欢迎。

可见，从晚清开始，女性已经有了自主做出人生选择的观念意识，即使没有全然付诸行动。而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份角色，也展现了更包容、更尊重的态度。

5

《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

《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美]丽贝卡·特雷斯特著，贺梦菲、薛轲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8年5月。

当代女性无疑拥有了更多自主权。《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的书名，就像作者、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发出的一句宣言，向世界宣告单身已经成为女性新的人生选择。

特雷斯特从小就讨厌故事的女主人公结婚嫁人，因为这就意味着故事的结束。“我所喜欢的那些女主人公在她们曾经的那个世界里自由奔跑，她们的身上总有说不完的故事。然而一旦结婚，她们就从此与原来的那个世界隔绝。”长大一点，特雷斯特发现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以结婚为结局——莎士比亚的喜剧多以结婚为结局，悲剧则以死亡为结局，莎翁赋予了结婚和死亡同样的叙事效果。

有趣的女性不可以有别的人生吗？这成为了作者写这本书的理由。她选取了三十位单身女性来讲述她们的故事。她们中有叱咤风云的女强人，也有敢爱敢恨的大学生，她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但都敢于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积极争取自身权益。

正如书中所说，“单身不是要拒绝男人、拒绝爱，而是要提倡一种充实、自主的生活。女性自身的独立，是为争取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地位所必备的武器。”

6

《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

《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英]蕾切尔·卡斯克著，黄建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9年1月。

单身是选择之一，生育也依然可以是选择之一。

只是作为人生选择，女性需要在迈出“成为母亲”这一步之前经过慎重思考，确认“母亲”所代表的责任与牺牲之后，自主做出决定。生育不该是迫于社会压力、为了维系婚姻或一时疏忽大意所造成的被动结果。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书记录了自己初为人母的体验：孩子在身边时，她做不了自己；孩子不在时，她也做不了自己。成为母亲让她感受到了焦虑、疲惫、愤怒，也让她体会到了温柔、宠爱与甜蜜。每个女性在选择成为母亲之前，都有必要知道，这个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卡斯克也希望提醒我们，过分宣扬无私奉献的母爱、对“母亲”这个群体抱以无限崇高的期待是多么自私和残忍。这仿佛设立了一条无形而又难以企及的标准，让每个新手妈妈为了成为他人眼中“完美母亲”而失去了自我。

我们的确应该感谢母爱的伟大，但我们也应该给每个母亲选择如何哺育孩子、如何与孩子相处、为孩子付出多少时间的权利。这是她自己的人生。

“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对于这样的言论有人愤怒也有人不解，但或许值得庆幸的是，它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对于“生育自由”和个人选择的更多讨论。这至少证明，我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愿意对之进行思考。重要的是，每个女性、每个个体的人生选择都值得被理解和尊重。

作者｜肖舒妍

编辑｜张婷

校对｜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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