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学业压力，家长的不当养育方式甚至家庭暴力，以及父母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导致孩子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易春丽从事儿童心理与家庭咨询20多年，在她的观察中，随着咨询深入，家长自身的问题、家长之间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孩子的抑郁只是这些复杂问题的表征。与成年人不同，青少年经济不独立，无法决定咨询方式和时间长短，主要依靠家长。而家长的心理创伤如果在咨询中被触痛，很可能孩子还没有好转，就提前放弃咨询。家庭咨询比个体咨询要平衡、顾及的因素复杂很多。在易春丽看来，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就像在河流下游打捞落水的人。有些人挣扎着活下来，有些人可能撑不过去。她更希望看到上游的风险点、坠落处，能提前伸出援手，而不是只能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被动地守在下游。为此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心理学博士、儿童家庭咨询师易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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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春丽，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心理学博士，儿童家庭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卫生协会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长期从事儿童心理与家庭咨询方向的科研、教学、咨询与督导工作。

家长在家庭咨询中经常会感到不舒服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这两年抑郁症或者抑郁倾向，有没有低龄化的趋势？

易春丽：会有。因为现在的压力传导提前了，一个最有威胁性的事情，就是中考分流。一半的孩子经过中考之后上不了普通高中。以前高考前才开始紧张，现在可能小学高年级、初中就异常紧张了。

新京报：这两年心理学知识在大众层面的普及度有所提高，很多人会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但是青少年群体跟成年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更被动，需要依靠家长。如果孩子出现抑郁情况，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寻求帮助？

易春丽：大部分都是靠家长，家长是监护人，不管做心理咨询还是去医院，家长要付费的。有人觉得好像儿童的钱好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成年人自己感觉难受，可以选择长程心理咨询，但在我的经验里，如果一个小朋友来做咨询，其实他还没好，家长可能就停止咨询了。因为有些家长觉得，我在你这儿咨询两次，回家我能处理了，就再也不来了。青少年经济不独立，没有办法。

而且在大城市，做一次家庭咨询对家长来说压力也很大。离家近的地方未必有好的咨询师，可能要跑很远，协调一家人的时间安排，动作很大。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大部分家长希望咨询一两次就能解决问题。但一个孩子出现问题，背后可能是积累了几年、十几年的事情，短期咨询怎么会有效果。我觉得很难。

电视剧《小舍得》剧照。

新京报：在你的经验当中，愿意配合咨询师，最后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家庭，在来访者中比例高吗？

易春丽：不好说。因为家庭咨询也不是全靠家长的意志就能坚持下来。因为随着咨询深入，经常会涉及家长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孩子自身的问题。在咨询的过程里，家长自己会感觉很疼，很困惑，很难受，整个过程对他来说并不舒服。所以很多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那种训练营，希望直接领回来一个所谓被改造好的孩子。

新京报：会不会有一个悖论，就是如果这个家长是自省的，那他的孩子可能也不会出问题。但是往往是一些比较强势、自己有创伤的家长，孩子更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出现问题后，他又期待立竿见影的改变，自己很难配合。怎样能破除这种矛盾？

易春丽：我一直强调，不要等孩子出了问题再来咨询。家长能早点学习，能预防一些现象吗？所以我写书的目的，也是希望能更提前地处理一些问题。有些家长发现孩子的问题，可能选择了错误的处理方法，折腾了一大圈，最后再来做咨询，效果大体上都不会特别好。家长首先要抛弃的，就是改变能立竿见影的幻想。咨询师也不是上帝。

做心理咨询就像保养车一样，应该是定期检修，不能开得快报废了，然后来检修。还要求一下就修好了，这是不可能的。一般人体检会年年做，但对心理健康的监测意识不强。

青少年抑郁的成因很多，有一部分是家长养育的问题；有一部分可能是孩子自身就容易敏感，容易出问题，养育这样的孩子对家长的要求就会很高；还有一部分问题是学校造成的，学业压力大、校园暴力、老师对学生的暴力。

电视剧《小舍得》剧照。

学校如果整个风气不好，孩子自己没被打，但看见别人被打、被欺负，也是会有创伤的，有潜在的抑郁可能。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养育问题了，这会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这个家长有没有能力和资源跟学校协调、谈判，能不能给孩子转学？最后会发现其实拼的还是一个家庭的资源。

咨询室不是真空，家长的气场可能压过咨询师

新京报：一个家庭里，可能会有一个改变意愿最强烈的人，未必是孩子。在您的观察中，谁主动的情况多一些？

易春丽：通常情况下可能是妈妈更愿意来。但最后谁需要做出改变不好说。可能要看这个家庭里谁的问题更大一些，或者谁的权力更大一些。家庭里最有权力的那个人，可能做一点点改变，整个家庭的改变就会很大。但是最有权力的这个人，往往也有可能是咨询师不敢触碰的。尤其是咨询师本身力量比较弱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一个日本的咨询师，现场模拟咨询过程。有人扮演的医生，是一家之主，社会地位特别高。然后那个咨询师去面对医生的时候，明显感觉气势上就很弱了。现实中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比如一个刚开始执业的咨询师，这时候来一个大公司总裁，气势极高地坐在那儿。咨询师要去跟他说你做得不对，很可能就没有气场。一个处在高位，有权力又有敌意的人，坐在咨询室里面，咨询师不是都能应对得了。即使你能明显看出来，那个孩子之所以出问题，可能就是因为遇到了这么彪悍的父母。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咨询室这个空间并不是一个真空，咨询师也不一定是这个空间里最有权力的那个人。这里面的能量场一定会受到社会上的权力和等级关系影响。而且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谁付咨询费。所以除了那个人的咨询动机，还要看他的承受能力。有些问题很严重的家长，咨询师也不太敢触碰，因为他很脆弱，他下次就不来了。所以好多时候咨询会受很多因素的制约。

新京报：所以处理家里问题最多、创伤最深的那个人，可能未必是家庭咨询的一个重点？

易春丽：这个不好说，我们的目标肯定是针对那个有特别多问题的人做处理。有时候我们会介绍某个特别有问题的家长，去单独做个体咨询。家庭咨询不可能完成所有处理他创伤的任务。这些也不一定非要在家庭咨询里面去解决。

最急迫的问题是这个孩子现实在家庭养育里遭受的那些不好的部分，这些东西需要马上解决。比如家庭暴力问题，肯定不能拖。不可能等家长的创伤处理完了再解决。所以来找我咨询，我们互动的基础要求就是家长得保证停止暴力行为。不能每次来咨询都是刚打骂完孩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做咨询不是为了孩子能扛住你的打击。

如果家庭暴力或者类似问题持续存在的话，心理咨询的很多手段比如沙盘游戏，做的效果都不会太好。就等于孩子在做沙盘游戏的时候，每一次摆的结果都可能非常相近，都是同类问题的场景。因为那是他没办法处理环境，是卡住他的那个部分。

还有一种急需处理的是外部情况。我在《上学困难，怎么办？》里提到过，如果孩子在学校遇到同学或者老师霸凌，这个东西不解决，他上学必然很困难。先得让孩子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但这对很多家长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并没有足够的资源马上办转学，或者可能也不敢去跟老师沟通、谈判，担心孩子被报复。

《上学困难，怎么办？》，易春丽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

比如一开学孩子就出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假设学校是不安全的。因为如果是家庭不安全，那孩子会盼着开学，好不容易能找一个地方躲着父母了。这种不安全应该怎么处理，就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不是家长的问题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帽子都扣给家长。

新京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咨询中会提高家长的谈判能力，或者激发他们的自信水平吗？

易春丽：我在书里写过一个案例，一个初中男生，记不住上课的内容，学习成绩有一些差，老师给他很多的压力。老师也找家长谈，说都学成这样了，你们还上什么学呀？然后家长和孩子都很紧张，觉得是不是要被退学了。

我就帮他们分析，政策是怎么规定的，你孩子是这学区的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没有权利劝退你。后来这个孩子就回去上学了。就是有些后果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是想象的。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稍微帮他分析一下，他就能知道他害怕的后果会不会真的发生。

找我做咨询的还有一些孩子，是明显有学习困难的。不是开学会感觉有压力，是从头到尾就跟不上学校节奏的。我一般都建议家长去动用所有资源找那种相对安全的环境，对成绩要求不高的学校。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但我发现这些家长反而特别愿意找严格的、抓学习抓得紧的老师和学校。觉得这样能提升孩子的成绩。结果出现心理问题的非常多。孩子明明是不扛虐的，还要去找虐。

因为当老师、学校很在乎成绩的时候，孩子就变成了老师的一个工具。老师需要压迫你的孩子来完成他的指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能不能接受，有的学生就是写不完作业？写不完能来上课吗？如果他就是不会，也找不到人辅导、补习，那肯定写不完。

个体咨询还是家庭咨询

新京报：有些家长可能会把青春期叛逆或者发育特点，和心理出现问题混淆。怎么区分这两种情况？

易春丽：如果只是青春期叛逆，孩子更多只是跟家长对着干，他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受到影响。比如严重的厌学，学习成绩不正常的下降，跟同学无法交往，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有的孩子可能前期发育快，小学一直成绩好，初中可能慢慢会回归到平均范围内，这种就属于正常下降。但如果突然厌学，整个学习的能力都出问题了，那家长就要注意了。

我们判断孩子的行为是不是心理问题，一个非常主要的依据，就是它是否影响社会功能。比如网络成瘾的背后可能是抑郁。但一个只是喜欢打网游，学习成绩、社交都不受影响的孩子，就未必归类为心理问题。

还有一个判断依据是情绪的强度。青春期跟家长吵架、对着干、发脾气都很正常，平静之后他该上学还上学，同学关系、学习成绩都还行，那可能不是心理问题，只是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但如果明显表现出特别易激惹，每次情绪强度过高，攻击性太强了，超出常态，可能就有潜在抑郁或者躁郁症，需要找专业的精神卫生机构去判断。《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师是不能诊断的。我们没有诊断资格。

诊断完之后很多也不一定选择家庭咨询，因为有的孩子不愿意让家长来，所以也有孩子是单独做个体咨询的。看家长怎么选。我希望家庭成员能一起来，因为很多问题都需要家长协助，最后去解决。而且家长也想要知情权。

如果给孩子做个体咨询的话，那我们就要有保密原则，很多东西是不告诉家长的。所以我比较倾向做家庭咨询，哪怕只有家长能来。

新京报：现在大众对于成年人的个体心理咨询了解得越来越多，但是关于家庭咨询好像还不是特别清楚。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易春丽：个体咨询，就是来访者讲自己印象中的家庭是什么，发生了什么，都是从他单一的视角讲述的。他自己内部设置了一个逻辑，从他的角度可能会放大或者缩小这个问题。讲述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准确。

家庭咨询，一家人都来的时候会互相牵制。一个人放大了问题，另一个人就会纠正。每个人都要考虑，别人在场，我说的是不是真相？咨询师可以获得多重信息。而且每个人讲述的角度都不一样，彼此也有一个互相倾听的一个机会。很多时候你以为别人是这么想的，但听他一说才发现，并不是那样，你会得到和平时不一样的反馈。

心理学有一个客体关系理论（object-relations theory，编者注：客体关系是指存在一个人内在精神中的人际关系形态的模式。）从这个理论角度，如果一个孩子来做个体咨询，他可能会把咨询师当成好的客体，就是一个类似于照顾者的人。咨询师倾听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替代父母的一些角色。孩子通过咨询师这个好的模版，来学习和不同人的相处。

但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如果他的父母能成为好的客体、好的照顾者，为什么不是他父母去做呢？咨询师可以退到后面，不需要把自己卷进这个家庭里面。

新京报：做家庭咨询的时候会担心每个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因为别人在场，可能说的话不属实，或者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吗？因为这对咨询师收集信息来说，会有一些损耗。

易春丽：孩子敢不敢表达，其实都能看出来的。比如有的孩子，说什么之前都要看他妈妈一眼，那我可能就会跟家长说，这个孩子在你家里面是不安全的。你要调整到能够让这个孩子安全表达的状态。这样才能看到他们的互动信息。而且能来做家庭咨询的，已经有愿意改变的起点了，这时候一般会配合咨询师。

咨询师在下游打捞从高处坠落的人

新京报：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家庭和学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方面。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你觉得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更多承担的是怎样的角色和功能？

易春丽：我以前听过一个专家分享的小故事。大意是在山的高处有水流下来，流经之处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栏杆破损了，总有人从那个地方掉下去，在水里挣扎。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就在下游打捞这些落水的人。

但实际上我觉得作为咨询师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更应该知道上游哪个地方破了，怎么修补破损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掉下来那么多人。因为一旦掉下来，有些人可能被捞上来看一看，没死，还能救。但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最终在这个过程里出了大事，无法挽回。

我希望有向上反馈的机制。比如刚才提到的家庭暴力问题。可能社会整体上，父母对孩子的暴力这个比例和强度都在下降。但是还是有不少孩子在遭受家暴，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就是100%。

电视剧《小舍得》剧照。

再比如我一开始提到的，为什么非要中考分流50%？我们观察到这个确实已经造成非常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了。大部分家长接受不了我的孩子连高中都没上，最后所有的压力都会是孩子承担，家长和学校双向制造的恐惧，都是孩子承受。家长要成绩保全面子，老师要成绩晋升、拿奖金，所有人都在要求孩子，希望他出成绩，但没有人给他解压。

新京报：您觉得在一种功利主义导向的社会大背景下，对情绪的漠视是必然的，是吗？

易春丽：教育里面也没把孩子的情绪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成绩放在第一位。完全不要求成绩肯定也有问题。只是要求的过程中是不是让孩子产生了恐惧？这种要求的过程有没有迫害性？

一个孩子在学校，一定会跟同学比较。总有人成绩好，有人不那么好，一个班总有最后一名。客观上，孩子已经在承受压力了。如果有人能帮他纾解这种压力的话，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但现实是家长、老师只会进一步用各种方法增加他的压力。

新京报：这种应试教育的成绩导向，其实是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因此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似乎多了起来？不管是统计数据还是个人意识上，好像都能看出增加的这种趋势。

易春丽：我觉得青少年人群中抑郁症的比例，可能一直都差不多。一般青春期之前，小学生中，孩子更表现为心理问题躯体化，比如会头疼、肚子疼，还有喷鼻血、咳嗽咳出血、口腔溃疡、胃溃疡、发烧，各种身体症状都有，到青春期后更多显示出情绪的问题，能表现为抑郁是要比心理问题躯体化更高级的。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过去大家会觉得，大部分孩子好像没有情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年龄上到了青春期，但是心理上没有真正进入青春期的反叛阶段。他们的情绪被压抑了无法表达，依旧以幼儿的心理问题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

很久以前的成人有了心理或者情绪问题，可能也是以躯体化的现象来表现。以前国内有一个诊断叫神经衰弱，现在不用了。它会表现出来很多躯体化的症状，看起来跟情绪无关。或者整个人木木的、呆呆的，没什么反应，但身体上一直有病痛。要知道在过去，表现出情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红楼梦》里贾宝玉被他爸打得噼里啪啦，他敢表达情绪吗？

现在的人重视情绪、表达情绪我觉得是一种进步。心理创伤、感受都被翻出来了。而且现在自媒体时代，每个问题出现都可能被放在网上，又有录音，又有录像。以前儿童的生存环境比现在更恶劣，只是传播效率比较低下，大家都不知道。

新京报：您从2002年开始做家庭咨询，在这20多年当中，有没有一些趋势性的观察？主诉问题的变化或者来访者的情况方面？

易春丽：我倒没发现什么变化。感觉很多家庭的问题都很相似，我也说了很多重复的话。这也是我写书的原因，希望家长能先看一看，提高一些基本认知，就不需要我从头到尾干预了。

从父母到社会都不能接受成绩不好，对孩子创伤特别大。孩子努力提高成绩的过程是潜藏着巨大风险的。因为你不保证永远都处在一个走上坡路的状态，但父母不接受你往下走。这个位置就是高风险的。我甚至见过有的家长，对小学二三年级成绩不好的孩子说，要生二胎。非常可怕，等于为了成绩直接在心理上抛弃这个孩子了。

现在的孩子对暴力的承受力显得更低，是因为大环境变好了。以前家家都打孩子，周围人都很有风险的时候，这个孩子是麻木的。所以他对被攻击的感受可能就没有了，被屏蔽了。现在整体社会风气改善了，所以孩子面对攻击的反应会非常激烈。

做父母需要终身学习

新京报：在预防层面，有没有一些全社会可以推广的事情？

易春丽：我觉得如何养育孩子，提前学一些肯定是好的。就算生孩子的时候不考资格证，那生完了也应该继续学吧？什么东西都要求继续教育，为什么做父母的没有继续教育？

但实际上，做父母养育这一块知识普及和干预的人非常少，因为它不是一个职业。就好像我们普及义务教育，就有人给老师发工资。但谁给教育家长的人发工资呢？有人建立这个师资队伍或者社会资源吗？现在主要靠一些专家、有经验的咨询师，东一下西一下去讲，但这不解决问题，不是一个成体系的学习资源。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当然也有家长愿意付费学。越主动学的，学得越好的，把孩子养育得越好，形成良性循环。恶性循环是，越没有养育能力的人，可能越不愿意学。甚至有人生完孩子连基本养育义务都不想承担。

我们现在的咨询师水平也没有想的那么高，我们也没培养出来那么多非常合格的咨询师，能够承接这么大的业务量。

学校和家长不要互相反复加强学习压力，家长嫌老师作业留得不够多，老师嫌家长盯得不够紧。我觉得一个理想的状况是， 学校和家庭能共同实现无害化。父母应该是可靠的，可以给孩子安抚，能帮孩子解决问题的，最在乎孩子的人。父母对学校的期待可以降低一些，老师大体上把规定要教的东西教过了，孩子在学校是安全的，没出危险，没被体罚、霸凌，这就可以了。不能幻想老师能给孩子超出父母水平的关爱。

新京报：除了学业压力和暴力，父母的婚姻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大吗？

易春丽：大。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孩子的问题稍微缓解之后，父母的婚姻关系问题就出现了。很可能孩子的心理问题，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夫妻之间的问题。这时候针对儿童问题的家庭咨询转化为针对婚姻的家庭咨询，术业有专攻，可能针对儿童的家庭咨询师需要把咨询转介到做婚姻的家庭咨询师，当然也有这两方面都做得好的咨询师。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很多夫妻出现问题，会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孩子的问题，这样他们就意识不到是自己的婚姻有问题了。一旦孩子的问题处理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婚姻问题就被呈现出来，他们不得不去正视这个部分。

很多孩子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为了解决父母的关系问题，拼命学习，考上特别好的学校，结果他们绝大多数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最后他们躺下了。他们试图用好成绩、好表现安抚父母，也是减少自己的风险，但最后崩溃了。我们得帮家庭解构这套逻辑。

采写/荷花

编辑/宫子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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