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博士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他秘密访华，与中方携手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1971年7月9日中午，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客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早已等候在此，迎接远方来客——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机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简单的寒暄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车，朝钓鱼台国宾馆驶去。

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已处于长达22年相互隔绝的局面。为了打开中美交往大门，周恩来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同意美国派遣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于1971年7月1日开始了代号为“波罗行动”的秘密访华之旅，意思是此行像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的东方一样，充满了神秘和未知。

基辛格说，此行之前，总统尼克松给他定下了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1971年7月9日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来到钓鱼台五号楼，中美双方的会谈正式开始。时任外交部翻译冀朝铸注意到，基辛格见到周总理“既紧张又兴奋”。

基辛格在北京一共停留了48个小时，先后同周恩来总理会谈超过17个小时，双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中美关系的大门也从此悄然打开。

我们摘编了《基辛格谈基辛格》中的精彩内容，一起走进那段外交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采访的谈话背景，它们只涉及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服务的那段时间。

《基辛格谈基辛格》，[美] 温斯顿·洛德 著，吴亚敏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0月。

“因此，一切均取决于对未来的某种构想。”

在我撰文写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应遵循这一原则两年之后，尼克松总统要我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鉴于我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历史，这个机会出乎我的意料。然而， 设计一个用以指导外交政策的观念势在必行，是尼克松和我的共同信念。

一九六九年，尼克松政府接手了一副烂摊子，内外交困。我们竭力以战略眼光去应对这些挑战。虽然我已经对我们的历程写过很多文章，但这次呈现是非正式的和口头性的表述；这是我唯一的口述历史。我没有想过它最终会成形。温斯顿·洛德和凯·特·麦克法兰说服我参加一次为时一小时的采访，作为一系列关于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视频节目的圆满收官。他们为此所做的准备和决心，最终促成了六次采访。

和所有口述历史一样，我这个基本上也是相关案例的简短的摘要。我没有刻意去做自我批评。参加这场对话的人，都是我几十年来的同事和朋友。但是，他们探究了有争议的话题。他们的目的，是要以一种使我们的后代感兴趣的方式，提炼我对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间的关键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对接下去的几代人来说，这个时期有如古老的历史。

然而，这不仅仅是对重大事件的回忆。它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我与尼克松总统的关系，了解领导艺术、谈判艺术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艺术。

这就是这些采访的来龙去脉，这些采访只涉及我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服务的那些年头。他在以压倒性多数赢得总统连任之后，准备在充满希望的第二届任期、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大显身手。我们完成了向中国的开放。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取得了进展。我们在中东有所建树。但是，水门事件、尼克松辞职、行政权力的侵蚀，以及国会监护权的重新抬头，都给福特政府维护美国信誉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福特总统的领导下，我们设法继续推进与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中东取得进展、重塑我们在南部非洲的政策，并探索即将提上全球议程的种种挑战。

尽管自那个时代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它的许多指导原则依然至关重要。有些则应重新考虑。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从战略蓝图出发，而不是对零散事件做出反应。政治家必须根据并不充分、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信息做出勇敢的决策。在谈判中，美国的出发点应当是明确阐述自己的需求，并理解谈判对手的历史、文化和目标。

最重要的，美国的领导力依然不可或缺，这一点没变。要实施美国的领导力，迫使我们整合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 正如半个多世纪前我在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中写的那样，要“努力协调我们认为是公正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

对谈选摘

回首过去，你认为最重要的领导力是什么？

基辛格：人们首先要问的是，领导者应该做什么？任何领导者都面临一系列因时势的发展而出现的实际问题，我称之为战术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把他的社会从原来所处的局面带到未曾有过的局面。这是对领导力的挑战，将不断出现的特定情况变成对未来的憧憬。

就第一项任务而言，它部分取决于社会的内部结构，部分取决于某种战术技巧。

在领导力方面，最需要的素质是品格和勇气。需要品格，是因为真正棘手的决策是 51∶49。平淡无奇的决策是在官僚主义的考虑过程中做出来的。但是，当处于危急关头，这意味着你决定要走的是某一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因此，你需要依赖道义的力量来做出决策，就本身而言，在做这个决策时，你几乎不可能拥有多数支持，因为你面对的是不熟悉的领域。你需要单打独斗的勇气走完这段路。

尼克松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你是怎么看世界的？看到了什么机会？

基辛格：尼克松对外交政策的理解是极为概念性的。这是他最感兴趣的活动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没有遭遇过反对因素，而在和他有关的各种竞选活动中，他一直备受异议。他走遍了世界各地，每当出现某个问题时，他可以把出现的问题与他所见过的许多人中的某个人的个性联系起来。因此，对于任何问题，尼克松都从我们想要的最终解决方案的角度来考虑。他对讨论战术极不耐烦，尽管他也对这种讨论表现出兴趣。他认为总统的作用就是要实现最终目标。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是要做什么？他有一句我经常引用的格言：半途而废和一意做到底的代价是一样的，不如决心干到底。所以，你最好是一路干到底。这是他的许多决策的特点。在关键时刻人们会说：“噢，看看这些疯子。他们面对某一种局面时一直思维敏捷。”当尼克松采取这些行动时，其目的是精心谋算，让另一方意识到事态正在变得非常危险，不会想采取某种临界的步骤而陷入危机。

我思考的素材更多是历史性的和哲学性的。也就是说，我把我所研究过的历史情况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进行类比，以此来观察世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尼克松和我相辅相成。我们在应该关注的问题上彼此看法一致。但是，对我们两人来说，思考的素材各不相同。

基辛格（资料图 来源：新华社）

我认为也要提醒人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指建交前）。

基辛格：中国在国外几乎没有外交官，因为他们在“文革”期间都被召回国了。一九六九年四月我们参加了夏尔·戴高乐的葬礼。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对我说：“中国大使，作为中国的代表也在场，如果你发现他身旁无人，就走到他跟前，告诉他我们想谈谈。”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中国大使从来没有独自一人出现。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这没有成功，我们得出一个想法，唯一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是在波兰，因为波兰一直是与中国对话的指定联络点，尽管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行对话了。因此，我们指示我们驻波兰的大使——我说的“我们”，指的是我指示他，当然是经尼克松的批准——他应该在下一次公共活动中（不管是什么活动）， 走到中国大使跟前，说我们想要对话。

美国大使认为“这是操纵着国务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又一个恶毒的主动行为”，对此置之不理。顺便说一句， 沃尔特·斯托塞尔大使是个杰出的人。所以我请他回华盛顿，让他去总统办公室。尼克松重复了这一指示，斯托塞尔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场时装秀上这样做了。中国大使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就跑走了，我们的大使追上他，向他传递了这个请求。

那么，你们是怎样与中国人沟通的呢？

基辛格：嗯，我们还试过一条法国渠道。我们派了一个与戴高乐关系密切的人，他曾经任驻河内大使，因此认识越南战争中的共产党人一方。这事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无论如何，一九六九年夏天，尼克松在一次环游世界的访问中向巴基斯坦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说我们想要对话。

是因为知道巴基斯坦人和中国人很亲近吗？

基辛格：只是这样认为而已。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有多亲密， 大约两个月后我们得到了答复。现在回想起来，回过头来理解这件事，我们当时没有完全理解，中国人认为这可能是苏联要对他们发动进攻的时候了。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于九月在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回国途中改变了飞行方向，带着一条信息飞往北京。中国人认为他会带去最后通牒，因此他们的回应是只在机场与柯西金会谈，而且只是与周恩来会谈，而不是与毛泽东会谈。

当尼克松说“我们要去做。我愿意冒不能举行首脑会议的风险。如果它意味着要放弃越南，我宁愿退出与苏联举行的首脑会议”时，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基辛格：我同意他的看法，并鼓励他。

你同意他的观点，尽管整个官僚机构，所有的传统思维都说：“不，不，你们不能危及这次苏联首脑会议。”

基辛格：我同意要有一次激烈的反应。我没有料到他会下令封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措施。

在你们的所有谈话中，我发现尼克松所做的事情，可能在美国政治上不得人心。

基辛格：当然。

然而他愿意冒这个险。他没有来找你说：“亨利，我得考虑国内的问题。”

基辛格：没有。尼克松问：“这符合国家利益吗？我们努力想要实现的是什么？”他的座右铭是：“与其半途而废付出同样的代价，不如破釜沉舟干到底。”因此，一旦尼克松看准了一条道路的方向，他往往会采取摆在他面前的最全面的解决办法，或者自己想出一种解决办法。

莫斯科首脑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基辛格：有一个插曲是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绑架”了尼克松，说服他坐上他的车去他的别墅！把我们其他人抛在后面。

在克里姆林宫会议结束时，我们都应该坐着美国车队的车跟在勃列日涅夫的车后。但我们走出会议室时，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说：“我们一起走吧。”因此尼克松做了特勤局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跨上了一辆没有美国安全保障的外国制造的汽车，他们就这样走了。

我坐在另一辆车里，跟着他们，所以我在总统的车队里。但是温斯顿拿着所有简报册落在了后面。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温斯顿是如何设法和他们谈的，让他们允许他坐上一辆去勃列日涅夫的别墅的车，据我所知，只有他一人。他在别墅里出现了。

安排尼克松做的第一件事是坐船，勃列日涅夫亲自开船——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但他回来时，温斯顿已经带来了所有的简报册。特勤局对勃列日涅夫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怒，因此，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里，他们把车开到门廊下挡住了门，这样总统就不可能再被“劫持”了！

你们就职时就知道你们的任务之一是结束越南战争。可以这样说吗？

基辛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但这不是以损害美国捍卫盟友和自由事业的能力为条件。让我们记住，美国国内辩论中的暴力崇拜真正以这种形式出现，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当然，在那之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政府是一群犯下战争罪的骗子罪犯的这种论调，只是在这个暴力阶段才出现。结果是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抵制公共服务的活动，试图使华盛顿陷入停顿。这是在越南战争中发展起来的。

也把敌人美化成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基辛格：是的，美化敌人。因此，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被指控为延长战争的恶意行为，指控为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我们宁愿进行这场战争。我的一个同事曾经研究，如果我们听从《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建议，《纽约时报》 会支持我们多长时间。研究结果表明，在尼克松政府初期，大约是六星期。在尼克松政府结束时，仅剩下几天。

在秘密旅行以及随后的旅行中，您多次与周恩来会谈，几小时接几小时地和他探讨大局远景。与周恩来一起工作同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工作有何不同？他们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基辛格：周恩来是一个极具智慧和个人魅力的人。他在非凡的知识和非凡的耐心框架下进行谈判，从来没有企图宣称要维护力量的相对平衡。有时他非常强硬，但他在这些阶段 中是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框架内进行谈判，表明我们都是认真的人，都决定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我们将设法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他会捡起一些小事——如 果我们这方有人生病了，或者在以前有过某种联系——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提及。但他从来没有想要去讨好某个人。

毛泽东是革命奉献的化身。他身上有支配一切的气势。就像在舞台上，一个伟大的演员在三十秒之内就吸引了观众。毛泽东并没有特别想说服你，他说的是格言。他几乎总是以一个问题开始谈话。与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他没有说：“我要说五点。”他会说：“你在考虑什么……”然后他会带你进入下一步，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来回答，然而在对话的不同阶段会被他冷嘲热讽的评论打断，这些评论传达出“不要试图愚弄这个研究人类弱点的专家”。

他的经典回应之一是：“你们美国人让我想起燕子，它们在暴风雨来临时飞到空中，挥动翅膀。但是，教授，你和我都知道，挥动翅膀并不会影响暴风雨的到来。”或者你告诉他一些有关谈判的事，然后他就脱口而出“慕尼黑……”，但这一切都是彬彬有礼地说出来的。他流露出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的信念，而你必须适应那个框架。

基辛格

我认为你的记者招待会对媒体很重要。您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事。而且，它们更多是概念性的，而非战术性的。

基辛格：嗯，如果你看看我们花在演讲上的时间……

还有你写的外交政策报告。

基辛格：看看我们花在演讲上的时间和我们花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时间，必须得有这些时间。在最初的几年里，每个星期五我都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谈越南问题和其他问题。从来没有被泄密过。这就像哈佛大学的研讨会。我会给他们很好的解释。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后面有一个新闻小组。我走到后面和他们聊天。我们要去萨尔茨堡与萨达特会谈。我们降落后，《华盛顿邮报》的资深人士默里·马德打电话给我说：“你应该知道，记者团完全搞砸了。他们引用在旅途中听到的你说过的话，你不会相信的，他们会造成混乱。”于是我说：“我能做些什么？”他说：“你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你不应该知道记者团的报告说了什么。”“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他说，“就 是召开一次公开的新闻发布会，我会问你一个与那一主题有关的问题，然后你就可以说出我所知道的你所要说的真正的意思。如此他们就得引用你的话。”你能想象今天会发生这种事吗？

不，今天绝没有机会这么做。他们会急着把它印出来，让你看上去像个傻瓜！

我们已经用了四十年来反思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政策。回头看看，今天怎么看待这份遗产？

基辛格：尼克松的基本贡献是建立一种外交政策的思维模式，这是开创性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思想是，重大的问题可以分割为个别的问题，逐个解决——事实上，如何解决问题就是问题。因此，我们会卷入一种似乎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或其他重大利益的局势，但很少涉及世界秩序的概念。

除了那些美国国父，以及“泰迪”·罗斯福外，尼克松是把外交视为一项大战略的美国总统。在他看来，外交政策通过平衡各国的自身利益，从结构上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全球和平与美国的安全。而且他从相对长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如果你看看尼克松对中国的看法，看看在尼克松主持下撰写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所说的话，就会知道，他会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题，既不是从任何特定危机的角度，也不是从越南的角度，尽管他看到了对越南的影响。

他认为，通过使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国际政治的整个格局将会发生转变，因为所有其他国家都必须考虑中国在新格局中的影响。他推测，只要中美关系使双方都对对方的地位产生信心，我们就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局面，即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会比中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就会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他还认为，随着美国公众对和平前景的看法发生变化，我们的国内使命感将得到加强。

（本文为独家内容，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基辛格谈基辛格》。）

原文作者/[美] 温斯顿·洛德

摘编/走走

编辑/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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