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鬼》，作者：蒲慕州，译者：黄咨玄，版本：吉金文库·新星出版社，2023年5月（海报设计：刘晓斐）

推荐理由：韩非子曾经讲述过一个寓言故事，齐王曾经问一位画师：“画孰最难？”画师回答：“犬、马最难。”“孰最易者?”画师答道：“鬼魅最易。”因为犬马人人早晚都可以见到它们，画得不像，人们很容易觉察，但“鬼魅无形”，无人见过，因此容易被描画。这则寓言自然别有其意，但从另一个角度，它却说明，在早期中国的世人眼中，鬼是一种无形之物——但既然鬼是“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甚至“体物而不可遗”，那么这样一种全然超脱于人们感知领域之外的事物，古人又是为何如此近乎执着地认定祂的存在？

原因或许是因为，鬼以最简明的方式解决了那个最终极的问题，它是人最终去处的答案，不相信鬼存在的人会活在无尽的苦恼之中，他不知道人生的尽头究竟是彻底的终结还是无尽的虚空，而相信鬼存在的人尽管可能会有另外的苦恼——比如当与鬼产生联系时应当如何自处——但却不用为死后的世界感到烦恼。对历史学家来说，鬼似乎更具专业上的意味，因为他们整日面对的就是死人，唤醒死者进入他们的想象与体验，并且自以为是地为死者代言，便是史家的主要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就是说“鬼话”。蒲慕州的《早期中国的鬼》就是历史学家对鬼的一次探究。鬼是否真实存在，如果不从玄学和科学的角度进行讨论的话，那么历史学给出的答案是，自从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各种形态的鬼便已经出现，并且起到方方面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非想象，而且真实不虚。被无辜杀害的杜伯的鬼杀死周宣王的事件，在当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并且被史官严肃地记录在史书中，作为垂训后世的警戒。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出土的简牍中，也记载了一位名为丹的人死后复活描述的自己作为鬼的“生活”状态。如果鬼仅仅归于死后世界，活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祂对生者来说，便无更多现实意义。但鬼之所以能对活人世界有如此大的真实的影响力，正是因为祂们时时能与活人世界产生链接，有时作为故事寓言出现，有时作为道德训诫出现，有时则纯粹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强化人们对死后世界的信念。

当时序进入帝制时代后，鬼同样也被安排在帝国规制的体系之中。被纳入到官方认可的祠祀的鬼神与民间所谓的淫祀之鬼之间互相缠斗调和的关系，冤鬼复仇的故事与帝国治理下的法律体系之间的拉扯与互补，驱鬼与招鬼的方术与墓葬中安抚鬼神的仪式，官僚层级化的幽冥鬼神世界，乃至于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以及篡汉者王莽对鬼神的崇拜和利用，无不说明了鬼是何等深入地楔进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使一些文士秉持所谓的“无鬼论”来批判世俗对鬼的“迷信”，但古人依然对鬼趋之若鹜，宁信其有。汉末兴起的道教与传入的佛教，同样各自以自己镇服役使鬼神的能力来吸收信众——与其说是佛道役使鬼神，倒毋宁说是俗众信仰中根深蒂固的鬼的世界观征服了道教与佛教，让它们不得不借由鬼来说服大众信服自己。

“我们在本书研究过的所有中国文献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而这个“鬼的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鬼与人共存，一如生与死相连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对早期中国鬼的探究，正是一个序章，让我们透过祖先的目光去“看到”这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法感知的鬼，是如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祂们满足好奇心、提供道德训诫、祂们打破了生与死本应无法逾越的界限，从另一个世界前来干预活人的生活，尽管有那么多驱鬼的方术与役鬼的经文，但我们终究无法彻底切断与鬼的联系。从某种角度上说，最后这个结论可能比起鬼之有无更加重要，比起对鬼闯入我们世界的恐惧，我们的内心中有着一种更强烈的情感，希望邀请祂们到我们的身边来，因为没有鬼，这个世界便不完整。

撰文/李阳

编辑/张进

校对/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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