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经典作《黑太阳：抑郁与忧郁》中指出，“崇高诞生于忧郁之中”，为痛苦命名、颂扬痛苦不失为一种化解哀伤、超越哀伤的方法。抑郁者可以通过文艺创作而克服主体性的精神危机，使主体重塑虚无，从而穿越忧郁、超越分离的痛苦。

下文摘编自《黑太阳：抑郁与忧郁》中的“美：抑郁者的另一个世界”一章。

《黑太阳：抑郁与忧郁》。作者: [法]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译者: 郭兰芳，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作者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在人世间实现的彼世

为痛苦命名，对其进行细致的剖析，这或许是化解哀伤的一种方法。有时沉溺于其中，超越哀伤，走向一种不那么炽热的哀伤，越来越冷淡……然而，艺术似乎指明了一些方法来避免讨好，使艺术家和鉴赏家能够对丧失的物以升华的方式进行支配，而无须将哀伤转变成躁狂。首先，是通过韵律这一语言之外的语言，它在符号之中穿插了符号学的节律和叠韵。还可以通过符号和象征的多重功能，使命名变得不稳定，使符号获得丰富的内涵，从而为主体提供想象物的无意义或其真正意义的机会。最后，还可以通过宽恕（pardon）的心理机制：说话者对某个殷勤而仁慈的典范的认同，能够消除复仇带来的罪咎感或自恋创伤带来的耻辱感，这种罪咎感和耻辱感可能诱发抑郁者身上绝望的情绪。

美好的事物会是悲伤的吗？美是否与短暂的事物相关，也因此与哀悼相关？又或者，美的事物是否会在毁灭之后不断重返，从而证明在死亡之中继续存在是可能的，永生是可能的？

弗洛伊德曾在一篇题为《转瞬即逝的命运》（Éphémère destinée）的短文中提及这些问题。文章的灵感来自他与两位患忧郁症的朋友散步时发生的争论，其中一位是诗人。有一位很悲观，他贬低美好事物的价值，认为它转瞬即逝。对此，弗洛伊德回应道：“相反，这正好凸显了它的价值！”然而，昙花一现在我们身上引发的忧伤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声称：“……对于心理学家而言，哀悼是一个巨大的谜……但是，为什么力比多从这些对象身上撤走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不明白，目前也无法根据任何假设对其进行推断。”

弗洛伊德。

不久之后，他在《哀悼与忧郁》（Deuil et mélancolie）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忧郁的解释。根据哀悼的模式，忧郁来自对丧失客体的内摄，这个客体对于主体而言是一个爱恨交加的对象。我们在上文谈论过这一解释。但是，在《转瞬即逝的命运》中，弗洛伊德把哀悼、转瞬即逝和美好事物等主题联系起来，认为升华是丧失的平衡力量，力比多令人迷惑地固着于丧失之上。哀悼之谜？美好事物之谜？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似性？

诚然，在爱欲客体的哀悼完成之前，美是不可见的。但是它依然存在，而且将我们征服：“我们对文化财富的高度推崇……不会因为它们的脆弱而受影响。”有些东西是死亡的普遍性无法触及的：美？

美好的事物是永远不会让力比多失望的理想客体？又或者美的客体是害怕被遗弃的客体绝对而不可破坏的修复者，它处于与这一力比多之场完全不同的层面之上，“好”“坏”客体模糊地展现在这片谜一般、吸引人却又让人失望的力比多场域之中。为了替代死亡，为了不因他者的死亡而死亡，我创造了——至少我这么认为——一个假象、一种理想、一个“彼世”。我的心理制造了它们，从而使自己超脱出来：在自己之外（ex-tasis）。能够替代所有易逝的心理价值，是件美好的事情。

于是，这位精神分析师又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美通过何种心理过程、怎样的符号和物质变更，才得以穿越丧失和控制之间上演的关于丧失、贬值以及自杀的戏剧？

升华通过调动原发过程和理想化，在抑郁的空洞周围编织了一种超级符号（hyper-signe）。它不再是更高意义，对于我而言却具备更高意义的事物的华丽寓言，因为我能够更好地重塑虚无，在经久不变的和谐之中，此时此地，使之永恒，为了某个第三方。崇高的意义代替了隐藏的非存在（non-être），假象代替了短暂的存在。美与之同质。就像女性的装扮掩饰顽固的抑郁，美是丧失的令人赞叹的面孔，它使之蜕变，使之存活。

美有可能是对丧失的拒绝：这样的美注定要消亡，并隐匿在死亡之中，它无法阻止艺术家自杀，它也可能在显露的瞬间便从记忆中消除。但不仅如此。当我们能够穿越忧郁，对符号生命产生兴趣，那么美也可能将我们控制，从而证明有人能找到超越分离痛苦的康庄大道：为痛苦赋予言语的道路，甚至也包括呼喊、音乐、沉默和大笑。美好甚至可以是无法实现的梦，抑郁者在人世间实现的彼世。在抑郁空间之外，美好是否区别于游戏？

只有升华能够抵御死亡。相比任何伤害或悲伤之爱或恨的理由，能够让我们陶醉其中的美的客体似乎更值得依恋。抑郁辨认出美的客体，允许自己在它身上存活、为它而存活，但是这种对崇高的依恋不是力比多式的。它是冷淡、分离的，它已经在自身融入了死亡的痕迹，而死亡意味着轻快、无忧无虑、漫不经心。美是假象，是想象的产物。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年6月24日），法国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心理分析学家、女性主义者。1969年，克利斯蒂娃出版其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之后，在当今的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领域开始产生影响。她著述广泛，包括书籍、随笔和建筑意义出版物的序言（译注一），其中包括有关互文性、符号学和屈辱性的见解，覆盖语言学、文学理论及批评、精神分析、传记及自传、政治和文学分析、艺术及艺术史。她的著作在后结构主义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

想象是寓言吗？

想象话语具有某种特殊的结构，它在西方传统（古希腊和古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继承者）中诞生，它与抑郁的构成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抑郁向意义的转向同步。作为物与意义、符号的不可命名与其扩散、无声的情感与指定并超越它的理想性之间的连接，想象既不是在科学中达到顶峰的客观描述，也不是满足于实现彼世象征独特性的神学唯心主义。可命名忧郁（mélancolie nommable）的经验打开了一个主体性的空间，这个主体性必定是异质的，在理想和难以理解这同样必要、同时存在的两极之间撕扯。物的难以理解，正如被剥夺了意义的身体（准备自杀的沮丧身体）的不可理解，表现在作品的意义之中，作品的意义既是绝对的又是变质的，它难以捉摸，具有不可能性，需要重新建构。于是就需要对符号进行精雕细琢：能指的音乐化，词素的复调，词汇、句法、叙事单位的拆分……这种精雕细琢立即被经历为言说的存在在无意义与意义、撒旦与上帝、堕落与重生两极之间的心理转变。

尽管如此，这两个极限主题在想象结构中实现了惊人的配合。尽管这两个主题对于它而言是必要的，但在价值危机产生的时刻，它们还是会消失。这些时刻触及了文明的根基。作为展现忧郁的仅有的处所，它们只留下了能指为自身赋予意义和使自己化为虚无的能力。

想象世界的所指是忧伤，而狂喜是它的能指，这种狂喜背后怀念的是基本的、带着滋养作用的无意义。尽管内在于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分法之中（自然/文化、身体/精神、低/高、空间/时间、数量/质量……），想象世界却恰恰是可能的世界。恶可能是一种倒错，死亡可能是终极的无意义。但是，由于这种消失所维持的意义，重生成为无尽的可能，重生是矛盾的、具有多重意义的。

瓦尔特·本雅明认为，最好地实现忧郁张力的是被巴洛克，尤其是被Trauerspiel（字面意思是“哀悼的游戏”“带有哀悼的游戏”；一般指德国巴洛克悲剧）所使用的寓言。

瓦尔特·本雅明。

寓言在古代遗留的被否定却始终在场的意义（因此：维纳斯，或者“皇冠”）和基督教精神为所有物赋予的本意之间游荡。寓言是意思在抑郁/价值贬损和被赋予意义的颂扬（维纳斯成为基督之爱的寓言）之间的一种张力。它为丧失的能指赋予了重要的快感、复活的喜悦直到延伸至石头和尸体。它与被命名的忧郁的主体经验并存：忧郁的原乐。

然而，经由其在卡尔德隆（Calderón）、莎士比亚直至歌德和荷尔德林身上的命运，经由其反衬的本质，经由其含糊不清的力量，经由意义的不稳定性（这个意义被它安顿在为沉默和无声之物，即古代或自然的魔鬼，赋予所指的意图之外），寓言的诞生揭示出：单纯的寓言形象或许是一种更为广阔的动力在时间和空间里的区域性定型，这种动力就是想象的动力。寓言是一种临时的癖好，它所做的不过是阐明巴洛克想象的某些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然而，在其具体的立足点之外，寓言发现了西方想象在本质上依赖丧失（哀悼），依赖其向被威胁的、脆弱的、毁坏的热情的逆转。无论它以本来的面目出现，还是从想象中消失，寓言都从属于想象的逻辑，它的教导模式正体现了想象逻辑。的确，想象经验不是作为神学象征或世俗承诺被接受，而是作为因过量而死亡的意义的骚动被接受。在意义的过量之中，言说的主体（sujet parlant）发现了理想的庇护，更发现了在幻觉和幻灭中重现理想的机会……

爱德华·蒙克画作《晚上，忧郁》（1896）。

西方人的想象能力与基督教相关，这是一种将意义迁移至它在死亡和/或无意义中迷失之处的能力。理想化的幸存：想象是奇迹，同时也将它粉碎——一种关于梦境和词语、词语、词语……的自我幻象。想象体现了临时主体性的全能：直到死亡都在言说的主体性。

作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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