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邓晓芒 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版。

一大批“解构主义”的英雄成了当代学术明星

卡尔维诺在其小说《寒冬夜行人》中，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这样的反思：

我想自我消解，替我的每一本书都创造出另一个自我、另一种声音、另一个名称来，让自我在毁灭中再生。我的目的是在书中描绘出一个模糊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中心，也没有自我。［……］要不是我，我会写得多好！如果在白纸和从来没有人写过、有形而又无形的语词、语句和故事的迷障之间没有我的个性这堵墙在阻碍……如果只有一只手，一只被砍下来的手握管写作……可是，又有谁会来驱使这只手呢？无名的大众？时代精神？集体无意识？我不得而知……

哈贝马斯把这种意图描述为“想去除一切主体性，而成为无个性的书写力量的渴望”，并将它与德里达的理论关联起来，认为这种理论表现为“对神秘失踪的续篇的探求”，其终极目的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所有的努力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是“参与谋划伪经”，而这恰恰就是一切文学的“真理”。这的确是后现代西方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不论在哲学中还是在文学中，人们已经杀死了一切值得追求的对象，却还在假装追求着某种“不得而知”的东西，谋划着某种明知其为假的东西，为的是能够继续“作追求状”。然而，如果德里达真的像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样，那他还不失为一个（哪怕是自欺欺人的）形而上学家，而哈贝马斯看上去比德里达更实在，他似乎还相信理性的权威（至少是“交往理性”的权威），但其实更加无标准，更是一个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他的交往理性即使能够达成所谓的“共识”（何况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达到，比如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顶多也只是暂时的妥协，甚至是韬晦之计，终归还是由非理性的东西所决定。

无怪乎哈贝马斯在评点了当代一系列的试图反叛、重建或更新形而上学的“后形而上学思想”（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之后，对他自己是否也属于这一思想阵营始终不置一词。倒是德里达终生以反形而上学的形象出现，到头来却被人们讽刺性地称为“一位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家”。

不过，哈贝马斯透露出的一个观点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这就是：当代风靡一时的反形而上学思潮背后的根源，实际上是西方传统“主体性”（Subjektivität）的衰落和消亡。纵观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否明确意识到，主体性意识正是或明或暗地在后面推动西方哲学思维不断向前的内在动力，也是西方实体主义传统的真正根源。当黑格尔宣称“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统握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统握和表述为主体”时，他实际上讲的只是亚里士多德早已提出的一个原则，即所谓“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别的人或某匹马”。

也就是说，第一实体只能是某种个别的东西、“这一个”，即只能做主词（又译“主体”）而不能做宾词去描述其他主词（主体）的东西。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体的意思就是个别主体（主词），是独立存在的“这一个”，我把它描述为“一切命题和命题中一切其他成分赖以生根、得以获得‘存在’意义的基础”。它后面所隐含的正是独立个人的主体意识，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个别事物。

可见，福柯（Michel Foucault）断言作为“人”的“主体”的概念只是19世纪以来近两百年才提出来的，因此按照他的“知识考古学”，也注定要在20世纪末走向衰亡，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的“知识考古学”是建立在极其表面的词语范式（“知识型”）之上的，并没有深入西方文化精神的内部。但他由这一错误前提所推出的结论却是对当代现实的真实写照，即随着“主体性的死亡”，不但“上帝死了”（尼采），而且“人死了”，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的一切科学、知识、伦理和信仰全都已经死去，失掉了活力；人类学和人本主义的哲学也从根基上遭到了摧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沉寂、空虚、断裂、散乱、非理性、非辩证的后现代状况。

电影《当尼采哭泣》（2007）剧照。

在这样一个思想界群龙无首的时代，西方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哲学形而上学已经分崩离析，一大批“解构主义”的英雄成了当代的学术明星。这令我们回想起两百多年前伟大的哲人康德曾发出过的悲叹：

曾经有一个时候，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并且，如果把愿望当作实际的话，那么她由于其对象的突出的重要性，倒是值得这一称号。今天，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鄙视，这位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像赫卡柏一样抱怨modo maxima rerum, tot generis natisque potens—nunc trahor exul, inops—Ovid. Metam.［不久前我还是万人之上，以我众多的女婿和孩子而当上女王—到如今我失去了祖国，孤苦伶仃被流放他乡。—奥维德：《变形记》］

不同的是，康德将那个时代的时髦称作“游牧民族”，认为他们导致了“无政府主义”，使得“在科学中占统治的是厌倦和彻底的冷淡态度，是混沌和黑夜之母，但毕竟也有这些科学临近改造和澄清的苗头，至少是其序幕”。他从这种怀疑主义中看到了某种可以突围出来的光明前景。而今天的“后现代状况”则养成了学界的一种普遍浅薄的轻松态度，以破坏一切有形和确定的东西为快，却还自认为老谋深算和“成熟”。

少数严肃的学者“复兴形而上学”？

少数严肃的学者不满于这种毫无希望的现状，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卡尔·斯图姆普夫、D.H.凯勒、彼得·沃斯特、尼古拉·哈特曼、H.李凯尔特等人提出了“复兴形而上学”的口号，但最终都抵挡不住后来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的浪潮。较新的尝试则是通过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来进行的，“探讨形而上学的一个途径就在于研究我们语言的一般结构”，但正如迪特·亨利希所说：“语义学对我们根据语法对于一般现实的前理解所作出的解释，并不能满足根据‘生活观念’对自我和世界的常规意义进行解释的要求。”通过语言分析来化解“本体论（存在论）”的原初含义也好，像奎因（Willard Quine）那样用所谓“本体论承诺”来虚晃一枪也好，对于复兴形而上学来说，最终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陈嘉映在《语言转向之后》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哲学如何区别于语义学或语言学？”他的看法是：“语言是人类的基本理解方式”，“语言中不仅包含着世界的道理，而且包含着我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我们通过理解一种语言来理解世界”，所以，与语言学不同，“哲学关注语言的方式……始终关注的是语词和句子怎样体现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表面上十分接近语义学工作”，但并不停留于语词层面，而要深入“概念层面上的考察”，因此“不能把语言转向理解为向语言学、语义学的转向”。这是与迪特·亨利希的上述说法相一致的。

我们不能用语义学取代哲学，我们谈完语言学之后，要做的事情还根本没有着手，即没有在此基础上来讨论如何建立一门形而上学（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是“物理学之后”）。正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评论维特根斯坦所谓“哲学剩余的唯一工作就是语言分析”时指出的：“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的范围”，“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

无怪乎哈贝马斯也说：“语言学转向把主体哲学的遗产清除得一干二净，其方法十分粗暴。”的确，凡是当代对语言分析技术不抱迷信的态度，还保留着某种哲学智慧的人士，都会有这种共识。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öffe）就从正宗德国思辨哲学的立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随着英语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与之相联系的是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通常窄化为分析哲学”，他甚至把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学者，认为“只要德国、瑞士德语区和奥地利大学的哲学院系不完全委身于分析哲学，只要它们在精神上不自我枯萎，仍然研究从康德经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和思想，中国的博士生们还会来的，以后回到他们的祖国后也还将会继续维护德国的哲学传统”。这对中国的德国哲学研究者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当代西方形而上学所面临的局势有多么严重。

电影《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1996）剧照。

然而，西方哲学的伟大传统也正在于，每当形而上学在西方陷入危机时，总会有一些哲学家起来挽狂澜于既倒，正如当年康德在形而上学遭到放逐时奋力一搏，为近代重建形而上学首开先河，接下来费希特、谢林直到黑格尔，则以接力棒的形式完成了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一样。我们在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版序言”中，还可以嗅到当时硝烟散去时的气息，他宣称：“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为什么海德格尔称尼采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

黑格尔以后，尽管形而上学再次遇到了严峻的困难，但所有反形而上学的所谓“后形而上学思想”，只要我们不停留于字面，都可以从中发现其实背后隐含着的正是对形而上学的呼唤。因为否则的话，这些反形而上学的英雄为什么没有一个肯听从维特根斯坦的忠告，“凡是不可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也不肯像老庄哲学和禅宗那样，以“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的方式来对待一切形而上学，反而连篇累牍地去和形而上学较劲？可见任何人要想反形而上学，也必须先站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而这本身就是为形而上学准备新的基地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称尼采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这一头衔又被德里达戴在了海德格尔头上，继而就连德里达自己也甩不掉这顶帽子。就像布朗肖特在其《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

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不论它把那终结理解为是绝对知识的完成，是与它的实际实现相联系的理论的压制以及所有的价值被卷入的虚无主义的运动，还是最终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还没有一个名称的另一种可能性的预兆来告示的。因此，这将是从今以后伴随着每一位思想家的日落，是一种奇妙的葬礼时刻，哲学精神将在一种提升中为此而欢呼，也就是说或进而说，哲学精神在此时常常是喜悦的，它引导着它的葬礼队伍缓慢前行，在这期间，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期待着获得它的复兴。

这一葬礼队伍的成员从黑格尔开始，经过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以及亨利希和哈贝马斯，似乎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唯一有可能终结这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长长的葬礼行列的，也许只有东方的道禅哲学，即非理性非逻辑的真正的“诗化哲学”或虚无哲学。但看来西方哲人们还远没有做好接受这样一种异质哲学的心理准备，只有海德格尔稍微接触了一点，马上又退缩回去了。而在老庄和禅宗看来，维特根斯坦的“保持沉默”的告诫不过是一句大白话而已。也许在他们眼里，这些西方人哪怕在拼命标榜自己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却无一不是废话连篇的饶舌者，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废话做支撑，他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

而反过来，西方的形而上学家，不论是自称的还是隐藏的，甚至自以为是“反形而上学”的，都会觉得东方虚无主义毕竟只是“看起来很美”，一旦真的实行，则无疑是死地。当然，这样一种文化错位目前还不到彻底清理的时候，东方哲学也有自身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且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陷入过西方形而上学那样一种危机。只是西方人消受不起这种东方的形而上学，除非他们对自身的形而上学传统做一番迄今为止尚未做过的彻底反省，来与东方形而上学的终极根据进行一番不只是知识论的而且是伦理学和人性论的对话。

这种对话，单靠西方哲学家的冥思苦想是形成不起来的，即使如同海德格尔那样有意想要和日本学者沟通，其效果也相当于鸡同鸭讲。西方人要精通东方思想太难了，尤其要精通东方思想的大本营—汉语，更是难上加难。但我们不妨尝试一下，由学习西方哲学的地道的中国人来捡起这件无人问津的工作，来帮西方人清理一下他们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源头。

电影《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1996）剧照。

这件正本清源的工作西方人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一直在做，但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追溯到他们所能理解的源头，而对源头的源头则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个源头已经确定了西方哲学后来的一切发展方向，但它本身是如何起源的，必须跳出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才能看得出来，而这一点只有借助于另一种哲学传统的不同的源头才能做到。只有在两种不同哲学文化的不同源头的比较中，我们才能发现它们共同的源头（即源头的源头）在哪里，它们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

本文节选自《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邓晓芒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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