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家特雷莎·麦克费尔是一名过敏症患者，她的父亲死于蜜蜂蜇刺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

目前，全世界有数十亿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过敏症，据估计占全球总人口的30%～40%。

过敏并不一定致命，但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多年遭受过敏困扰的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而且时常需要集中精神关注自己的症状。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但即使如此，有时也很难忽视过敏带来的影响。一个吸入花粉的糟糕日子、一块发红发痒的皮肤、一场聚会……都有可能带来麻烦。

究竟什么是过敏？为什么我们会过敏？为什么过敏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严重？关于过敏，我们能做些什么，还不能做到什么？

显然，我们的身体对每天接触到的大量天然和人造过敏原越来越敏感了。在《过敏的真相》一书中，麦克费尔展开了一场对过敏的科学探究之旅，尝试解开过敏谜团。

以下内容节选自《过敏的真相》，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过敏的真相》，特雷莎·麦克费尔 著，秦琪凯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4月版

如何准确计量过敏状况的发生率？

过敏从来都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它们难以确定，很难诊断，更难衡量。

准确计量过敏状况的发生率很重要。在医学研究中，从资助分配到新药开发，数字驱动着一切。为了开始理解这个问题可能有多严重，以及为什么过敏可能是21世纪的主要慢性疾病，我们必须一头扎进统计数据的海洋。以下是从一些最新数据中挑选出来的内容，它们凸显了当今过敏是多么普遍和广泛。

•全球估计有2.35亿人患有哮喘。

•在全球范围内，2.4亿~5.5亿人可能患有食物过敏。

•药物过敏可能影响到全球10%的人口和20%的住院患者。

•世界上10%~30%的人口患有花粉热。

•20%~30%的印度人至少患有一种过敏性疾病。

•33%的印度人受到呼吸道过敏的影响。

•1.5亿欧洲人被某种形式的慢性过敏困扰着。

•50%的乌干达人患有过敏症。

•7.7%的中国儿童受到食物过敏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数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在新闻提要中看到表格、图表、调查结果和百分比，事实和数字每时每刻都在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淹没我们，麻痹我们，令我们感到不堪其扰。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全球科学和Excel电子表格的时代，曾有人说过：“如果只有一个人死于饥饿，那是一场悲剧；如果数百万人死于饥饿，那只是统计数字。”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运用到现代医疗的领域，也许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我们没有对这些惊人的比例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死于花生过敏或严重过敏性哮喘发作，那是一场悲剧；如果有数百万人患有食物过敏或哮喘而没有死亡，那就只是统计数字了。虽然像这样的大量数据也许能够告诉我们全球过敏问题有多严重，但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所有人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纪录片《过敏世界》（2008）剧照。

我们很难想象构成所有数据的要素正是过敏症患者日复一日共同面对的挣扎。个人的故事，比如我父亲的、我的，也许还有你的，往往会被遗忘。重要的细节和背景信息——数十亿过敏症患者的生活经历，都从数据集中消失了。

以维罗妮卡为例，她是一个30岁出头的活泼女人，她的呼吸过敏症状非常严重，严重到她会害怕看见春天到来的迹象。随着气温变暖，绿芽从地下冒出来，白天逐渐变长，树木发芽——如果维罗妮卡没有尽早开始服用治疗过敏的处方药，所有这些变化都会给她带来灾难。由于变幻莫测的气候变化，她每年越来越像在做一场猜谜游戏：春天什么时候会到来？维罗妮卡试图在春天来临前的三四个星期预约她的主治医生。然而，即使她把每件事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她的过敏情况也仍然不可预测。如果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花粉年——花粉浓度明显更高或者花粉季比平时更长，即使维罗妮卡服用了抗组胺的处方药，她也会受到影响。

一天下午，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向我解释说：“步行去上班时，我必须确保自己戴上紧贴式太阳镜。眼睛是我的触发点。如果忘记戴眼镜，我看起来就会像哭过或者通宵参加了派对。不管怎么说，这个样子都不适合上班。”

每天，维罗妮卡回家后都会淋浴，洗掉头发上的花粉，花粉浓度可能特别高的日子里她会避免户外活动，而且每年有三四个月她会感到身体疲惫。当我问她的丈夫、朋友和家人是否理解时，她点点头说：“我们全家都有过敏症，所以他们都懂。每个人都在服用氯雷他定片或盐酸非索非那定片或盐酸左西替利嗪片之类的药物，所有人都在吃药。”她说，最近每个人的过敏症似乎都越来越严重了。只要她的抗过敏药一直有效就没事。但她担心的是，当最好的处方药都不再有效时，她会怎么样。

情况是否变得更糟了？

当我第一次开始查看统计数据时，我感到不知所措和困惑。官方数据究竟是基于什么统计的，为什么它们经常变化，或许这反映了可能性的范围之大？显然，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是估计得出的。它们是根据较小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量计算出来的。但我想了解更多细节——谁在做抽样调查以及如何做抽样调查，所以我联系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试图找到一些答案。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会跟踪调查哮喘和食物过敏的发病率，因为这是两种最致命的过敏性疾病，最有可能导致美国人的死亡。然而，在与工作人员打了几轮电话和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后，我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在做了更多的跑腿工作以及对过敏研究人员进行更多的采访之后，我意识到，要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被过敏所困扰，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对于这一每个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我们同样很难给出明确答案：情况是否变得更糟了？

这是我自己被诊断出过敏症并开始和别人谈论他们各自的过敏症后，最迫切地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之一。过敏症专家、医疗保健提供者、医药和生物技术公司、不过敏的公民、像维罗妮卡这样的过敏症患者（很可能还有你），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都想知道如今过敏是否比过去更普遍，在可预见的未来，过敏率是否会继续上升？是否所有的数据都比10年前、20年前或30年前更糟糕？过敏率真的在10年接10年地上升，还是新的公共卫生意识运动和更准确的诊断工具令我们更善于发现和诊断过敏，从而使得数字激增？生活在21世纪的人更容易患过敏或更频繁地经历过敏，并且症状更严重吗？

纪录片《过敏世界》（2008）剧照。

我花了5年多的时间研究和撰写这本书，阅读了过敏症的历史，采访了过敏症专家，参观了研究过敏症的科学实验室。我问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是否认为过敏在普通人群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在症状上变得越来越严重。几乎所有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然而，他们也提醒说，我们刚开始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过敏，目前拥有的数据还没有达到它可以或应该达到的水平。

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几十年的过敏症专家都告诉我同一件事情：很难准确地评估目前的情况，因为很难获得关于过敏症患者数量的可靠数据。一方面，我们有无数患有不同形式过敏性疾病（湿疹、哮喘、花粉热、食物过敏）的人的个人叙述，以及医生或过敏症专家的临床记录和诊断。另一方面，我们有经汇编和制表的官方统计数字。如果你深入研究这些流行病学数据，很快你就会发现一些明显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过敏，或者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过敏，这个定义会影响人们的统计方式，从而影响统计的准确性。疾病类别并不是世界上稳定的实体或“事物”；它们是对疾病典型症状和生物体征的集合的描述，甚至一些看似“容易”定义的东西——比如哮喘，也比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哮喘的正式定义已经变了许多次。流行病学研究并不总是使用相同的疾病标志物，因此在一项研究中被列入哮喘患者的人在另一项研究中可能不符合哮喘的条件。

在一项荟萃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122项关于儿童哮喘患病率的研究没有使用标准化的定义或哮喘症状，这使得数据无法汇编或比较。事实上，这122项研究使用了60种不同的哮喘定义。如果将最流行的4种定义应用于同一组数据，那么可被归类为“哮喘”儿童的人数的差异将令人震惊。由于使用的定义不同，会有比例高达39%的儿童从患有哮喘变为没有哮喘。

那么，这些研究中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哮喘呢？这由谁来决定？是目睹孩子在操场上轻微喘息或睡前呼吸困难的父母？是会记录家族史，然后用肺活量计来测量小病人肺功能的儿科医生？还是查看哮喘保险理赔数据、吸入器处方数量，或者18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自述调查数据的流行病学家？这就是众多过敏症患者的流行病学数据如此难以收集、解释和书写的原因。

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内科医生、哮喘研究人员库拉纳·赫尔希博士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她向我解释了过敏性哮喘为何如此难以追踪。“哮喘是一个垃圾术语，”她说，“它是一种症状的名称，而不是一种疾病。哮喘是异质性的。它由一大堆的症状定义，可能由不同的途径引起。”换句话说，许多不同的医学状况都可能导致哮喘反应，而不仅仅是过敏。库拉纳·赫尔希解释说，这使得具体地测量过敏性哮喘很难，将过敏与哮喘的其他原因（如运动或其他肺部疾病）区分开来也很难。更复杂的是，过敏即使不是患者哮喘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触发哮喘的环境因素。除非你查看每一个病人的病史，否则你不可能分辨出谁是“过敏性”哮喘，谁是有过敏诱因的“非过敏性”哮喘。

而且，不仅仅是哮喘的问题。用于编制全球过敏率官方数据的过敏的定义几乎全部是模糊的、有争议的、不断变化的。令人惊讶的是，花粉热这种医学上公认的最古老的过敏症，比人们最初想象的要难定义得多，用于判断它的症状可能差别很大。即使研究是严格的，即具有临床试验或官方诊断的才能被确诊（大多数都没有），得出的数字也仍然取决于研究人员最初如何定义疾病类别。说得委婉点儿，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困惑和沮丧，往往会导致过敏症患者的官方数据出现很大的差异。

这里有一个相关的例子，说明要得到更精确的数字以便了解有多少人在流鼻涕、打喷嚏或其他方面受到刺激是多么困难。过敏性鼻炎患者占世界总人口的10%~40%。在全球范围内，10%和40%这两个比例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就像增加或减少整片大陆的人口一样。这种巨大差异背后的原因包括对花粉热的定义不同、个人和全国调查中用于评估病情的诊断标准（如流泪或频繁打喷嚏）不同，以及被测量的受试者群体不同（正在编制的调查数据中社会经济群体和地理区域的不同）。

纪录片《过敏世界》（2008）剧照。

首先，并不是所有患花粉热的人都接受了测试，自我诊断的人并没有反映在官方数据中。即使患有过敏性鼻炎的人去看医生，他们也可能不会得到正确的诊断。此外，并不是每个有过敏症状的人都知道自己有过敏症，或者会被认为是过敏症患者，特别是症状轻微或很少接触过敏原的患者。我父亲不知道自己对蜂毒过敏，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呼吸道过敏，我们俩都不会在家族病史中“过敏”旁边的方框上打钩，也不会在关于过敏的调查问题上回答“是”。而这通常是我们收集过敏率数据的首要方式——直接询问人们或调查他们的症状。

这是目前过敏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大多数关于过敏的流行病学研究都是基于通过网络或电话调查自述症状完成的。我们依靠过敏症患者准确评估自己的症状并如实报告，然后把他们的回复分到正确的类别中并进行统计。这种方法的一个明显问题是，过敏的症状往往与其他疾病的症状相似或完全相同，因此可能会令人困惑。自述症状充其量只能证明病人可能有潜在的过敏情况。如果没有医学诊断，自述症状本身不能用作确认真正的过敏反应的依据。

过敏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更严重了

尽管研究人员可能在定义、症状和方法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同意一件事：过敏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更严重了，全世界过敏症患者的数量可能会继续快速增长。看看我们从20世纪获得的数据，有一个共识是，美国的花粉热发病率在20世纪中期有所上升。数据显示，哮喘的发病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增加，并在90年代达到顶峰。从那以后，哮喘的发病率一直保持稳定。

就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和特应性敏感（皮肤过敏）而言，过去几十年的患病率可能有所增加，而且其地理差异逐渐缩小。例如，1993—2003年，加纳的特应性疾病发病率翻了一番。在食物过敏方面，全球发病率的上升是最显著的，这一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此后发病率一直稳定增长。

斯科特·西歇雷尔博士是埃利奥特和罗斯林·贾菲食物过敏研究所的主任，也是纽约市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儿科过敏症教授，亲眼见证了食物过敏情况的增多。1997年，当他开始在贾菲研究所工作时，他的团队与“食物过敏和严重过敏反应网络”组织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每250名儿童中就有1人报告对花生过敏。到2008年，西歇雷尔的研究表明，这一比例增加了两倍多，达到1/70。

纪录片《过敏世界》（2008）剧照。

“一开始，我并不相信2008年的研究。”最初，西歇雷尔认为这个比例反映了研究方法存在问题——直到他看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类似数据，这些数据都表明大约1%或更多的儿童对花生过敏。如今，西歇雷尔毫不怀疑，过敏的发病率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增长。“我们也看到食物过敏的情况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多。”西歇雷尔说，“食物过敏的严重程度可能与20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但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所有这些数据都是令人信服的，但在过去30年里，我们所掌握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可能是住院人数。每两个小时，就有一个严重过敏的人被送进急诊室。这些数字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过敏性疾病的问题正在扩大。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过去20年中搜索了可获得的数据，根据他们的研究，食物过敏住院人数增加了5.7%（1998—2018年），而死亡率从0.70%下降到0.19%。

在同一时期，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Epi Pen）的处方增加了336%。研究人员控制了食物严重过敏反应的定义和标准的变化，他们认为，在总体发病率上升的情况下，食物过敏诊断和管理的改善导致了死亡率的下降。在20世纪70—90年代之间的短短20年间，因哮喘住院的人数增加了两倍，直到今天才趋于稳定。

尽管发达国家的哮喘发病率增长趋势一直在放缓，在美国等地哮喘发病率保持不变，但在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哮喘发病率仍在继续攀升，导致全球总体发病率继续上升。

纪录片《过敏世界》（2008）剧照。

这就是为什么专家预测过敏率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上升。过敏性疾病在低收入国家的农村地区不那么普遍，但过敏性敏感处于同一水平（提醒：你可能有敏感性，但不会发生过敏）。换句话说，各地的人都有相同的敏感性，但在贫穷国家的农村地区，活动性症状和活动性疾病的病例较少。随着国家发展程度提高，过敏率往往会上升。为什么会这样？

原文作者/特雷莎·麦克费尔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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