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常被嘲笑为“无用之学”。为了反驳这一说法，辩护者不得不拿出长篇大论来证明人文学科的价值和意义，相比之下，若是某门自然科学遭受讽刺，他们只需将新发明的材料摆上台面，讽刺者立马就“哑口无言”，再也不说什么了。即便这新材料为人类社会带来灾难，他们也能轻松地以科学与伦理、发明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不同加以说明。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或许会发现，在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崛起过程中就已经孕育着人文学科将必然衰落的知识结构。而在过去十几年，人文学科也逐步遭遇了全球性危机。

电视剧《围城》（1990）剧照。

确实，科学和技术创造了看得见的器物奇迹，呈现的是有用的价值，而文化、语言、哲学、社会和历史等学科则被认为只会在口头上说，在纸张上写，似乎并没有什么硬性知识门槛，也并无多少实际生产意义。在荒诞的激进科学主义看来，文科甚至是一种麻烦，譬如对生命、隐私、尊严和意义的强调会阻碍他们创新。

如果进入到人文学科内部，人们还会发现，这些研究者年复一年说着同样的话题，持不同观念、不同方法的人还为此争吵不休，上百年了，连一些最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看法。同时，也有一些基础议题，如“二战”为何发生、隐私为何重要，其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不必多说的，却有研究者持续不断地涌入。这两种景象，都是人文学科批评者和讽刺者不能理解的，他们反而认为这种知识状态是人文学科无用的表现。的确，人文学科围绕同一个老问题，为了彰显某种新意，可能会庸俗地创造新概念、新术语，有的甚至变为所谓学科“黑话”，借助了华丽的词藻。

英国思想史学者斯蒂芬·科利尼（Stefan Collini）也加入了辩护阵营。同其他辩护者不同，他的论证关键是进入人文学科内部，为它的“重复”“争吵”“感性”寻找意义，唯有接受了这几种特征，才算得上接纳了人文学科。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大学，有什么用？》一书，摘编有删减，顺序有调整。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大学，有什么用？》， [英] 斯蒂芬·科利尼 著，张德旭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3年6月。

重新定义“人文学科”

根据最新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人文学科”有如下定义：“与人类文化有关的学科门类，包含历史学、文学、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法律、哲学、艺术和音乐等学术科目。”如此定义，恰如其分地凸显了这一术语的学术地位，它所列举的学科也不会引起太多质疑，不过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艺术和音乐通常只有被当作学术研究对象（例如，艺术史或音乐学）而不是创意实践时，才属于人文学科。

在词典编纂学的角度之外，“人文学科”这个标签现在也囊括一系列其他学科，这些学科试图跨越时间和文化的障碍，理解作为意义承载者的人类之行动和创造，重点关注的是与个人或文化独特性有关的问题，而不太关注那些易受统计学或生物学所影响的问题。

相比人文（研究人类世界）与科学（研究物理世界）之间的迂腐区分，一种更好的表述方式或许是：人口统计学或神经心理学这样的学科虽然是研究人类的，但只是偶然地把个人或群体当作意义的承载者，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把它们归入人文学科。

《大学》（College，1927）剧照。

这样的定性方式，不允许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做出硬性的区分：通常被归入后者的一些学科，不仅表现出鲜明的理论特征或量化特征，还显露出人文学科所特有的阐释维度或文化面向——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都属于此类社科学科，尽管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人文属性。有时，同一主题可能同时属于（被假想的界限划分出来的）两个相邻学科：譬如，政治思想不仅由政治学家来研究，也由思想史学家来研究；过去的社会行为不仅对社会历史学家有用，对社会学家也同样有用。对于思维缜密的分类者来说，语言学是一个特殊学科，它既与语言史家乃至文学评论家的研究兴趣有一些共通之处，也与实验心理学和声学在方法论上存在共同点。

面对“人文学科”边界的多孔性和不稳定性，有人设法将这个词限制在某种不容置疑的中心地带，将这个标签局限于对西方思想精华和文学经典的研究。这种反应在美国近来针对人文学科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中，尤为清晰可见。在美国，人文学科的焦点一直是教育教学法，倾向于为研读文史哲经典文本的“伟大之书”课程（“great books”courses）辩护。

但是，以这种方式限制“人文学科”的意涵，不仅完全违背了业已确立的惯用法，而且一些现实理由也导致这种做法不可取。这个标签须涵盖完整的古今学问和学术积淀，比如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研究，以及历史、艺术、音乐、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包罗万象的研究，而绝不仅限于研究伟大作家和哲学家的作品。

人文学科是“自我重复”吗？

这看似只是一个分类学的问题——对于那些因从属于某一范畴（而非另一范畴）会带来利害得失的人而言，分类问题很重要，但从大处着眼，这样的分类问题难免显得枯燥无味、毫无生气。尽管如此，最好在一开始就提醒读者，统摄在“人文学科”这一标签下的作品类型是丰富多样的。

《安妮·霍尔》（Annie Hall，1977）剧照。

人们就此范畴而做的一般性陈述，往往产生扁平化的效果，将人文学科的知识探索描绘为整齐划一的活动，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只需去藏书丰富的学术图书馆逛一圈。速览图书馆的人文学科书库，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如此千差万别，光看书的外观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哲学期刊上的短论文，有数字编号的命题或布满符号的句子；一部500页的历史著作中，对经验证据所做的密密匝匝的翔实脚注随处可见；文学评论集收录了风格独特的各式文章。总而言之，人文学科的作品，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几乎与其题材一样，随着文化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而呈现出不同样貌。

面对一书架又一书架的书籍和文章，外行读者很容易嘀咕，这些书和文章的内容都是对有限话题的不断重复，好像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当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支持自由意志的论据都已了然于心，应知尽知。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真正的新证据可能会被发现，比如一位幸运的学者偶然发现一件因为被错误分类而迄今无人知晓的作品，或者在某位名人后代的满是灰尘的阁楼里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着揭示真相的信件。但大多数情况下，外行读者若有所思地说，当代的人文学者似乎与他们一代又一代同行前辈多年来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书写同样的文本，使用同样的材料，处理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对智识的永不满足

他们——我们——大部分时间所做的是忧心忡忡。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剧照。

人文学者的常态是对智识的永不满足。无论发现了多么令人振奋的新证据，或做出了多么富于启迪的恰当描述，人文学者永远不能（也许也不应该）完全消除这样一种感觉：他目前所做出的成果只能算一份临时报告，总是容易遭受挑战、被人纠正，乃至无人问津。他会在脑海里寻找一种模式，寻求一种秩序，但这是一个躁动不安、永无休止的过程。

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最可能产生影响力的作品通常是书籍，因为它相当于一块尺寸极为宽广的画布，可以通过令人信服的细节，来充分展示其所绘制的图案。要想使一本人文学科的著作产生影响力，作者必须提出典范性的模式，使之成为该领域诸多后续研究的框架。

就此而言，在刚过去的一代或更久以前出版的书籍中，能够塑造整个子领域的范例包括：E. 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或弗兰克·克莫德的《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1967），或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在某些方面，这些作品从未失去切合现实的相关性。不过，它们几乎一直受到批评和修正（有时系作者本人所为）。而且，人们感觉，这些著作所归属的学术共同体仍在向前推进——或转移到其他话题，或采用不同的方法，或提出新的问题。

学术共同体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完全是发现新的经验证据的缘故，也不完全是学术风尚的运作，亦非来自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压力使然，尽管这些因素都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更根本的原因是，任何知识的起点都需要被重新思考，任何假设（关于社会如何变化、人们如何行动、意义如何表达）都需要被质疑，任何词汇都不具有排他性的垄断地位。这里，学者对知识不满的生存状态，演变为一种方法上的准则。在实践中，它需要经验丰富的判断，以决定何时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能有效推动知识的进步，何时只会起到无关紧要乃至阻碍性的作用。

但原则上，任何问题都不能被事先否决。别人总是可以重新出发，另起炉灶，找到新的切入角度，从他处入手——那么我们也可以。学者所做的工作永远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

“知识”，不等同于理解

此处，厘清知识（knowledge）与理解（understanding）之间的分野变得至关重要。

我们对某一特定话题的理解，除了其他因素，还取决于我们对其他话题已有的理解。这个观点类似于很久以前在所谓的“早期音乐”运动中出现的一个关于寻找本真性的观点：我们尽可以用那个时代的乐器演奏作品，但我们不能用那个时代的耳朵聆听演奏。同样，我们如今无法按照A. C.布拉德利在其经典著作《莎士比亚悲剧》中提出的理解方式去理解莎士比亚，不仅是因为我们对那位作家的理解水平已经有所提高，还因为我们对其他很多东西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的确，我们现在比一百年前的人知道得更多，譬如我们熟稔莎士比亚文本的传播或伊丽莎白时代舞台艺术的状况。但更为根本的是，我们已经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观念，譬如族裔刻板印象的运作，或妇女的社会从属地位，以及对戏剧人物的解读，乃至写作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六场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2016）剧照。

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力图接近作品被书写的那个年代的鉴赏力，尽可能熟悉那个年代的语言和种种假设。但是，毕竟是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在进行理解活动，然后试图用当代的表述风格把这种理解传达给当代读者。我们不能单纯地重复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形成的理解和判断，即使我们想这么做，也终究力所不逮。

从别的视角入手，可以带来丰富的新见解和新阐释。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证是性别（gender）和性欲（sexuality）视角。过去的三十年间，学界对性别和性欲问题的关注，已对众多学术领域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一个极为显著的影响是，这一视角使一大批之前备受忽视或不为人知的资料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例如，现如今，每位文学研究者对过去几个世纪里女性作家书写的重要作品的了解和认知程度，是前几代学人所无法想象的；同样，几百年前，有一半的人口在公共记录上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针对这些人口在公共记录之外的活动证据，历史学家开始了系统性的探究和质询，于是才出现了完整的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而在这之前，这些领域几乎是不存在的。

与此同时，这种视角的转变也可能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激发人们从事新的工作、书写新的作品。例如，有些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开始向自己发问：评价主体性的时候，评价者所采取的立场隐含了怎样的男性特征？或者衡量幸福感的某些标准，具有怎样的性别属性？诚然，这一连串质问所激发的新主张和新阐释，未必都能经受随后的检验，但不可否认，整个人文学科的学术格局已然发生了无可争议的改观，这些变化在未来也不大可能消失。

永无止境的“分歧”

不过，即使这些变化得到认可，即使所有新话题和新视角都被认为是学术范围和阐释能力的合理延伸，外界的观察者仍然倾向于认为，人文学者似乎并未把大量精力用于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用于对其他学者的反驳上；这不仅仅是在纠正某些事实错误或阐释谬误，而是否定了其他学者的整个思路。

观察者问道，人文学科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何还没能解决思路和方法这些最基本的学科问题？实际上，针对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个观察结论言过其实。就连同一学科内的敌对“学派”成员之间，他们在合法程序和既定真理方面也有着极为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通常并未言明，但远比他们之间因为分歧而引发的吸人眼球的对峙多得多。

《新生》（The Freshman，1925）剧照。

话虽如此，人文学科内部确实存在诸多根本性的争议（不是说理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内部就不存在这样的根本性争议）。面对这一事实，正确的回应也许不是将人文学科视为失败的学科，而是要认识到，该领域的工作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况是何等息息相关。毫不惊讶，没有人能就“何为生活”问题达成一致，甚至连如何表述这个问题，使之成为学术探究的课题，也无法达成一致。因此，不足为奇，所有试图理解古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努力，无论其在概念分析和证据处理方面如何训练有素，都会复现这种根本性的分歧。

这就自然引出了“理论”问题。

在文学和历史学科，“理论”是当共同的讨论起点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所出现的东西。这种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理论”所起的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语世界的文学评论家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譬如某些雅各宾派戏剧的作者身份问题，或者济慈对丁尼生的影响，或者D. H. 劳伦斯到底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评估文学价值的合法性乃至可能性，或者对“文学”这一范畴是否存在等问题并无分歧。然而，当所有这些基本概念和评估程序被陌生化，故而彰显出其文化偶然性而非逻辑必然性的时候，讨论的起点就会发生变化，于是讨论就必须转向更为理论化、更为抽象化的层面。

纪录片《揭秘莎士比亚》（Shakespeare Uncovered，2012）第一季画面。

再强调一次，这种理论化或抽象化不是一种病态，也不是由于学科中人对公认的经典名著无话可说，更不是由于文学学者对文学失去兴趣（尽管有些人可能确实如此）。确切地说，它可能是一个健康指标，最起码是一个迹象或征兆，表明学者们不能也不应该免疫于知识更迭。在一个极为多元化的社会，知识更迭和思想变迁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某些传统精英们所共享的那套假设和旧观念已经无法获得普遍认同。

“科学”抵达不了的地方

目前，人文学科也常被称作“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它的自我描述是：该学科内部的各个科目所共享的独特活动是“批判”。这个备受青睐的自我描述，反映了人文学科的一贯主张。批判总是旨在挑战任何起点、假设或参考范围的被给予性。通过挑战这样的起点，它通常揭示潜在的险恶利害关系。不消说，就实现某些意图而言，批判可以是一种完全有效且确实必要的战略追求。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出色的科研工作，类似于酣畅的交谈或任何有价值的人际关系，取决于构想一个更为开阔的共同世界的能力。

这样的世界未必是邪恶的或排外的，也未必可以与某一社会群体或利益相提并论。从诸多异己的背景出发，人们可以了解形形色色的新世界。由此一来，个体之间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共同点，这远非固守先前的“方法论立场”或“社会身份”所能比。

《英文系主任》（The Chair，2021）剧照。

在此基础上，个体之间就一本书或一件事展开的思想交流，会更富有成效。批判模式坚信，任何论点都具有社会的在地性（locatedness），并力图解构之，从而打造自己的叛逆形象。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不断地将讨论转移到一个先验的立场上，从这个立场出发，找到任何特定交流中都存在的限度。这在哲学探究中自有其意义，但过于迅速地转向元理论的立场，往往会阻碍或挫败我们对具体文本的探讨，使我们无法领略文本独具的神韵，因此批判模式不能成为人文学科所有工作的统一处方。

这种情形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就好比一群操着不同“语言”的个体，理想情况当然是让他们能就某一问题进行最丰富、最细腻的交流，这要求他们必须去学语言、做翻译，而不是为了迎合大众而刻意简化，将之化约为相当于世界语的通用知识。

此外，只要“批判”涉及具体实例，它所具有的“怀疑阐释学”倾向，既可能产生赋能作用，也可能产生限制作用。以批判为原始动力的学术作品，存在一种奇怪的不对称性：它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有着极为苛刻的设想，对研究者本人的预设立场反而放松警惕。我的方法恰恰相反：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人类行动主体，要尽量保持一种想象的同情；与此同时，对于我们自己的阐释机制，要尽量持有一种怀疑的批判。深度理解的达成，不仅仅需要我们敏于解构，更需要我们心怀慈悲，尽可能给予热情而充分的回应。

认同、同情、想象等过程可能暗示一种散漫无序的主观主义，因此近几十年来，人文学科一直试图用更为严谨的时髦方法论取缔它们。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学术工作中，还是人类经验的其他方面，它们对人类实现全面透彻的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

原文作者/[英] 斯蒂芬·科利尼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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