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歌手李玟自杀的消息，令人错愕不已。大家没有想到，看上去乐观大气的李玟，竟患有如此严重的抑郁症。李玟轻生后，我一个前媒体同事公开发文，表示“理解李玟的选择”，他承认自己也有抑郁症，有时候还很重，就在这几天“第一次吃上了抗抑郁症药物”。

朋友圈都在讨论抑郁症。这些年，我身边有太多朋友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这是一件好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抑郁症正在“去污名化”。但不好的消息是，普罗大众对抑郁症的理解仍浮于表面，各种错误认知主导着群体对话。譬如，有人说抑郁症是“想不开”，是患者多愁善感、抗压能力差，不是器质性疾病；还有说走出抑郁症主要靠个人意志，而非药物；得抑郁症的都是好人，没见恶人抑郁；抑郁症是富人病；有人甚至认为抑郁症不是精神疾病……

这些说法当然都是错的。所以我格外想向大家推荐这一本《抑郁、焦虑和药物的那些事》。

《抑郁、焦虑和药物的那些事》，作者：（加拿大）劳伦•斯莱特，译者：童玥，版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3年1月版

这本书的作者劳伦•斯莱特是加拿大有11年临床治疗经验的心理学博士，她同时还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19岁起就开始服用抗抑郁药丙咪嗪，在35年间吃过12种精神药物。除了患者、学者身份外，她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懂得如何讲故事。多重身份的结合，让这本书既有可读性、亲历性又具备了专业性。

抑郁症患者的占比有各种不同的数据，一般认为，我国有将近1亿人患有抑郁症，其中又有三成患者同时兼具焦虑障碍。但和欧美不同的是，中国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并不服用药物，有相当比例甚至从未就医。这部分源于社会歧视，导致患者内心对精神病院充满恐惧；部分源于对疾病的认知错误。我上文提到的朋友圈，那些以错误认知讨论抑郁症的人，多是媒体人、意见领袖、律师、学者和创业家，他们尚且如此，全社会的认知均值可想而知。

首先需要先明确几个基本的判断：抑郁症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它是一种器质性疾病，与基因相关，带有较高的家族遗传概率。对抑郁症的治疗目前主要靠药物，心理咨询和运动只是辅助。抑郁症当然不只光顾好人和富人，坏人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希特勒，一般认为他可能患有躁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至于穷人抑郁自杀者，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三十年前成为一种现象的农村妇女自杀即可……

有了如上的基本认知后，再来看这本书，可能理解上会更为顺畅。斯莱特在此，不是为了普及这些常识，她的主要目的是结合个人服药史与抗抑郁药物研发史，以时间为线，通过引人入胜的药物故事，把精神病学的发展轨迹记录并展示出来。

精神药物的历史，是从瓦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乃至骇人的前额叶切除术等疗法开始的。斯莱特提到，当氯丙嗪1950年代在美国上市后，“精神分析、心理疗法和精神动力学的从业人员都在极力维护各自的疗法，归根到底，他们维护的是谈话型治疗方式。他们非常不满，不愿意接受正在发生的改变。”“就连北美使用生物疗法而非精神分析疗法的医生也不愿使用药物。”

《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精神类药物早已战胜它的传统对手，根植在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据保守估计，美国每5人之中就有1人在服用精神药物。这和中国构成巨大的差异。

斯莱特本人也是依靠抗抑郁药物，从弱冠走过了知天命之年。这让她保全了性命，治愈了心灵，但也被抗抑郁药物诱发的糖尿病和肾病所折磨，身体千疮百孔，婚姻也陷入破裂。精神药物既难根治病灶，副作用也不容小觑。这是医学界现在面临的问题。

斯莱特在书中强调，精神病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领域，不应被精神分析所把控。但在精神药物30年来没有大进展的前提下，对话治疗的安慰剂效应仍有存在的价值。包括普利策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肿瘤学家悉达多·穆克吉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也注意到，即使是抗抑郁药，最好的效果也往往是与谈话疗法相结合时取得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

但中国抑郁症患者面临的问题，可能与欧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太多的中国抑郁症患者不去就医服药，还有很大部分热衷于心理医生的谈话治疗。因缺少相应的规范，中国的心理咨询从业者，普遍具有明显夸大谈话治疗效果、贬低精神药物的倾向，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却害了抑郁症患者。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同时辅以心理咨询与运动。无论如何，《抑郁、焦虑和药物的那些事》会加深我们对抑郁、焦虑和精神药物的理解，虽然本书内容对部分中国读者可能略显超前，但这也体现了其并非短期读物的价值。

作者／韩福东（资深媒体人）

编辑／张婷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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