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改编自蒲松龄短篇小说的新歌，在结尾处，刀郎最终把他所唱的问题普遍化为人类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他将这位哲学家的出生和姓名一并唱了出来。未曾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产生了“此为何人”的好奇，对维特根斯坦有不同程度了解的人，或会感到惊奇，在20世纪哲学史上神秘莫测的维特根斯坦竟然有朝一日走进了歌曲之中。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犹太人，哲学家。

确实，“语言”是我们阅读和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必经之路。他在《蓝皮书》中曾说“如果我们想研究真与假，命题与实在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论断、假设和提问的性质等问题，那么研究语言的原始形式就有很大的益处”。他颠覆了西方哲学的根基，指出了他们有关种种哲学争论的迷思，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语言的混淆和陷阱罢了。他主张哲学应当通过语言去阻止我们的思考“受到蛊惑的斗争”。而其中之一便是他反思的“哲学家经常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因为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根源，是使哲学家陷入绝境的病症。他也因此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进行了诊断。

维特根斯坦研究者瑞·蒙克的《如何阅读维特根斯坦》对维特根斯坦作了类似于句读的理解，批评了诸多对他的误读，所用文本包括《蓝皮书》《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部分内容。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如何阅读维特根斯坦》一书第8章、第11章。内容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无法测定的证据”。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如何阅读维特根斯坦》，[英]瑞·蒙克 著，徐斌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1年3月。

被误读为理论性概念的

“语言游戏”

在1933—1934学年期间，维特根斯坦的课堂吸引了更多的学生（三十到四十人之间），远远超过了让他讲课感到轻松的人数。于是他宣布，他会向一小部分学生口述他的讲义，然后由他们抄写讲义并派发给其他人。他口述的这一套讲义用蓝色封面装订起来，成为大家都熟悉的“蓝皮书”。因为它是维特根斯坦以新方法来处理哲学问题的首次发行物，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随后，更多的副本被制作出来。在几年之内，它被分发于牛津、伦敦甚至美国的一些大学之中。于是，《蓝皮书》肩负起了在哲学语篇中引进“语言游戏”这一概念的责任，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概念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然而，人们对这一概念有许多普遍的误解。

而最普遍的误解是把它当作一种理论性概念，这种概念是一般语言理论关键的组成部分。从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后写的几乎所有东西来看，就应该很清楚，建构一种一般语言理论正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然而，评论家讨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却屡见不鲜。有时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看作是完全独立的“话语之岛”（islands of discourse）——有科学的语言游戏、宗教的语言游戏等——彼此间相互孤立。甚至见多识广的评论家有时也会谈论，维特根斯坦引进语言游戏这个概念似乎是为了说出语言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剧照。

依我看，理解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的使用的最好方法是，看出它们在形成一种综观时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它们在形成“在于看出联系的那种理解”时所扮演的角色。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过，哲学问题是因为误解我们的语言逻辑而造成。他尝试过的解决方法是对我们语言的逻辑提供正确的解释。但当这个方法失败后，他开始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考察事物，质疑是否有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逻辑的某种东西。的确，他现在认为他的早期著作是哲学家如何被误导的最佳例子。

我们要注意到，他上述的“对普遍性的追求”既适用于《逻辑哲学论》作者本身，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哲学家。当他在书中试图分析“命题的一般形式”时，他也陷入了“渴望找到某种与我们通常概括在普通术语之下的一切事物所共有的东西”的困境，认为一定会有与所有命题共有的一种单独形式。

他对这类困惑提出的补救方法是，不断向哲学家提醒一些平凡的道理（trivialities），例如：不是所有对语言的有意义的使用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具有意义。例如，名称通过与人或物体相互发生关系获得了它们的意义，但（a）不是所有词语都是名称，以及（b）作为名称承担者的事物本身或人本身并不是名称的意义。

例如，当伯特兰·罗素去世后，他的名字的意义没有消失。维特根斯坦认为（当然这也是正确的），说这种话，并不是要提出一种理论；它只是指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显然是真实的，但被一幅特别的图像或预设所控制的哲学家往往会容易忽略。例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名称意指对象。对象是名称的指谓。”他还提出这个观点，一个原子命题除了包含名称之外，什么也没包含，所有构成该命题的词语代表对象。现在，维特根斯坦当然明白，在普通的意义上，不是所有的词语都是名称，但是，在追求对哲学问题的明确的和无可辩驳的真正的解决方法时，他选择了忽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语言的原始形式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澄清哲学困惑的方法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家处理问题就像医生治疗疾病”）有某些相似之处。他后期的哲学著作有一些论证，但不太符合大部分哲学家的胃口。在大多数情况下，维特根斯坦不提供论证，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治疗（therapy）。在他的一些谈话和讲座当中，他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自己的哲学方法与弗洛伊德心理学方法之间的相似性上面，以至于说自己是“弗洛伊德的信徒”。

但是，在弗洛伊德开创了一门新的心理学科学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毫不赞同弗洛伊德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看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弗洛伊德事实上并未向我们提供一套比如关于梦和神经症的科学解释。维特根斯坦认为，弗洛伊德所取得的成就远比这一成就大得多，因为他向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新的神话学，即一种全新的审视自我和周围的人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看到之前不曾看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

1950年左右，维特根斯坦（左）与冯·赖特在剑桥大学。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希望通过发明语言游戏的方法来完成的工作。他希望这些游戏可以在“治疗”中发挥作用，而这种“治疗”需要哲学家承认其哲学理论只不过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困惑。语言游戏是语言的一种（通常是虚构的）原始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们日常语言的某个特别的方面，例如，名称的角色，必须通过从它通常所处的复杂语境中区分出来，而得到突显。其目的在于我们可以在这种简化了的事情和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两者之间“看出联系”。

例如，出现在《哲学研究》第一段的语言游戏。

现在让我们考虑下面语言的用法：我派某人去购物。我给他一张写着“五个红苹果”的纸条。他把纸条交给店主。店主打开标着“苹果”的抽屉，然后在一张表上找“红”这个字，并找到一个与之相应的颜色样品；接着他念出一系列基数——假设他对它们熟知于心——一直数到“五”，每数一个数字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与样品颜色相同的苹果。——我们就是以这种或类似的方式来使用词语的。

对最后一句最自然的反应即是说：“不，不是这么回事！有谁听说过一个店主会把苹果放在抽屉里？而且，你见过一个人会用颜色表来断定哪个是、哪个不是红色吗？不可否认，有些人在数五样东西时的确会大声说‘一、二、三、四、五’，但在更多情况下是只拿出五样东西，放进袋子里交给顾客，什么话也不说。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描述的情况绝对不是我们使用词语的方式！”

显然，维特根斯坦并未打算通过这种被发明出来的语言游戏来反映实在的所有复杂性，但他也不会认为这种游戏呈现了语言“本质”（例如就像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的呈现了命题的“本质”那样）的某个方面。不，这种虚构的、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不现实的情境旨在通过某种方式来呈现我们语言的某些方面，这种方式比它们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式更为原始。重点是，这种方式让我们比用其他方式来看待某些我们也许会忽视的语言特征看得更清楚。因为，虽然这里发生的情景将永远不会被误认为是当一个人去买五个红苹果时可能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情景，但在这里使用的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五个红苹果”这几个词之间“看出联系”是完全有可能的。

维特根斯坦举以上例子的目的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哲学家往往忽视的东西上面，即，我们使用词语的方式之间的区别。正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做的那样，那些认为所有名称从根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的人，很明显没有考虑到以下三者间的差别：（a）数字名称，（b）颜色名称和（c）对象名称。在短语“五个红苹果”中的每个词都是一个名称，但如何区别地使用每一种名称是通过“原始的”方式来实现的，以这种方式，维特根斯坦设想的语言游戏中的各个字符都各司其职。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剧照。

店主把苹果存放在标着“苹果”的抽屉里。这似乎很荒谬，但毕竟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不过，他能否把数字放在标着“数字”的抽屉里？或者把颜色放在标着“颜色”的抽屉里？那么，他可以在表格上找“红”这个字。如果这看起来很荒谬，想一想维特根斯坦在《蓝皮书》里说了什么：

有一种方法可以至少部分地避开思维过程的那个神秘莫测的表象，这种方法就是在这些过程中，用观看实在的对象取代任何想象活动。于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下述这一点很重要：当我听到并懂得“红色”这个词时，一个红色的形象就会浮现在我眼前。可是，我为什么不应该用观看一张红色的纸片来取代想象一个红色的斑块呢？这个视觉形象只会更加生动。设想一个人在他的衣袋里总是带着一张把各种颜色名称与各种颜色斑块对应地排列起来的纸片。

换句话说，当店主在表格上找“红”这个字时，他正在做某种与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在心里都会做的极其相似的事情。人们常说，我们对于“红”这个字的理解，要求我们有想象中的某种颜色表，我们用它来对比我们看到的东西和我们对于这个字“联想到”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说，好吧，如果这就是我们使用该词的方式，那么，我们手上的这张色表就一定与我们心中想象当中的那张一样好，甚至是更好。

童年维特根斯坦。

至于店主大声数数字，这里的关键是，为了具备它确实具备的意义，“五”这个字需要一个整全的基数系统。这个字不会也不能作为抽屉里或表格上的某样东西的一个标签来使用；为了让它具备它本身具备的意义，数数字的行为必须预先假定。在一个没有人会数数字的社区里，“五”这个字就毫无用处，或者说，毫无意义。

哲学困惑的根源

维特根斯坦在他引用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关于如何学母语的一段话之后，立刻介绍上面讨论的语言游戏。这一段的英文版（维特根斯坦最初是引用拉丁文）如下：

当他们（我的长辈）称呼某个对象并同时接近那个对象时，我看到这一点，并注意到，当他们意在指出这个对象时，他们就用发出的声音来称呼它。他们的意图可以从他们的姿势看出，可以说人的姿势是所有人种的自然语言：面部表情、眼神、身体其他部分的动作和声音的语调等都是表达人的心灵在追求、拥有、拒绝或者回避某个对象时的感受。因此，当我反复听到在各种句子里用在合适位置上的字词时，我便逐渐学会理解它们所指的是什么对象；当我的嘴受到训练并习惯于发出这些符号时，我就用它们来表达我自己的意愿。

有时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开头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要清晰表达作为本书目标的语言理论，而他又会对这一理论进行证伪。我认为，这一点完全是错误的。《忏悔录》不是一本哲学理论著作，而是一本自传；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奥古斯丁的目的不是把语言理论化，而是描述他如何学会说话。

然而，正因为这一点，这一段话成了《哲学研究》理想的出发点。因为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的目的不是要反对其他哲学家的观点和理论，要证明这些观点和理论是错误的；而是抨击哲学困惑的根源。

上世纪50年代《哲学研究》英译本扉页。

在写《逻辑哲学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认为，参与到一场哲学辩论之中（正如罗素参与到与布拉德雷关于关系是否存在的辩论中一样）就意味着已经失败了。所有哲学理论都是无意义的；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是澄清导致这些问题的逻辑和语言困惑。同样，在后期著作中，维特根斯坦把所有哲学教义都看作是困惑，虽然他现在认为，导致困惑是因为，正如他所说，“图像令我们困惑”。他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图像中解放出来。因为令我们困惑和导致哲学问题的图像出现在我们所说的一切之中，通常不能通过论证来消除它。可以说，这样做过于激烈（deep）了。把我们从令我们困惑的图像中解放出来，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并不能通过论证来做到这一点，而是必须通过治疗的方式才能做到。因此，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聚焦于前哲学层面，而非哲学层面。它探讨的不是我们的论辩能力，而是我们的想象力。

虽然这一点往往被评论家所忽视，但为了把它说明白，维特根斯坦几乎已经做了其所能做的一切工作。他在这本书的第一句就讲得很清楚了。紧接着，在引述圣奥古斯丁之后，维特根斯坦说：

在我看来，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人类语言本质的特殊图像。这就是：语言中的单词命名对象——句子是这些名词的组合。——在这幅关于语言的图像中，我们可以找到下述观念的根源：每一个词都有一种意义。该意义与这个词相关联。它是这个词所代表的对象。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在这里区分图像与观念？我想，是因为他想直达问题的根源。将图像留在原处的同时反驳这一观念，会十分浪费时间。我们需要的是用一幅图像替换另一幅图像。

语言的言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哲学研究》的第二段，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另外一个语言游戏，他说，这个游戏设想“一种符合奥古斯丁描述的语言”。即，一种完全由名词构成的语言。

这种语言用于建筑工人A和他的助手 B之间的交流。 A用各种建筑石料来建造：有石块、石柱、石板和石梁。 B要按照 A需要的顺序给A递石料，为此，他们使用了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构成的语言。 A喊出这些词； B则按照约定的对应方式在听到相应词语时递上相应的石料。——我们把这设想为一种完整的原始语言。

在几段之后，维特根斯坦让我们去设想这种语言的延伸：

除了“石块”“石柱”等四个词以外，还包括一系列词，如（1）中店主使用数词那样加以使用的词（也可以是一系列字母）；其次，假定还包括“那里”和“这个”两个词（因为这大致可以指示它们的目的），而它们是与指示的手势联系起来使用的；最后还有几种颜色样本。 A发出这样的命令，如“d——石板——那里”。

同时，他又给助手看一个颜色样本，并且当他说“那里”时，他指着建筑工地的一个位置。 B每数一个字母数到 d，就从石板堆中拿一块与样本颜色一样的石板，送到 A指出的位置。——在另一些场合， A发出“这个——那里”的命令。在说“这个”时，他指着一块建筑石料。如此等。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2001）剧照。

“现在，”维特根斯坦问，“这种语言的词语指代什么呢？”他回答说：“如果不是它们具有的那种用法，还能有什么可以表明它们指代什么？而我们已经对这一点作了描述。”如果我们对这个回答不满意，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些词的含义一定比它们被使用的方式更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比如，就像“石板”这个词表示某种石料，因此“b”表示一个特别的数字：“但把关于词语用法的描述统一划齐，并不能让这些用法本身彼此更为相似。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们完全不同。”

1922年《逻辑哲学论》。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某种形式作了研究，即断定句，或“命题”。他对这一点的辩护就是说，语言问题和命令的其他形式可以被认为是修改过的断言，那么这三者的一个共同核心就可以识别出来（比如，从“门关上了”这一句，我们可以反推出“门关了吗？”和“关上门！”）。因此，通过研究命题的逻辑形式，我们可以合理地宣称研究我们整个语言的结构。使用语言游戏的概念，维特根斯坦现在使这个观点受到无情的攻击：

然而有多少种句子存在呢？比如断言、问题、命令？——有无数种：我们称之为“符号”“词”“句子”的那些东西有无数种不同的使用。这种多样性并不是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新种类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会出现，而其他种类的语言和语言游戏则会变得过时而被人遗忘。（我们可以从数学的演变过程中获得关于这种情况的粗略图像。）

在此，“语言游戏”这个词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实：语言的言说是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人的理解

从来不是一门科学

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的一个中心主题是保持非科学形式理解的统一性，即艺术所特有的那种理解，以及歌德、斯宾格勒和维特根斯坦所寻求的防止受到科学和科学主义侵害的那种理解。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剧照。

科学方法和以音乐、艺术、哲学和日常生活为例的非理论性理解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科学方法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某个程度上的一般性，它有必要避开这些其他形式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对人的理解从来不是一门科学。比如，要理解一个人就是要能辨别他是否说真心话，他的情感表达是真实的还是假装的。以及，一个人是如何获得这种理解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专家对人进行判断所依据的证据是“无法测定的”，它与科学所具有的一般性的表述方式，或甚至跟法定证据所特有的测定方法相抵触。

然而，我们在这里处理无法测定的证据这一事实，不应该对我们产生误导，以致于使我们认为所有对人的理解的主张都是带有欺骗性质的，或是基于不可靠的基础。当维特根斯坦有一次跟朋友德鲁里讨论他最喜欢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德鲁里提到，他发现佐西玛神父这个人物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关于佐西玛神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许多人说，佐西玛神父准许人们到他那儿敞开心扉、征求他的忠告和治愈的话语，这么多年下来，他的灵魂吸纳了如此多的秘密、伤心事和坦白，结果他获得了如此精细的洞察力，只要看一眼陌生人的脸，就知道他来是为了什么，他想要什么，是何种痛苦折磨着他的良心。

《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2009）剧照。

当德鲁里把这一段话念出来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说：“是的，确实有那样的人，他们可以直接看进别人灵魂并给他们忠告。”

《哲学研究》最经常被引用的其中一句格言说：“内在过程需要外在的标准。”很多人引用这句格言来支持如下一种看法，即认为维特根斯坦是某种行为主义者。这种看法是需要反对的。反对它的一种方法就是要意识到，在所有的无法测定性中，维特根斯坦有多么强调需要那种对“外在的标准”的敏锐感觉。不过，我们在哪里才能获得如此敏锐的感觉呢？通常不是在心理学家的著作中去获得，而是在杰出的艺术家、音乐家和小说家的著作中去获得。“目前，”他在《文化与价值》中说，“人们认为科学家的存在是为了教育他们，诗人、音乐家等给他们愉悦。后面这些人可以教他们一些东西的想法——他们没有想到。”诗人和音乐家等人应该教我们什么东西呢？那么，就说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无法测定的证据对于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的重要性。

“无法测定的证据”

“无法测定的证据”（imponderable evidence）这个概念有点不容易把握，而且有迹象显示维特根斯坦自己至少有时也会对它表示怀疑。在以书名《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出版的手稿集其中的一份手稿中，他问自己：“‘无法测定的证据’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说，似乎要供出事实：“让我们说实话吧！”他接着说：

我告诉某人，对于这个主张我是有理由或者有证据的，但它们是“无法测定的”。那么，比方说，我看见了一个人投向另一个人的目光。我说：“如果你看见了这种目光，你就会说同样的话。”也许，另一次我让他看见这种目光，那时他就相信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无法测定的证据能做什么呢？以及：人们有什么理由称它为“证据”？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给出的答案也许是含糊的：

这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学会某些东西，只有通过长期的经验而不是通过学校里的一门课程。比方说，一个人怎样形成行家（connoisseur）的眼光？例如，某人说，“这幅图画不是某某大师画的”——那么他作出的这个陈述不是一个审美判断，但可以通过文献加以证实。他也许不能对自己的判断给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他是怎样学会这个的呢？会不会有人教过他？是的。——不过并不是像人们教算术那样。这需要丰富的经验。也就是说，学习者也许必须重复地去观察各位大师的画，对它们进行比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会给他提示。嗯，这就是学习的过程。然后，他观察一幅画并对它作出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能对他的判断列出理由，但是通常来说，这些理由并不令人信服。

两段之后：“比如，一个行家无法让一个评判委员会理解自己。换句话说，他们会理解他的陈述， 但不理解他的理由。他可以给另一个行家一些暗示，后者就会理解这些暗示。”那么，“无法测定的证据”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具有以下特征的证据：

1. 它可以视为对某一特定的判断的证据，但通常除了作为对那个判断的证据之外，不能做其他描述（比如，“你怎么知道你爸爸不喜欢你男朋友？”“从他看他的眼神我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看他的？”“嗯，……他似乎不喜欢他”）。

2. 证据的价值会因经验和人对证据的理解的不同而不同，这几乎是测定此类证据的唯一方法，因为……

3. 诉诸任何一般原则或普遍规律体系，是不能评估、测定和考虑这个证据的。在所有这些方面，无法测定的证据与科学的证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维特根斯坦最后的著作中，无法测定的证据这个概念，一方面是作为把自己与那些指望科学提供心理洞察力的人拉开距离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是与那些深信理解另一个人并进入到他们的内心生活是不可能的人文学科从业者拉开距离的一种途径。在关于传记的哲学讨论中，有时人们会主张（引用传记作者和文学理论家大卫·埃利斯的话）：“了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会涉及试图重构他们所谓的内心独白。”既然我们无法进入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内心独白”，埃利斯把我们能理解另一个人的这个主张称为“友善的假装”（affable pretence）。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2008）画面。

维特根斯坦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对于避开这种站不住脚的怀疑主义非常有帮助。这一点体现在《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内在与外在》（卷二）的内容之中：

为什么我们不能肯定某人不是在伪装？——“因为我们不能看到他的内心。”——但是，如果你能，你会在那里看到什么？——“他隐秘的思想。”——但如果他只是用中文说出来。那么你又该看什么？——“但我无法肯定他是否真实地说出来！”——但是，你又该看什么才能发现他是否真实地把它们说出来？

即使我现在听他对自己在说的一切，但我仍然对其所说的话指的是什么所知甚少，就像我读到一篇故事中间的一句话一样。即使我知道他心里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仍然不知道，比如，名称和形象在他的思想里跟谁有关系。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内在之物才对我隐藏起来，”在几页之后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说，“不过，在那些情况下，它并不是因为是内在的才隐藏起来。”

“的确，通常，”他说，“我可以像我感觉到的那样去描述（一个人）的内心，但不能描述他的外在。”他没有给出任何例子，但是，想到他心里想的那种事情并不难。如果我儿子刚刚把整个夏季都在打的电脑游戏通关，这时有人问我他看起来怎样，我也许会回答说：“他看上去高兴又得意。”如果有人问我女儿在上学的第一天看起来怎样，我会回答说：“她看上去紧张又犹豫。”

说别人紧张、犹豫、高兴或得意，其实是说他们处于某种心理状态，因此，在像埃利斯那样的人看来，也是进入到另一个人的“内心”感觉而做出的“友善的假装”。但是，当我们像那样说话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用这些词语最普通的方式来描述人们的样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描述他们的“外表”。维特根斯坦这部有关心理学的最后著作如此精彩之处在于，在这些文字所表达的细微差别当中，它们保留了可供我们参考使用的、对他人所作的丰富多样的心理描述。而他在《哲学研究》前半部分提出的“语法虚构”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语法虚构不仅在澄清哲学问题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它们还妨碍了我们对艺术、音乐、文学，以及尤其是对我们自身的充分理解。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如何阅读维特根斯坦》一书。

原文作者/[英]瑞·蒙克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张婷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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