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心智从何而来？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心理学家、物理学家、诗人和哲学家，他们想知道人类心智是如何发展出无与伦比的创造、想象和解释能力的。

在《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一书中，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对进化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他以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的思想为基础，展示了具有理解能力的心智实际上是如何从无意识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产生的。

在下文中，丹尼特详细阐述了人们通常对高等动物行为模式过度“拟人化”的归因解释存在哪些误区，以及为什么“无须理解亦能胜任”才是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生物存活方式的基本假设。

《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湛庐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24年3月。

唯一的错误在于将理解归因于有机体

无论是在研发方法上，还是在大自然最小、最简单的产品，即设计精良的运动蛋白、校对酶、抗体及其所激活的细胞上，都展示出了无须理解亦能胜任的大自然法则。那多细胞有机体呢？理解是何时出现的？从细小的杂草到巨型红杉树，植物都明显展示出了很多有聪明加持的能力，它们会诱骗昆虫、鸟类和其他动物帮助它们繁殖，会与共生生物结成有用的联盟，会探测珍稀水源，会追踪太阳，会保护自己免受各种捕食者，如食草动物和寄生虫的侵害。有人甚至声称，某些种类的植物在受到攻击时会顺着风向散播遇险信号，警示附近的同类可能有被捕食的危险，收到信号的植物就能预先增强防御机制，提高毒性或产生气味，以此击退捕食者或引诱共生生物击退捕食者（Kobayashi & Yamamura，2003；Halitschke et al.，2008）。这是一系列非常缓慢的反应过程，需要借助延时摄影才能看出其中各种行为的正当性，但就像单细胞的微观行为一样，这一系列行为都有明确的理据，只是当事者无须理解。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双重归因标准（double standard of attribution）的情况。如果不把这些有组织的过程看作行为，并像解释人类行为那样解释这些过程，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及时描述和解释这些过程，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引入理由并假设它们是在诸如感知监控之类的事物的引导后，获取触发、调节或终止响应的信息的。而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似乎不仅要归因于行为展现出的能力，而且也要归因于我们对这种行为能力的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植物、细菌，我们会对它们进行拟人化。这不是智力犯罪。我们将它们的动作称为行为，将行为能力归因于有机体，通过引入理据来解释它们的存在，这些理据可用于说明有机体在“生存斗争”中依靠这些能力获得的益处。

我想说的是，我们采取这种我所说的意向立场是正确的。唯一的错误在于将理解归因于有机体或其组成部件。幸运的是，在植物和微生物的情况中，常识的介入阻断了这种归因。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它们的运行机制是如何在没有任何心理干扰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使它们具有这些能力的。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认知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美国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该校认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尤其是这些领域中与演化和认知科学相关的问题。丹尼特在学界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被“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称为“下一个伯特兰·罗素”“正在改变并重新定义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他还被高等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选为“50位最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之一。

我们可以说，那些拥有惊人能力但无须理解其中理据的有机体都是独具天赋的。它们是天赋的受益者，而这些天赋不是通过个人探索和实践获得的。甚至还可以说，它们有幸享有这些天赋，但不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而是来自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如果我们的想象力需要一些辅助，我们可以借助于过去将机器人视为没有心智的机械装置这一刻板印象，将植物看作没有理解能力但有生命的机器人。存在这样一种预测，这种对植物的看法将在一百年后会被视为一种可笑的生物中心主义的守旧思想，是对 21 世纪仍然存在的机器人的一种偏见。

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20 世纪最普遍的对 GOFAI 的反对意见：程序表现出所谓的智能只是程序员的智能，也就是程序员的理解，程序不能理解任何事物！

我打算采纳这一说法并做出调整，但并非赋予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以理解力：

树木、海绵、昆虫身上表现出所谓的智能不是它们自己的智能；它们只是按照精巧的设计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明智的举动，虽然这些设计非常出色，但设计师和它们一样，对此都没有任何理解。

反对 GOFAI 的人认为，他们对所谓智能机器的批评只是在陈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如果将观察对象换成动物，我们可以看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情绪牵引（emotional tug）。我猜大多数读者对我们的观察结果都很满意，即植物和微生物只是天赋异禀，它们被赋予了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能力，但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而一旦对“高等”动物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我就变成了一个讨人厌的反派，成了一个让人扫兴的家伙。

很多人都认为，当我们将讨论转向动物，尤其是转向像哺乳动物和鸟类这样的“高等”动物时，在描述和解释能力的过程中归因理解的诱惑要大得多，而且很多人坚持认为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之处。动物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看它们有多聪明！好吧，如今我们已经牢牢掌握了无须理解亦能胜任的概念，让我们来重新考虑这一令人舒适的观点。目前，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总重量，即生物量中大约有一半以上是由细菌和其他单细胞“机器人”组成的，剩下部分的一半以上则是植物“机器人”。然后是昆虫，包括所有蠢笨的白蚁和蚂蚁，它们的总量大大超过了麦克雷迪所提出的庞大的人类的总量。我们和我们驯养的动物总量大约占陆地脊椎动物生物量的98%，但这只是地球上生物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证明某些有机体个体确实能在某种意义上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之前，无须理解亦能胜任是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生物的存活方式才应该是默认假设。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何时及为什么有机体的设计开始等同于或以巧妙地方式融合它们生存机制的自由浮动的理据，我们需要重塑关于这个问题的想象，因为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假设在任何有理据的情况下，“高等动物”对此都会有某种理解。

这里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是一位知识渊博且富有洞察力的动物（包括人类）观察者,在她的著作《狗的秘密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Dogs）中，她根据自己的想象提出了狗对自己的生存方式有着明智的理解：“出于一些狗知道但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许多狗妈妈不会与自己的儿子发生交配，这其中有着狗知道但我们不知道的理由。”毫无疑问，它们在本能地抵制近亲繁殖，这可能主要以气味为信号，但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主题。但有人认为，狗比我们更能洞悉它们表现出的本能行为和性情的理由， 这种观点简直是异想天开。我相信她知道的更多，但我的看法是，她很自然地犯了一个错误，她只是延伸了普遍的假设，而不是对狗特殊的自我认知提出某种大胆的建议。这就像是一位来自火星的人类学家写道 :“许多人在困倦时打哈欠，在看到熟人时扬起眉毛，这些行为的背后有人类知道但我们不知道的理由。”做出这些行为是有理由的，是“为了什么”的理由，但不是我们的理由。你可能因为某个理由假装打哈欠或假装扬起眉毛，如故意释放出某种信号或假设与偶遇的一位魅力四射的陌生人相识；但在正常情况下，你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做了这些动作，因此你也不可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打哈欠，当然狗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领先于我们，尽管它们跟我们打着一样的哈欠。

纪录片《狗的秘密生活》剧照。

筑巢的鸟类与跳跃的瞪羚

那么，对于动物身上更明显的故意行为呢？布谷鸟是一种不筑巢的巢寄生鸟（brood parasites）。雌性布谷鸟会偷偷把卵产在一对其他鸟类寄主的巢中，让不知情的养父母来孵化和哺育它。通常情况下，雌性布谷鸟会将寄主巢中的卵滚落一颗，以防养父母发现数量有变化。布谷鸟的卵比寄主的卵孵化得更快，一旦布谷鸟的雏鸟破壳而出，它就会不遗余力地把剩余的寄主的卵踢出鸟巢，而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享用养父母的哺育。关于布谷鸟雏鸟这种行为的视频让人看得不寒而栗，它向我们展示了有能力且有效率的杀戮行为，但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它们在做出这些行为时有法律意义上的那种故意犯罪的意图。布谷鸟雏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它是自己行为的受益者。 那没有偷窃行为的鸟类是怎么筑巢的？观察一只鸟筑巢是一种令人着迷的体验，毫无疑问，其中涉及高超的编织技术，甚至缝纫技术 （Hansell，2000）。它们需要控制鸟巢的质量，也会在筑巢过程中进行少量的学习。人工孵化的鸟，虽然从没见过其他鸟筑巢，但在需要筑巢时仍能用现有的材料筑造出一个专属于其品类的合格鸟巢，所以这种筑巢能力应该是本能的，而且它们的筑巢能力到下一个筑巢季还会有所提高。

筑巢的鸟类有多少理解力？研究人员通过改变可用材料和干扰条件来对此展开研究，旨在探索这些鸟类会有多少才能和远见卓识（Hansell，2000，2005，2007；Walsh et al.，2011；Bailey et al.，2015）。考虑到进化只为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提供条件，我们可以预测，人工入侵鸟类环世界的内容越新颖，鸟类越无法恰当地理解这些内容，除非鸟类的谱系是在高度多样化的选择环境中进化而成的，这种环境会迫使自然选择去选定那种不是完全与生俱来的，而是具有高度可塑性和相应学习机制的设计。有趣的是，当所处环境随着时间推移不再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来确保自然选择能为下一代“选择”出最佳设计时，自然选择会在下一代的设计中保留一些不固定的因素以实现更好的效果，这就像是根据购买者的偏好和使用习惯，以多种不同方式进行配置的笔记本电脑。学习可以弥补自然选择未完成的部分，个体会从所处的世界中提取信息，且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局部改进，在整体的生命历程中获得自身优化。我们很快就会对这条理解之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在这之前，我想先多探讨一些涉及自由浮动的理据的行为的例子及其含义。

你可能看到过瞪羚在草原上被捕食者逐赶的视频，并注意到一些瞪羚在试图逃脱时会跳得很高。这就是所谓的弹跃（stotting）。瞪羚为什么要弹跃呢？这显然是有好处的，因为弹跃的瞪羚很少会被捕获和吃掉。这是一个被仔细观察过的因果规律，但它需要一个针对“为了什么”这类问题的解释。但不管是瞪羚还是追逐它们的捕食者，其细胞中的蛋白质和类似蛋白质的转运机制都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规律性。要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引入进化论的一个分支，即高成本信号理论（Zahavi，1975; Fitzgibbon &Fanshawe, 1988）。最强壮、速度最快的瞪羚会通过弹跃向追捕者彰显自己的健康状况，发出信号让它们知道：“别追我，我很难抓；把你的注意力放到我那个不会弹跃的同类身上吧，拿它做美餐对于你来说容易得多！”追捕者会认为这是真实的、难以伪造的信号，进而放过做出弹跃的瞪羚。

纪录片《猎捕》剧照。

这是一种交流行为，也是一种只有自由浮动的理据存在的行为，因为瞪羚或狮子都无须领会其中的理由。也就是说，瞪羚可能完全不在意为什么必要时弹跃是有好处的，而狮子可能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做出弹跃的瞪羚相对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猎物，但如果信号不够诚实、成本不够高，它就不可能在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军备竞赛”中得到延续。如果进化尝试的是一种“廉价”的信号，比如摇尾巴，那么每一只瞪羚，无论强壮还是羸弱都可以释放这一信号，那么它就不会引导狮子对此做出反应，所以瞪羚不会采用这样的信号。这种分析似乎过分怀疑并低估了瞪羚和狮子的智力，但正是这种对逆向工程原理的严格应用，才使得布谷鸟、白蚁和细菌的行为得到了解释。

那么，归因的规则必须是，如果能够在不诉诸理解的情况下解释观察到的能力，就不必沉迷于过分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 归因理解只适用于那些更智能的行为。但很明显，由于弹跃显然不是更复杂的物种间或物种内用于很多主题交流的系统中的一个元素，很难找到能用得上理解的地方。如果你觉得这个结论过于可疑，可以试着想象一些能证明你的观点的实验。

实验如何能支持关于理解的判定？通过展示动物可以做到我们这种理解者能做到的行为变化。弹跃是一种吹嘘或炫耀，我们可以这样做，但如果出现使这种行为适得其反或更糟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虚张声势或克制住吹嘘或炫耀的冲动。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调整炫耀，或者进行一些明显夸张的吹嘘，以表明我们并不是认真的，只是在开玩笑。诸如此类。 瞪羚能做到这些吗？ 在以新颖的方式使弹跃变得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它能否避免做出弹跃？ 如果是这样，这就是可以表明它对其行为的理据有一些最低限度的理解的证据。

在近视者和盲人面前

视觉上的花招根本没用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自由浮动的理据支配着会假装受伤的地面筑巢的鸟类，比如笛鸻。笛鸻会耷拉着一个翅膀来假装受伤，以此诱使捕食者离开它的巢穴。而且在引诱捕食者不断远离自己巢穴的过程中，它会一直保持自己位于对方的捕猎范围之外。地面筑巢的鸟类普遍有这种“分散注意力的表现”（Simmons，1952；Skutch，1976）。这看起来是对其他鸟类的欺骗，也通常被认定为一种欺骗行为，目的就是愚弄捕食者。我们可以根据道金斯于 1976 年提出的“独白”（soliloguies）这一有用的解释策略，为笛鸻设计这样一段独白：

我是一种低筑巢的鸟，我的雏鸟在这样的巢中无法受到充分保护，除非我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否则在附近的捕食者很快就能发现它们；捕食者可能会因为想抓住并吃掉我而分心，但前提是它认为自己确实有机会能抓住我，而它也不是傻瓜。只有我给出能证明自己真的不能飞的证据，它才能坚定能抓住我的信念。我可以通过假装翅膀断了等方法给出这样的证据。

多么老练啊！这不只关乎目标，还包括关于期望的信念，以及一个关于捕食者合理行动的假设和基于这个假设的计划。严格说来，任何一个长着羽毛的“骗子”都不太可能有这种心理表征。对于鸟的“想法”的一种更现实的独白应该是这样的：“捕食者来了，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想跳那愚蠢的断翅舞的冲动，我想知道为什么？”但即便是这样的反思能力，我们也很难保证一只鸟能真的具备真的理解能力。就像电梯一样，那只鸟只是被设计成能做出一些重要的辨别，且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早期的研究人员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复杂的独白很难真的被看作对鸟类思维的描述，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鸟类的那些行为根本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下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吸引捕食者注意这种有益的副作用的阵发性行为。但这过于低估鸟对形势的把握能力了。

里斯托（Ristau）曾对笛鸻做过一些巧妙的实验，将一个毛绒浣熊玩具固定在一辆遥控玩具车上，并证实笛鸻会通过观察捕食者的视线方向密切监视其注意力，一旦觉察到捕食者可能放弃攻击，它就会将自己的伤势伪装得更加严重，好让捕食者更接近自己（Ristau，1983，1991）。当然，一旦捕食者离笛鸻的巢穴已有一段距离，它便会择机飞走。笛鸻不需要知道自己这种行为背后的整个理据，但它确实能认识到这套理据中暗指的一些条件，并对其做出适当的反应。笛鸻的这种行为既不是像“膝跳反射”这种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种简单的反射，也不是它运用理性思维形成的计策，而是由进化设计出的一套附带着可变因素的常规行为，会对具体情况做出反应，上文中复杂的独白捕捉到的这种设计的理据中的细节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

纪录片《生命之翼》海报。

自由浮动的理据回答了逆向工程中的问题，即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常规行为？如果反感拟人论，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引号来假装用不那么“心智主义”的术语回答这个问题。比如：笛鸻的常规行为是不断做出“引人注目的”行为，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捕食者可能的“目标”和“感知”，旨在吸引捕食者不断“靠近”自己，从而远离巢穴；通过“监视”捕食者的“注意力”，同时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维持捕食者的“兴趣”；笛鸻通常能成功地使自己的雏鸟免于被捕食。但这番冗长的解答相比独白中意向立场式的表达，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更“科学”；这两种解释从相同的特征入手，以相同的最优假设为前提，且基于同样的信息支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可能会揭示出更合适的敏感性，同样可能被揭示出的还有这种拼凑式策略中的一些弱点。一些证据表明，笛鸻“十分清楚”，当一头奶牛靠近时，它不会假装受伤，而是冲向它使它远离自己的巢穴，而不是引诱它。如果笛珩看到捕食者的注意力已经被另一只受伤的鸟或其他抵抗力弱的猎物吸引，它是否能抑制住假装受伤的冲动？戴维·黑格提出过一个更巧妙的建议 :

人们可以想象，一只真的断了翅膀的鸟试图逃跑，但它想让捕食者以为：“这只鸟只是表现得像断了翅膀，但其实并不容易被捕捉到，它附近一定有一个巢穴。”如果捕食者真的开始寻找巢穴，说明捕食者刚刚已经把这只鸟的行为看作一个文本，但它误解了这只鸟的动机。捕食者对这个文本的解读是“错误的”，但这对于这只鸟来说是“正确的”。文本成功实现了鸟的意图，也使得捕食者聪明反被聪明误（Haig，2014）。

黑格毫不掩饰地谈到了这只鸟的动机和意图，以及捕食者对“文本”的“解释”，他认识到，为进一步的实验和观察想出这些不同的时机取决于我们是否采用了意向立场，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在将动物（或是植物、机器人或计算机）诠释为拥有理由和推理能力的事物与将理据归结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得体的、渐进式的协调，那就是由自然选择的无意识设计显露出的自由浮动的理据。

只有当捕食者把这种假装受伤的信号理解为无意的行为而不是某种信号时，这种行为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无论鸟类还是捕食者能否像我们一样理解这些情况，这都是真实的。这种被捕食者抓住的风险使得这种会伪装的鸟类承受着要做出更逼真表演的选择压力。同样，蝴蝶翅膀上那些逼真的“眼点”的存在，是因为捕食它们的生物通常视觉特别敏锐，尽管蝴蝶只是其欺骗性装备的无知受益者。这里面仍然存在眼点的欺骗性理据，而且说它存在是指，它在某一范围内具有预测性，因此是可解释的（Bennett, 1976）。我们有时无法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预测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一个以蝙蝠而不是鸟类为捕食者的环境生态位中，我们就不会认为那里的飞蛾有眼点，因为任何有理智的欺骗者都知道，在近视者和盲人面前，视觉上的花招根本没用。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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