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亚洲：全球视野下的跨印度洋文化网络》，谢侃侃 张忞煜 曹寅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2月。

现代的南亚研究起源于欧洲的印度学（Indology）。自18世纪开始，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等欧洲学者开始对印度的语言、文化、宗教等领域展开系统性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更为关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印度学以及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而较少提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贡献。达努塔·斯塔西克（Danuta Stasik）的研究题为“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究”（From the Centre of Europe: A Polish Perspective on South Asian Studies），考察了波兰南亚研究的学科发展脉络。在地理意义上，波兰位于欧洲的中心。另外，波兰也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由此发展出了不同于英法等国的独具特色的南亚研究。

梵语成为波兰印度学的奠基学科

历史上波兰和南亚地区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印波交流史上的第一人是来自波兰的波兹南犹太人加斯帕·达·伽马（Gaspar da Gama，1450—1510），据称他了解印度的语言和文化。1498年，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船队开辟从欧洲到印度的新航线时，加斯帕·达伽马是他的顾问和翻译。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曾任波兰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波兰贵族埃拉兹姆·克雷特科夫斯基（Erazm Kretkowski，1508—1558）。根据他的墓志铭记载，他曾远航印度，并亲眼见到了湍流不止的恒河。第三位重要人物是波兰贵族克日什托夫·帕夫洛夫斯基（Krzysztof Pawlowski，?—1603），他曾于1596年到达印度，并从果阿向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ów）寄了一封记载了果阿当地风土人情的信件，这也被认为是最早用波兰语描述南亚次大陆的文字记录。

纪录片《印度的故事》（2007）剧照。

然而，在波兰和南亚地区产生接触的近三个世纪后，波兰学者才开始对印度产生学术兴趣。语言学家瓦伦蒂·斯科罗霍德·马耶夫斯基（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1764—1835）和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莱莱韦尔（Joachim Lelewel，1786—1861）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马耶夫斯基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梵语学家，他出版了第一部用波兰语写成的梵语和土耳其语语法研究著作。他在其作品中指出梵语和斯拉夫语，特别是和波兰语具有亲缘关系。他最重要的作品《关于斯拉夫人和他们的亲属》于1816年出版，这也是第一部有关梵语的波兰语著作。莱莱韦尔曾任教于维尔纽斯大学（the Vilnius university）和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他的著作《古印度史：重点考察其对西方的影响》于1820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南亚次大陆的波兰语著作，也体现了作者对印度的迷恋。有学者认为，莱莱韦尔是“在印度文化和宗教中看到通往东方智慧之路的浪漫主义者”。几十年后梵语被纳入波兰大学的教学体系，成为波兰印度学的奠基学科。

进入19世纪，波兰被沙俄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瓜分，因此这时并不存在独立的“波兰印度学”，波兰这片土地上的印度学更多是作为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法语和德语国家印度学的一个分支存在。尽管19世纪下半叶波兰学者对梵语产生了学术兴趣，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兰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传统才真正形成。这一阶段的代表学者有曾任教于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安德热·加夫隆斯基（Andrzej Gawroński，1885—1927）、海伦娜·威尔曼-格拉博夫斯卡（Helena Willman-Grabowska，1870—1957）和华沙大学的斯塔尼斯拉夫·沙耶尔（Stanisaw Schayer，1899—1941）。

华沙大学成为欧洲著名的印度研究中心

华沙大学的印度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波兰恢复独立的1918年。当时，以音位理论闻名于世的著名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开始在华沙大学教授印欧比较语法，梵语由此成为华沙大学的课程之一。然而，华沙大学印度学系的正式建立应当归功于斯塔尼斯拉夫·沙耶尔教授。他是华沙大学东方学院的创始人，并于1932年担任第一任院长。从建院之初，印度学系便是该学院最重要的系科之一。起初，印度学系只教授梵语以及与古代印度有关的科目（尤其是哲学），但不久之后便开始教授南亚地区的现代语言。在沙耶尔教授的带领以及来自加尔各答的学者希兰莫伊·戈沙尔（Hiranmoy Ghoshal，1908—1969）的协助下，印度学系于1935年开设孟加拉语课程，并在此后的1938年开设了印地语课程。得益于沙耶尔教授对佛教和印度哲学的深入著作，该系在短短七年时间内便一跃成为欧洲著名的印度研究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军队占领了波兰，所有大学被迫关闭。1939年9月，东方学院的大楼、图书馆及藏书在一次空袭中被烧毁。沙耶尔等许多知名教授和学者也在“二战”中去世。1945年，华沙大学恢复办学，但是直到1953年印度学系才恢复运作。尤金尼乌兹·苏兹凯维奇（Eugeniusz Suszkiewicz）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格雷娜·斯皮查尔斯卡（Grayna Spychalska）担任其助理。

复学之初，印度学系开设的课程基本与佛教和印度古典文化相关。1955年开始增设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这主要归功于阿列克谢·P.巴拉尼科夫（Aleksei P. Barannikov）教授的学生、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University of Leningrad）的塔蒂安娜·鲁特科夫斯卡（Tatiana Rutkowska，1926—2002）。1957年，希兰莫伊·戈沙尔教授重新回到波兰，继续在华沙大学教授梵语、孟加拉语以及其他科目。1972年，拉马纳坦·孙达拉姆（Ramanathan Sundaram）博士将泰米尔语引入华沙大学。由于研究时段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1996年该系更名为南亚学系。目前，华沙大学东方学院南亚学系提供印度学的学士和硕士课程，开设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和泰米尔语等课程。同时，该系也设置博士培养项目。课程内容涵盖不同学科，研究时段跨越古今。华沙大学东方学院南亚学系现已成为波兰乃至欧洲的南亚研究重镇。

华沙大学是波兰的印度学以及现代南亚研究的重要阵地，而跳脱出波兰本土印度学的视角，更为广泛的欧洲框架也同样值得予以关注，欧洲南亚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是其中的代表。欧洲南亚学会是一个公益性学术团体，旨在促进欧洲所有国家的南亚研究。该协会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1500多名，负责举办欧洲南亚研究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uth Asian Studies，简称ECSAS）以及相关系列研讨会、主持南亚研究领域的相关出版物、组织博士生研修班、培养欧洲青年学者等。

纪录片《印度的故事》（2007）剧照。

1966年，著名历史学家、协会创始人兼首任主席迪特马尔·罗瑟蒙（Dietmar Rothermund）教授在德国的黑森林（Black Forest）召开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标志着欧洲南亚学会的成立。1968年起，该协会开始定期召开“欧洲现代南亚研究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随着后来研究时段和领域不断拓宽，从2012年起该会议正式更名为“欧洲南亚研究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for South Asian Studies）。第26届欧洲南亚研究会议于2021年7月26日至2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

印度学被认为是由“东方学”延伸而来的概念

“印度学”（Indology）这一学术概念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演变，它被认为是由“东方学”（Orientalism）延伸而来的概念。为了系统讨论南亚研究的发展演变，首先有必要梳理“东方学”这一术语概念的变迁。在英语国家以及南亚地区，这一术语实际上已经与后殖民理论和话语密不可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被认为是他者，与理想的、优越的西方相对立。在萨义德的分析中，“西方”（的东方学）主要指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法国和英国的东方经验以及当代美国的东方学。

萨义德并没有将印度纳入其分析范围，但他对东方学的批判性分析引发了对“印度学”这一概念的讨论，并使这个术语饱受争议，因为印度学研究被认为展现了西方世界对印度的刻板想象，并与意图统治印度的殖民话语相一致。上述争论主要发生在西方世界的英语国家，而波兰的情况则略有不同。由于波兰和印度没有直接的殖民接触，因此波兰与其邻国捷克相似，对印度的认知基于同一性（identity）而非他者性（otherness）或差异（difference）。波兰通常以平等（equality）的视角来看待印度，而不是凸显自身的优越性（superiority）。可以说，波兰学界对“印度学”一词的理解从来没有偏离过它的词源，即“有关印度的知识”。在波兰的语境中，印度研究（the studies of India）表示对印度、印度次大陆以及后来的南亚地区的语言、文学、文化、历史等领域的研究，研究时段涵盖古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学最初只涉及梵语和古代印度。事实上，西方对梵语的兴趣主要源于梵语与印欧语系的密切关系，而非为了统治或者重构印度。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激发波兰学者对印度产生研究兴趣的因素也并非出于语用学（pragmatics）的考量，而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出于对了解其他文化和语言的渴望。这种浪漫而非实用主义的方法延续至今，使波兰学界对南亚研究保持持续不断的学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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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研究中还有另一个关键问题：即印度学与语文学（Philology）的联系。欧洲的印度学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19世纪德国对语文学的理解，当时的语文学通常强调用历史或文学批评的方法对文本进行语言和文学分析。上述这种对语文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印度学，但它在20世纪下半叶却被批判为过时的研究方法。因为这种局部解剖式逐词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19世纪的学者在其书斋或者图书馆进行。他们仅仅局限于文本，而不关注文本的语境。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上文所述的新的语文学范式。1988年，著名的吠陀研究学者迈克尔·魏策尔（Michael Witzel）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一场名为“什么是语文学?”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语文学应该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文明研究，同时借助一系列科学工具加以辅助。这些工具将涉及众多领域，从考古学到书写体系，从天文学到动物学。它们依托给定的文本，处理文本中的具体现实。

康有为和梁启超曾“举印度之事警中国”

中国的印度学兴起于20世纪初。在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逐渐形成的大背景下，印度学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印度的自我觉醒以及中国对印度新的认识紧密相关。当时印度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而中国也开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印度的遭遇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们十分关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并担忧中国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印度。

例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就曾频繁地谈及印度的情况，康有为在84篇作品中有200处提到印度，而梁启超则有近100篇200处。他们谈及印度的用意十分明显，即“举印度之事警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曾在1901年至1903年旅居印度，足迹遍及东、中、北印度，并将沿途见闻写成《印度游记》。1909年又游历了印度西南部地区。游历途中，康有为时常借由印度观照中国。在古城阿格拉（Agra），康有为游览了莫卧儿皇帝的故宫城堡和清真寺，对照印度昔日的辉煌与今日遭受异族统治的悲惨，他由喜转悲，因有诗曰：“遗庙只存摩诃末，故宫同说沙之汗。玉楼瑶殿参天影，长照恒河月色寒。”

尽管在同一时期，波兰也被沙俄帝国占领，受到殖民统治，但是波兰的印度学研究并不是基于现实情况的考量，更多是根植于其非实用主义的研究路径，当时的波兰不仅对印度，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抱有同样的好奇。事实上，泰戈尔曾有访问波兰的计划，但最终未能成行。也许通过类似的直接接触，印度和波兰两国民众会被共同唤起被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但是从学科发展历程上看，推动波兰印度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仍是对世界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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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印度学的学术目标并非在于殖民或者统治印度，这一点与德国非常相似。拥有深厚印度学学术传统的德国在历史上并未在南亚地区占有殖民地，也并无殖民印度的意图。但是，德国的印度学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东方主义倾向的研究。实际上，除德国以外许多国家的印度学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都受到严厉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印度学研究并非游离于政治之外。德国的印度学之所以备受批判，正是由于其部分研究成果被纳粹误用。例如“卐”成为纳粹的标志，它的真实含义却反而不为人所知。在德国，印度学中的“Indo-Aryan languages”（印度-雅利安语）常被称为“Indo-German languages”（印度-日耳曼语），但是，这些做法并非出于殖民或统治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一种身份认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德国学者开始研究梵文文本，试图解释德国人与古代印度人之间存在想象中的亲缘关系，以建立一套独立于希腊—罗马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德国民族起源学说，为复兴的德国在欧洲历史上塑造一个辉煌的贵族角色。因此，德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是基于一种想象的“同一性”（identity），而不是“差异性”（otherness），但同时又带有一种“优越感”（superiority）。他们认为古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但是现在，印度文明已经达到顶峰并正在衰落，而德国则将在未来达到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总的来说，印度学实际上更多的是德国等中欧国家研究亚洲国家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须审慎对待那些将德国的印度学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一部分的观点。

由于德国在南亚地区没有殖民地，因此德国和波兰的印度学研究类似，秉持非实用主义的学术目标。自19世纪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安居于大学的象牙塔之内，并不十分关注外部世界的现状。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当70年代结构主义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之后，学界更加关注抽象模型而非现实生活。但是在8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世界性学术革命，主要围绕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开展实用主义研究展开。大学越来越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职业学校越来越多。这种趋势最初始于美国，随后盛行于欧洲，大学逐渐趋向提供实用的知识。由于研究路径和流行范式的改变，德国的印度学也因其非实用性而饱受诟病。

本文选自《季风亚洲：全球视野下的跨印度洋文化网络》，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谢侃侃 张忞煜 曹寅

摘编/何也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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