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前221—前207）已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领域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众所周知，秦祚虽短，却有着尤为重要的长远影响。秦留给后世王朝的遗产不仅有基本的疆域构造，还有政府机构的格局、统一的地方行政管理的观念，以及最重要的由秦独创的“皇帝”（“August Thearch”，成为秦的极其重要的发明）概念。秦也将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遗留给其后继者，使得任何意图控制“天下”（主要限于东亚次大陆）的政权皆无法回避。

长期以来，我们了解秦史的最主要文献是司马迁（前145—前90）所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姑且不论司马迁对秦始皇（前221—前210年在位）的记述可靠与否，应能立即注意到的是，《秦始皇本纪》与后世几乎所有正史中的《本纪》一样，尤为偏重于帝国朝廷，而极少着墨于地方行政管理及其问题。鉴于秦帝国的幅员辽阔与错综复杂，这种偏倚在所难免，但其也在不经意间扭曲了我们对秦史的认识。自贾谊（前200—前166）的名作《过秦论》以来，千百年间，对秦之成败的讨论格外聚焦于始皇帝及其继任者的个性，而非秦下级官吏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所幸，上述情形在近几十年间正在显著转变。从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到形形色色的秦代遗址，如墓地、道路与运河遗迹乃至聚落与城垒，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理解秦代社会的复杂性、秦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及秦的帝国计划之所及。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文字改革。秦铭文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青铜与金属、玉与石、竹简及陶泥——之上，并涵盖了极为广泛的主题：地方及国家行政管理、法律议题、律令条文、民间及官方信仰、政治宣言、国际关系、历史书写，以及许多其他方面。从统治者、下级官吏直至普通服役者，秦的不同阶层者的见解与关切皆呈现于其中。迄今为止，出土文献篇幅之巨已逾传世文献所载秦代史料的十倍，无怪乎其对于重构秦史意义非凡。

本文为《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文版序言，经东方出版中心授权发表。作者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人文学部副部长尤锐（Yuri Pines）。

撰文｜尤锐

如今，丰富的新史料为秦国与秦帝国研究领域带来了诸多引人注目的突破进展。尤其是，我们由此能够“自下”（from below）——从新征服领土必须融入新兴帝国空间的边远前哨这一视角——重构帝国建设的各个方面。

这正是马硕（Maxim Korolkov）这首部专著的主要任务。《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The Imperial Network in Ancient China）是以作者最近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为基础，即《秦边疆的帝国建设与市场开发：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的帝国扩张与经济变革》（“Empire-Building and Market-Making at the Qin Frontier: Imperi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Change, 221–207 BCE”，哥伦比亚大学，2020年）。而作者此前于2010年还曾在莫斯科发表过另一篇博士（或以俄罗斯的说法称之为“博士候选人”）学位论文，即《战国至早期帝国时代初期的土地立法与土地控制（基于出土法律文献）》（“Land-related Legislation and Control over the Lands in the Zhanguo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arly Imperial Era（on the Basis of Discovered Legal Documents）”）。

这种异乎寻常的背景（我未曾听闻该领域任何其他学者写过两篇主题虽有关联但实则颇为不同的博士论文）解释了本书何以高度成熟。这部论述清晰、引人入胜而呈现精湛的专著，将成为早期中国的学习者与研究者的必读之作。对于关注大陆帝国比较研究的学者，也别具魅力。　

《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作者: [俄] 马硕，译者: 尹嘉越，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出品方: 时刻人文，出版时间: 2024年5月。

塑造统治

秦帝国的毛细血管

马硕的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使其成为真正的杰作。首先，能够将对秦在湖南西北部小县迁陵县统治的深入考察，与对中国先秦至帝制时期较长时段的纵览相融合，且能适时加以对比研究。这种广泛综合与聚焦分析的结合，在本书的章节结构中有很好的体现。《导论》之后的两章，展现了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前453—前221）“长江中游的互动空间”的形成（第2章），以及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间的“转向南方”，这最终为秦帝国之形成奠定了基础（第3章）。后续的三章（第4—6章）关注秦帝国在迁陵县及其周边的运作，这是本书的核心。最后两章（第7—8章）追溯了帝国南方边境自秦覆灭后直至汉代的历史，对长江以南广大区域错综复杂的文化及政治进程进行了重要洞察。这种结构使读者不仅能够理解秦统治的微观细节，还能够理解秦对中国广大南方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轨迹的更广泛影响。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时的情景，在编号M11的秦代墓葬中共出土了1150余枚记载秦代政制文书的竹简。

马硕擅长综合三种主要的秦史史料——古文书文献（此为其主要专长）、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他对考古数据的使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涉及分析随葬品、定居地规模与位置，以及湖南高地当地居民消耗的谷物等。若没有这些资料，无论传世和古文书文献有多么丰富，都不足以完全理解秦帝国政策的背景。此外，马硕还精彩地利用了既有研究成果，原书长达40页密集铺陈的参考文献，汇集了数百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了汉学研究使用的所有主要语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及俄文。对同行及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中各种见解的吸纳，使马硕能够呈现关于秦帝国形成及其所面临问题的极为多元的图景。

如本书标题所示，马硕将帝国理解为由不同的网络组成。他解释说：

虽然暴力与再分配在帝国的运转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比起将帝国视为一种为了帝国首都精英阶层的利益而强加给边远地区民众的压迫性再分配制度，笔者更倾向于将帝国视为一种互动网络，这一网络将远距离的人们与社群联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在参与互动中获得独特且重要的优势。（原书第3页）他进一步解释道：

帝国仅是东亚人群可利用的众多互动网络之一，这些网络所产生的政治与文化身份并不稳定，且取决于网络自身不断变化的特征。（原书第4页）

这种分析视角有利于理解帝国扩张与收缩的模式，并同时从中心与边缘展开分析。这种基于可靠方法论的研究方法为马硕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中与网络分析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关于“帝国网络”值得称赞的特点，即作者对秦扩张中地理维度的关注。直到最近，英文学界关于中国先秦政治史的研究，关注微观地理细节的仍然罕见，除了马硕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李峰的专著。

值得称道的是，马硕对水路、地势高度及通信路线等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本书尤其强调水路是如何不仅塑造了商业路线与军事扩张的方向，还影响了秦在长江以南的行政管理结构。本书还强调了秦对水路交通的投入所产生的持久影响，特别是通过修建连通长江流域与南方（岭南）水路的灵渠（位于今桂林市附近）（原书第185页）。上述观察一方面对于持续探索地理如何塑造帝国空间的轮廓极有助益，另一方面对于探索帝国克服地理阻碍的战略也很有帮助。

失败而成功的帝国实验

帝国并不是仅通过领土征服就能建立的；一旦它们的统治崩溃，也不是就从曾经控制的地区消失了。也是我想赞扬本书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该书对帝国建设的动态及其高度复杂性的关注。领土的整合是一个旷日持久、富于挑战且时有矛盾的进程。秦在迁陵县的故事就是这种复杂性的很好例证。

如第4章所论，秦在湖南西北部偏远高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官僚机构处于缺员状态（或是部分地由在他处失职而被罚送“新地”的官吏构成）；地方动乱与武装反抗也有发生，且其中一些难以应对；迁陵县户籍人口极少（后文还将对此加以评说），官吏不得不依赖刑徒与服役者的强制劳动，而他们的大量存在将造成更多难以控制的问题。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想想公元前214年以后秦在更南方（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广东省地区）经历的军事战役，这“可能转移了帝国加强控制长江中游新征服领土所需的资源”（原书第99页）。总之，结论显而易见，正如马硕所言：“我们应当思考的，与其说是这一体制为何崩溃，不如说是它何以设法延续了如此之久。”（原书第109页）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湖北省博物馆藏。

然而，如第5章和第6章所示，秦在帝国新边境内的势力要比乍看之下坚实得多。秦官吏在扩大农业生产、矿藏开采及探寻当地动植物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在短短十五年的统治期间，秦推动了当地经济的迅速货币化，通过强制及自愿移民重塑了当地社会，通过精心实施的社会工程构建了新的身份认同，并改变了迁陵县的农业与商业生活等。马硕论证了秦官吏在致力于行政统一的前提下，是如何同时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物质资源方面，秦帝国颇擅长于适应新环境。”（原书第161页）马硕总结道：“秦帝国在其存续的十五年间进行了一场庞大的实验，将新征服土地并入了领土面积空前的政治实体。”（原书第137页）就秦帝国覆灭的事实而言，这场实验是失败的。但正如公元前2世纪最初的数十年间，曾被秦控制的地区即使在事实上（有时则是法律上）独立于帝国中央时仍致力于经济与行政统一，就此而言，这场实验又是成功的（第7章）。

马硕开创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为今后该领域的学术探讨树立了标杆。不过，关于秦帝国的创立及其所面临的难题等诸多方面，这一研究自然不是最终定论。要知道许多相关的简牍尚未公布（例如，在里耶秦简发现后的二十年来，原计划出版的六卷只出版了两卷）。可以想见，每一项新证据都可能改变我们的某些看法。例如，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马硕（及该领域绝大多数学者）所采纳的秦迁陵县人口数量过低，难以解释秦在当地的高度激进主义及行政管理架构的密度。或许可以期待新公布的文献进一步澄清此问题。再如，新近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揭示了秦帝国低级吏员承受的压力及部分人由此不愿履行职责的状况。

在超高效（但也可说是不可持续）的秦模式下，行政机构疲于应对，或许正解释了为什么汉朝选择放松政府控制，甚至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

未来，秦史仍将被反复书写与重新书写。显而易见的是，在重构中国历史这段关键时期的漫漫长路上，马硕这部专著是一座里程碑。

《秦颂》剧照。

编辑/李夏恩 何安安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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