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层出不穷的艺术风格和让人晕头转向的艺术理论，我们很容易对西方艺术望而生畏，感觉不专门拿出两三年的时间，休想一探艺术的门径。

但在近日出版的《西方艺术三万年》一书中，作者王瑞芸拨开繁复的风格理论，将艺术“还原”到人本身，将艺术作品放回历史语境，从人与艺术的关系这一角度，为我们梳理了西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类型特征和发展进程。她告诉我们，艺术不是由人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人心观念支配的。艺术史不难懂，我们只要懂人心，就能懂艺术。

人心观念如何支配艺术创作？艺术又对人心观念有哪些影响？为什么要强调人与艺术的关系？近日，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系列活动第 151 场中，我们联合汉唐阳光、北京锦都艺术中心，邀请作家、艺术评论家胡赳赳，艺术家虞村，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贾方舟，以及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荣剑，与艺术史教授、杜尚研究专家王瑞芸一起，以《西方艺术三万年》一书的出版为契机，聊聊人心与艺术。

《西方艺术三万年》，王瑞芸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 汉唐阳光，2023年5月。


人与艺术的关系：“绝不为艺术服务”

《西方艺术三万年》一书长达近百万字，涉及400多位艺术家。活动现场，王瑞芸从《西方艺术三万年》的创作初衷谈起，在王瑞芸看来，艺术史是不能单独去写的，艺术研究也不能单独去做。西方艺术从古典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18、19世纪写实艺术的灿烂和硕果累累，导致人们觉得艺术这个品类是可以独立出来的。而这产生了对艺术的压迫，导致了西方艺术家的反抗，进而导致了现代艺术的产生。

王瑞芸说，现代艺术的产生过程，就是所有人都要反对写实的压迫，让每个人都有创造新风格的自由。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现代艺术慢慢成熟之后，理论家又把它变成权威。王瑞芸以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旗手理论家格林伯格为例，格林伯格把现代艺术规定得非常清楚，他认为，现代绘画的定义就是长方形、平面和抽象，艺术的目的必须为艺术自身服务，任何艺术之外的元素都得去掉，“故事要去掉，说教要去掉，为宗教服务、为贵族服务都要去掉，必须剩下纯粹的艺术元素。这个时候，艺术的权威又一次建立。”在格林伯格完成这一理论建设后，只有他点头的艺术家，画廊才会去收藏其作品，他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家都围着他——“谁被格林伯格选上，我们其余所有人都感觉被冲进了下水道”。王瑞芸进一步表示，也因此，西方艺术进入到后来阶段，杜尚会受到推崇，“也就是把前面新的权威推翻，目的就在于能够让艺术真的为每个人所用：你可以表达任何你想表达的题材，你可以运用任何你想运用的手段。这个时候，人们才能获得一种自由的感受。”

“我始终认为，要把艺术和历史、人类社会整个大的变化连接起来，尤其是要把它跟人的内心感受和观念变化联系起来。”在此，王瑞芸回答了这一疑问：为什么艺术史在撰写的过程中，应该关注的是艺术和人的关系？

在《西方艺术三万年》一书中，王瑞芸对艺术作品、艺术风格本身的描述不多，在她看来，艺术史不要写成艺术家的人名录，不要只是让我们记住很多艺术家，或者知道很多艺术流派的名称、特点，“艺术对于我们的人生发生了什么作用？在整个书写过程中，我始终注意这一点。”在讲埃及、希腊、中世纪的部分，王瑞芸更多着眼于艺术和人生的关系，而这一点在她看来，正是杜尚这个榜样导致的：“我绝对不为艺术服务。”王瑞芸说，这一关系在西方艺术发展中很重要，扭转了艺术的发展方向。


创作的权力：隔绝人心不是艺术的本意

贾方舟认为《西方艺术三万年》一书的结构很有意思，跟以前读过的所有美术史的结构都不一样，用一种中国人的语境、话语方式来写西方艺术史，非常具有中国学者的风格。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将西方艺术分为古典、现代、后现代、当代这几个时期，但在2000年以后，贾方舟注意到，国内的批评家、理论家就不再提及“后现代”这三个字，都开始使用“当代艺术”这个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贾方舟在《西方艺术三万年》中找到了答案。王瑞芸将西方艺术分为“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这三个阶段，她认为，“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像三个可以互相切换的频道，而在贾方舟看来，这三个分期解决了一个问题，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到底有什么关系。

《西方艺术三万年》中并没有使用“后现代”这一说法，贾方舟说，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人们采用了建筑界使用的“后现代”概念来概括西方的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这两个概念让我们感觉到，后现代艺术来源于现代艺术，和现代艺术有一种关系，是从现代主义延续到后现代主义，但事实不是这样，后现代艺术跟现代艺术完全不同，它是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不是一种延续，更不是一种承继关系。艺术批评家丹托就主张，将20世纪60年代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的盒子》出现以后的艺术现象称作当代艺术。

胡赳赳将《西方艺术三万年》评价为西方版的《美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把中国美术史通过一种导读性质的文字呈现在大众面前，但西方艺术史当中却有大量的专业性壁垒，对于普通读者、艺术爱好者来说，门槛极高。“艺术史博士讲话，你根本听不懂。艺术变成了一种隔绝人心、设置障碍的东西，越来越学术化。这不是艺术的本意，艺术的本意是权力的下移。”胡赳赳说，所谓权力的下移，就是把艺术的权力从神那儿争取过来，所以有了文艺复兴和人性解放。发展到现当代，又变成了女性主义，变成了动物保护主义，甚至发展出了AI艺术，“AI艺术最本质的一点是，它认为所有的意识都有创作艺术的权力……只要存在意识，就有创作艺术的权力。”


打破现有叙事的可能：“我相信是迟早的事情”

“爱美之心动物皆有”，胡赳赳说，孔雀、小鸟、猫等动物，都会通过“物竞天择”的方式展示一种非功能性的美感，这种美感当然也带有极大的功能性——就是讨人喜欢、讨异性喜欢，以此取得生物学策略上的生态位。在胡赳赳看来，我们不要认为艺术是精神性的，或者艺术是非功能性的、纯粹性的，“艺术有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用之用。就跟喜欢音乐的朋友一开始弹吉他是为了找女朋友一样，很多艺术家跨出第一步，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的爱美之心。”

那么，人心和艺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胡赳赳注意到，王瑞芸有一个根本性的论点，拥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拥有什么样的观念，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能产生什么样的艺术。观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平等，它是随着权力下移而造成的，“我们把神的权力给了君主、贵族，接下来又把这个权力给了市民、公民、城市里的商人和平民阶层，再接下来给到谁？给到我们的大众艺术。什么时候艺术史会特别平等？比如大家开始关心北朝鲜艺术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的艺术史就接近平等。”胡赳赳说，但在另外一方面，艺术史并不会这样写，西方主流艺术界并不关心极其小众的亚洲系，这是个现实问题。我们对艺术史的高谈阔论，用的还是西方主流艺术价值的一种叙事观，或者建立的一种规则、一种学术方法。那么，这种东西是不是可以打破？胡赳赳说，“我相信是迟早的事情。”

艺术史研究最终教会我们什么？胡赳赳认为，安迪·沃霍尔的那句话其实已经是一个革命性的口号，就是人人能做15分钟名人，人人能出15分钟风头，人人能成为15分钟艺术家。在他看来，现在短视频的时代就是这样。随之而来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碎片化，“我们迷失在大量信息中而找不到真正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谈艺术如何在异化当中找到拯救？人如何恢复自己身上的神性？胡赳赳指出，我们并不相信神性在偶像那里，但是我们相信人性存在于我们的人心当中。这是艺术存在的价值，也是艺术不至于让我们堕落、不至于让我们产生自卑感的原因，“艺术让我们觉得崇高，让我们觉得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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