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秋本是一位教文学的大学老师，在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期间，她用半年时间建了一座图书馆，并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是一个关于筹建图书馆的故事，也是一次理想主义者与现实的碰撞。筹建碑林区图书馆的过程中，她不得不与各方周旋：书商、装修队、各级部门大大小小的领导。

筹建图书馆在她的意料之外。她从没想过，这个位于十三朝古都西安市中心的城区，从前一直没有图书馆。当地居民对公共图书馆的茫然，临时场馆只能选在无法采光的商场地下室，书商与馆配书目之间的潜规则，图书馆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领导对图书馆功能和投入的质疑……筹建的每一步都让杨素秋错愕。最终，她以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执着，守住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图书馆”。

杨素秋认为“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但为公共图书馆选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放下知识分子的傲慢、爱书人的痴迷，兼容并包各个群体的需求。需要打开自己，和外界碰撞。更不必说书目背后还牵涉着各方千丝万缕的利益。她坚持为读者负责，拒绝粉饰太平。

也许是因为性格平和，在杨素秋笔下，这段经历并没有显得苦涩、无奈或者愤世嫉俗，反倒有许多乐趣和感动。与对官僚系统的观察相比，书中更动人的部分是那些爱书之人的故事：爱借碑帖的书法爱好者；摸着《世界通史》读出声的视障读者；迷恋武侠小说、想扭转职高阅读风气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回应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本文摘编自《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杨素秋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月。

传记的力量

小吕的身体蜷起来钻在一辆图书拖车里，脖子弯着，头往前探，手上拿个相机，大长腿缩在小地方挺费劲。我一进馆就看到这一幕，问他在捣鼓什么。他说在拍短视频，有些运动镜头手会抖，馆里没有滑轨设备，他发明了这个办法，拖车上面再架个三脚架，还挺稳。正说着，韩洋来了，拉着小吕的车往前走：“杨局，瞅瞅我们这运镜，专业不？”

我来馆里是为了找小吕一起编目。第一步是查重，朋友们发来的书目，可能和既有馆藏重复。小吕有书库管理权限，可以批量查重删减，节省时间。第二步是确定ISBN号。ISBN相当于书籍的身份证号，每版书的号码独一无二。我收到的书目都是朋友业余编写，绝大部分没有ISBN号，只有书名和作者。若是涉及不同版本，就得我来甄别。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明清小说，一些小出版社把价格压得很低，打着“少儿版”的旗号随意删改。我顺手搜了一版《红楼梦》，艳红翠绿的衬底，林妹妹形象是简笔涂色而成，颜色平铺，脸歪着，整本书不过一指厚。丹纳的《艺术哲学》有二三十个版本，译者都是傅雷，有的无图纯文字，有的配黑白插图，有的配彩插。彩插数量各异，排版也有美观与敷衍之分，得去售书网站查看图文示例再做决定。

《安徒生童话》版本就更多了。其中一篇《海的女儿》，叶君健译本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联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

另一个版本的开头：海王有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女儿小人鱼。她常常到海边玩耍……

小吕站在我右侧，看着电脑屏幕上出现这样的文字，大为惊讶：“我都不知道，版本之间的差别这么可怕。”

这天我收到赵文的书目，共三百多册，数量居首位。前半部分多是哲学：亚里士多德、弗洛伊德、荣格、斯宾诺莎、阿甘本……后半部分庞杂：《剑桥科学史》《地球编年史》《私人生活史》《劳特里奇哲学史》《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山川悠远——中国山水画艺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

电影《书店》（ The Bookshop，2017）剧照。

这张书单如同东西南北菜系，摆得满桌满眼，倒也符合我对他的认识。赵文是北京大学博士，学文艺理论出身，有人评价他：“赵文人如其名，说话做事都是那么斯文。”我忍住笑，没有说话。我所熟悉的赵文外号“赵神”，精通领域包括：电视剧《乡村爱情》、相声曲艺、恶搞弹幕、种田网文一种网络文学流派，主角在一片土地上逐步发展农业、科技及军事制度，强大之后打败对手。以及福柯和斯宾诺莎。他喜欢喝酒，微醉时唱秦腔和京剧，更拿手的是一首《博士泪》，绝活儿，天底下除了他没人会唱：

伦巴恰恰恰，

啦啦啦啦啦，

一步踏错终身错，

考上博士为了生活……

此曲原名《舞女泪》，满是缱绻柔情，20世纪80年代颇为流行，歌词里所有“舞女”都被他换成“博士”。他装出沉痛的样子，继续抒情：

博士也是人，

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为了生活的逼迫，

颗颗泪水往肚吞落……

他双手捂在胸前如西子捧心，逗得我们大笑。第二天酒醒后，他又变成了那个“斯文”的赵文。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一季）剧照。

多年前我认识他时，他是个戴着眼镜的大胖子，后来突然瘦下去三分之一。我好奇他怎么减的，他说：“给我一张A4纸那么大的地方，我就能减肥。”对着《乡村爱情》电视剧，他站在原地做运动，减下来三十公斤。

他总是有独特的经验。教育孩子，我问他侧重什么，他说：“身体性比书本性重要。”我想知道他管理时间的方法，他看了那么多网文，发了那么多弹幕，怎么还能一年译几本书。他说：“很简单，我的秘诀是：五个一小时。这五个一小时里，你要绝对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其他时间你随便玩。真的，每天五小时高效工作，足够了。”他平时也教书法，我问他为什么我的捺和钩总是写不好。他指指脚后跟，说：“写字时手指要捻管，但捻管要从脚后跟发力。”我噗地笑了，他不笑：“真的，我小时候跟石宪章老师学写字，他就这么说的。”

我想让他给我讲讲为什么推荐这三百多本书，于是去了他的工作室。蛛网结在窗帘和窗框之间，桌上的书四仰八叉坐卧不宁，只余下一尺见方的空间。

我们首先从历史类和传记类聊起。在他看来，人文学科中，除语言学之外，历史学最接近科学思维。它的对象是有规律性的，展示力量的对比、走向、结果。而传记就是榜样，人物细密的生活史会激发读者对未来的憧憬，努力突破自身的局限。譬如莫洛亚的几本作家传记，写普鲁斯特的，拜伦的，都精彩。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展现真理与谎言的斗争，古留加《康德传》梳理思想脉络，从问题出发去理解大师，而格林布兰特写莎士比亚的《俗世威尔》复原了时代的风土人情。

他给我举例，传记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动力。他十八九岁时读了《巴尔扎克传》，于是立志读完《人间喜剧》。九十六部小说背后是巴尔扎克的宇宙，人物众多，繁而不乱，构成全景式的宫殿，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沉浸其中，就是因为当初那本传记的引子好。

最近他正在翻译《斯宾诺莎导读》，在17世纪的知识质变中，斯宾诺莎非常奇特，一个献身知识的犹太商人，白天磨显微镜，晚上研究哲学，好像隐士，跟周围的人没有太热烈的交往，但他和全欧洲的人在隐形对话和通信。他的朋友、学生、面包师、葡萄酒商，在向外拓殖的热潮中沿着海岸线传播他的思想，又把外来思想反馈给他，他吸收之后转化为无懈可击的东西。他终身未婚，知道什么是幸福。罗素说过：“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谈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时，赵文稍微有些激动：“一共五个部分，从任何一个概念进去，内部都是一个系统，一个概念通向一个概念，美丽的网状，非常缜密。黑格尔说，要么你做的哲学是斯宾诺莎式的，要么你做的就不是哲学。”

“赵神”手上没有拿任何资料，空对着我，讲了一下午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荣格并清晰复述《伦理学》每一章节的内容，叮嘱我要按34251的章节顺序去读。我脑子里滋啦滋啦像电焊般频闪，手指快速地记。这样密集地接收陌生知识，我又累又饿。“赵神”被老婆电话叫回家吃饭，哼着戏曲跟我说再见。

几天后，我开始阅读《伦理学》。讲伦理，斯宾诺莎不是从空中抓一把就讲，他用几何学和物理学的方法拆卸、组装、延展，如同多米诺骨牌那样逐一推导这些词汇的定义：“愉快、欢乐、耻辱、懊悔、懦弱、轻蔑、谦卑……”他像是在砧板上日以继夜地捶打，手下铺展开来的银条宽阔又柔韧，找不到漏洞。

阅读是苦事、险事，且易被“操纵”

与赵文的交谈让我意识到，请教书目的事，如果能当面聊，就不要只是打个电话。接着我打算去陈越老师家里，陈老师发来这样一段话：

2号线地铁某站下，A口出，人行道上逆行往回（北）骑行，到某路（某大学西门外玻璃天桥处）向西（左）拐，一直过两个路口（某某路，某某路）就到了，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目光来回看着这几个括号。它们如同轻轻摆动的摇篮，让我做回孩童，停在里面享受照顾。

我在他小区里寻找楼号，远远有人叫我名字，高处阳台上他朝我挥手。一进他家房门是张书桌，透明塑料文件袋里摊开一本法语著作，袋子的按扣合拢，像固定一只蝴蝶标本一般把书轻轻拢住。书只能老老实实撑开在那一页，胳膊腿儿动弹不得。

这是他发明的妙招，他常年翻译，驻留在原著中逐句琢磨，又怕油污折损，试来试去，这个简易袋子比复杂固定架好用，尺寸刚好容纳，透明直视、防灰防水还便携。“这样的话，一本书译完了，纸张还是干干净净。”

他对书的珍视大约从十三四岁开始。1980年的春节，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天还有些冷，他用馒头夹了辣子，又从桌上抓了几片脆黄的炸麻叶，匆忙吃了几口赶紧出门。当时的书店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攒在春节卖绝活书。所谓绝活书，就是刚刚重印的古典小说之类，四大名著，《东周列国志》《儿女英雄传》，还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紧俏。

北大街新华书店在当时只是一栋二层小木楼，不知道几点开门，也不知道当天究竟卖什么，大爷大妈穿着棉袄站在寒风里等着撞运气，陈越庆幸自己排在第三名。队伍的尾巴越缀越长，蜿蜒在街头，人们议论着今天可能买到啥。哗啦一下，门开了，桌上地上都是书，好些没听说过的名字。他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小孩，兜里没什么钱，只敢向售货员说句“我要一套《三国演义》”，高高兴兴抱回家。那个春节，那套书没有离开他手边，走亲戚一直带着，在哪间屋子里都能随时打开一份快乐。他开始觉察到书的神奇。家长照例在医院岗位上忙碌，从前他觉得孤单，有了书之后，无人的房间也似乎充盈着什么，那不可见的力量扩张开来，成为陪伴。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剧照。

他上大学时物流还是很慢，一本书从出版到读者手中需要一段时间。坊间飘来各种各样书讯，他打听着小道消息，从北大街新华书店出来，再进入解放路新华书店……计划经济是配额制，每个书店分几本，读者之间比拼逛书店频率，渔网细密才能捞着鱼。如果碰巧遇见心中所好，不管打不打折，他不再货比三家，立即拿下，怕被别人抢走。

附近书店老板都和他熟，这个圆圆脸的年轻人每天都来，还会带来书讯，老板们尤为欢迎。后来陈越自己做了大学教师，受邀在东六路的一家书店兼职划书单，手持出版社印制的书目，拿一支笔打钩，建议老板哪本书进多少量。

1994年，西安南门外的体育馆举办全城书展，适逢陕西小说界热浪，别家店铺摆满了《废都》《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不免雷同。陈越所在的书店偏偏不一样，几乎全是学术书，三联、商务、社科、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萨特……都是他挑的，店里一下子围满了人。这家书店随后也因为选品独特而名声大噪。

他挑书经验丰富，把书当做宝贝零零星星攒起来，攒到快结婚的时候，挺大一个书柜一直顶到天花板。婚后第一次搬家，书装满三十个纸箱。第二次搬，一百箱。现在又要搬家，得三百个箱子。

他坐在沙发上和我说话，沙发的盖布是家里的毛巾被做的，凸凹不平的浅黄浅绿割绒图案，圆形波点挨着长条纹路，是二十年前常见的花色，绒毛纤维已经磨短了，稍稍有些发硬，但是洁净平展。这两年他病休过一段时间，头发的发丝比从前细，茸茸的感觉，少了些亮泽。他的脸色透出深红，颜色不均匀，有血丝浮现，耳垂上有折痕，可能是高血压的症状。他经常劝我要以他为鉴，年轻时不要熬夜。我说老师那你现在也别熬夜啊，他笑：“我是没办法，褪黑素起不了作用，睡不着，只能继续工作。”

他的书房里有几个玻璃书柜，前排书挡住后排书，地上的书又挡住柜门，还有未拆封的纸箱，半墙高，勉强让出一条窄路，容单腿通过，去找一本书得翻越重重障碍。他的书多，却不乱，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按年代顺序依次排列作者。大量套装并排而立，给人舒适感，细看书脊又是新旧杂陈。原来，套系中缺失的单本，是当年众人企盼的尖货，印量少，他第一时间没买到，就想方设法在二手书店补齐。我在他书架上见到列维·斯特劳斯四本《神话学》，是繁体字版。那是2000年，当时香港西洋菜南街的那些楼上书店都没有全套，为了把一套凑齐，并且找到合适的价格和满意的品相，他一下午爬上爬下，把各个书店跑了几个来回。

从前逛书店方便，小书店到处都有，20世纪90年代的师大路有七八家书店，每家的社科书架他都熟悉，上下打量一遍就知道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现在的师大路有着明确的口号“保护文化”，却没有一家书店。他也几乎不再在街头买书，很多网红书店桌椅美丽，又有绿植咖啡和手工布艺，衣着鲜亮的年轻人四处寻找背景拍照，但是书放得极高，人根本就够不着，叫服务员也叫不来，去一次就灰了心。城市南边的汉唐书店、曲江书城，北边的万邦书店，规模都比较大，可是他长期不去就对格局不了解，站在书架前，往日那如数家珍的感觉消失了，满目都是走错了营地的士兵，找书要费很长时间。这些麻烦渐渐在内心叠加为排斥，他索性全部网购，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的书讯都及时，不会错过好书，但是拿在手里又觉得这比从前还是损失了一些乐趣。街上买来的书自然带着街的印记，在哪儿淘的，和老板怎么说的，看着书脊和封面，当时的场景都能在头脑里重现。网购书籍没有承载这些，它们脱离了街巷之间的气息，从一个没有生命的电子页面来到自己的书架上，有时候他会疑惑：“这是我买的书吗？”更让他遗憾的是，从前对书的那种渴求感也随着网购而消逝。没有网的年代，他对书朝思暮想，夜里惦记得睡不着，白天满街去寻。现在再也没有紧缺，便再也难有渴望。

和陈老师认识二十多年，我是最近才知道他兼职做过几年划书单工作。在编书目的事情上，他比我懂行得多。后来他不再兼职，但有的书店“划书单”时还是主动询问他的意见，他们说：“陈越的眼光不会差。”

去年第一次编书目时，陈老师提醒过我，为图书馆采书要兼收并蓄，不要被某些倾向或趣味带偏。那时他只是简单说了几句，现在我有机会坐在他家的沙发上，听他多聊一会儿。他说，读书是社会精神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自由阅读”和“独立思考”一样，是难乎其难的事情。其实世上没有什么精神生活不被引导、诱导或误导，尤其对那种打着“自由阅读”“独立思考”旗号的引导，要警惕。

他喜欢看豆瓣上“请让我看看你的书架吧”之类的话题，就像到了朋友家喜欢徘徊在人家的书柜前。玩豆瓣的大都是爱读书的文青，热爱风雅，很想做一些不合主流的思考，自然或刻意地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和批判精神。但其实呢，他们的书架构成往往非常相似，尤其是那些崭新的、漂亮的、大套大套的网红丛书、品牌出版和“公共知识分子读物”，更像是在时尚街的一次次打卡，而不是时间、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我说这些并没有打击年轻人读书热情的意思，但很想告诉人们，阅读并不是想象中坐在漂亮台灯下品着咖啡就可以实现的精神自由，而是一件苦事和险事，也很容易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操纵。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需要孤独，但不是一种表演的孤独，或自恋。”那么怎么才能在阅读中获得一种真正的自由呢？他想了想，然后说：“还是兼收并蓄，只能多读，啥事情都是见多不怪。”

把阅读放在人类的知识生产史中去理解

他向碑林区图书馆强烈推荐《剑桥科学史》，这套书出版周期很长，大概十几年了，才出了四卷。我想起来，赵文也推荐过这套书，不过当时我没见到实物，现在在陈老师家见到，每一本都比砖头厚。我翻了一下封底定价：“四百八十元一本，太吓人了。”“所以应该图书馆来买呀。”我问陈老师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所以才买这套书的吗，他说不是。这套书更像是写给文科人看的，何况里面有一卷“现代社会科学”呢，这其实是一套当代人反思人类知识发展的“知识史”。像他这样研究文学的，由于自己从事的学科有点“发展过头了”，时常会陷入困惑，所以必须从整个知识史的运动和变革来理解它，才不至于做现代知识分科体系的井底之蛙。我打开目录，看到了这样的章节：“自然知识中的女性”“心理主义与儿童”“哲学家的胡须：科学研究中的女性与性别”……

他又拿过来一套《欧洲大学史》，四大卷，又是四块大砖头。陈老师说：我们都是在高校吃饭的，应该看看这套书。我们的大学开哪些课？老师应该怎么教？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实现所谓“大学的理念”？大学不是一种空洞的精神，而是和国家、社会制度一样的一种建制。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神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是怎么构成的？讲课都讲些什么？教师是怎么构成的？学生是哪里来的？他们毕了业干什么？大学在社会各种力量对比中处在什么位置？最终它怎么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样子？现代人太喜欢像孟德斯鸠说的，用我们时代的观念运用到过去，“这是产生无穷错误的根源”。

纪录片《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2017）剧照。

《剑桥科学史》《欧洲大学史》，我从陈越的推荐中看到他对那种过于微小偏狭的意识形态的反驳，提倡把我们的阅读放在人类的知识生产史中去理解，减轻对自我的过度关注。

读书是私人的事，陈越有自己完整的思路，很少去追逐学界热潮。单位的职称项目，各种复杂人际，他也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刚刚留校任教时，面对前辈和领导，陈越总感觉隔着点什么。“你们在说大人的事。我是小孩，我不掺和你们。”这种心理一直延续至今，他笑：“可是我现在都是个老头了，总不能跟别人说‘我是小孩’。但其实我就是这样。”

他确实像是“小孩”，只喜欢自己认定的宝贝。在人们都以为阿尔都塞是冷门时，他被这位法国哲学家精准明晰的语言迷住，毫不犹疑地翻译下去。是阿尔都塞教会了他写作，在学术论著中散发文体美感。在尤里姆街，在巴黎高师，年轻的阿尔都塞曾为人所误解，但阿尔都塞说：“在我的书房里时，我不是孤身一人。”在陕西师大，在陈越的书房里，他感到了阿尔都塞的热烈指引，当然也就不再是孤身一人。最初的安静中，陈越的翻译像是冰原上一柄小小的冰镐，身形寂寞，如今他的身后聚拢了许多师友和学生，他们一起开凿出相当的体量。

白天，他大多在书房工作。晚上家人进门，他就把书和辞典挪出来，挪到客厅桌子上，一边看妻子和孩子走来走去，一边翻译手边的东西。“其实会分心，但我就是喜欢这样。哪怕听他们叽叽喳喳拌嘴，也是家的感觉。”他不是那种只顾着做学问的人，他家的厨房，他比妻子进的次数更多一些。儿子小的时候，他给儿子朗读完了全套《哈利·波特》。

很多年前，我在迷茫的时候求助于他：比爱更重要的是创造力吗？我们要努力为这个世界创造点什么吗？他说是啊，欲望的指向有时是空洞。而且，关系有可能是脆弱的，你必须求诸自身。

我每次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总是说，在翻译啊，这辈子也翻译不完这些书。然后他就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他主持了一个浩大的出版工程——一套旨在译介国外思想家著作的“精神译丛”，书脊上的标志是一个六边形，内嵌三个罗马字母R，寓意对当代精神生活的“反思、重建与再生产”（Rethinking，Reconstructing， Reproducing）。书末附有一个长长的书单，最新的一本上已经有六辑，也就是六十种，标上星号的是已经出版的，未标星号的还在翻译中。我乐于在书评网站看见读者称赞这套书，可惜我不会法语，否则也许可以和老师一起做事。陈老师说：“你可以自学法语呀，你一定能学得好。”

我清楚地记得他翻译的第一本书的后记：“这本译作是合作和友谊的结晶，但作为编者，我翻译或校改了这里的每一个字，因此，我对译文的质量负责。我不为译文里任何可能遗留的错误请求读者的原谅，因为这不属于译者的权利，而且，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读者原谅过这样的错误，更不要说作者了。”

我知道他三十多岁才开始自学法语。我问他：“翻译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是慢。还有，你自己觉得不对劲的地方，一定是不对的地方，千万不要糊弄读者。”

原文作者/杨素秋

摘编/荷花

导语校对/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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