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西亚”是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特殊时间节点上哈布斯堡当局所创立的一个新省级行政区，坐落于今天的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的交界处，这里会聚了波兰人、德意志/奥地利人、卢森尼亚/乌克兰人、阿什肯 纳兹犹太人、高地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从1772年被创建到1918年一战结束哈布斯堡覆灭，加利西亚这个现已灭亡的地理政治实体走过了近150年的历史沧桑和风风雨雨。

拉里·沃尔夫在《加利西亚》中讲述了“加利西亚”作为一个新地理、民族、文化、身份概念的构建想象和思想传承史。作者通过解析一系列的事例和文学艺术历史材料，为我们展现了加利西亚是如何从政治构想蜕变成一个实体存在。本属于不同民族、宗教、习俗的人们因为历史境遇被“加利西亚”和“加利西亚人”这个身份所暂时地融合和捆绑，构成了一种安德森式“想象的共同体”。

《加利西亚》，[美]拉里·沃尔夫著，郑心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

作者｜王子琛

鲁塞尼亚人——居住在今日乌克兰土地上的古老族群，曾经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子民。今日的西乌克兰和波兰克拉科夫东南的地区，也曾经属于同一个政治实体——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王国”。在20世纪初，有大约280万波兰人、250万鲁塞尼亚人（亦即今日的乌克兰人）和50万犹太人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加利西亚仿佛是一个幽灵，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都宣称自身在这片土地上的主权和历史传统，哪怕十年之前，推崇班德拉的乌克兰总统尤申科也与谴责沃伦屠杀的波兰政府关系恶劣，互相指责。波兰和乌克兰民族之间的一切历史联系和仇恨，都诞生于这片土地，加利西亚。

梅特涅画像。

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瓜分波兰得到的奖品。我之所以使用哈布斯堡家族，而非“奥地利”帝国这一笼统概念，正是因为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特性。他们以维也纳为帝国的中心，同时以多元的策略统治语言、文化、族群多元的庞大帝国。在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加利西亚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不是以奥地利大公的头衔统治这片土地，而是先为加利西亚寻得一个属于古老的匈牙利王冠的宣称，又尝试以启蒙主义的理念构建一个加利西亚国家。即便在加利西亚属于内莱塔尼亚（从而与匈牙利主导的外来塔尼亚分离，也因此无法与圣斯蒂芬的王冠产生联系）的时期，加利西亚被整合进入“奥地利帝国”，也仍然保有着地方主义的认同。这种地方主义认同一方面对抗着奥地利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一方面却也与19世纪复兴的波兰民族主义保持距离。加利西亚维系着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又同时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和波兰民族主义的中心之一。在拉里·沃尔夫教授的《加利西亚》中，这位从观念史的视角入手的学者由此将这片历史幽灵萦绕之地，带到了读者们的眼前。

“后民族主义”研究：古典与修正之间

自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想象的共同体》撕破民族主义史学对近代史的垄断地位，一系列研究著作喷涌而出。民族是虚构的建构物：当意大利统一的时候，有半数“意大利人”甚至不会说意大利语——因为所谓的“意大利语”是政治发明的产物；德意志的统一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的君主制拥趸争夺权力的基础，俾斯麦并非统一德意志人的英雄，而是担忧普鲁士被德意志吞噬的保守主义政客；那些被称为“民族监狱”的古老帝国，许多都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应对民族主义的调整能力，而他们的崩溃非但没有带来其治下各个民族的解放，反而导致不稳定的边界、战争、种族屠杀和仇恨。

于是，在当代的历史学界中，对“民族主义神话”袪魅已经成为潮流，而曾经的多民族普世帝国，譬如哈布斯堡奥地利或奥斯曼帝国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经由修正学派对更多史料的挖掘，对这些“病夫帝国”的刻板印象诚然被卸除了。梅特涅并非只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动者，而是对民族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尝试以奥地利的普世帝国理念来战胜民族主义。哈布斯堡王朝为其治下的各个民族提供了普遍的宽容和自由，这是建立在帝国废墟上的后继民族国家不会给予其境内的少数民族的——这一点对奥斯曼帝国同样成立，因为这一帝国相比其后继者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显得更加宽容，乃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酿造来源于对奥斯曼帝国传统的摒弃而非延续。渴望现代化的精英阶层则犯下了许多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罪行，正如斯奈德所指出的那样，是民族主义精英的人为说服，而非古老的历史或文化传统，在和睦相处的族群中人为制造了裂痕。

民族主义好似是地方精英抵制进步和民主的一种工具。相比平民大众，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民族主义首先在精英阶层，尤其是抵制变革的精英阶层中占据了顽固的地位。匈牙利的自由主义贵族精英反对将圣斯蒂芬王冠领地上的其他少数群体（尤其是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获得自主权，并激烈抵制来自维也纳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民主化感到恐惧（这与他们自我构建的代表人民的叙事大相径庭）。当维也纳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威胁要在外来塔尼亚实施普选制后，匈牙利的民族主义精英便尽力妥协。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右）与威廉二世

加利西亚的1846年起义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东欧国家波兰曾经的领土，加利西亚的土地制度被落后的封建农奴结构支配。维也纳方面施加土地改革政策的压力与波兰民族主义的传播结合起来，在加利西亚形成了交叉的影响。波兰民族主义精英试图发动革命，让波兰人脱离奥地利人的统治，但加利西亚的波兰农民大众却狂热地以效忠哈布斯堡皇帝的口号反对贵族的尝试，乃至酿成了对贵族的大屠杀。这几乎是最好的、反对正统民族主义史观的素材：人民大众选择的并非加入民族主义的狂热事业中，而是认清了精英阶层只是以民族主义的叙事牟私利，而来自维也纳的中央集权统治者才是代表农民利益的解放者。这样一层倒置，尽道出民族主义史观的荒谬。

然而，这就是全部了吗？

拉里·沃尔夫尝试着跳出既有的民族史观或反民族史观框架。在加利西亚这个多元族群并存的土地上，贵族、农民、犹太人、知识分子……其多种观念共同推动了对波兰国家、对哈布斯堡王朝、对加利西亚地区的忠诚、反叛和游离的塑造，形成了加利西亚地区的一部观念史。这些观念并不一定要被局限在民族主义与反民族主义的对立之中。换而言之，当加利西亚并入奥地利的时候，奥地利甚至还没有建立为单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奥地利的大公约瑟夫，而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女王则属于玛利亚·特蕾莎。而当加利西亚走向地缘终局的时候，利沃夫已经同时是波兰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中心了。在这一段经历中，并不是只有对波兰（或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的选择，也不是只有对哈布斯堡君主的无限忠诚。通过书信，文字，戏剧和报纸，拉里·沃尔夫展现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加利西亚。

政治之内，政治之外

观念史与文化史研究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在材料选取和分析中并不完全站在后发、既有的政治观念视角下，却同时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政治格局的变化。虽然书名的副标题是“哈布斯堡政治文化中的历史与想象”，沃尔夫教授却没有将研究的主题局限在政治观念史和政治文化史之中。从启蒙主义时期的加利西亚戏剧，到弗洛雷德在梅特涅时代的喜剧，再到萨克-马索克开创性的情色文学，直到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想象和保守主义回升，那些荒诞不经却又似乎捕捉到加利西亚漂泊无依的处境的创作。从西方改革探访者的抱怨和启发，到加利西亚本地精英的自我辩护与文化抗争，从农民对君主的传统忠诚，到保守主义贵族对作为国家的“加利西亚”未来发展的设想。似乎处处只是生活，又似乎处处与政治和历史相关。

也许这正是身份观念最有趣的地方。在政治参与扩大之前，身份认同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对一个每日为领主耕种、生活永远不会改变的无知农民来说，他是波兰人、鲁塞尼亚人还是德意志人似乎并不重要。这并不是否认语言文化与身份阶层之间的联系：以加利西亚来说，贵族大多说波兰语，农民却更多说鲁塞尼亚语（不过，民族身份和认同政治还没有崛起的前民族主义时代，甚至“鲁塞尼亚语”这一定义都尚未被明确和发明），犹太人则往往是中间商人，而不从事具体的生产活动。

但是，随着加利西亚的剥离，身份问题同时也被创造了出来。加利西亚的归属问题由此诞生。最初这一归属问题甚至与身份认同无关，而只是玛利亚·特蕾莎女王担心奥地利以圣斯蒂芬王冠的名义诉求与宣称加利西亚的根据太弱。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似乎同样到来了：当法国大革命成功冲击了整个欧洲，乃至华沙大公国的建立刺激了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时，加利西亚的巩固统治似乎第一次出现问题，以至于梅特涅考虑了以加利西亚换取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方案。随着拿破仑的失败，加利西亚的控制权似乎暂时得到了巩固，而只有维也纳当局知道在华沙等地不断活动的民族主义者是如何威胁他们在加利西亚的统治。

加利西亚的核心地区利沃夫。

于是，在沃尔夫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加利西亚的文化处处与政治无关，却又处处与政治相关。处处不直接指向认同，却又处处困扰于认同的阴影。胡安·林茨在西班牙民主化的研究中曾经指出，欧盟的诞生解决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认同问题，因为加泰罗尼亚人同时认同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身份、西班牙身份和更广泛的欧洲人身份。在加利西亚人的通信、传记和文字中，19世纪的加利西亚人身上，我们竟似乎看到了同样的色彩：他们可以同时认同自己的波兰民族身份、加利西亚“国家”观念以及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加利西亚似乎既是波兰的一部分，又被单独作为一个“国家”或整体，还是哈布斯堡君主国不可分裂的忠诚领地。之所以对“国家”打上引号，正因为在19世纪，尤其19世纪早期的加利西亚文学、报刊和评论中，出现了许多如同“我们的国家”这样的表述。这种表述中的国家究竟是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波兰，还是奥地利君主国，又或者专指实际上作为一个地区的加利西亚呢？

政治的幽灵缠绕着加利西亚。加利西亚的报纸刻意向哈布斯堡王朝宣誓忠诚，仿佛这样就能够为加利西亚寻得一个切实的归属。加利西亚的贵族们在19世纪早期执着于改革与现代化的建设，仿佛这些物质文明的进步可以证实加利西亚归属于奥地利的正确性。加利西亚的政治文化风气的变迁反过来渗透每一个人的观念和日常生活。1846年的加利西亚大屠杀震撼了当地的贵族，使得他们惊恐于帝国沉浸在野蛮与暴力之中。农民领袖塞拉的影子直到半个世界之后都还是加利西亚文化中的幽灵。萨克·马索克的受虐狂文学也许根植于19世纪40年代加利西亚的梅特涅专制与暴力，又也许受到加利西亚农奴制的影响，后者是引发维也纳和当地贵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1846年大屠杀发生的背景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世纪末期加利西亚的民族主义骚动和不同种族之间的仇视关系，尤其是犹太人在这种局面下的不安定感与对帝国的归属感息息相关，世纪末戏剧的荒诞主义同样标明了加利西亚人对归属感和未来的无所适从。甚至就连弗洛雷德与政治无关的喜剧都刻上了政治的烙印：他的戏剧没有表现出“民族文化”的色彩，在19世纪前半叶大受欢迎，但在灾难性的1846年大屠杀和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革命之后，弗洛雷德却被民族主义者抨击为其作品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无视，于是以讽刺的“政治缺失性”而同样卷入到政治观念之中。因此，即便沃尔夫没有直接着手以政治认同来编织材料，我们还是足以从加利西亚的文化观念与想象中得出自己看到的那份视角切片。

进步与保守的认同视角

在沃尔夫的著作对文化与观念的细微考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曾经被忽视的画面和角度。举例而言，民族史观常常会认同奥地利的领土扩张和征服是一种民族同化的尝试，在加利西亚任职的德意志人官员、那些迁徙到加利西亚的德意志族群无疑是一种内部殖民的表现。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德裔在其新生的后继国家中令人担忧的不利处境则表现出对这种“内部殖民”的民族主义想象及与之关联的仇恨情绪。爱德华·贝奈斯在解释为何苏台德德意志人无法获得民族自决权利时的一句话露骨地表现了这一切：他们毕竟作威作福了几百年。

对民族主义史观的修正和重新思考似乎带来了一幅不同的画卷。如前所述，由于传统的封建观念，农奴制在加利西亚的土地上根深蒂固，而在加利西亚掌握政治权力的贵族对改革拖延不前。即便在19世纪早期对农奴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成为流行的话题，贵族阶层还是不愿做出任何动作和回应——这就与匈牙利的马扎尔自由主义贵族们如出一辙。当他们捍卫民族传统或固有的自治权力时，他们似乎并不是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是为自己的权力乃至特权在捍卫这一切。事实上，在整个奥地利帝国的全境内废除农奴制，恰恰是1848年革命失败，哈布斯堡君主国决心从维也纳的中枢开始重新实施绝对主义统治为开端。这给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叙事：帝国的开明专制统治者也许更加进步，而保守民族主义话语和叙事的贵族精英则是保守乃至反动的化身。

十九世纪，奥匈帝国在加利西亚进行的军事演习。

沃尔夫的著作向我们揭示了，至少在加利西亚，这两种叙事都只是片面之词。一方面，约瑟夫主义——加利西亚被哈布斯堡君主国占领的开端和动力——确实是以开明专制的改革视野来看待加利西亚的发展和改革，并致力于同保持当地权力的保守贵族展开斗争。这些斗争的代价相当惨痛。但另一方面，进步与落后本身似乎也带上了与民族文明的优越性相关的滤镜视角，以至于对加利西亚究竟有多么落后，其社会有多么需要“改革”和“拯救”的描述，也许不乏民族优越论视角下的夸大之词。

伴随着约瑟夫将开明专制的约瑟夫主义带往加利西亚，一大批德国的启蒙主义者和改革派人士也开始考察这片被视为空白之地的广袤领土。这正是某种秉持进步主义理念的辉格史观的体现：仅有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进步值得关注，就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制度设计和创作，哪怕这张白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白。难道约瑟夫二世和启蒙主义者不知道加利西亚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吗？这种将加利西亚视为白纸进行改造的姿态折射出一种未曾言明的观念，那便是加利西亚因为其落后和封闭而使得其原有的社会制度与运行方式完全不值得注意和保留，而只需要被改造。在涌入加利西亚的德国人对加利西亚的记叙中，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民族视角的观念：波兰的统治被认为是腐朽堕落的，德国人则更加理性、更加文明，也因此需要帮助加利西亚走向文明进步。

开明、改革和社会改造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中央集权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解放农奴、改善封闭保守的宗教影响、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改良城市建设，这些社会事务似乎都意味着要以先进的、德国的君主政权来替代当地贵族的地位。从这一视角看来，加利西亚当地贵族写就的，加利西亚的“大宪章”反倒像是在为贵族特权和保守主义传统张目。可深究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加利西亚历史和改革进程，可以发现本地贵族并非对加利西亚的贫瘠和落后无动于衷，他们怀着乡土主义的情怀和作为贵族的责任感，提议改革农奴制，只是要采取与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命令不同的方式进行。

多元大帝国的统治者利用现代化的改革强化中央行政权力、在地方享有足够影响力的贵族和旧中间层则利用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情绪对抗改革，这是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化中确实出现的场景。波兰贵族是真心想要改革吗？还是为了对抗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中央集权而采取了策略性的立场？在1846年农民起义之后，贵族全面以保守主义的姿态转向哈布斯堡君主国，同时也接受了1848革命后农奴制的全面废除，这是因为他们的恐惧，还是因为他们并不想真正对抗进步主义的、现代化的政策变革？当政治方针和纲领与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话题似乎都变得难以阐明。毕竟，当加利西亚踏入20世纪，人们已经很少凭借政治立场的保守或进步投票，而更多是根据犹太人、波兰人或鲁塞尼亚人的身份了。也许这本书对加利西亚观念史的梳理还可以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想象空间：如果哈布斯堡君主国不是单方面的进行约瑟夫主义改造，而是基于与地方代表的妥协协商，将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和自下而上的乡土情怀结合在一起，是否现代化的进程不必导向民族身份认同的绑定和争端呢？

加利西亚之后的加利西亚

加利西亚的生命在1918年结束，波兰人、乌克兰人、新生的苏俄开始上演瓜分这片土地的盛宴。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很快覆灭，而毕苏斯基海间联邦的梦想被一个以波兰人主导的民族共和国的建立取代。在失败的寇松线以及苏俄和波兰的兵戎相见之后，加利西亚的领土也被瓜分完毕。

大部分乌克兰人，也就是加利西亚所谓的鲁塞尼亚人落入了新生的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中，但在波兰分得的加利西亚上，生活着超过600万乌克兰人。波兰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权拒绝承认乌克兰人的地位，如今的俄罗斯始终强调乌克兰班德拉分子的反苏反俄和亲纳粹历史。但在整个波兰共和国生存的时期，班德拉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华沙政权：先是一个民主的，但是倾向右翼民族主义的立宪共和国，然后是毕苏斯基通过5月政变建立的被称为“萨纳齐”的独裁政权。1934年10月，班德拉分子刺杀了波兰萨纳齐政权的内政部长皮尔拉斯基，随后引发波兰政权方面的报复。即便在1935年尝试性进行了和解，这也已经是新生的波兰共和国生命的末端了。

波兰第二共和国领袖毕苏斯基。

苏德互不侵犯协定让这两个国家再次瓜分了加利西亚。这一次利沃夫变成了利维夫，落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手中。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在奥匈时期就开始活跃，并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和独立认同中心的激进群体们开始继续反对苏联的接管，他们相信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民族统治的延续。接下来是纳粹的入侵，班德拉分子和波兰的右翼分子都加入对东方生存空间的争夺之中。他们起初反对苏联，随后又开始反对纳粹德国，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在整个东线战争期间互相屠杀，这种仇恨也许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期加利西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憎恨。世纪末的鬼怪妖魔们也正是在二战时期迎来了属于他们时代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爆发。

战后的欧洲版图划分，其逻辑又回到了让加利西亚出现的历史轨迹上。加利西亚地区正是玛利亚·特蕾莎女皇在不经意中瓜分的土地，没有历史和民族的法理依据，而只有大国利益的考量。这是一个人造的国家。二战结束之后，对波兰领土进行的调整包含着同样的色彩。其东部边境与英国外交大臣寇松随意指定的一条边界线息息相关，而西部则吞并了大量普鲁士人世代居住的土地。没有民族自决的理论，只有现实政治的考量。正如加利西亚人在1770年代不可能反对俄罗斯、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支配，1945年的加利西亚也只能服从莫斯科指定的命运。

在种种波折之后，历史又一次倒置。苏联，作为一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俄罗斯的西方边境退缩到从未有过的程度，这一次整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不再是莫斯科下辖的领土。波兰和乌克兰人仍然围绕着始于加利西亚的一切而争吵，尤申科作为亲西方候选人当选乌克兰总统后，很快因为对班德拉的纪念问题引发波兰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总统卡钦斯基不满。而当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开启冲突的时候，波兰却又神奇地转变立场，转而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

这种身份和认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却又如此持久——波兰终究存在，乌克兰终究存在，乃至白俄罗斯也终究存在。犹太人在上千年无根民族的经历之后，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那么加利西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幻梦，大国霸权宰割欧洲土地的一个注脚吗？

沃尔夫教授亲自前去今日波兰和乌克兰的前加利西亚地区。在克拉科夫，仍然还会有咖啡馆打着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名号。在那里能看到这位受到奥匈帝国各民族尊敬的老皇帝的雕塑与画像。当地人总会提起加利西亚这个概念，仿佛这意味着某种与民族主义叙事略有不同的身份认知。也许这更自由、更多元、更精英。又也许，这只是历史在当代观念的投射：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烟消云散。即便加利西亚本身不复存在，它仍然是留在当地人心中的幽灵。这是所有波兰人，乌克兰人，自认为加利西亚人都必须面对的幽灵，不能忽视，不能强调，也不能过度简化，以简洁的历史阐述应对之。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明，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加利西亚幽灵。

撰文/王子琛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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