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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收藏世家》，郑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2月。
第一次见张伯驹先生
1980年的冬天，北京的雪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什刹海已成了溜冰场。我携带着谢稚柳为我画的《西湖小景》长卷，在冰上穿湖而过，由什刹海的北沿到了南沿，推开20号的小门，走进一个不大的院落，拾阶进了北房，拜访春游主人张伯驹先生。
无须他人介绍，谢稚柳的画卷就是一封极有权威的介绍信。我把画卷递给老人，他郑重地缓缓打开，口中念念有词：“像是稚柳的笔意……”《西湖小景》是谢稚柳的新腔，我请启功先生题跋时，他连说：“这个卷子有意思。”春游主人看到卷尾谢稚柳的签名，长出一口气：“呵，是稚柳的。”
“稚柳给你画的？”老人打量着我。
“是的。”
张伯驹（1898—1982），名家骐，别署丛碧、春游主人，河南项城人。图为晚年张伯驹。
“他怎么会给你画这样长的卷子？”老人正说着，潘素先生走了过来，老人说：“慧素，你来看看稚柳的画。”
“你和谢先生很熟？”潘素问。
“是的，我们交往多年。”我说。
“你是不是稚柳的学生？你画画吗？”老人又问。
“亦师亦友吧。我不画画。”我说。
“放在这里，过几天来取吧。”老人又说。
此时，老人已经80多岁，还是那样敏感，我什么话都没说，他就知道我是请他题画的。我把画卷好，放在案上。这时才注意到老人身着黑色棉袍，腰里束了一根带子，脚上穿的不是棉鞋，也不是时装保暖鞋，而是用东北乌拉草编的草窝。地上铺着方砖的屋子，没有暖气，只是在中间生着一个大火炉。老人在距离炉子很近的地方坐着。我沉默地坐在他的身边。只是潘素先生有时从里屋到外屋，或从外屋走到里屋，她仍然是那样白皙俏丽，就像谢稚柳给我介绍的那样。
虽然是第一次见张伯驹先生，但对他一生的经历我是知道个大概的，都是从谢稚柳那里听来的，如张伯驹的几处房子，张大千和他来住过的。我来的时候，谢稚柳就告诉我，老人不善言辞，和他在一起，要有耐心听他说，他会告诉你许多事情。但我有时还是忍不住要向老人提些问题，他很愿意回答，谈的都是他收藏方面的事。
他借给我一些资料，有的是油印稿，有的是手稿，是他的词和谈文物掌故的文字。我带到虎坊桥住地，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就伏案抄那些资料。我抄得最多的还是他的词，初读温婉可亲，再读荡气回肠，三读即可品味他的人生之甘辛，兴亡感叹，尽在其中矣。
几天后，我又走进那个小院。《西湖小景》平展在案上。看到他在卷尾用他的“鸟羽体”题了一首诗：
薄游曾记好春天，湖水拍窗夜不眠。
一别沧桑真似梦，皇恩未许住三年。
昔游西湖，宿于湖滨旅舍，夜不能熟寐，今犹记之。白乐天刺杭州，皇恩只许住三年，余游西湖未能尽半月者。今见稚柳兄此图，不禁感慨系之。
——庚申冬张伯驹记
春游主人和我对着画卷，默默地久久地看着，谁也不忍动手把它收卷起来。
张伯驹题《西湖小景》手迹。
向溥心畬三购《平复帖》
张伯驹30岁前后，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按照他自己的说法，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
某日，张伯驹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有一件展品打动了他，那就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他站在帖前，看着九行草书，古朴之貌，实为传世书法所未有，前有白绢签，墨笔书：“原内史吴郡陆机士衡书”。前面那个已剥落的字，他想应该是个“晋”字了。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家帖前小字标题相似，由此可知此签是唐人所题，显然是唐时的原装了。再看，又有月白色绢签，泥金笔书“陆机平复帖”，是宋徽宗的瘦金书，题签上的“晋”字剥落了，下押“双龙”小玺，其他三个角上各有“政和”“宣和”小玺。拖尾骑缝处有“政和”连珠玺。这一切都表明此品为宣和内府所藏。
这不是末代王孙溥心畬的收藏吗？
张伯驹忽然回想起，1936年他在上海盐业银行时，听到溥心畬所藏唐韩幹《照夜白图》为上海画商叶叔重所得。
陆机《平复帖》局部。
有了前车之鉴，张伯驹认为不能再让《平复帖》落入古董商人之手，流落国外。于是，他请阅古斋老板韩某相商于溥心畬：请将此宝相让，伯驹愿收；如果不想转让，需用钱可抵押。
韩老板奔走一番，给张伯驹回复说：“心畬现在不需要钱，要转让，价钱要20万元。”
张伯驹此时无钱，只不过是早备一案，不致使画商又一次捷足先登。
次年，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张大千、张伯驹都出席，张伯驹请张大千向溥心畬说合，愿以6万元求购。但溥心畬仍然要价20万元，张伯驹求购《平复帖》又未成。
《平复帖》何以使张伯驹耿耿于心，两次求溥心畬转让？
唐宋以来，讲草、真、行书书法的，都上到晋人。晋代名家真迹，至唐代所存已逐渐稀少，真迹为唐太宗、武则天随葬，他们生前用摹本赏赐大臣，所以流传下来的多为摹本了。宋代书画鉴赏大家米芾曾说：“阅书白首，无魏遗墨，故断自西晋。”他所见的晋人真迹，也只有李玮家收藏十四帖中的张华、王濬、王戎、陆机和臣詹奏章、晋武帝批答等几帖。其中陆机一帖，就是这件《平复帖》。
以中国的书法墨迹而论，除了发掘出土的战国竹简、缯书和汉代的木简外，世上流传的，而且出于名家之手的，以陆机《平复帖》为最早。今天距陆机逝世已有1700多年。董其昌曾说过：“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唯存此数行（平复帖）为希代宝。”实际上清代乾隆所刻《三希堂法帖》中居首位的钟繇《荐季直表》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凤已有“后人赝写”的论断。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经毁坏，无从得见。在传世的法帖中，再也找不出比《平复帖》更早的了。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也说：“陆机《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初年，前王右军《兰亭宴集序》大约百岁。今世张、钟书法，都非两贤真迹，则此帖当属最古也。”
陆机《平复帖》局部。
这一帖称得起流传有绪的，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末年。据宋米芾《书史》和明张丑《真晋斋记》，它原来与谢安的《慰问帖》同轴，上面有唐末鉴赏家殷浩的印记。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时，《平复帖》参加展出，我曾看到此帖真迹，殷浩的印记盖在帖本身字迹的后面，靠近边缘，朱文，颜色虽暗淡，但“殷”字的上半边、“浩”字的右半边尚隐约可见。据史书记载，此卷中还有王溥等人的印，现在未能找到。
米芾在他的《宝章待访录》中，将《晋贤十四帖》列入目睹部分，而在他著书的时候，帖藏驸马都尉李玮家。《书史》记载，李玮得自王贻永家。王贻永的祖父就是王溥。王溥祖孙及李玮在历史上都是相当有名的人物。王溥字齐物，是五代末、宋初的一位大收藏家，也是《唐会要》及《五代会要》的作者。王贻永字季长，是王贻正之子，因娶宋太宗女郑国长公主而改名贻永，与父叔辈同排行。李玮字公炤，娶仁宗兖国公主，在辈分上要比王贻永小两辈。他是一位画家，善水墨竹石，又能章草飞白，因此对古人的书法特别爱好。
《平复帖》进宋御府，可能是李玮逝世之后。《平复帖》何时从宋御府中流出，无考。明代万历年间，《平复帖》到了长洲韩世能手中。该帖在韩世能手中经过许多名家的鉴定。以文才敏捷著名的李维桢，在《答范先生》诗中有“昨朝同尔过韩郎，陆机墨迹锦装璜。草草八行半漶灭，尚道千金非所屑”，说出了韩世能对此帖的珍视。詹景凤《玄览编》、陈继儒《妮古录》都提到它，董其昌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及万历三十二年（1604）两次题跋。
韩世能死后，《平复帖》传给他的儿子韩逢禧（号朝延）。韩逢禧与张丑是非常熟的朋友，崇祯元年（1628），张丑将帖从韩逢禧手中买来，并为之取了一个室名“真晋斋”。崇祯癸未（1643），明代亡国前一年，张丑在同一年逝世。又过了17年，吴其贞于顺治庚子（1660）在葛君常那里看到《平复帖》。这时，元代张斯立等四人观款已被割去卖给了归希之，配在赝本《勘马图》后面。《平复帖》之所以遭受这样的不幸，从吴其贞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当时一定有不少人认为《平复帖》是伪迹。他在《书画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莫不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方为子吐气也。”三百缗买了《平复帖》，真是太便宜了。
陆机《平复帖》局部。
冯涿州就是刻《快雪堂帖》的冯铨。大约《平复帖》到了冯铨手里不久，便归了真定梁清标。安岐在梁清标家看到《平复帖》。现在我们从卷上可看到“安仪周家珍藏”“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可以证明此卷曾为安岐所有。
《平复帖》从安岐家散出后，入清内府。《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面有弘历的题跋：“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幹画马、米友仁潇湘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可能在1746年时，安岐已逝世，《平复帖》就在这一批书画中经傅恒的手卖给了弘历。
据永瑆《诒晋斋记》，《平复帖》原来陈设于寿康宫。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雍正帝胤禛之妻，弘历生母，永瑆的祖母）逝世，《平复帖》作为“遗赐”赏给乾隆帝的十一子永瑆作为纪念。从这时起，《平复帖》到了成亲王府，永瑆取了一个室名“诒晋斋”，并作七律、七绝一首，均载《诒晋斋记》中。
《平复帖》在永瑆之后，传给其曾孙载治。载治曾在帖子上盖了“载治之印”及“秘晋斋印”两方收藏图章。
载治卒于光绪六年（1880年），那时他的两个儿子只有几岁。光绪帝载湉派奕代管成亲王府的事务。奕知道《平复帖》是一件重宝，托言溥伦等年幼，为慎重起见，携至恭亲王府代为保管。从此他据为己有，卷中“皇六子和硕恭亲王图章”就是他的印记。
宣统二年（1910年），奕之孙溥伟在帖上自题一跋，称“谨以锡晋名斋”，他并将永瑆的《诒晋斋记》及七律、七绝各一首抄录在后面。辛亥革命推翻清室，溥伟逃往青岛，图谋复辟，《平复帖》留给了他在北京的两个弟弟——溥儒（即溥心畬）、溥僡。1937年，溥儒等因为治丧，亟需款项，将《平复帖》以三万余元售与张伯驹。
张伯驹购陆机《平复帖》的大致经过是这样：1937年，张伯驹因躲避上海炎热的夏天，由上海回到北京。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交通受阻，他无法再回上海，就在北京住了下来。当时盐业银行总部设在天津，他就往返于北京与天津之间。这年的腊月二十七日，张伯驹由天津回北京度岁，在火车上与傅增湘相遇，从傅增湘那里得知溥心畬的母亲项夫人去世了，溥心畬需款正急，要卖《平复帖》了。张伯驹以四万元购进《平复帖》。
傅增湘将《平复帖》携归，数日后送还张伯驹。张伯驹打开一看，傅氏在帖后作了题，对此帖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考证。弘历酷爱书画，凡是大内所藏名迹，无不经过他一再题跋，为什么独有《平复帖》既未经弘历题写，也无内府诸墨，更没有刻入《三希堂法帖》？傅增湘推测，因为此帖陈设在皇太后所居的寿康宫，弘历不便再去要回来欣赏题写。傅氏的推测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
傅增湘为张伯驹购得《平复帖》，张伯驹终生拳拳于心。谢蔚明和我同行，请张伯驹为《文汇报》撰文介绍他收藏《平复帖》的经过，他在文中写道：“卢沟桥事变起，余以休夏来京，路断未回沪，年终去天津，除夕前二日，回京度岁，车上遇傅沅叔先生，谈及心畬遭母丧，需款甚急。乃由沅叔居间，以四万元于除夕前收归余有。”除夕日取来，张伯驹与傅沅叔同观。每岁清明，他们同去旸台山大觉寺看杏花，于花间筑二亭，一名倚云，一名北梅。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去西安，日本投降后回京，傅沅叔半身不遂，不久即逝世。张伯驹挽以联，云：“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记同观平复帖；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再上倚云亭。”
张伯驹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写道：“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是由隶变草之体，与西陲汉简相类。”的确如此，张丑《真晋斋记》中只释了“羸难平复病虑观自躯体闵荣寇乱”14字。安岐《墨缘汇观》也说：“其文苦不尽识。”
1961年，启功撰《〈平复帖〉说并释文》，写道：“这一帖是用颓笔写的草字。《宣和书谱》标为章草，它与二王以来一般所谓的今草固然不同，但与旧题皇象写的《急就篇》和旧题索靖写的《月仪帖》一类的所谓章草也不同；而与出土的一部分汉晋简牍非常相近。”文中又说：“我在前二十年也曾识过十四字（张丑所识十四字）以外的一些字，但仍不尽准确（近年有的国外出版物也用了那旧释文，随之沿误了一些字）。后得见真迹，细看剥落所剩的处处残笔，大致可以读懂全文。”
启功的《平复帖》释文：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为原文所有）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执（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这样一段文字写的是什么？据启功考证，帖文谈论了三个人，首先谈到的是多病的彦先。陆机兄弟两人的朋友有三个人同字彦先：一是顾荣，一是贺循，一是全彦先（见《文选》卷二十四陆机诗李善注）。其中只有贺循多病，《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记述他羸病的情况极详，可知这指的是贺循。帖文说他能活到这时，已经可庆；又有儿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其次谈到吴子杨，他曾到陆家做客，但没受到重视，这时临将西行，又来相见，威仪举动，较前大不同了，陆机也觉得应该对他有所称誉。其所给的评论，仍仅是“躯体之美”，可见当时讲究“容止”的风气，也可见所谓“藻鉴”的分寸。最后谈到夏伯荣，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如果这帖确是写于晋武帝初年，那时陆机尚未入洛，在南方作书，则子杨的西行，当是往荆襄一带去了。
电影《启功》（2015）剧照。图为马恩然饰演的晚年启功。
启功的释文，张伯驹对其中的几句提出不同的见解。他说：启元白释文“彦先羸瘵，恐难平复”，余则释“彦先羸废，久难平复”。“已为承庆”，余则释“已为暮年”；“幸乃复失”，余则释“幸为复知”；“自体躯之美也”，余则释为“自体躯之善也”。然亦皆不能尽是。
卖旧院一座，买进《游春图》
溥仪在逊位后的11年中，由于北洋政府给了“清室优待条件”，“关上宫门做皇帝”，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宫妃、太监们干出了“监守自盗”的把戏。为了避免“内城守备队”兵士发觉，溥仪盗宝首先选择册页和卷子，因为这些东西不显眼。溥杰带着太监挟着黄绫包袱进进出出，值勤人员司空见惯，通行无阻。
1924年冬，溥仪出宫，在此之前，从9月28日起，到溥仪出宫时，中间除了少有的间歇外，基本上是按天赏赐，逐日携走的，前后两个半月的时间，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被洗劫一空，至于册页，所留者亦极有限，仅有画轴尚未搬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清室优待条件”宣告取消。当晚，溥仪回到他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逃往日本兵营“避难”去了。然后他又逃到天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保护下，依然过着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生活。溥仪在天津的生活即靠变卖从宫中盗出的书画维持。溥仪在天津究竟卖出多少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王献之《中秋帖》与王珣《伯远帖》都是溥仪在天津卖出的。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伪政权，要溥仪当皇帝。这年10月初，溥仪从天津出走，藏在静园的书画手卷1300件、册页40件、卷轴21件、宋元版本200部不能同时运走，其父载沣、弟弟溥杰以及若干亲信在天津看守。当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坐稳了之后，他以“文治”为幌子，把这批珍宝运往长春。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宫也是一片混乱。溥仪把从北京宫中盗出的书画珍宝捆载而去，为了减轻负担，不惜把原有的木盒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一概扔掉，塞入木箱中。溥仪逃出长春伪宫，一行人数还是不少，有旧时臣僚、伪宫侍卫，还有皇亲国戚，当然日用浩繁，只能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书画以换取这些人的生活费用。再就是从长春小白楼散出的书画，也甚为可观。
1946年，散失在东北的书画文物逐渐出现在市场，国民党接收大员、文物鉴藏家、外国古董商及北京、长春、沈阳、天津等地古玩店商人纷纷登场，为猎取文物而进行角逐。
张伯驹找到刚从重庆东归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提出两项建议：一、所有赏溥杰的文物，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购回；二、精品经过审查购回。经张伯驹考定佚目1198件中，除赝品、不甚重要者外，有历史、艺术价值者四五百件。按当时的价格，不需要过巨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
“你这一建议的结果如何？”我问。
“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亦只是委蛇进退，犹豫不决，遂使许多名迹落入商贾之手。”张伯驹似乎不太愿意再回忆往事，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