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一篇名为《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这是快递员胡安焉写的一篇随笔，记述了他在德邦某枢纽站做夜班理货员的经历。文章发出后不久，便在豆瓣等平台获得了上万次的点赞转发。后来有出版社编辑找到他，问他还有没有其他工作经历，于是，有了三年后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二十余年间，胡安焉先后做过19份工作。与此同时，在打工人身份之外，他也是豆瓣上15000多名网友关注的友邻，在这片自留地里标记了“读过”的500多本书，“看过”的2000多部电影。

胡安焉，打工人，写作者。近十年迁徙于祖国南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现定居成都。早年间做过保安、面包店学徒、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网店工作人员等；近年在广东的物流公司做过夜班拣货工人，后又在北京做了两年快递员。2020年至今，待业在家。

今年四月，距离那篇文章发出整整三年。三年后的现在，胡安焉的日程表上排满了采访、新书发布会、以及各种对谈，他的作品被贴上“底层文学”的标签，他也被邀请到不同形式的活动现场，与同为“底层作家”的他们对话。那篇文章如何影响了他原本生活的轨迹？他又会如何看待外界加诸自己身上的标签？带着这些好奇，我们在北京见到了胡安焉。

这不是一名快递员通过一篇文章“一夜成名”的故事，而是关于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荒芜中被阅读和写作托举，在现实世界的幻灭感中步步重建起内心的秩序。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在一生中有过这么多的工作体验，但只要你曾经对人生的选择有过纠结，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产生过不解，或在某个时刻陷入过自我怀疑，那么胡安焉的故事，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

采写｜申璐


原来，谎言不是真的

“我不是个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年轻时过得浑浑噩噩，既没有鸿鹄之志，又缺乏世俗欲望，而且我认为懒惰是可耻的。于是，我的日子过得很奇怪：成天东奔西跑忙个不停——白天去上班，但不为挣钱；晚上和休息日去（夜校）上课，又经常在教室里打瞌睡——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而且，我从不追问自己这个问题。”

很长时间里，胡安焉都过着这样一种“奇怪”的日子，看起来为了忙而忙。他频繁地更换工作，做过加油站工人、便利店店员、面包店学徒，也开过网店、画过漫画，但不是要回应寻找理想生活的动力，纯粹是为了逃离他所厌恶的东西。他不喜欢世俗社会，在人情世故面前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很低。

在胡安焉看来，自己虽然没什么理想，却有点“理想主义”。而客观而言，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理想的世界已经存在或即将出现，因而总是提前以那个世界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便这种“理想”在被提出之际，其实是以一种脱离现实的面目出现。

《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 胡安焉，版本: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胡安焉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体制内”家庭，父母老实本分，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给过他什么压力，但对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训诫抱持着发自内心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体现在家庭教育中，就是要求孩子从一种“真理”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价值，将正直与无私的克制精神视为日常小事的行为准则，“不要犯错”。于是，在道德正确与否的判断上，胡安焉常表现出一种超出均值的敏感与自律，以至于在处理某些事务时，显得“迟钝而笨拙”。

1999年，他开始了笼统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被学校安排去一家四星级酒店做实习服务生。当时排班表上有一种“两头班”，即上午做四个小时，下午休息，然后晚上再上四个小时，由于需要花费双倍的通勤时间和费用，没有人愿意上这个班次。

而公平起见，领班给每人每月都排了同等天数的“两头班”。一次，一个同事因为家里有事，想和他调班，并提出先用自己的“两头班”和他换一个普通班，之后再换回来。胡安焉觉得这样太过斤斤计较，就随口说“不必麻烦了，也没什么区别，反正下班后也没事”。谁知对方却当了真，几天之后又提出换班，且这次甚至没有任何具体理由，“既然你觉得它们没区别”。

广东省某招聘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之后的几年，同样的事情以不同的面目接连出现在胡安焉的生活世界。会有人在他和客人交谈时把他支开，然后抢走这单生意；夜校的课程和加油站排班冲突时，他不敢和主管协调，争取自己的权益，担心这是寻求特殊待遇，对其他同事“不公平”……那段时间里，胡安焉想不通，“人为什么总要斗来斗去”。每一段工作也都做不长久，他对人与人之间无法避免的纷争感到怯惧。

尽管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利益。他尝试让自己站在每个人的角度，发现各自的选择总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人只要有私欲，就很难不露出丑态”。但这些都曾让彼时的他生出过几分幻灭感，这种幻灭感近似于，“你突然某天发现，谎言不是真实的”。


为了逃避的流亡

这些工作中，胡安焉做得最久的是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女装店，前后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倒不是对工作本身更加适应，更多是因为他投了钱，是合伙人之一。而那段时间中发生的一件事，近乎直接推动了他转向写作。

2009年的一个下午，他独自在店里看店。一位女顾客脚步迟疑地走进店里，四处打量却又佯装镇定，手臂上还挎着一个大得怪异的挎包。她是商场的“老顾客”，被商铺的店家私下里喊作“疯女人”，胡乱搭配的衣着、多变的表情举止都让周围人不太敢靠近。胡安焉回忆说，她常来商场闲逛，但那天是第一次进到他的店里，一并进来的还有周围店主暗暗投来的目光。

那女人进店后在衣架前翻找，询问能否试穿一条牛仔短裤。胡安焉记得，那天他反倒觉得这个女人很亲切，“可能是因为那时周围加诸她身上的恶意我很熟悉”。得到应允后，女人抬脚就将裤子套在了身上，甚至没等胡安焉将她引向试衣间。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她随即又将第二条、第三条套在了身上，胡安焉几乎下意识地伸手阻拦，却迎上女人有几分惊恐的目光。

胡安焉当时就愣住了，眼眶也有些湿润。“从她的脸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惊慌、不安、被周围人不怀好意地围观，腿上还挂着三条牛仔裤——只不过我还有力气遮掩，她却就这么袒露出来。”

胡安焉在广西南宁与朋友合伙开的女装店。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最终，她买下了其中一条短裤，从挎包里掏出皱巴巴的钱，然后一张张捋平，给了正好合适的数目。胡安焉记得，直到那女人离开店铺，她的脸上仍然带着一种恐惧。那副表情给胡安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我摘下面具，表情大概不会比她‘正常’到哪儿去”。那件事情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是否也在浑然不觉中脱离了轨道，在虚无中变得麻木。

在女装店的最后几个月，胡安焉会带一些小说放在店里，没顾客的时候翻出来看看。也是从那时起，他逐渐接触到塞林格、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等人的作品。塞林格笔下那种纯真的幻灭曾在许多个午后令他恍神，书中的人物大多是一群早慧的“小大人”，他们过早洞察了人生的虚无本质，依然将独属于儿童的那些东西带进了成年期，也因此经历了失落与迷茫。那是一种跨越地理与时间的遥远的共鸣。

胡安焉说，那段阅读经历带给他许多触动，“但回过头看才发现，打动我的其实是我的生活，那些作品只是触发了我对生活的感动罢了。”胡安焉极少在周围人面前袒露自己，幸好当年那些无法消化的情绪都得以在文字中慢慢挥发掉了。

离开南宁后，他想要逃出原来的轨道。现实的世界四处碰壁，虚构似乎就成了眼下唯一的出路。为了逃避，他开始写作。尽管他承认，这个初衷听上去，并不是什么“好”的出发点。


在打工与自由的对立之外

胡安焉不是真名。

说起这个名字，胡安焉称，只是个“文字游戏”。“胡”就是文言里的“为什么”，“安”和“焉”都是疑问代词，连起来是三个疑问代词叠加，也是在问，何以安心。

2009年末，胡安焉从南宁回到广州，带着开女装店攒下的六万块钱，决心开始一段全心投入的写作。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他闭门不出，每天基本就围绕读书和写作。与此同时，为了缓释“入行”太晚的尴尬，他还在黑蓝文学论坛做小说版的客座版主，参与网刊的编辑工作，选作品写评语，让自己浸入在那样一种氛围中“学习”。

对现实的逃避反让他成为“现实主义”的信徒。那段时间，他对小说的“真”有一种执念，苛求从完全的现实经验中获取写作的素材与养分，但内核却是对现实的厌恶。写作的动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磨损，随着银行卡的余额见底，他觉得这样不行，需要一种“异质生活”去自我更新。

于是，胡安焉将家搬到了云南下关，在一个村子里租了间房间，摆地摊卖文具，也开过小吃店。那几年，他逐渐恢复了一种心平气和的快乐，不再将生活全部的压力扔给写作，很少再正襟危坐地打开电脑，而是脑子里冒出什么想法就随手记录下来，常常边摆摊边写，或是边走边写。段落长短不一，内容也从写实流于想象，“那时写作对我来说，接近于自娱自乐，既没什么压力，也没什么追求”。

胡安焉在云南下关摆地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心平气和的日子里偶尔也有“剧烈”的快乐。有一年在上海，他和文学论坛上的两个朋友聚会，席间轮流朗读各自喜欢的作品。胡安焉选的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后写的一篇读后感，被收在《普通读者》中。

皮尔金顿夫人生活于300年前的英国，是彼时一个没落贵族家中的妇人，她结了婚又被丈夫抛弃。据说那次离异源于一场可笑的“乌龙”，皮尔金顿夫人将一男性在家中留至深夜，但原因其实是，她想要和那位先生借一本书，但对方不愿意借给她，勉强同意在旁等她看完再收回。被丈夫抛弃后，皮尔金顿夫人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活艰辛而坎坷，最后因拖欠房租被关进监狱。在不断下坠的一生中，写作几乎是她为数不多的支撑。

初读时，胡安焉被皮尔金顿夫人内里生发出的那种战斗力感动得哭了。在那篇文章末尾，伍尔夫写道：

“她喜爱莎士比亚、认识斯威夫特，并在一生的历险过程中经历沟沟坎坎，反复无常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保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勇敢。这种精神、教养和勇敢在她短暂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让她能够谈笑风生，能够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除此以外，她的一生都是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

这些年，胡安焉常在日子吃紧时找一份工作，也在手头略微宽裕时重新写作。他开始将工作与生活分离，不再在工作中寻找意义。他坦言至今自己都没能兼顾工作与写作，工作中的情绪损耗和精力盘剥会极大地干扰写作语感，他不得不在休息时间疗愈放空，排解负面情绪。但写作仍然帮他一次又一次精神抖擞地投入生活，借此保持对生活的敏锐与好奇。

对胡安焉来说，阅读与写作曾让他短暂跳出了打工与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新冠疫情之初，封控在家的胡安焉重新拿起许久未动的笔，写了几篇日记，想恢复笔触，其中就有《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胡安焉回忆说，那篇只写了半天的日记，好像一夜间就“莫名其妙”将他推到了台前，于是有了三年后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最近涌现的“底层作家”？胡安焉并不觉得这说的是自己。对他而言，写作，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事情。


“我写的不是‘流动的盛宴’，
我只是在送快递而已”


新京报：胡安焉这个名字开始被更多人知道，大概是在2020年，你在网上发表的那篇随笔《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了一个夜班理货员的生活。那篇文章的走红对你有什么影响？


胡安焉：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觉得很意外。当时那篇其实只用了大概半天就写完了，还配了很多照片，主要是想给在德邦的十个月留个纪念，就是一个回忆或者说自我检视，是写给自己的，而不是为了写一个作品，或者有什么东西要表达。后来陆续有人找到我，约我继续写德邦夜班这类文章，他们问我还有什么工作经验，再往后，才慢慢有了这本书的雏形。

但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再是写给自己，而是写给约稿方所面向的读者。这就和写《德邦》那篇时的心态很不一样，我需要去想“怎么写”。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和借鉴，比如那段时间我看了彭剑斌在贵州跑业务时写的《不检点与倍缠绵书》，还看了一些别的，但实际上能借鉴的很少。花的工夫越多，越难动笔。因为只要你开始想把这个东西当成作品去展现，就会在落笔时和叙述本身的语感有冲突，那些花哨的语言、复杂的结构和内容本身无法融合。毕竟，我写的不是《流动的盛宴》，大家聚在一个沙龙圈里谈人生、谈理想吗？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在送快递而已。

《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作者:彭剑斌，出版社:单读 /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


新京报：《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出版后，在豆瓣等平台引发了不少讨论，你会去看读者的评价或留言吗？


胡安焉：四月中旬前都有看，当时比较忐忑和在乎，后来评语多了，加上我忙起来，就没再看了。坦白讲，我觉得其中的很多“喜欢”很可能是错位的，是一种自我投射，或者说某种文化投射；而很多批评也是错位的。对于大多数创作而言，文字也罢，电影也好，音乐也好，真正能称得上“知音”式的读者或观众，可能是极少数吧。


新京报：这段时间，你也密集参加了很多活动，需要短时间内“深度”接触不同的人，这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胡安焉：最近这一个月，我面对的采访、播客、各种现场活动等，它们对我而言仍然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目前还能带给我持续的新鲜感。就像以前换工作一样，一份新工作的开始都是新的环境和体验，比如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进过那种全封闭式的录音棚，这些可能都在中和负面的感受，不同程度地增加着我的见闻，以及对生活世界更多维的理解。起码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吸收这样的新鲜感。而且，这些经历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它也不会持续很久。至于我以后会如何反思这段经历，它是需要时间的。


新京报：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需要大量地重复自己。你会在某个瞬间产生一种对话的倦怠感吗？我记得你曾在自述中提到，自己对人际间的微妙关系很敏感。


胡安焉：会的，不少活动的话题设置其实不太允许你畅所欲言。而且大多时候，你去不断讲述自己的过往和想法，的确会有一种耻感。包括在《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太多关于我的精神世界的部分，比如我今天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没有提，没有多少人真的关心“你是怎么想的”吧，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放在更大的图书市场上，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工作”这个标签，它有共性。

其实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联系我，一直到今年四月份，才陆续接到一些电话。最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没经验，我都不太敢面对面交流，每个问题先回复很长一段文字，反复纠结措辞表达，很消耗精力。但怎么说呢，现在这本书它关乎我的收入，我需要这本书的版税，它曝光度增加的话，我就能有更多时间，更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去写更想写的东西。还是不要太矫情的好。


体力劳动中的焦虑


新京报：前几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曾引发了人们对这一行业的关注，意识到时间和算法对个体的倾轧。而这本书中我印象很深的也是，你曾说起在高楼金送快递那阵子，经常会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会烦躁和不满，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工作中的处境一点点改变。如今互联网上，很多年轻人称想转向轻体力劳动，觉得可以减轻焦虑，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胡安焉：那篇文章我有看过，很多地方我是很有共鸣的。虽然我的工作和外卖员还有些不同，不是每一单都是单独的一条时间线，但我每天一上班，依然觉得像是一颗炸弹的引信被点燃了，需要在它爆炸之前，把活儿干完。比如每天八点分装完毕离开站点，八点半我就要看送了几件，我需要知道这个进度和昨天同时间相比，是快了还是慢了。如果昨天八点半我送了15件，而今天八点半我只送了14件，我就开始焦虑了。之后每隔半个小时，我差不多都要确认一次。有种恐慌在推着你，忍不住要关注时间，你要时刻判断自己处在怎样一种工作状态。

时间久了，我慢慢就习惯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当年在我们生活的那一带，快递员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平均工资大概在7000元，如果低于这个报酬，人员就会流动到别的地方，这个行情是和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有关的。假设我每月工作26天，每天11个小时，那日薪就是270块。抛去装货和路上的两个小时，我就需要每小时产出30元，折合下来一分钟就是0.5元。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派送一个快件平均分到2元，那么我必须在4分钟内送完一件才不会亏本。再比如一顿午饭要花20分钟，那么这期间的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设一份盖浇饭15元，那合计下来就是25元，这就太贵了。

再举个例子，我对小区电梯的快慢也非常敏感。当年一开始，高楼金的电梯超级慢，等我走了之后，整个小区的16部电梯全换了。其实那个小区年代并不老，也就十年左右，之所以电梯全部换了，就是因为实在太慢了。另外，有些高档小区那种园林式的设计也会拖慢（送快递）效率。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因为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而赚到更多钱，反而陷入了一种看起来既在乎钱，又不在乎钱的状态里。


新京报：你频繁地提到“效率”和“成本”，（做这份工作）之前你也很在意自己的“效率”？


胡安焉：也还好，之前我对“效率”的关注就是均值水平吧，但进入这行之后，你就慢慢进入自我内卷的状态，归根结底是很怕拖后腿。具体到快递公司会设置“仓管”这种职位，专门在电脑前监督快递员进度。如果快到中午十二点，张三还剩20多件，他就拿起电话，不是和你讨论“你想怎么样啊？”，直接就是羞辱性地开骂，让你想办法不要每天给站点拖后腿。只要慢了，你每天就要接这样的电话，哪怕你很忙，然后道歉，表示自己会马上想办法处理。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关注时间。

当时我们站点在一个很偏远的角落，一天平均往返至少五班货，接驳耗费很多时间。我记得当时全北京有250多个站点，我们站点的时效数据每次都排在200名开外，总部就派下来“钦差大臣”专门监督工作，用军队里抓纪律的方式提高效率。其实实际问题并不是出在纪律，但整个系统上下没有人会听你解释，就是每一级层层施压，最后垮掉的还是下面的快递员。

纪录片 《零工经济：App奴役制度》剧照。


新京报：除了和货物打交道之外，快递员的工作也涉及到和具体的人接触，这个过程对你而言会产生情绪消耗吗？


胡安焉：是的，对人提出请求还是挺让我觉得难堪的。最不适应的就是向对方索要好评，可如果我不做的话，站点就会搞一个表格，每个人每周的好评数据都会公布出来，周会上好评数较少的人就会被叫到前面公开接受批评，罚做俯卧撑，这太伤害我的尊严了，我也受不了这种屈辱。所以我只能服从这套评价体系，但同时又开不了口，我就晚上回家编辑短信，字数还不能超，否则变成2毛一条，成本就增加了，而且还得发给年轻友善、懂操作的客户。所以后来我就不想做了，对我的情绪损耗太大。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每天下班后身心疲惫，还会坚持做一些记录吗？


胡安焉：基本不会，那时候连书都不想读。还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做完就很烦躁，需要去消化排解掉，有时还要靠酒精，或者恐怖片去释放压力。不过，人都是复杂的、有弹性的，虽然那时候心里很焦虑，但白天也能和别人正常打交道，不是说一崩溃，就每条线都瘫痪了，也不至于。


新京报：你会怎么看，当下很多年轻人想要转换职业轨道，对“蓝领”工作热情上升的趋势？


胡安焉：我其实不太清楚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们原先承担着的压力究竟是怎样的，可能有的人也并不适合传统意义上的“坐办公室”，但我也没办法给出什么意见，以“失败者”的身份吗？我觉得我不是，但我也不是什么成功的过来人，我什么都不是，而且毕竟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如果真的觉得原有的环境待不下去了，想要换口气，那就去尝试，即便做了之后发现自己原先的认识是有偏差的，那也没关系，就再去想办法改变，这就是试错。无论是否跳出原来的环境，试错本身都应该是值得鼓励的，我觉得其实不存在什么一劳永逸的安全感，重要的是在做出选择前，要想好。


“除了都做过简单劳动，
我们在写作上的共同点不多”


新京报：关于写作，你曾提到最初是从模仿塞林格开始的，或许不同于很多读者的印象，你对写作其实是有过相对主动的投入和“练习”的？


胡安焉：是的，除了塞林格，后来我也尝试模仿过卡佛，他的小说语言是偏实用的，类似新闻报道那种，没有太多的修辞。这和他所描写的底层社会的“粗人”也有关，大多数不善表达，和修辞本身是冲突的。总的来说，他们的很多所谓“技艺”是能够被刚入门的我所直接借用的。

我完全投身自由写作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我花了很多时间逛文学论坛，读网友的作品，发评论参与交流。那三年间，我对小说的认识提升的确是很快的。但这些工作也很耗时，每天真正分到写作的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到了后来，基本都是我在输出，而真正有收获的部分很少，也没有收入。我的钱也在持续消耗，之前打工攒下的几万块很快就见底了。


新京报：那段时间，当你觉得自己对小说的认知迅速提升，但真正动笔的时间又很有限时，会觉得更难下笔吗？


胡安焉：的确是这样的。无论怎么写，都达不到自己内心的要求，也就是常说的“眼高手低”吧。而“眼高手低”最惨的后果就是，它会非常消耗一个人的写作动力，时间久了就没法坚持下去。如果“无知者无畏”，那我就会埋头拼命写，虽然可能也是浪费时间，但至少写出来了。可一旦眼光提上去，就觉得丢不起人。但说实话，想在一两部作品中达到想要的那种高度，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那你当时是怎么解决这种内耗的？


胡安焉：没有解决，就是逃避，暂时不写了。后来我就去云南做物业，做烘焙店，又去上海做自行车店。大概2015年回到云南后，觉得好像又可以写了。人其实挺复杂的吧，当年那种自我否定慢慢就被时间冲淡一些，那种动力“春风吹又生”，又冒头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需要两三年什么都不写，让自己重新恢复那种想写的状态，而不是用什么办法去解决。也可能有办法，但我没找到吧。我的写作中最难的，其实是保持一种中正的心态。


新京报：怎么理解你说的这种“中正”？


胡安焉：可能就是，将生命感受直接兑现到语感之后，不会让人感到有某种失衡的倾向性或意图，比如浮夸、煽情、矫饰或油滑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全面的分寸感。


新京报：那么作为写作者，你怎么看自己这三年的非虚构写作，和此前的虚构创作之间的关系？


胡安焉：非虚构的阶段其实更多是帮助我看清自己的本质，这对我之后的虚构写作而言，它构成了一种最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可能不是小说的情节、人物、或者结构，而是一旦我落笔，我整个的人生状态就会体现在我的叙述中，这是一种更本质的沉淀。

新京报：这两年涌现出不少“底层”书写作品，比如外卖员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包括此前因为《我是范雨素》一文进入公众视野的育儿嫂范雨素，今年她也出版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你会怎么看这些作品被外界贴上的这个标签？


胡安焉：坦白讲，我们也是最近才认识彼此，此前可以说并没有互相听说过。之前在杭州的一次活动上，主办方把我和王计兵安排在同一场对谈中，我才去网上查他的资料，看他的书，发现他其实不是公众认知中的“外卖诗人”。他从2005年就开始写诗了，而送外卖大概从2018年才开始，也就是说他开始送外卖前，起码已经写了13年的诗了，而且他在写诗前还写过小说，我不会认为他是“外卖诗人”。而范雨素和王计兵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她家里的文化氛围很好，她曾经还做过语文老师，但因为养家生计的压力，才去做了保姆之类的工作。这类标签更多是图书市场的噱头吧。

而我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当主办方在一些活动中将我们放在一起，可能觉得我们的作品是一类，但实际并不一样。除了都从事过简单劳动之外，我们在写作上的共同点其实不多。不过也没关系，这样能够让我们被更广泛的人看到，而当基数足够大时，那些少数本不会关注我们，但又真正能理解我们的创作的人，顺便也被“波及”到了，这个结果就是好的，而且实话说，也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回报。


新京报：那你会担心自己后续的创作，可能会受到这类标签的局限吗？


胡安焉：不会，而且我认为，像这种标签它不会最终定位这个文本。我们的作品在今天可能被这样归类，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呢？如果它是有价值的，更加锐利、精准的评价会慢慢取代之前有偏差的评判，大家自然会认清它的本质，而这需要时间。退一步讲，如果我们的东西的价值不足以保存十年或二十年，那它也自然就会被淹没，怎么被贴标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最重要的，是先获得接受时间检验的“资格”。


新京报：之后会完全投入自由写作吗？


胡安焉：现在还不好说，我对未来还没有具体的规划。如果我的经济条件允许，我希望自己还是不要去做那种纯粹为了谋生的工作，但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也能去做，而且我也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新京报：最后，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你曾提到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关于什么的作品？


胡安焉：这个小说已经是经过不断推翻后的N.0版本了。我现在的想法是，它会是一个类似独白的形式，像意识流一样贯穿，可能没有具体的人物或情节，描述一种介乎生存与生活之间的生命样态。

采写/申璐 编辑/走走 李永博 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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