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收藏世家》，郑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2月。

第一次见张伯驹先生

1980年的冬天，北京的雪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什刹海已成了溜冰场。我携带着谢稚柳为我画的《西湖小景》长卷，在冰上穿湖而过，由什刹海的北沿到了南沿，推开20号的小门，走进一个不大的院落，拾阶进了北房，拜访春游主人张伯驹先生。

无须他人介绍，谢稚柳的画卷就是一封极有权威的介绍信。我把画卷递给老人，他郑重地缓缓打开，口中念念有词：“像是稚柳的笔意……”《西湖小景》是谢稚柳的新腔，我请启功先生题跋时，他连说：“这个卷子有意思。”春游主人看到卷尾谢稚柳的签名，长出一口气：“呵，是稚柳的。”

“稚柳给你画的？”老人打量着我。

“是的。”

张伯驹（1898—1982），名家骐，别署丛碧、春游主人，河南项城人。图为晚年张伯驹。

“他怎么会给你画这样长的卷子？”老人正说着，潘素先生走了过来，老人说：“慧素，你来看看稚柳的画。”

“你和谢先生很熟？”潘素问。

“是的，我们交往多年。”我说。

“你是不是稚柳的学生？你画画吗？”老人又问。

“亦师亦友吧。我不画画。”我说。

“放在这里，过几天来取吧。”老人又说。

此时，老人已经80多岁，还是那样敏感，我什么话都没说，他就知道我是请他题画的。我把画卷好，放在案上。这时才注意到老人身着黑色棉袍，腰里束了一根带子，脚上穿的不是棉鞋，也不是时装保暖鞋，而是用东北乌拉草编的草窝。地上铺着方砖的屋子，没有暖气，只是在中间生着一个大火炉。老人在距离炉子很近的地方坐着。我沉默地坐在他的身边。只是潘素先生有时从里屋到外屋，或从外屋走到里屋，她仍然是那样白皙俏丽，就像谢稚柳给我介绍的那样。

虽然是第一次见张伯驹先生，但对他一生的经历我是知道个大概的，都是从谢稚柳那里听来的，如张伯驹的几处房子，张大千和他来住过的。我来的时候，谢稚柳就告诉我，老人不善言辞，和他在一起，要有耐心听他说，他会告诉你许多事情。但我有时还是忍不住要向老人提些问题，他很愿意回答，谈的都是他收藏方面的事。

他借给我一些资料，有的是油印稿，有的是手稿，是他的词和谈文物掌故的文字。我带到虎坊桥住地，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就伏案抄那些资料。我抄得最多的还是他的词，初读温婉可亲，再读荡气回肠，三读即可品味他的人生之甘辛，兴亡感叹，尽在其中矣。

几天后，我又走进那个小院。《西湖小景》平展在案上。看到他在卷尾用他的“鸟羽体”题了一首诗：

薄游曾记好春天，湖水拍窗夜不眠。

一别沧桑真似梦，皇恩未许住三年。

昔游西湖，宿于湖滨旅舍，夜不能熟寐，今犹记之。白乐天刺杭州，皇恩只许住三年，余游西湖未能尽半月者。今见稚柳兄此图，不禁感慨系之。

——庚申冬张伯驹记

春游主人和我对着画卷，默默地久久地看着，谁也不忍动手把它收卷起来。

张伯驹题《西湖小景》手迹。

向溥心畬三购《平复帖》

张伯驹30岁前后，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按照他自己的说法，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

某日，张伯驹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有一件展品打动了他，那就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他站在帖前，看着九行草书，古朴之貌，实为传世书法所未有，前有白绢签，墨笔书：“原内史吴郡陆机士衡书”。前面那个已剥落的字，他想应该是个“晋”字了。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家帖前小字标题相似，由此可知此签是唐人所题，显然是唐时的原装了。再看，又有月白色绢签，泥金笔书“陆机平复帖”，是宋徽宗的瘦金书，题签上的“晋”字剥落了，下押“双龙”小玺，其他三个角上各有“政和”“宣和”小玺。拖尾骑缝处有“政和”连珠玺。这一切都表明此品为宣和内府所藏。

这不是末代王孙溥心畬的收藏吗？

张伯驹忽然回想起，1936年他在上海盐业银行时，听到溥心畬所藏唐韩幹《照夜白图》为上海画商叶叔重所得。

陆机《平复帖》局部。

有了前车之鉴，张伯驹认为不能再让《平复帖》落入古董商人之手，流落国外。于是，他请阅古斋老板韩某相商于溥心畬：请将此宝相让，伯驹愿收；如果不想转让，需用钱可抵押。

韩老板奔走一番，给张伯驹回复说：“心畬现在不需要钱，要转让，价钱要20万元。”

张伯驹此时无钱，只不过是早备一案，不致使画商又一次捷足先登。

次年，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张大千、张伯驹都出席，张伯驹请张大千向溥心畬说合，愿以6万元求购。但溥心畬仍然要价20万元，张伯驹求购《平复帖》又未成。

《平复帖》何以使张伯驹耿耿于心，两次求溥心畬转让？

唐宋以来，讲草、真、行书书法的，都上到晋人。晋代名家真迹，至唐代所存已逐渐稀少，真迹为唐太宗、武则天随葬，他们生前用摹本赏赐大臣，所以流传下来的多为摹本了。宋代书画鉴赏大家米芾曾说：“阅书白首，无魏遗墨，故断自西晋。”他所见的晋人真迹，也只有李玮家收藏十四帖中的张华、王濬、王戎、陆机和臣詹奏章、晋武帝批答等几帖。其中陆机一帖，就是这件《平复帖》。

以中国的书法墨迹而论，除了发掘出土的战国竹简、缯书和汉代的木简外，世上流传的，而且出于名家之手的，以陆机《平复帖》为最早。今天距陆机逝世已有1700多年。董其昌曾说过：“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唯存此数行（平复帖）为希代宝。”实际上清代乾隆所刻《三希堂法帖》中居首位的钟繇《荐季直表》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凤已有“后人赝写”的论断。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经毁坏，无从得见。在传世的法帖中，再也找不出比《平复帖》更早的了。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也说：“陆机《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初年，前王右军《兰亭宴集序》大约百岁。今世张、钟书法，都非两贤真迹，则此帖当属最古也。”

陆机《平复帖》局部。

这一帖称得起流传有绪的，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末年。据宋米芾《书史》和明张丑《真晋斋记》，它原来与谢安的《慰问帖》同轴，上面有唐末鉴赏家殷浩的印记。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时，《平复帖》参加展出，我曾看到此帖真迹，殷浩的印记盖在帖本身字迹的后面，靠近边缘，朱文，颜色虽暗淡，但“殷”字的上半边、“浩”字的右半边尚隐约可见。据史书记载，此卷中还有王溥等人的印，现在未能找到。

米芾在他的《宝章待访录》中，将《晋贤十四帖》列入目睹部分，而在他著书的时候，帖藏驸马都尉李玮家。《书史》记载，李玮得自王贻永家。王贻永的祖父就是王溥。王溥祖孙及李玮在历史上都是相当有名的人物。王溥字齐物，是五代末、宋初的一位大收藏家，也是《唐会要》及《五代会要》的作者。王贻永字季长，是王贻正之子，因娶宋太宗女郑国长公主而改名贻永，与父叔辈同排行。李玮字公炤，娶仁宗兖国公主，在辈分上要比王贻永小两辈。他是一位画家，善水墨竹石，又能章草飞白，因此对古人的书法特别爱好。

《平复帖》进宋御府，可能是李玮逝世之后。《平复帖》何时从宋御府中流出，无考。明代万历年间，《平复帖》到了长洲韩世能手中。该帖在韩世能手中经过许多名家的鉴定。以文才敏捷著名的李维桢，在《答范先生》诗中有“昨朝同尔过韩郎，陆机墨迹锦装璜。草草八行半漶灭，尚道千金非所屑”，说出了韩世能对此帖的珍视。詹景凤《玄览编》、陈继儒《妮古录》都提到它，董其昌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及万历三十二年（1604）两次题跋。

韩世能死后，《平复帖》传给他的儿子韩逢禧（号朝延）。韩逢禧与张丑是非常熟的朋友，崇祯元年（1628），张丑将帖从韩逢禧手中买来，并为之取了一个室名“真晋斋”。崇祯癸未（1643），明代亡国前一年，张丑在同一年逝世。又过了17年，吴其贞于顺治庚子（1660）在葛君常那里看到《平复帖》。这时，元代张斯立等四人观款已被割去卖给了归希之，配在赝本《勘马图》后面。《平复帖》之所以遭受这样的不幸，从吴其贞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当时一定有不少人认为《平复帖》是伪迹。他在《书画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莫不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方为子吐气也。”三百缗买了《平复帖》，真是太便宜了。

陆机《平复帖》局部。

冯涿州就是刻《快雪堂帖》的冯铨。大约《平复帖》到了冯铨手里不久，便归了真定梁清标。安岐在梁清标家看到《平复帖》。现在我们从卷上可看到“安仪周家珍藏”“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可以证明此卷曾为安岐所有。

《平复帖》从安岐家散出后，入清内府。《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面有弘历的题跋：“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幹画马、米友仁潇湘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可能在1746年时，安岐已逝世，《平复帖》就在这一批书画中经傅恒的手卖给了弘历。

据永瑆《诒晋斋记》，《平复帖》原来陈设于寿康宫。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雍正帝胤禛之妻，弘历生母，永瑆的祖母）逝世，《平复帖》作为“遗赐”赏给乾隆帝的十一子永瑆作为纪念。从这时起，《平复帖》到了成亲王府，永瑆取了一个室名“诒晋斋”，并作七律、七绝一首，均载《诒晋斋记》中。

《平复帖》在永瑆之后，传给其曾孙载治。载治曾在帖子上盖了“载治之印”及“秘晋斋印”两方收藏图章。

载治卒于光绪六年（1880年），那时他的两个儿子只有几岁。光绪帝载湉派奕代管成亲王府的事务。奕知道《平复帖》是一件重宝，托言溥伦等年幼，为慎重起见，携至恭亲王府代为保管。从此他据为己有，卷中“皇六子和硕恭亲王图章”就是他的印记。

宣统二年（1910年），奕之孙溥伟在帖上自题一跋，称“谨以锡晋名斋”，他并将永瑆的《诒晋斋记》及七律、七绝各一首抄录在后面。辛亥革命推翻清室，溥伟逃往青岛，图谋复辟，《平复帖》留给了他在北京的两个弟弟——溥儒（即溥心畬）、溥僡。1937年，溥儒等因为治丧，亟需款项，将《平复帖》以三万余元售与张伯驹。

张伯驹购陆机《平复帖》的大致经过是这样：1937年，张伯驹因躲避上海炎热的夏天，由上海回到北京。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交通受阻，他无法再回上海，就在北京住了下来。当时盐业银行总部设在天津，他就往返于北京与天津之间。这年的腊月二十七日，张伯驹由天津回北京度岁，在火车上与傅增湘相遇，从傅增湘那里得知溥心畬的母亲项夫人去世了，溥心畬需款正急，要卖《平复帖》了。张伯驹以四万元购进《平复帖》。

傅增湘将《平复帖》携归，数日后送还张伯驹。张伯驹打开一看，傅氏在帖后作了题，对此帖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考证。弘历酷爱书画，凡是大内所藏名迹，无不经过他一再题跋，为什么独有《平复帖》既未经弘历题写，也无内府诸墨，更没有刻入《三希堂法帖》？傅增湘推测，因为此帖陈设在皇太后所居的寿康宫，弘历不便再去要回来欣赏题写。傅氏的推测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

傅增湘为张伯驹购得《平复帖》，张伯驹终生拳拳于心。谢蔚明和我同行，请张伯驹为《文汇报》撰文介绍他收藏《平复帖》的经过，他在文中写道：“卢沟桥事变起，余以休夏来京，路断未回沪，年终去天津，除夕前二日，回京度岁，车上遇傅沅叔先生，谈及心畬遭母丧，需款甚急。乃由沅叔居间，以四万元于除夕前收归余有。”除夕日取来，张伯驹与傅沅叔同观。每岁清明，他们同去旸台山大觉寺看杏花，于花间筑二亭，一名倚云，一名北梅。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去西安，日本投降后回京，傅沅叔半身不遂，不久即逝世。张伯驹挽以联，云：“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记同观平复帖；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再上倚云亭。”

张伯驹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写道：“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是由隶变草之体，与西陲汉简相类。”的确如此，张丑《真晋斋记》中只释了“羸难平复病虑观自躯体闵荣寇乱”14字。安岐《墨缘汇观》也说：“其文苦不尽识。”

1961年，启功撰《〈平复帖〉说并释文》，写道：“这一帖是用颓笔写的草字。《宣和书谱》标为章草，它与二王以来一般所谓的今草固然不同，但与旧题皇象写的《急就篇》和旧题索靖写的《月仪帖》一类的所谓章草也不同；而与出土的一部分汉晋简牍非常相近。”文中又说：“我在前二十年也曾识过十四字（张丑所识十四字）以外的一些字，但仍不尽准确（近年有的国外出版物也用了那旧释文，随之沿误了一些字）。后得见真迹，细看剥落所剩的处处残笔，大致可以读懂全文。”

启功的《平复帖》释文：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为原文所有）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执（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这样一段文字写的是什么？据启功考证，帖文谈论了三个人，首先谈到的是多病的彦先。陆机兄弟两人的朋友有三个人同字彦先：一是顾荣，一是贺循，一是全彦先（见《文选》卷二十四陆机诗李善注）。其中只有贺循多病，《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记述他羸病的情况极详，可知这指的是贺循。帖文说他能活到这时，已经可庆；又有儿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其次谈到吴子杨，他曾到陆家做客，但没受到重视，这时临将西行，又来相见，威仪举动，较前大不同了，陆机也觉得应该对他有所称誉。其所给的评论，仍仅是“躯体之美”，可见当时讲究“容止”的风气，也可见所谓“藻鉴”的分寸。最后谈到夏伯荣，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如果这帖确是写于晋武帝初年，那时陆机尚未入洛，在南方作书，则子杨的西行，当是往荆襄一带去了。

电影《启功》（2015）剧照。图为马恩然饰演的晚年启功。

启功的释文，张伯驹对其中的几句提出不同的见解。他说：启元白释文“彦先羸瘵，恐难平复”，余则释“彦先羸废，久难平复”。“已为承庆”，余则释“已为暮年”；“幸乃复失”，余则释“幸为复知”；“自体躯之美也”，余则释为“自体躯之善也”。然亦皆不能尽是。

卖旧院一座，买进《游春图》

溥仪在逊位后的11年中，由于北洋政府给了“清室优待条件”，“关上宫门做皇帝”，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宫妃、太监们干出了“监守自盗”的把戏。为了避免“内城守备队”兵士发觉，溥仪盗宝首先选择册页和卷子，因为这些东西不显眼。溥杰带着太监挟着黄绫包袱进进出出，值勤人员司空见惯，通行无阻。

1924年冬，溥仪出宫，在此之前，从9月28日起，到溥仪出宫时，中间除了少有的间歇外，基本上是按天赏赐，逐日携走的，前后两个半月的时间，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被洗劫一空，至于册页，所留者亦极有限，仅有画轴尚未搬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清室优待条件”宣告取消。当晚，溥仪回到他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逃往日本兵营“避难”去了。然后他又逃到天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保护下，依然过着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生活。溥仪在天津的生活即靠变卖从宫中盗出的书画维持。溥仪在天津究竟卖出多少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王献之《中秋帖》与王珣《伯远帖》都是溥仪在天津卖出的。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伪政权，要溥仪当皇帝。这年10月初，溥仪从天津出走，藏在静园的书画手卷1300件、册页40件、卷轴21件、宋元版本200部不能同时运走，其父载沣、弟弟溥杰以及若干亲信在天津看守。当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坐稳了之后，他以“文治”为幌子，把这批珍宝运往长春。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宫也是一片混乱。溥仪把从北京宫中盗出的书画珍宝捆载而去，为了减轻负担，不惜把原有的木盒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一概扔掉，塞入木箱中。溥仪逃出长春伪宫，一行人数还是不少，有旧时臣僚、伪宫侍卫，还有皇亲国戚，当然日用浩繁，只能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书画以换取这些人的生活费用。再就是从长春小白楼散出的书画，也甚为可观。

1946年，散失在东北的书画文物逐渐出现在市场，国民党接收大员、文物鉴藏家、外国古董商及北京、长春、沈阳、天津等地古玩店商人纷纷登场，为猎取文物而进行角逐。

张伯驹找到刚从重庆东归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提出两项建议：一、所有赏溥杰的文物，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购回；二、精品经过审查购回。经张伯驹考定佚目1198件中，除赝品、不甚重要者外，有历史、艺术价值者四五百件。按当时的价格，不需要过巨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

“你这一建议的结果如何？”我问。

“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亦只是委蛇进退，犹豫不决，遂使许多名迹落入商贾之手。”张伯驹似乎不太愿意再回忆往事，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两句就又沉默了。

“往事不堪回首，有些事都写在《春游琐谈》那部稿子里了。”他拿了印泥盒，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青年时期的张伯驹。

最早打开伪宫逸失书画买卖大门的是北京玉池山房主人马霁川，他是最早去东北收购的人，其次是论文斋主人靳伯声。提到这两个人，张伯驹说：“两人皆精干有魄力，而马尤狡猾。”其后就是由琉璃厂发展起来的“八公司”。北京的古玩行业如同发现新大陆，兴奋不已，于是东北货成了热门，大走红运。凡是国外公私收藏的佚目书画，除了当时接收大员郑洞国等国民党要员在长春收购有限的一部分外，余则多数由玉池山房、论文斋及琉璃厂八公司经办的。

马霁川第一次从东北就带回20余件，送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思泊、徐悲鸿、启功等审定。对这20多件书画，张伯驹都有具体的审定意见，对其真伪、精与不精都有批注。

范仲淹《道服赞》卷为宋人著名墨迹，靳伯声从东北收得。张伯驹打开此卷，只见风骨峭拔，如范仲淹其人，诚得《乐毅论》法，三希堂虽有刻本，视原迹神貌甚远。卷中宋印鲜艳夺目，后有文与可题跋，极为罕见。张伯驹认为：“观此书体，可知传世与可画竹多伪。”张大千是蜀人，与文同是同乡，想得到此卷。马叔平得到这一消息，也极力追索，靳伯声则避而不见。一天，张大千、马叔平在张伯驹家相聚，当面商定由张伯驹出面找靳伯声，把此卷卖给故宫博物院。后来以黄金一百一十两讲妥，马叔平将此卷携归故宫。张伯驹很高兴，对马叔平说：“买东西就要这样，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品。”马叔平唯唯。

后来，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讨论收购事宜，会上决定共收五件，为宋高宗书马和之画《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盛懋昭《老子授经图》卷、李东阳自书各体诗卷、文徵明书《卢鸿草堂十志》册。其他虽有几件精品，却无法再收了。马叔平认为买马霁川的那批东西，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月，款子还未付清，日占本息，有点对不起马霁川。对此，张伯驹感慨地说：“诚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矣。”讨论到范仲淹《道服赞》卷，理事胡适、陈垣等以价钱昂贵而拒收，决定退回。此时正是急景残年，张伯驹鬻物举债把《道服赞》卷收了下来。张伯驹说：“胡适、陈垣等，对于此道实无知耳。”

最使张伯驹振奋的是收得展子虔《游春图》。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

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约550—618）的一位大画家，擅长山水人物，《宣和画谱》称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在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上，我始见该图真迹。《游春图》绢本，青绿着色，用妥善的经营、丰富的色调，画出了春光明媚的湖山景色。画卷初展，近处露出依山傍水的一条斜径，两人骑马，一前一后地跑来。路随山转，却被石坡遮住，直到有妇人倚立竹篱门首，才又宽展。这里一人骑马，手勒丝缰，正要转弯，画家捕捉住刹那间他回头的神态。更远一些，有一个骑马人，臂挟弹弓，缓缓而行，朝前面一座朱栏木桥走去，后面跟随着两童子。这画起首一段，欣欣向荣的树木和络绎不绝的人物生动的气氛，被这条山路贯穿到一起。飞泻的流泉从桥后山涧中流出，涧左是整齐的山村，涧右环抱着寺庙。抬头仰望，则是青山叠叠，白云冉冉。

卷的中部是广阔的平波。一条木船，船中坐着三个女子，一人举手遥指，她们仿佛在谈论湖光山色之美。船尾的男子荡着木橹，不是摆渡，而是游览。潋滟的水波，斜着向左上角拓展，愈远愈淡，直至与遥天冥然相接。

宋徽宗赵佶题为展子虔的《游春图》，遂成定论，自宣和以迄元明清，流传有绪。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此卷画法相同。只不过是卷绢与墙壁，用笔傅色有粗细之分。张丑谓此画有“十美”：“足称十美具焉：隋贤，一也；画山水，二也；小人物，三也；大刷色，四也；内府法绢，五也；名士题咏，六也；宋装褙如新，七也；宣和秘府收，八也；胜国‘皇姊图书’，九也；我太祖命文臣题记，十也。”因此他说“天下画卷第一”。张丑的“十美”虽有古董家习气，但亦可见其对此画的珍视。

展子虔《游春图》原不见佚目记载，属目外之物，竟为马霁川所收。马氏于何地收得此卷，不得而知。张伯驹得知马霁川收有此图，立即前往探询。马霁川要价八百两黄金。对这样珍贵的书画，张伯驹以为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找到于思泊去故宫博物院，说：“故宫博物院应该将此卷买下。还要院方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然后才好谈价钱。”

马叔平说：“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难以周转。”张伯驹说：“院方经费困难，伯驹愿代为周转。”

但马叔平仍然不答应将此卷买下，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

没有办法，张伯驹自己去找马霁川，向他讲了此卷流传历史及重要价值，并警告：“此卷不能出境，以免流传国外。”马霁川不听张伯驹的，但八公司还有人心存顾虑，不敢让此卷出口，就委派墨宝斋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二百两谈定。

此时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只好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出售，凑足二百二十两黄金——原议二百两黄金，马借口金子成色不足，又加了二十两。过了一个月，南京政府张群到了北京，亦对《游春图》有兴趣，认为故宫博物院应该收购，即使四五百两黄金也在所不计。张伯驹有些赌气，最初建议故宫收购不成，自己才买下的，现在他不愿再相让了。

据马宝山《书画碑帖见闻录》载：《游春图》乃穆磻忱自长春购得，初与玉池山房马霁川、文珍斋冯湛如合伙买下，购价甚廉。由于穆曾在长春买过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卷，经李卓卿介绍卖给靳伯声，李未要介绍费，穆为报答李卓卿介绍出售《道服赞》之情，遂对李说：“我买得《游春图》卷，这件国宝能得厚利，算你入伙吧！”李为人忠厚，不愿自得厚利，他与郝葆初、魏丽生、冯湛如有约，要合伙买“东北货”，于是将郝、魏拉入伙。

张伯驹和马宝山是至交，他得知《游春图》的下落后，很想买到手，苦于与马霁川不能直接谈，乃同邱振生托马宝山成全此事，并说《游春图》是国家至宝，无论如何不能让它流出国外。马宝山非常钦佩张伯驹的爱国热情，便慨允全力助其成功。马宝山与玉池山房马霁川虽是同行，又同是古玩商会理事，但从未有买卖及经济来往，要马宝山亲自去找马霁川交涉，多半会碰钉子。想来想去，只好找挚友李卓卿商议。经李卓卿与马霁川等反复商谈，最后以二百两黄金之价议妥，言定现金交易，款画互换。

张伯驹手上一时无此巨资，尚需各处筹集。就在这时，老友苏凤山同张大千到马宝山家。张大千说：“张群要买《游春图》，托马宝山来谈。他愿出港条二百两。”那时香港的黄金最受欢迎，条件确比张伯驹优越。但马宝山答复说：“已与张伯驹先生说定，不能失信。”又等了些日子，张伯驹说款已备齐，商定在马宝山家办理互换手续。由李卓卿邀来鉴定黄金成色的专家黄某，以石试之，张伯驹所付黄金只六成多，计合足金一百三十两，不足之数，张伯驹允续补足，由李卓卿亲手将殿卷交给了张伯驹。后催索欠款多次，陆续补至一百七十两，仍欠三十两，由于种种原因，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

几年后，张伯驹自吉林返京，马宝山到他家去看望，他问马宝山：“展子虔卷欠款怎么办？”

马宝山说：“这几年变化很大，马霁川等都完了，你也完了，我也完了，咱们都完了，还谈什么欠款的事！”两人大笑一场。

张伯驹是个讲面子的人，说：“你替我办这事，费了不少心血，我给你写幅字，潘素画山水一张，略表谢意吧。”

《平复帖》与《游春图》俱为张伯驹拥有，堪称“二稀合璧”，在收藏人生中不可不谓辉煌，张伯驹遂自号“春游主人”，集词友结社为“展春词社”。晚岁役于长春，更作《春游琐谈》《春游词》，叹“自己一生都在春游中”，人生境界及词的境界风格也随之扩大，自云“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万物逆旅，张伯驹皆作如是观了。1952年，张伯驹将展子虔《游春图》以购时之原价让与故宫博物院。

注：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京华收藏世家》，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摘编有删减。

原文作者｜郑重

摘编｜罗东

导语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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