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出影响人类文明史的重大发明，你认为有哪些？轮子、弓箭、马镫、青霉素、牛痘疫苗、巴氏灭菌法、抽水马桶、蒸汽机、汽车、火车、飞机、电话……它们都很重要。但在本文的作者看来，众多发明之中，直至今日还在自我演化的陶瓷是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发明。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带你去看看：人类文明地标45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世界这么大，带你去看看：人类文明地标45讲》，林楚方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2月版。

人类历史上很多发明昙花一现，陶瓷则不同，它是中国人的创造。进入现代社会后，陶瓷不只见于日常生活中的瓷器，还进入建筑业、电力行业，进入飞机、火箭、航天飞机等等。综合一项发明影响的深度、广度和时间长度，造纸术之外我会首推陶瓷。现代社会诞生前，陶瓷是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发明，没有之一；现代社会诞生后，它还在自我演化，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演化成什么。陶瓷真的这么厉害吗？景德镇瑶里古镇藏着答案。


中国人对瓷器市场的垄断，根源可以追溯到瑶里

中国人对瓷器市场的垄断持续了大约800年，根源就可以追溯到瑶里。

瑶里位于安徽、江西交界，瓷都景德镇浮梁县东北方向，距景德镇大约55公里。此地在古代隶属徽州，今隶属景德镇浮梁县。一条瑶河南北方向穿过古镇，周围有黄山和庐山两座名山，鄱阳湖和巢湖两大名湖，南面是油菜花覆盖的婺源。古镇在这里躺了近2000年，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真正的崛起则是近1000年的事。这里被称为“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从唐代开始制造陶瓷。

车马满载瓷器，顺着古镇的青石板路运到瑶水码头；瓷器上船进入昌江，由昌江入鄱阳湖，随鄱阳湖北上进入长江。部分瓷器沿大运河北上内销，部分瓷器南下入赣江，翻越梅岭到达珠江水面，然后外销至世界各地。


瑶水码头，高岭土和瓷器飘走的地方。

“瑶”是美玉的意思。作为瓷器重镇，“瑶里”本名其实叫“窑里”，这里最多的不是美玉，而是“窑”。当地人发掘出一座南宋时的古窑，总长48.2米，沿着19.5°的缓坡向高处延伸，如龙蛇般趴在山上，这样的磁窑被称为龙窑，就是如今的绕南龙窑遗址。

龙窑的结构设计颇为讲究，是南宋时期的斜坡式龙窑，总长48.2米，宽2米，窑壁大约0.3米厚，残窑平均0.95米高，呈19.5°倾斜，分为火膛、窑床和烟口三部分，底部用碎石块铺就，面积达350平方米。

龙窑的特点是长。长，可以增加窑的容积，一次能烧制更多的瓷器。斜度有烟囱的效果，通常“龙身”设有排烟孔，可以调节窑内温度，龙尾处则有高耸的烟囱，让排烟效果达到最好。整体设计的指向都是最大限度保证能源利用效率。

据说，这样一口窑，一次能烧制几万件瓷器。当地乡民告诉我，修建205省道时，挖地基的时候随时可以遇到古窑址，可以想象当年瑶里是怎样一个烟火小镇。

相关的描述还被传教士记录下来。18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到景德镇，文字记录描述，一到夜晚，“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同样的场景欧洲人要到工业革命时才会看到。这位传教士叫殷弘绪，从1712年到1722年，在景德镇待了将近10年，留下大量一手资料。不过，他来景德镇可不只是传福音，更重要的工作是探索瓷器的秘密，准确地说是商业间谍。


瓷器对欧洲的吸引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瓷器贸易是在大航海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瓷器贸易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但瓷器对运输要求较高，很难传入欧洲。大航海时代来临，海上运输让瓷器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根据史料记载，欧洲人看到的瓷器，比纸还薄，比奶还白：“比最坚硬的石器还结实，用汤匙敲击还有铃声般清脆的声音，不容易剥落、掉屑、磨损，还耐高温、不褪色。举起瓷器对着光，还是半透明的。”

质感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甚至认为瓷器应该来自某种石头。

我们在代尔夫特旅行时，已经描述了青花瓷在欧洲火爆的程度，瓷器贸易是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的支柱之一。我再补充一个例子，1745年，瑞典一艘商船在离港口不到一公里处沉没，其他商品都变成废物，只剩一些瓷器。而商人变卖瓷器的收入就能支付两年远航成本，还让投资人获得14%的利润。如此庞大的利益，欧洲人自然想自己生产。但技术呢？

殷弘绪来到中国之前，青花瓷在欧洲已火爆了100多年，技术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只有景德镇才能出产顶级的青花瓷。景德镇究竟是怎样的所在？中国人到底掌握着什么魔法？殷弘绪冒险进入中国瓷器核心地带。

他看到了当地人使用水力的过程，中国人“顶端固定有以铁皮加固的带石块的杠杆，把它（瓷石粉）捣成微细粉末。这种杠杆可用人力或水力不停顿地操作，其操作方式与磨纸机上的捣槌的操作方式无异”。

瑶里的绕南龙窑遗址，如今还能看到正在工作的水车和水碓。当地人通过修建水坝，让水形成势能，势能带动水车，水车转动木轴，木轴带动水碓，水碓起起落落，瓷石粉碎成土。

但瓷器最关键的秘密并不是机械，而是它的原料。原料的核心是“高岭土”，有了高岭土瓷器才能变得更白、更细、更结实。殷弘绪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获取高岭土的秘密。

高岭土产地是瑶里的高岭村高岭山，有一句形容“青山浮白雪”，不是说这里冬天会下雪，是说山上堆积着几百年前人们挖矿、洗矿剩下的尾砂，覆盖在山坡上，犹如白雪。采矿遗址分布在方圆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十处采掘矿洞、淘洗设施和尾砂堆积物，可以想象，矿工长年累月地采矿背砂，采出的高岭土被运到浮梁古码头，再运到景德镇或瑶里的瓷器“工厂”。

当地人在高岭山原址建有遗址公园，“白雪”已无法看见，上面覆盖着浓密的树林，以及追着客人赶都赶不走的蚊子。当年这个白雪的世界地位有多高？如果说中国是“瓷器国”，景德镇就是国都，瑶里就是皇宫，高岭村就是皇帝的寝室。

高岭村可能是中国最出名的村子。1860年，德国地理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丝绸之路的命名者）来当地考察，之后就有了全世界通用的黏土矿物学专有名词“kaolin”，中文名即“高岭土”，以村子的名字命名。

有了高岭土不等于有了瓷器。瓷器的原料是普通瓷土和高岭土的混合，混合后的新材料才能让瓷器的白度和硬度达到最优。匠人们比喻，高岭土是骨，瓷土是肉，骨肉之间的比例就是“二元配方”。有了二元配方，人类瓷器史进入青花瓷时代，景德镇在瓷器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动摇。

按照殷弘绪的记录，他发现了高岭土，就发现了二元配方的秘密：瓷用原料是由白子和高岭土合成。制作细瓷（高档瓷）需要将高岭土和白子1∶1等量搭配，做中等瓷配比为4∶6，最小配比为1∶3。殷弘绪不但记录了数据，还记录了生产过程、原料配比、温度调控、上釉技术、分工协作，就像一部文字书写的纪录片。

中国人800年的瓷器秘密变成两万字的书信寄回欧洲，如同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基于材料认知的升级，借助现代科技力量，欧洲各国经过反复试验，相继重新“发明”了瓷器。但中国瓷器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瓷器领域又延续了100多年的统治。为什么中国瓷器没有立即倒下？


中国人不仅掌握瓷器技术，而且引领瓷器技术

瓷器的技术是什么？了解瓷器的人会知道，陶和瓷其实是不同的物质，所用材料和烧制温度都不同。瓷器需要1200℃以上高温烧制，而陶器只需要800℃的高温。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能力制造陶器，但只有中国能进入瓷器阶段。

陶器有15%的气孔率，吸水；而瓷器的气孔率通常小于3%，不吸水，因为高温让更多原子参与化学反应，形成了玻璃相物质，这种物质填充了几乎所有缝隙，同时表面施釉，又加了一层保护。

通常认为，中国人发明瓷器是因为同时具备高温能力、上釉技术和高岭土原料，其他文明只有一种或两种。事实上要复杂很多。

说中国人垄断瓷器技术800年并不准确，在这期间，日本、韩国乃至欧洲，都能独立制造瓷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人不仅掌握瓷器技术，而且引领瓷器技术，并与竞争者形成技术上的代际差。这里的“技术”既包括制造技术，还包括规模和成本的控制技术，这些让中国瓷器既有质量优势，又有价格优势，“垄断”的其实是市场，而且这个过程超过800年。

拿温度控制来说，今天我们知道，1200℃以上的高温才能烧制出瓷器，但工匠怎么知道温度达到了1200℃？又怎么能让炉温始终保持在1200℃以上？不同的瓷器还需要不同的温度，没有温度计，又怎么对温度进行精准控制？也许20℃的温差就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瓷器。 瓷器制作中有一个工种叫“把桩师傅”，他们判断温度的方法大致有三种：

一是火焰法。简单来说，火焰的颜色不同，对应的温度也不同，红色火焰大约600℃，暗红色大约700℃，樱桃红大约1000℃，白色大约1400℃。把桩师傅不需要知道数据，通过火焰颜色就能确定温度是否合适。龙窑上有专门的孔洞，就是把桩师傅用来观察火焰用的。

二是痰跳法。向窑内放一块瓷片，需要测温的时候，就拿出来向上面吐痰，通过痰珠儿跳动的高度判断温度，高度和温度成正比。为什么是痰而不是水？因为水珠在汽化过程中不会跳动，痰珠儿则不同。还有一个原因，水的温度不够稳定，而痰来自人体，温度基本恒定。

三是对比法。在观察口放一块瓷片，隔段时间测试它的颜色和硬度，以此来判断炉温。

据说，优秀的把桩师傅对温度的判断，误差不超过20℃。明代烧制的青花釉里红，可以让温度保持在大约1345℃~1355℃之间，在这个区间之外，就烧不出上等的釉里红。

光是判断温度还远远不够。判断温度的目的是为控制温度，方法也有三种。

一是通过调整木柴数量以及木柴干湿度影响温度，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二是利用鼓风机，通过控制窑内空气（氧气）的浓度来影响温度。三是通过对窑内能量分布的总结，将不同瓷坯放在不同位置，哪些位置适合产出上等瓷器，哪些位置不适合，绝不能搞错。

烧制过程中，要考虑所有这些变量，还要随时调整，保持变量的精确以及变量间关系稳定，一不留神就会功亏一篑。所以，烧制之前，大家会焚香祷告，每次成功都要感谢上天。

怎么让瓷器“薄如纸”？这也是非常艰难的实验过程。师傅们要平衡薄和硬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变形，材料缺陷也会放大，必须对瓷土做精细加工，同时调整二元配方，控制釉料和温度，因为温度变化又会使得木柴数量、烧制时间、空气流动、窑内位置等跟着改变。

数学告诉我们，每增加一个变量，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成倍降低。说来容易，所有经验的获得都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方法进入中国前，景德镇的工匠们已经用同一种方法工作了1000多年。

为实验提供成本的是王朝政府。皇帝想要某种瓷器，就会不惜成本地投入，甚至全国工匠同时做实验，直到烧出理想的瓷器。据说，宋徽宗有一天梦到电闪雷鸣后云开雾散，那一刻天空的颜色定格在艺术家皇帝的脑海里，醒来就要求天下瓷窑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瓷器，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的实验。

宋徽宗的故事无法考证，但北宋汝窑的创新是真实的，甚至是在失败中创新。比如开片的出现，据推测应该是某次失误导致釉表开裂，但纵横交织的裂纹，竟有了禅意的美感。工匠们便把偶然的失误变成稳定的成功。

翻开瓷器史，历朝历代都有重大突破。唐代是唐三彩，对釉彩的运用实现突破。宋代是青瓷时代，所谓“五大名窑”就是宋代的产物，激烈的竞争由此开始，景德镇也在宋代崛起，推出一批爆品，如“青瓷”和“白瓷”。元代，景德镇瓷器技术达到巅峰，核心产品就是青花瓷。

在任何时代，一款产品能风靡全球，要么原料稀缺，要么技术高难，总之要保持极高的门槛，这是古今不变的原理。如果说其他文明无法同时具备高温能力、上釉技术和高岭土原料，青花瓷却在此基础上，同时突破白瓷、透明釉和青花颜料三大难关，其他窑口只能攻克其中一 到两项。

所以，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获得的不仅是审美的成功，还是核心技术的成功。明代，景德镇瓷器已经能对国内同行构成降维打击，中国瓷器技术史的主线被景德镇延续。

这里还要交代的一个问题是，外销瓷器某种程度上是皇家需求的外溢，最上等的瓷器是不用于外销的。皇帝们的爱好千奇百怪，倒逼工匠也要加大研发力度，比如斗彩，多种颜色同时出现，乾隆年间瓷器甚至可以使用15种釉彩。怎么保证颜色不会失控？方法是二次入窑法，先在高温中烧制瓷胎，烧成后画上各种颜色，再用低温烧制即可完成。


中国既是大航海的目标，还是全球贸易的中心

器型可大可小，颜色可多可少，瓷器能表达的所有可能性在当年几乎都是稳定可控的。明代，中国瓷器制造已经形成规模、利润、技术研发的正循环。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场就有58所，每天都有上万工人劳动，宣德皇帝曾经一次性要求景德镇烧制443500件瓷器。

大航海出现，欧洲人的胃口更大，瓷器支撑起了庞大的海外贸易。通常认为，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走向封闭，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中国既是大航海的目标，还是全球贸易的中心。

乾隆年间，拿固定饷银的八旗子弟陷入贫困，原因之一是大量外贸白银流入，导致通货膨胀，手里的钱不值钱了。由此，一些“聪明人”发明了“碰瓷”，即拿着“名贵”瓷器上街晃悠，瞅准机会，故意让行驶的马车不小心“碰”他们一下，手中瓷器旋即落地摔碎，自然而然索要赔偿。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总结了1500年后的全球经济联系。他认为，大航海之后300多年里，亚洲是全球经济中心，而中国是亚洲经济中心，2/3的全球贸易与中国有关。最直接的体现是白银，按书中数据，大航海期间，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几处大银矿，成为暴发户。中国同样是受益者，1/3的白银用于购买中国货。

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西班牙商船航行到美洲，装上白银后跨越太平洋进入亚洲，把白银留在中国，再装上中国货物回到欧洲。货物包括丝绸和茶叶，而压舱底的就是瓷器。葡萄牙国王甚至要求，所有从东方返回的商船，1/3的运量要留给瓷器。

大航海之后，欧洲进口了大约两亿件中国瓷器，帮助中国成为全球白银“黑洞”。白银给中国提供了稳定的货币，支持了工商业发展，客观上帮助“资本主义萌芽”诞生。

而在欧洲，西班牙人的白银流入更擅长贸易的荷兰和英国人手里，大量白银又被两国运到中国，购买更多中国货。

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清战乱之际，日本瓷器占据了高端瓷器市场，伊万里瓷就是当年的品牌，融合了本土文化，并在设计和审美上迎合了欧洲人。真实的情况是，这段时间很短暂，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第二年（1684年）即解除海禁，景德镇工匠们快速恢复生产，大量制造“中国伊万里”瓷，不仅设计出新，价格还远低于日本，重新占据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档案认为日本瓷器“贵得无法接受”。

中国瓷器制造的巅峰和低谷，与政局高度相关。明清战乱给日本瓷器崛起机会，中国恢复秩序又迅速收回市场。明清的海禁打击了瓷器产业，一旦开禁又回重新回到巅峰，哪怕最后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瓷器业依然坚挺几十年。


瑶里、浮梁、景德镇开启的瓷器新时代，余波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说制造技术为中国瓷器建立了壁垒，在组织协作上，中国瓷器业依然是领先者。明清时代已经能出现了极其细致的分工，作坊之间构成完整的工业流水线。有的负责做坯，有的负责青花，有的负责上釉，有的负责烧窑，一件瓷器可能涉及十几甚至几十道工序。《天工开物》记载明代景德镇：“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意思是，一件瓷器要经过七十二个工匠，“七十二道工序”的说法由此而来。但“七十二”也只是个形容词，事实上要多得多。

涂睿明先生在《捡来的瓷器史》中记载，当地连用来精修成形（利坯）的铁制刀，都有专门的作坊来生产，而这个作坊是从铁匠作坊中分离出来的。很多工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画山水的不画花鸟，画纹样的不画人物。涂睿明说，如果一件青花瓷瓶，上下有连续纹样，主体是人物，又以园林花鸟做配景，仅仅是青花的彩绘，就可能需要四个画师。

景德镇瓷器分工协作颗粒之细密，产业之完整，是工业革命前人类制造技术的巅峰。强大的制造能力可以承接任何挑战，全球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各国国王、贵族们自己设计的器型和画面，景德镇工匠都能接受挑战，把设计变成产品，再反过来刺激技术迭代。

规模和弹性本来是矛盾的，而既有规模又有弹性，就会成为瓷器领域的世界工厂，而这个特点还可以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制造。

换个角度看，大批瓷器的外销让古代中国拥有了超级媒体。活字印刷大规模应用之前，可能没有任何媒体能和瓷器相媲美，它让中国文化软实力登上几千年的顶峰。

距离是能产生美的。以前，我们看到欧洲的城堡，就会想到王子和公主。中国瓷器为欧洲人提供了同样的心理代入。《马可·波罗游记》本来就把东方想象推到高峰，他们眼里的中国遍地黄金、人民富足、皇帝贤明，在望远镜发明之前，中国可能比月球还神秘美好。月球毕竟还能看到，而当时除了马可·波罗，几乎没有欧洲人见过中国。

有了瓷器就不同了，瓷器上有大量东方信息：河畔的柳树，垂钓的蓑翁，巍峨的宝塔，水边的楼阁，喝茶会客、阅读作画、小桥流水，山川、河流、建筑、城市，象征着长寿的仙鹤和松树，祝福学业的牡丹和公鸡……瓷器上的这些中国元素让欧洲人大脑中勾勒出一个有品质、有品位、有秩序，神秘、古老、繁荣的东方帝国。

有钱人会把瓷器里的中国生活落到现实——布置中式书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做中式家具，摆满青花瓷器。几百年里，瓷器就是china，China（中国）就是瓷器。如果有机会参观雨果故居，你会觉得就像进了中国地主老财的家。

欧洲商人们甚至根据东方想象编织东方故事。据说中国有个叫康茜的女孩，她和家里的管家相爱，女孩爸爸赶走了管家，将女儿嫁给一位贵族。婚礼当天，管家混进现场，趁着客人喝醉之际，带着康茜私奔，隐居到一座岛上，几年后被发现了。当女孩的未婚夫带人来抓他们的时候，二人选择自杀殉情。上天被他们的爱情感动，把他们变成一对鸽子，从此之后，自由自在，海阔天空。这个故事一度很有名，还被搬上了瓷器，既让瓷器热销，故事本身也变得更有名。

明代之后，景德镇依然是瓷器之都，而瑶里却逐渐衰落，成为单纯的原料产地。到了清代，高岭土矿藏采掘殆尽，之后引进的现代交通设施也远离瑶里，让当地一度不为外人所知，也因此保留了相对的原生态。瑶里、浮梁、景德镇开启的瓷器新时代，余波一直延续至今，瓷器已经高浓度渗入人类的生活。

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烤瓷牙。如果有机会参观钢铁厂，注意车床上用来削钢铁的刀子，一般是瓷制，这是利用其坚硬的特点。瓷成为保护身体的一部分，防弹衣。英国军方曾给清华大学发感谢信，表扬他们提供的防弹衣——其外衣就是瓷片，利用瓷片易碎的特点。装甲车、坦克，甚至作战指挥部、掩体也会运用陶瓷材料。

瓷成为人造飞行物的一部分，飞机、火箭、航天飞机也离不开陶瓷隔热材料，利用的是瓷器耐高温的特点。飞机发动机启动时内部会形成2000℃高温，而多数金属到1000℃就已变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人类研发出了能承受3000℃高温的陶瓷。电脑的CPU（中央处理器）也有陶瓷零件，利用的是瓷绝缘的特点。

总之，中国人发明的这种伟大物质，在文明征程中还在不断演化，谁也不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样子。

原文作者/林楚方 摘编/何也 编辑/袁春希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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