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思想的生活中》，泽娜·希茨以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一位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的学术人如何开始对学界生活感到幻灭，继而选择离开名校校园，最终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回了智识生活的内在意义。

泽娜·希茨用自身的经历和书中的论证肯定了人文精神的“无用之用”。 她相信，智识生活并非高校象牙塔里的人所独有，每个普通人都能过上一种有思想的生活。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节选自《有思想的生活中》的序言“洗盘子如何恢复了我的智识生活”，有删节。

《有思想的生活》，作者：泽娜·希茨，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1月。

作者｜泽娜·希茨

“过上专业知识分子的生活，

根源于我的童年”

人到中年，我不知不觉地意识到，自己身处安大略东部的一片树林中，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天主教社区，它叫“圣母之家”。我们依河而居，冬天河水会上冻，形成一片平坦的冰面，在解冻和再次结冰时会水雾弥散。到了夏季，水温升高，可以游泳或乘船穿过茂密的水草，这样荒凉而空旷的河谷景观便尽收眼底。由于社区里的人们推崇朴素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极其简单、贫困和隐蔽。我们在集体宿舍里睡觉，用水很节约，穿着捐赠来的衣服，吃的蔬菜除了当季的，就只能是储藏在地窖或冰箱里的。

我们的工作多种多样，而且大家也都会听凭安排。我曾经烤过一段时间的面包，整天围着变化无常的酵母和炉火忙得团团转，工作一天后，我便蓬头垢面，身上沾满了面团、面粉，还有灰尘。之后，我去了手工艺品部门，维修家具，修复书籍，整理材料，以及为节假日庆典装饰场地。我开玩笑说，自己被调教成了19世纪的家庭主妇。后来，我被分配到图书室工作。再后来，我又做了很长时间的清洁工，还为社区的礼品店鉴定捐赠的古董。我做的工作特别寻常普通，打扫房间、洗碗、种菜、除草、收割蔬菜。就像许多这样的社区一样，我们经常更换工作，以致几乎没有人能完全认定做同一份工作。这有助于人们把工作视为服务的形式，而不是让自己获得成就感的方式：才能和兴趣虽有价值，但终究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些所谓的“工作”和基本生活方式都不是我过去20年来期盼的。从17岁开始，一直到我38岁去了加拿大，这么多年来，我的全部时间都在大学里度过，刚开始是作为学生，后来我成了研究古典哲学的教授和学者。

我过上专业知识分子的生活，根源于我的童年。从记事起，我就与各种各样的图书为伴。在我们居住的那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书籍不仅堆满了我的卧室地板，也摆满了墙上那些脏兮兮的书架。哥哥教我读书，也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父母也喜欢书、文字和各种观念，但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或引导，只是业余爱好者。出于众多广为人知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的旧金山是个奇怪之地，但它对闲暇是有基本保证的。我是到了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才明白这一点的可贵之处。阅读和思考本身就是种享受，而前往北加州的石滩或茂密的山林里远足郊游时也可以不带任何目的，无须任何专业技能和昂贵装备。一项活动如若能让你享受到与他人交往的乐趣，就可以说是成功了；这样的活动包括和他人一起制作不拿去售卖的艺术品和工艺品，以及在篝火旁演奏只有身边的人才有机会欣赏到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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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泽娜·希茨。在剑桥大学、芝加哥大学接受古典学和古代哲学教育，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古代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麦吉尔大学、奥本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任职，现任教于圣约翰学院。希茨因在人文领域中展现出非凡的潜力，荣获2020年度希特奖，该奖是美国备受青睐的人文学科荣誉，旨在奖励在人文领域做出贡献和成就的新星。

我的家人没有把智识活动和思考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为生活做准备，而是认为这是一种充实生活的方式，本身就有其价值。因此，当我离家前去东海岸的一个小型文理学院研究古籍和人类基本问题时，他们并没有觉得很惊讶。那是一所世俗学校，却起了一个极具宗教意味的名称，叫圣约翰学院。父母没有问我研究史诗或古代植物学论著有什么用，也没有问我这样是否能帮助我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这并不是说我的选择是命中注定，像我哥哥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专攻生物化学。但是，我既不需要敦促，也不需要鼓励，就选择了学习文科。在众多道路中，这种教育的价值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学术生涯的最初阶段，是伴随着不寻常的成长与兴奋开始的。我对这所学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河边垂柳倒映在水面上，斜坡长满绿草，非常适合夏季滑草和冬季滑雪。殖民时期的红砖建筑深深地吸引着我，同时也让我深感惊讶，因为我来自一个没有砖房、地震频发的地方，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建筑。看到构造简单的教室，我立即放松下来，每间教室都配备一张大木桌、老式藤椅和弧形黑板。我们的课程不按议程推进，同学和老师可以随时把问题带到教室现场，大家一同讨论。因此，我们之间的讨论可能会因大家不感兴趣或自己准备不充分而陷入僵局，可能会一个人长时间发言而其余的人却一直默不作声，也可能会提出新洞见，调动起大家探讨的兴致。这种真诚的方式打动了我：原著的内容是什么样，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讨论者的状态是什么样，我们的讨论就是什么样。这里不会用人为的方式使讨论看起来更清晰，或是强行让讨论变得更有条理，以减轻思想碰撞所产生的不适；这里也没有设置缓冲地带来帮我们应对探索时面临的困境与危险，或是得到新发现时的狂喜。

我在单纯和自然的大学生活中茁壮成长，一门心思专注于阅读和对话，执着地探究人类的基本问题，相信思想活动的价值在于探索而非成就。我记得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俄狄浦斯王》的文章，发现（对我来说的）新见解时，我欣喜若狂。我在春天嫩绿的树林中漫步，心醉神迷地思考一些事情。不知何故，我知道我找到了未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毕业后，我的许多同学把他们以为无用的文科教育从象牙塔中带了出来，投身于政治、法律、商业、新闻和非营利组织领域。他们有的创办学校，有的成立律师事务所，有的进入公司董事会，有的进入《纽约时报》报社，有的加入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的则成了美国政府高官……换句话说，他们发现，为了学习而学习，虽然没有明显的成果或让人得到很高的声誉，却会对达到其他目的起到巨大作用。后来，在幸运女神一连串的眷顾下，我得以在人才济济的学术界栖身。在经历了最初的挣扎之后，可以说我在学术圈混得还不错。但是，我的成功也为我在此后数年间对学术生活逐渐产生幻灭感播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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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的优雅》剧照。

“必须放弃哲学，做点实事”

到2001年，我已经在三所不同的大学读了五年研究生。那时，最初的彷徨和冲击已经远去，我沉浸在学术成功的喜悦中，置身于智识生活的环境里，可以和朋友讨论任何话题。学术研究的快乐与在声望和地位上所取得的成就交织在一起，它们就像两株植物紧紧缠绕在一起生长，哪怕是开出的花也依偎在一起，难分彼此。9月的一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穿过一条绿树成荫的小路走进校园。在路上，系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则惊天大新闻，我于是停下来，准备先去学生中心看电视。到那里时，我看到了屏幕上世贸中心的现场影像，双子塔楼都在火光中。我坐下来，看着屏幕下方滚动的实时消息，试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几分钟后，其中一座塔楼轰然倒塌，化为废墟。新闻直播间霎时寂然无声。

在大学实验室做的一次实验中，我曾不小心碰到大量静电。一切仿佛都停止了，然后又重新开始，好像有人按下了我身上的重置键，我宛若一块磁性画板，上面精心绘制的图案瞬间化为一片灰色的空白。世贸中心的第一座塔楼倒塌时，我的感受也是如此。我身上的一切都仿佛停止了。在震惊和茫然之中，我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我必须放弃哲学，做点实事；我必须走出图书馆，进入实际行动和国际事务的世界，但是，除了口号和标语之外，对这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这场爆炸立即带有了国家民族层面的意义，我没多想就接受了这层意义。在当时，人们很容易就会相信这一事件具有特殊性质，同时也相信受害者本身具有特殊性，而当时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民族主义的冲动弱化了这些事件对我本人真实而可察觉的影响，这是我在下意识地尝试把这令人不安且不祥的感受正常化与控制住。新闻在使我悲伤的同时，也让我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善意。我记得，看到有人在校园里掉落了一些文件夹，我立刻冲过去帮忙，当时那个人的需要显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尽管这件事微不足道，但不知为什么，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在那段时间里，我能看到人们的伤痛写在脸上：悲恸欲绝，面容憔悴。我发现我和家人朋友的交流更坦诚直接了，他们对我也是如此。这种新的感悟和动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也让我困惑不解。我记得当它们消退时，我发现自己居然希望有其他可怕的事情发生，以帮助我重新找回当时的感觉——然后，我当然对自己产生了厌恶。

过了几个月，这些一反常态的同情心和想要帮助他人的冲动才渐渐消退，我又像往常一样只关注自己的世界了。但是，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对学界生活感到幻灭。我感觉自己属于一种更广泛的人类群体，而非只是学者群体的一员。研究哲学和古典学的意义是什么？面对充满苦难的世界，它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众所周知，学术界是真正与世隔绝的，这帮不了我。来自外界的事件和想法是通过一个狭窄而形状怪异的大门进入这个圈子的，因此我们对这些事件和想法的感受就像是被预先处理过的。我渴望获得更广阔的体验，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事件。

我尝试探索其他职业道路，如人权工作或政治领域的工作，但这些工作让人感觉很不舒适，因此，我知道它们都不适合我。由于没有找到明确的前进方向，我决定继续我的学术生涯，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论文主题。我之前的课题探讨的是古代人在自我认知方面的观点，现在这个课题对于我来说已经味同嚼蜡，没有继续研究下去的价值。我转而研究更“关切现实的”主题，即古代人对民主的评论。危机仍未解决，不满的感受在我心中形成了一条宽阔而冰冷的河流，它会露在地表上一段时间，随即潜回地下，在我意识不到的地方汩汩流淌。

到底是什么激起了我的不满？是我突然对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满意吗？还是我无意间瞥见了学术殿堂里的镜子，我曾不假思索地就允许它塑造了我的思想和感觉？在我众多复杂的道路中，哪一条是自私而狭隘的道路呢？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信智识工作只有在对“真实”事件产生影响时才有用。但回顾过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拯救世界的人和改变世界的人，尤其是在大型国际机构工作的人，比声名显赫的学者更受尊重。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可以想象自己不再继续徜徉在书本和思想中，而是在社会的游戏规则中获得加分。当然，我那时并不这么认为。这是我第一次深刻怀疑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开始了一系列与自我进行的无意识的讨价还价。

从短期来看，这场危机中断并玷污了我看似完美的学术成就。当我改换学位论文主题时，几年的辛勤劳动白白浪费了，我不得不抓紧时间赶进度。我当众发表见解的能力不再可靠，失去了原有的光彩，暴露出了我现在是多么缺乏自信。通往成功的道路似乎并不平坦，会遇到挫折。尽管如此，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开始前不久，学术就业市场仍相对稳定时，我还是在美国南方一所大型大学得到一份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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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的优雅》剧照。

学术生活的挫败感

让我内心紧张不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遭遇了五年的存在危机。起初，我并没有将其与我在宗教信仰上的兴趣联系起来。接受洗礼之后不久，我搬回东部的巴尔的摩，在一个新的教学岗位任职。我到那里不久，这个城市显而易见的贫穷和苦难就再一次动摇了我坚守学术事业的承诺。我参观了城中偏僻地区的教堂，这里的街道上满是碎玻璃，窗户是用木板钉上的。不像大多数美国大城市故意用警戒线隔开贫穷社区，在这里，在每一片繁荣发展的新社区背后都隐藏着大片无尽延伸的荒凉和破败景象。在巴尔的摩，要想隐藏贫困景象或其带来的后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以前以为那种异乎寻常的苦难几乎总是出现在其他地方，如今却发现苦难似乎已经紧紧地围绕在我的身旁。

在新信仰的影响下，我内心的紧张感越来越强烈，仿佛无边无际，并成为一把尖钩，挑起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我开始意识到，人类的苦难并不仅仅局限于特殊事件，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改变某些特定的政策就能结束。我们没有必要等待灾难降临，因为灾难本来就无处不在，正如制造灾难的罪责也无处不在一样。苦难具有强大的力量，并且会永远存在。耶稣在世界中心被钉上十字架之后，痛苦散布在世间的各个角落。我试着不再像一直以来习惯的那样无视别人的痛苦，开始寻求和揭露这些痛苦，并强迫自己经常与之接触。

我对自己的工作以及生活重心产生了挫败感，这种挫败感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增加。抬头环顾外面的世界，我看到了巨大的痛苦和混乱，对此，我却无能为力。更进一步看，我的学术生活的浅薄之处逐渐暴露得一清二楚。我要么以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提升自己的表现，从而获得认可或地位，要么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和同事们彼此确认我们的优越感——把自己与愚蠢无知者、道德败坏者、作恶多端者和丑陋不堪者区别开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有很多人在场的学术晚宴，当我们提到生活的核心价值在于享受美酒和欧洲之旅时，我的良心突然感觉到些许不安。

《刺猬的优雅》剧照。

到了此时，我对用金钱、地位和特权来奖励我的学术成就已经司空见惯。在此过程中，我的关注焦点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发生改变，更加注重研究的结果而非研究本身。我已经丧失了对一个话题进行自由思考和开放性思考的能力，我更担心的是可能会丧失自己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好不容易得来的地位。我只着眼于自己狭隘的研究课题，不愿意放任自己广泛地阅读和反思其他东西。我和同事们尽可能频繁地前往异国他乡开会讲课，以寻求在国际学者圈里获得明星大腕的地位和崇高威望，积累在名牌大学和顶尖期刊讲学和发表论文的资历。我游览了里斯本、伦敦和柏林，参观了博物馆，欣赏了歌剧和歌舞表演，纵情享受和品味各地美食。这些习以为常的快乐享受与隐蔽的苦难世界对我的吸引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加剧。

相比之下，随着参与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活动，我在外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有趣陌生人，他们生活在中产阶级习俗的约束之外。我在当地公教工人教堂结识了一对夫妇，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特别偏僻的社区为邻人提供食品和服务。还有一对夫妇退休后住在一所农村监狱附近，接待前来探监的囚犯家人。我和一位4英尺高、意志坚定的修女一起做志愿者，女子监狱的烦琐规定在她的权威面前统统化解，让朴实的爱得以传递：她会提供衣服和洗漱用品，或者谈心和祈祷。我还遇到过一些年轻男女，他们离开有前途却乏味的职业岗位，与他们能找到的最贫困者生活在一起，依靠小额的捐款维持生计。其他年轻人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渴望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来替代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遇到了一位律师，他在每周工作开始前会自愿前往特蕾莎修女开办的临终关怀中心值夜班。这些人都不太出名，也不太被人看重——我是通过努力参与志愿者工作，再加上幸运女神的眷顾才发现他们的，而不是通过宣传得知他们的。他们在隐蔽的角落里工作，并不为大众所知晓。

尽管有这些经历，但我仍然是一名大学教授，在大教室里给学生们讲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当代伦理学。当代大学针对本科生采取一对多的教育模式，老师不知道每个学生的名字，这与我在志愿者工作中或特殊人群工作中一对一的单独交流模式有很大不同。实际上，我觉得在课堂上和教学中，我是最容易筋疲力尽的。为了拿到令人满意的薪水、得到优厚的福利以及充分掌控工作内容，我在一大群人面前讲授预先整理好的知识，他们如果掌握了这些知识，我就会给出高于平均水平的成绩。教学虽然是我职业生涯的中心活动，但似乎与让学生时代的我着迷的那种充满活力、合作追求思想碰撞的情景完全不同。我仍然过着有思想的生活，但它在我作为学者工作和合作的生活中只能在一个偏僻的小角落里波澜不惊地涌动，我的学生很少能明白这种心境。我还在上学时就养成了思考习惯，会喜欢上某些段落，清楚什么是好的问题，也能本能地把握一本书或一首诗的关键内容。我曾和老师们一起学习阅读、思考和感受的方法，得以近距离地模仿他们。他们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他们是谁；这种亲密关系使他们能更妥当地表达对我的鼓励和批评。而我的学生能从我身上学到什么呢？我不得不说，学到的知识不多，也未必总能学到东西。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认真或不尽力，而是因为学校的制度安排和基本要求让我觉得有效的学习方式几乎根本无法实现。只有极少数学生会打破这种匿名学习机制，选择与老师面对面合作，单独接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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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玛格丽特的午后》剧照。

在自给自足的社区

逃离思想探索的工作

随着多年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这种不适变得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我开始观察宗教生活，即修女或女教友们的生活，试图面对自己以后可能面临的终身孤独和没有子嗣的痛苦前景。我首先去拜访了瑞士的修女社区，这是为了丰富教会中女性的智识生活而新创立的一个社区。该社区在理论上十分完美：有优秀的神学理论，有漂亮的礼拜仪式，还有（对我来说）极具异域风情的地理位置。每天我去拜访她们都会感觉很痛苦，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下午，我独自在小镇上闲逛时看到西部联合公司，发现贫困移民都聚集在这里做生意，我的心里才放松了些。我忐忑不安地离开了，接着又去拜访其他社区。但后来这些社区都不如我拜访的首个社区在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完美，我也没有看到痛苦有望得到改善的任何迹象。

我参观完名单上的所有社区之后，决定加入瑞士社区，勇敢面对未来的不幸。当我向精神导师解释我的决定时，他强烈建议我不要故意选择这种悲惨的生活。他善意的忠告却让我异常愤怒。我离开他的办公室，“砰”的一声关上门，前往街道对面的教堂参加周日弥撒。我在长椅前跪倒，内心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我对遇到的修女感到不满，对自己缺少机会感到不满，对我那显然没有一点同情心的精神导师感到不满。在开场的赞美诗和最初的朗诵声中，我一直怒火中烧。执事开始诵读福音书，读的是“八福”，那是耶稣在山上布道时讲的内容，宣告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我突然想到曾经结交过的一个宗教团体，不过我此前轻蔑地视之为我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圣母之家——贫穷、简陋，乏善可陈，而且缺乏思想资源和机会。我感到人生的拼图开始完整。我突然明白，我不能只过有思想的生活，把爱邻人仅仅当成一种爱好。我之前做事的方式完全错了。我必须做的是爱邻人，然后找到能体现这一点的智识生活模式。为此，我必须把爱置于一切之上，这种爱的形式曾被冠以冷冰冰的名字“慈善”。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在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感觉就像被箭射中一样。尽管我被完全合理的担忧所困扰，但没有什么能动摇我离开学界的决定。我又花了一年时间，一边焦虑不安，一边磨磨蹭蹭，整理出版我的最后一本书，完成剩下的教学任务之后就离职了。我卖掉了车，把家具送给别人，把书放进储藏室，与朋友们道别，我想或许彼此永远不会再见面了。一方面，做完了这些事之后，我比过去几年更轻松、更快乐了；但另一方面，一种恐惧感又萦绕在我的心头：搬进教会社区之后，我感觉就像把自己扔进没有救生筏的深海中。

在加拿大社区生活的三年里，一座不错的图书室和一些饶有趣味的对话便是我智识生活的全部了。当然，我偶尔也能收到学界朋友送来的关怀大礼包，里面塞满了各期《纽约客》以及影印的哲学论文。我所能做的就是过一种充实而平凡的生活：干活，服务，交友；享受大自然里的悠闲；感受冲突、挫折和痛苦；游泳，制作手工艺品，或在唱诗班里唱歌，参与散发光辉、精心准备的礼拜活动。

在这个社区简化的环境中，没有人忙于赚钱，也没有供人往上攀爬的社会阶梯，被推到我的意识前沿的都是人际方面的琐碎小事。打扫卫生或收拾东西，在小树林里散步，把秋天的落叶做成标本贴在卡片上，甚至将废纸篓里的垃圾倒掉——这一切都照亮了我的生活。如果把每天的工作和闲暇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不是在焦虑驱使之下手忙脚乱，则工作可以气定神闲，休闲可以尽情尽兴。除了简单的生活必需品由人提供，其余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位正宗的加拿大本地人从零做起，为沼泽地里的溜冰场打造出一台赞博尼磨冰机，用火上融雪的锅、一根软管和两根缠上软布的钻孔管把冰面整平。有一名制陶工人需要软毛画笔，因此有一段时间，我们把公路上被车轧死的松鼠都捡了回来，用它们尾巴上的毛制作画笔。

人类在面临严重限制时，往往能展现出最好的人性，并获得最大的快乐，这听起来或许是老生常谈，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注意到周围的一切。我们与他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不求任何回报，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活动或行为是如何满足或未能满足人类的真正需求的。我们变得更加专注于重要之事。

为了满足社区成员和访客的需求，社区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工作可以为我们和邻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此外，还有消遣、游戏、表演、恶作剧、艺术和礼拜等。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对人类有益的需求没有像其他方面那样在这里得到严肃对待，那就是深度学习和研究的需要，即为学习而学习，为研究而研究。

我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没法把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派上用场，我便努力思考高等教育的意义何在，琢磨知识分子从事的专业活动与我年轻时以思考和想象对人性进行的纯粹探索有何关系。尽管我的家庭不寻常，但这样的兴趣和渴望即便不是普遍性的，至少也是非常广泛的。我记得有专业知识分子像我过去一样沉迷于未来要“有所作为”的前景，却与他们最关心、最在乎之事渐行渐远。我想到了许多学者，他们在经历了多年残酷的竞争和一直以来的平庸之后，逃离了思想探索的工作。与此同时，我还记得其他普通人——图书馆的读者、出租车司机、历史爱好者、囚犯、股票经纪人——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在从事思想工作，也没有为自己这样做感到自豪。我试图想象真正的思想工作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既吸引普通学习者而又不失其所触及的深度。我仔细研究自己的经历，试图找到一些线索。

那段时间的沉思产生的结果是，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原来的文理学院教书，把自己所学到的悠闲思考的习惯和激情传授给年轻人是最快乐之事。于是，我意识到是时候离开这个社区了。在一系列近乎奇迹的巧合中，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想要的工作和相应的生活条件。我的经历产生的成果之一就是我在本书中探索的一系列思想。

《与玛格丽特的午后》剧照。

智识生活非只有专家

才能参与的职业活动

我发现学习是一种职业。它是获得金钱和地位的一种方式，也是支撑现行教育机制的方式。但它起初很隐蔽：是儿童和成人内心的想法，是书呆子安静的生活，是清晨上班路上偷偷看一眼天空，或者是躺在摇椅里研究小鸟。隐性的学习生活是学习的核心，对学习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计算机用来收集和整理所有被称为知识的东西——不管是不是真知——假使它不能改善人们的个人理解，不能帮助人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或进行反思的话，那么这样的收集毫无意义。学习、认识、研究和深思是存在于人类个体之内的活动，即便它们都是在社区活动和各种工具的帮助下吸取营养、接受培育和得到保存的。智识活动滋养内心生活，即人类的核心。这既是免于痛苦的避难所，也是纯粹反思的资源。滋养内心生活的方式还有很多：演奏音乐，帮助弱势群体，或者花时间到大自然中徜徉或祈祷，但是，学习仍然是种关键的方式。

当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学习是隐性学习，认识到从根本上说学习必须从产生经济、社会或政治成果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将面临两大主要困难。这两大困难在本质上都很现实。首先，隐性学习究竟如何实现或培养起来呢？如何才能使其摆脱技术、专业和政治对其的扭曲？很明显，人类的核心——我们思考、反省和默观的内心资源——都是无法依靠大众教育来滋养的，无论是在线学习还是上大课。它必须依靠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来培养，否则，它将在很大程度上从人类经验中消失，只能以残缺不全和边缘化的方式存在。

其次，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困难，它在我读研究生时艰难挣扎的经历中应该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如果学习是隐性的，那它的用途何在？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它能帮助消除世界上形形色色的苦难吗？也许我已经暗示了我的答案。如果人类的繁荣源自其内在核心，而不是其影响和成果的领域，那么内心的学习工作就是人类幸福的基础，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儿孙抱有的种种温情那样，远非毫无意义的循环空转。智识生活是一种充满爱心的奉献，至少与做饭、打扫卫生和养育孩子一样重要，与提供住所、安全或医疗保健等一样必不可少，与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基本服务一样宝贵，以及与司法公平一样不可或缺。所有这些其他工作形式让人类有可能（但也仅仅是可能）在和平与闲暇中创造出人类繁荣发展的成果：例如学习与省察，美术与音乐，祈祷与庆祝，家庭与友谊，还有对自然世界的深思，等等。

这样一种对智识生活的设想，向渴望它的人敞开了大门。智识生活并不是只有专家才能参与的职业活动。因为它的核心价值是普遍的，所以它可以出现在出租车内、海滩别墅、读书俱乐部、工厂休息室或业余植物学家的后院中，出现在零散或系统的深思熟虑中，毫不逊色于大学里的智识生活，甚至更胜一筹。

作者/泽娜·希茨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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