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新京报记者获知,久负盛名的华裔绘本作家杨志成于9月30日与世长辞。 “在满月之夜的倾盆大雨中,杨志成在睡梦中安详离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生活在生命奇迹的恩典之中,……他的女儿就在身边。他的家人、亲爱的朋友和关心他的学生们都深感悲痛。现在,他和他亲爱的程教授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这一消息来自于杨志成的学生埃利斯·卡瓦诺(Ellyce Cavanaugh)。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凤霞确认了这一消息。谭凤霞称,“凌晨四点多,在火车站月台收到邮件,敬爱的杨志成先生驾鹤远行。他一生极好,愿天堂安好。他前天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是关于他要捐书的事情。温习他之前邮件来往中发来的二图,泪流千行,感铭在心。In Ed’s own words, He lived in grace among the miracles of life.(用杨志成自己的话来说,他生活在生命奇迹的恩典之中。)”
1931年,杨志成出生于天津。3岁时,杨志成随家人搬到上海。在这里,杨志成的父亲——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工程设计大师杨宽麟租了一块地,亲自设计、建造了一栋小楼供家人居住。1948年,杨志成前往香港读书,并于1951年赴美留学。在美国,他先学了两年建筑,后转入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在完成学业后,他在纽约从事广告设计工作。
杨志成生活经历丰富,爱好广泛,他曾经在多个城市和地区居住和生活,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一生之中,杨志成创作了约100部绘本作品,如《公主的风筝》、《狼婆婆》和《七只瞎老鼠》等。他的作品获得过许多荣誉,包括美国童书界最高奖项凯迪克奖的一次金奖和两次荣誉奖,美国插画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两度被提名国际安徒生奖,作品还曾入选《纽约时报》十佳绘本等。
1968年,杨志成凭借《公主的风筝》获得凯迪克奖的荣誉奖。1990年,他的作品《狼婆婆》获得了凯迪克奖金奖。1992年,杨志成的《七只瞎老鼠》再次获得凯迪克奖荣誉奖。此外,他的其他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内外的荣誉和奖项。其中,《七只瞎老鼠》入选了国家图书馆“2014年度百部中国好书”;在“2016年度桂冠童书”评选中,《七只瞎老鼠》被评为“年度最佳童书”;2017年,《狼婆婆》获得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白乌鸦奖”。截至目前,他的多部重要作品,如《七只瞎老鼠》《狼婆婆》《叶限》《雪山之虎》《爸爸造的房子》等都已引进出版。(导语撰文/何安安)
新京报特约记者曾在2019年专访了杨志成,在此我们刊发这篇旧文作为纪念。
华裔绘本家杨志成,
一个特殊历史情境下诞生的人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曾梦龙
1977年左右,一个人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杨志成(Ed Young)在时隔近30年后,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国探亲。
“这是一个惊奇的事情。因为我20多年没看见母亲,回国我不知道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我母亲会有什么感觉。电影里看人家20年没见,哭哭笑笑。那时我坐飞机回来,接飞机都不容易,家里没车子,(也)没有计程车,坐公共汽车从飞机场回到家。公共汽车站在四合院外边,离家其实很近。我母亲那时也70多岁了,她在公共汽车站等我。我是黑暗的。她就到我身边。我家里叫我Ed。她说,Ed,你晚饭吃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可是都是吃的飞机上的东西。她说,我做了稀饭,有皮蛋、肉松,你今天晚上吃一点。那么,她搀着我的手,我们就一路上走回去。好像前一天刚刚走,这一天回来,根本没有兴奋什么,好像没有出门过。”杨志成回忆道。
今年88岁的杨志成是著名的美籍华裔绘本家。他创作过约100部绘本作品,如《公主的风筝》《狼婆婆》《七只瞎老鼠》等,获誉无数,包括美国童书界最高奖项凯迪克奖的一次金奖和两次荣誉奖、美国插画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两度被提名国际安徒生奖、作品入选《纽约时报》十佳绘本等。
在美国,童书历史学家伦纳德.S.马库斯(Leonard.S.Marcus)认为,一位华人能被美国童书出版界和读者接纳、尊重,成就卓然,太不容易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童书专家凯瑟琳·T·霍玲(Kathleen.T.Horning)称:“不论选取何种媒材和风格,杨志成对他插画的每一本图画书都带着深度的自然与人道关怀。一粒沙中见世界,一朵花中见天堂。”
在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译者阿甲评价道:“他实际上是把中国最好的东西以某种世界性语言,或者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语言、当代艺术的语言,重新梳理一遍,以某种方式呈现,对整个世界文化是有某种特殊贡献的。如果一定要说他整个创作在做什么尝试,我觉得可能叫作平衡之道。”
从天津到上海、香港,再到美国,杨志成一生随着时代变动穿梭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其创作与经历也密切相关,他自称“在东方的时候学西方,在西方的时候学东方”。置身东西之间,杨志成寻找着平衡之道。某种意义上,他的艺术与人生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他是很特殊的情境下诞生的一个人物,生平无法复制。”阿甲说。
杨志成(Ed Young,1931-2023),美籍华裔插画家。1931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在上海长大,后赴香港和美国求学、定居。毕业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建筑系,后转到洛杉矶艺术学院学习广告设计。其插画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曾三度获得美国儿童文学界最高荣誉凯迪克奖。
从东方来到西方
1931年,杨志成出生于天津。那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局动荡,他在3岁时随家人搬到上海,度过童年和青少年。1948年,中国处于内战中,杨志成去了香港念书。
杨志成觉得,从小学到中学,自己就是一个“混”字。“没有念书,及格就行。上海玩,香港玩,成绩表不能见人,后来在香港申请大学也没有太多希望。”
1951年,杨志成赴美留学。因为父母都在上海,临走前,他在香港的监护人舅舅叫他去办公室,对他说:“你以前过了19年,没有好好学。现在你不能靠别人了,到了美国,要靠你自己。因为我们和你断了,在美国就你一个人。这一笔钱给你,以后就没有了。这是你哥哥姐姐没有用的钱给你用。还有一件事,你到美国以后,要负责个人事情,你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去美国,你以后做的事情是代替我们做。如果是不好的事情,你把这条路给断了。”
“这句话在我‘志成’下面种下种子,那就是我要读书。”杨志成说。
杨志成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受父亲影响,杨家三兄弟学的都是建筑和工程,所以他最先在美国就读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建筑系。
杨志成的父亲杨宽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工程设计学家,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学院,20岁时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在1920年开办华启工程司,这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最早以结构设计为主的事务所之一。他参与设计的建筑包括上海的美琪大戏院、大新百货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新侨饭店等,指导修建的工程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
简单考据,杨宽麟的家世很有意思。他的父亲杨少亭是一名牧师,母亲是美国圣公会首位华人牧师黄光彩的女儿,姨母黄素娥是执掌圣约翰大学52年的校长卜舫济的妻子。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元旭曾写过一本书《东成西就》,研究上海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他们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商务印书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多家机构,成为百年来中西交流的桥梁,而黄光彩牧师及其后人就是罗元旭写的第一个家族。
所以,受家庭影响,杨志成像林语堂一样从小接受的是西学教育,英文非常好,但没有国学根底。不过最后,他也和林语堂一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当时,杨志成在美国学了两年建筑后,觉得自己喜欢艺术,所以转入了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毕业后,他在纽约从事广告设计,但觉得“没太大意思”,卖的东西不是自己喜欢的。平常,他喜欢去纽约中央公园画动物素描,也热衷画纽约各种各样的老建筑,“纽约城是我的大学”。
有一次,他的朋友觉得既然他这么喜欢动物,不如干脆去画童书插图,所以杨志成毛遂自荐,跑去出版社投稿。“我穿得很普通,就背着一个大破包。到了童书出版社,看门的看了我一眼,让我从后门(专供送货人员出入)上去。我是无所谓,上去以后,我就坐在那个编辑的办公室,放下包,也不走。编辑看看我,问我要干什么,我这才告诉编辑我是来投稿的,指指包。原来他们都把我当成送盒饭的,奇怪我为什么放下包还不走。”
当时,被誉为“20世纪美国童书界最伟大的编辑”、“儿童文学界的麦克斯·珀金斯”的厄苏拉·诺德斯特姆(Ursula Nordstrom)看过杨志成的画后,给了一部贾尼思·梅·伍德里(Janice May Udry)的书稿。但是,杨志成回绝了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动物有动物的生活和尊严,不应该用动物讲人的故事。厄苏拉让他先把书带回去再想想。经过朋友相劝,既然他不喜欢没尊严的动物,那可以按照他的心思画他认为有尊严的。他思考后,认为这也是学习如何制作童书的一个方法,所以最后接了这部书。
1962年,这部名为《讨人嫌的老鼠及其他讨人嫌的故事集》(The Mean Mouse and Other Mean Stories)的童书一经出版,就获得平面设计协会优秀作品奖。各家出版社纷纷向初出茅庐的杨志成邀约。结果,他阴差阳错地进入童书界,一干就是50多年。有意思的是,后来他再也没和厄苏拉合作过。
同样在1962年,杨志成偶然遇到改变他创作的一个人——郑曼青。当时,杨志成的膝盖患病,看了很多西医都没用。经人介绍,他找到“五绝老人”、蒋介石的私人医生郑曼青求助。郑曼青使用中医的方法治好杨志成的病,杨志成也对郑的“五绝”(诗、书、画、中医和太极拳)产生兴趣,向其拜师学艺,同时帮他翻译。
也是从那时起,杨志成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作品中的中国味道越来越浓。
他在接受台湾和英出版社采访时曾说:“我的国画老师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常常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参透那些自己无法明了或看不清的事理。有一回我们相约去散步,他便要我留意树梢上窜冒出来的绿芽,看看树枝上的‘气’。当时我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也看不见他所谓的‘气’。于是他要我再仔细看,当我静下来潜心端看的时候,仿佛真的体会到他话中的意涵。造成一株树生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树的成长方式、枝叶的伸展、风、树根、甚至树旁的石头和人类,而树的心灵都是由这些‘天地人’的因素造就出来的。我在艺术学院里从未听闻这些事,因此觉得中国人对自然和事物的观点特别深奥。根据我国画老师的说法,我必须将自己化身为一株树,才能领略和体验树的成长,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叶限:中国的“灰姑娘”故事》,[美]路易·爱玲/文、杨志成/图,常立译,蒲蒲兰丨新世纪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在西方讲述东方
1968年,在为童书画了6年插图后,37岁的杨志成凭借《公主的风筝》获得凯迪克奖的荣誉奖。
这本书的插画采用中国民间剪纸技法,并像中国画一样大量留白。故事讲述在古代中国,有一个公主叫小小,在她父皇眼中,她的四个哥哥就像太阳,三个姐姐就像月亮,而小小就像一颗小不点的星星,因此父皇常常忽视她。可是,当皇帝被绑架,哥哥姐姐们全都束手无策时,只有小小一个人勇敢地追了过去,成功用风筝救出她的父皇。
“做《公主的风筝》这本书时,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写书的是美国人,他写的算是民间故事,可是他对中国民间也没有什么研究。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用中国背景讲了个中国故事,但不是中国人灵魂里出来的故事。我对这个故事不反感,因为讲的故事是一个全世界的故事,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能学到什么东西?从民间的艺术里面找到剪纸?我想,剪纸我从来没做过,也没学过,趁这机会学剪纸。怎么剪?自己剪。剪了,坏了,又剪一个。坏了,又剪一个。纸是用什么纸?刀是用什么刀?颜色是用什么颜色?怎么切?怎么做?结果不知道画了多少次,后来成功了,觉得有点像,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本书。”
“还有一点,中国民间故事里边,插图画都很古板,都是一种静的状态,不是活的。而这本书像风筝一样,是在天上飞的,是活的。这对我是一个难题,因为我要从正宗中国艺术里找一个活的东西。在这本书里,我要把风筝画得可以在天上飞起来,要在静里面找活。做完了以后,我觉得让它活起来了。”杨志成说。
得到凯迪克奖后,杨志成对自己的创作多了一点信心,“在这时候已经得到这么高的奖,我觉得有资格能够再学多一点,所以我放心学别的东西,就是从这一本开始的”。
杨志成爱说自己“基础不够”,喜欢学习,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固定风格,整个创作生涯是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公主的风筝》之后,他就不再完全用剪纸技法做书,开始尝试用铅笔画。
题材上也是如此。“我最开始的一本书是关于动物的,所有编辑都喜欢你的书,让你画动物的故事。我变成一个只能画动物的画家。我说,我不是专门画动物的,我喜欢的东西特别多。我学建筑,我喜欢画房子。为什么单单画动物呢?我就画了一个房子的故事。他们总是给我一个网,把我抓在这里。我喜欢自由,我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要画这个!”
“当然,不能怪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会画什么。我的条件就是,你要给我全部自由,我要怎么画就怎么画。他们信任我,那么我就可以自由地选用材料。所以我的每一本书都会突破另外一本书,每做一样东西,总是学到一种艺术。到了一个程度,不能再上去的时候,就成功了。”
杨志成的工作方法很有趣。据说他每天去画室,同一个故事,先用铅笔画,再用水彩画,或剪纸,或拼贴,以不同媒介、不同表达方式排成一排,让每页连接成故事。就如同一家人,画的构图、排序,自有其韵律。“如果这个故事值得讲,我要找到最好的方法。”
1990年代,杨志成迎来创作的一个高峰。1990年,他的《狼婆婆》(Lon Po Po)获得凯迪克奖金奖。两年后,《七只瞎老鼠》(Seven Blind Mice)获得凯迪克奖荣誉奖。
《狼婆婆》采用中国画中的粉笔渲染和具有东方审美情趣的“屏风式”构图,讲的是很久以前,每当妈妈出门之后,狼婆婆就会来敲门,阿珊、阿桃和宝珠最后智取狼婆婆的故事。《七只瞎老鼠》则采用剪纸和拼贴,并用大范围的黑色分割空间。故事改写自印度民间故事“盲人摸象”,讲述七只瞎老鼠在池塘边遇到一个怪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于是每一天,不同的老鼠轮流去“观察”,并回来报告同伴他们的发现,但是每一次的答案都不让人满意。最后一天,轮到白老鼠去了。白老鼠从怪东西的上下左右全跑了一遍,最后才下了一个结论,这个怪东西是一头大象。
两本书都有关东方,在西方讲述东方的他获得美国童书界的更多认可。相比之前的作品,他不仅在绘画风格上有所突破,也成为用文字讲故事的人,不再只是插画家。
后来,他又讲述了许多东方故事,比如中国的《生肖鼠的故事》、《美猴王孙悟空》、《塞翁失马》、《叶限》、《心之声》,日本的《侘寂》、《海啸》,尼泊尔的《雪山之虎》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心之声》中,他以图画的方式还原中国象形文字的内涵,所有部首都和“心”有关,曾希望能解释完《康熙字典》里的214个偏旁部首。另外,他的个人网站也以中国象形文字作为导航。
中国文人画中字画同体的观念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在接受《出版人周刊》采访时,他说:“一幅传统的中国文人画若没有题字,往往便失去了重心。文与图是相辅相成的。文字能传达的意涵,有时是图画永远无法传递的,反之亦然。文与图共存时,便建构了整体的阅读经验基础。”
但是,如果说杨志成只是一个在西方讲述东方的艺术家,那也没有完整理解他。其实,他不仅会采用东方技法,讲述东方故事,也会融合西方艺术,讲述西方故事。比如近些年他喜欢拼贴,称灵感来自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李欧·李奥尼(Leo Lionni)启发过他创作《七只瞎老鼠》;艾尔·帕克(Al Parker)和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也影响过他的插画。
这种穿梭在东西之间,交融多元文化,寻求背后普世价值观念,也许正是杨志成受到国际认可的原因。
他曾说:“我参与绘本工作,一方面是想要引介中国故事,我们有太多好故事了!另一方面,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来到美国,我也希望多理解西方故事,好拓展我自己的眼光和表现形式。每次我投入一个异域文化故事,我都从中受益匪浅。”
不过,多元文化融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能会遭遇误解。比如《七只瞎老鼠》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一些批评,比如为什么第七只老鼠是白老鼠,不是黑老鼠?这是不是影射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问题?杨志成回应称,其实不是为了联想,是为了光线。太阳光是白的,放大镜一来,七个颜色就出来了。你不能用一种眼光来看故事的思路。他还说,外国老鼠有雌雄,幸好英文版的故事里六只老鼠是男的,最后发现大象的老鼠是女的。如果六只老鼠是女的,最后发现大象的老鼠是男的,估计问题就大了。
事实上,他画的时候根本没考虑性别、种族之类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他觉得“有问题的不是这个故事,是人自己”。
《雪山之虎》,[美]罗伯特·伯利/文、杨志成/图,阿甲译,蒲蒲兰丨新世纪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从西方回到东方
2012年,杨志成来到北京宣传新书《月熊》,阿甲也第一次见到了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他忍不住讲起他小时候在上海,他爸爸造的房子。我当时都听傻了。”阿甲说。
“他的爸爸给他们一家人建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居然可以扛炸弹。最精彩的是,他爸爸当时居然给他们在房子旁边建了一个游泳池,那是上海第二个私人拥有的游泳池。其实以他们家的财力没有办法支撑游泳池运作,他爸爸又采取俱乐部的方式把那些海归们拉在一起,几家人一起运营。他们家不出钱,但是共同维护。他们一家人,尤其是几个孩子身体都特别好,一天到晚,能游水的时候就游水,不能游水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骑车疯跑,就是那样一种童年。挺让人惊讶。而且他们一家人虽然生活在上海,平常主要跟父亲说的都是英语,其次是上海话。我以前没有想象过有这样的家庭。”
杨志成生活时的上海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先后经历日本占领和国民党统治,是“一种很特定的情景之下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包括杨宽麟先生的家族对中国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只不过一般人不大提及”。阿甲那次听说杨志成以这段经历创作过绘本《爸爸造的房子》后,立马买了英文版,觉得“太有意思了”,之后翻译了这本书。
杨志成也对我们讲起这本书的故事:“那本书做了两年多。因为题材不够,我要把爸爸的那个房子的实际结构(做出来),没有图案,要自己想象。我自己画出来的,不对,还是我两个兄弟帮我做的,因为他们是工程师,尺寸什么的比较拿手。后来亲戚们有照片都寄给我,收集的材料很多,所以做了很长时间,越做又有趣,觉得把自己从前的故事在回忆里边提出来了,好像又活了一辈子。”
他还谈起父母的影响:“我母亲在艺术上特别有眼光,家里的东西都是她设计的。我父亲那时做教员,在大学教书,没有钱,我母亲就各个地方挣钱做东西卖,补贴家用。那时家里非常辛苦,我们5个孩子要成长,吃东西都不够。家里边都要添东西,饭没有,就是红薯什么的加在里面,多吃一点。我们孩子也不知道,只知道家里东西不够吃。所以这是我母亲的特点,她在艺术这方面多才,什么都会做。”
“我母亲一直担忧我将来,不懂我到底是怎么一棵树。她说,你总是跟人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以后怎么办?”相比母亲,“我父亲很懂孩子,他是教书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天才),所以这一方面我是在他身上得到的。”
2019年12月,时隔17年,杨志成回到上海,经过一番周折,在惇信路(现为武夷路)找到了爸爸造的老房子,门上竟还保留着代表杨家的字母“Y”的设计,也去爸爸曾经工作过的圣约翰大学(现址在华东政法大学)看了看。
“美国有一个故事,一个叫瑞普·凡·温克尔的人出去打猎,到了一个树林里,看见一群小人有胡子,像白雪公主里的那种小矮人,戴着长帽。他从来没看见过这种人。他们有他们的运动,打球,非常喜欢喝酒。他跟他们喝了酒,睡着了。醒来,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醉的地方已经长了很多树木。他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才醒过来,看到自己的枪锈烂了,狗也不见了。他回家,发现家也变了,乡村的人都不认识。他就问人。他说,我从前是从这个村庄出来的,不知道你们见过门口这家人吗?那个人说,哦,这个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都过去了。他说,我是去打猎刚回来。那个人说,是有一个人没有回来。”
“那个故事就是我回到上海的故事。回到上海,看老家,看圣约翰大学,变得不认识。人都变了。街道都是市中心,就在我的房子的地方,都造满了。从前一个房子是单独的,是郊外,现在都装满了。大门也看不见,边上都是东西。所以这是我一个感觉,已经不是以前了,都是过去的事情。”
除了回上海,杨志成这次也回到北京,宣传他的新书《叶限》和《雪山之虎》,同时探亲。在一场讲座中,杨志成坐在瑜伽球上回忆了《叶限》的创作过程。当时,他需要研究苗族,包括服装、头发、鞋子等,所以到处收集资料。因为那时北京的展览会不能拍照,他的嫂子钱媛(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就凭借记忆画了苗族的服饰寄给他。
《叶限》插图
杨志成回忆,钱家帮了他很多忙。“她跟我有相同的地方。她是读书人,写诗。她从前读书也不见得好,所以很同情我,给我一个绰号是‘黑羊’,就是白羊里有只黑羊。所以我给她写信,有时会画一只黑羊。钱媛他们一家对我很有好感。钱老师给我几部书,都是白的,让我画画,很器重我。我做书,有许多是中国题材,都是钱先生帮我。有时候说得不对,他会写信。比如这是这个朝代,穿这个衣服不对。他们有他们的基础,我没有基础,所以有时候他就指点我。”
“我后来出一本书是《龙生九子》。《龙生九子》的原文是钱媛给我的。钱媛看有地方可以帮我的,她会寄给我。她说,Ed,你看看,这个很有意义。我一直摆在那个地方没有做。后来她‘过去’以后,我就看《龙生九子》,我说这太有意思。龙的九个孩子有九个性情,每一条龙给它一个才能。有了才能,它就做它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家教了。”
杨志成称,未来他会在自己的100部作品中,挑选13本左右最具突破性的绘本,讲述背后的故事。而且和之前的绘本不同,这本书会在中国率先出版。
活了快90年,他说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世间有太多东西要发现!”“我经常想为什么上天给我们这么多去学习,但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去实现。”
他觉得,人大概分两类,一类靠的是“心”,一类靠的是“脑”。他是靠“心”的人,无论是创作还是人生,他都听从内心。某种意义上,他也认为这是“命”。
《雪山之虎》插图
在采访过程中,服务生端来一杯咖啡,杨志成看到咖啡上有两颗“心”形的拉花,马上对旁边的编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画,你把它照下来。”放了一会儿,最后喝前,他还不忘提醒编辑:“你照片拍了吗?”
心和灵魂相关。在他看来,所谓好的绘本,“一句话,每一个故事有一个灵魂,没有灵魂的书不用谈了,你能够抓到那个灵魂就是好书”。但是,抓到灵魂的书可能并不为大众所热爱。阿甲称,杨志成在美国不是特别主流,但很多人都说了不起。因为他真的是在追求一种艺术,追求一种道,好像不是太迁就大众。有的老外真的受不了他,但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这点比较像同为华裔画家的陈志勇,大众读者不是特别能够欣赏,但专业画家和评论圈里认可比较多。
不过,阿甲认为,杨志成找到了自己的平衡。“如果孩子读不懂,不喜欢怎么办,那也就由它去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种气质。为什么说平衡?如果一个艺术家这么干,怎么过日子?他卖的插画是给普通读者看的,而且还是小孩看的,但杨志成做到了。他一辈子都在追求,都快90岁了,还在干这种事情。他还能干,还能够挣到钱来干,人家还给了他名誉、这个行当中的特殊地位,然后他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干。这就是他人生的平衡之道做得特别好。”
阿甲觉得,88岁的杨志成像孩子一样单纯、真诚,直接爽快、完美主义,活得简单、通透。“接触多了,一想起来就觉得,啊,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真的挺好的!”
导语撰写/何安安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曾梦龙
编辑/李永博
校对 | 翟永军、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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