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张新刚 著，浦睿文化丨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版。

关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学界已经有很多的解读视角，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的、历史的、叙事学的等等，每种进路都有非常杰出的研究。但有一个角度，已有的研究似乎着墨不多，就是代际视角。在修昔底德撰述的整个战争进程中，我们会发现雅典不同世代的政治家和民众的表现既有连续性，更体现出差异性。之所以强调代际的观察视角，是因为不同代际的雅典政治家和民众所表现出的不同，并非个体的、偶然的，而是他们不同的成长环境，以及对雅典和希腊世界的不同认知造成的。

代际的分析视角也可以从当代学术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可以说，代际议题在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中是个经典议题。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928年的经典文章《代际问题》（
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开启了社会科学领域内蔚为大观的代际研究。借用曼海姆的话来说，同一代际的个体是在参与了他们那一时代的独特社会和智识潮流时、主动或被动地体验到构成其新环境的力量之间的互动时，联合成现实世代。将这一理解放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以及修昔底德的文本中，我们或许能够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有更加立体和丰富的理解。


雅典帝国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战争

在进入代际议题之前，简短地介绍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简单来说，这场战争是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在希腊世界内部发生的，以雅典为首的雅典帝国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为期27年的战争。修昔底德的作品是我们今天了解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材料来源。但需要说明的是，修昔底德关于战争进程的正式撰述只写到公元前411年，最后那部分他没有写（或者没有写完）。从书中的几处表述可知，修昔底德明确地知道战争结束在公元前404年。

修昔底德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大致上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是早期的希腊，从远古希腊到战争之前，重点是希波战争后雅典的崛起过程。再就是双方第一阶段为期十年的战争，史称阿基达姆斯战争（公元前431—前421年）。第二部分是尼基阿斯和平，这一阶段以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告终（公元前421—前413年）。第三部分，也是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包括雅典在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以及失败之后整个爱琴海区域的局势，还包括雅典自身政体的调整。修昔底德在全书最后一卷中详细记述了雅典从民主制转变为四百人寡头制，再调整为五千人政体的过程。

具体到代际视角，一个最直接的线索是伯里克利著名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战争第一年过后，雅典要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国葬，在典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演说。这场演说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关于雅典民主制的颂词，我们通常称之为“民主颂”，除此之外还有一段“帝国颂”。代际议题出现在民主颂之前，伯里克利首先说明他演说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我要从我们的先辈说起，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在这样的场合，首先被颂扬的荣誉也理应属于他们。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世代传承，未曾中断；到了今日，赖其英勇，这块土地以其自由之身交到了我们手中。先辈们固然值得颂扬，我们的父辈更值得颂扬。

先辈就是雅典更古老的历代先祖，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先辈留下了一个自由的雅典，但伯里克利说，父辈更值得颂扬。伯里克利口中的“我们的父辈”是哪些人呢？伯里克利出生于大约公元前495年，雅典男性公民结婚的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那么伯里克利一代人的父辈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在伯里克利5岁的时候，他的父辈在马拉松击败了来犯的波斯军队。15年后，波斯大王薛西斯率大军攻打希腊，后来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败北，波斯陆军又在普拉提亚陆战后彻底被击溃。总体来看，伯里克利一代人的父辈是参与希波战争的雅典战士主体，他们捍卫了雅典以及希腊世界的自由。但在伯里克利看来，父辈们的“功绩”另有所指：

他们继承了前辈的土地，经过艰苦的努力，还获得了一个大帝国，并把她留给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人大部分现在已入不惑之年，在大多数方面加强了我们的帝国，并且为我们的城邦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使其无论是在战争当中还是在和平当中都能自给自足。

伯里克利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的父辈打赢了希波战争，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后还获得了一个大帝国，父辈把帝国留给了伯利克利一代。简单算一下，发表演说的这一年，伯里克利已经65岁了，所以他说他这一代大部分人都是中老年了。这一代人在大多数方面加强了帝国，并且为城邦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使其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都能够自给自足。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一开始先回溯了历史，历史定位明显地区分出了三代人：先辈、父辈和自己这一代。

紧接着他又说：

关于军事业绩——我们获得的东西无不赖于此——无论是我们自己赢得的，还是我们父辈赢得的，无论是斗志昂扬地还击蛮族还是希腊人，我都不想长篇大论，因为这些大家耳熟能详。在颂扬牺牲者之前，我想阐明我们行为背后的原则，它使我们达到现在的霸权，还有我们赖以强大的城邦体制（politeia）和民众品性（tropoi）。因为在目前的场合，对于这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外邦人，说说这些都不是不合适的，也是有益于诸位的。

雅典作为一个城邦获得了自由，打赢了波斯，又建立了一个大帝国，雅典为什么能完成这些功绩？葬礼演说的主体部分民主颂和帝国颂就是在讨论背后的原因，伯里克利归结为城邦的体制，也就是政体（politeia）这个概念。在希腊语里，这个词可以指政体，也可以指人的生活方式。民众的品性（tropoi）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词，城邦政体塑造了民众的品性，这是雅典能够自由、壮大，能够成为帝国的核心原因。

电影《特洛伊：陷落之城》（2018）剧照。

从伯里克利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获得两个线索：一是雅典在前5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历史大事中成长壮大；二是雅典成长壮大背后的原因，伯里克利将之归于它的政体和民众品性。

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我们去理解它的代际问题，最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伯里克利这里点出的民主与帝国的演变，公元前5世纪，雅典既经历了民主制度的逐步定型，同时也经历了帝国从无到有的全过程，这两点都在结构上实质性地塑造了雅典民众的品性。


雅典民主制度真正的建立
是在希波战争之后

我们先来看雅典帝国的历程，这就要从希波战争谈起。通过希罗多德《历史》的最后几卷，我们可以得知，波斯大王薛西斯率大军沿着爱琴海的海岸绕了一圈来攻打希腊，特别是雅典。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提供了希腊联军一半以上的战船，击溃了波斯海军，薛西斯在这场海战之后就退回了亚洲。之后，在普拉提亚，最终的陆地战争爆发了，斯巴达发挥了核心作用，在陆地上击败了波斯残余的陆军。最后波斯基本上退回到亚洲。

但是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沿海的这些小岛上的城邦，特别害怕波斯卷土重来，希望希腊世界能够维系抗击波斯的联军。后来因为一系列的事情，斯巴达放弃了联军统帅的位置，雅典则因为在海战中的卓越贡献，承担起统帅的工作，重新组建了联盟，今天的历史学者称之为“提洛同盟”，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抗击波斯。在波斯的威胁消除之后，这个同盟就慢慢变成了雅典的帝国。这个联盟原来规定要在提洛岛上设立公共的金库，后来金库被伯里克利搬到了雅典的卫城，成了雅典的金库。我们今天知道，雅典在大酒神节上上演悲剧的时候，除了献祭之类的仪式，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把各个盟邦送来的金钱财宝在剧场上展示，以显示帝国的实力与伟大。

希波战争在雅典崛起成为一个帝国的进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雅典依靠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从一个城邦变成帝国的盟主。修昔底德记载，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力主修建了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墙。在古代，修城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这意味着城邦有明确的战略想法，因为古代没有火炮，攻城非常困难。雅典主要是靠海上的补给，修了城墙，其实是加固了自身的防卫体系。因为地米斯托克利的计谋，斯巴达没有对此进行有效的干涉。今天去雅典仍然能看到城墙的部分遗迹，还能看出因为建得匆忙，雅典人把所有能用的材料全部堆起来了。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伯里克利让住在乡下的雅典人都搬到城墙内居住。这是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城邦自身的一些活动，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提洛同盟的活动。

提洛同盟的成员基本分布在爱琴海四周，这些地区离波斯最近，非常害怕波斯卷土重来。但提洛同盟和波斯打了几次以后，并未取得压倒性胜利，到公元前449年，雅典还和波斯签订了和约。雅典创立同盟的初心是抗击波斯，但是一旦开始运转，哪怕波斯威胁不复存在，雅典也不想放弃这么一个同盟了。同盟中有城邦想脱离雅典帝国和同盟，雅典就会带着其他盟邦的舰船和军队去镇压反叛，提洛同盟彻底成为雅典帝国。雅典享受着同盟的供养，盟邦要向雅典缴纳金钱或者提供军队。帝国也实质性地推动了雅典城内政体的演变。

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政体的日益民主化。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政体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梭伦改革，当时雅典陷入了贫富争斗，梭伦在诗歌中称当时的城邦是dysnomia，即坏秩序，他的目标是恢复城邦秩序，梭伦并不认为自己在雅典建立的是民主制度，他所建立的是eunomia，即良好秩序。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驱逐了僭主家族，克里斯提尼通过改革把阿提卡地区统一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并且将民众纳入到城邦政治秩序中来，他所建立的秩序是一个“平等的秩序”（isonomia），也不是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真正的建立是在希波战争之后，因为希波战争期间，雅典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变化。当时阿提卡地区发现了银矿，地米斯托克利提出不能把银矿的钱简单地平分给所有的雅典人，而要把这些钱用于建造三列桨战舰以备战。雅典南部的岛邦埃吉那和雅典不对付，还经常和波斯有联系，所以雅典人一直对埃吉那有戒备。地米斯托克利力主发展海军，在后来的希波战争中，雅典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提供了整个希腊联军一半以上的战舰。雅典由原来的重装步兵城邦变成了以海军为主的城邦，大量中下层的公民可以参军划船，成为战士。海军的发展使得中下层开始崛起，这在雅典政体的发展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公元前420年前后，有一些文献将这些海军参与的政体称为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理解为穷人统治。这时候，雅典帝国也逐步成型，帝国的资源也被政治家用来支持民主政体的发展。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雅典民主制度经历几次大的变化

到了伯里克利和客蒙斗争的时候，局势就非常明显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普鲁塔克的《客蒙传》和《伯里克利传》的记述，可以知道当时客蒙很有钱，经常把自己的钱分给大家来获得政治支持，而伯里克利没有钱，怎么办？他就想方设法把城邦的钱分给大家，比方说当时的雅典公民去参加陪审法庭可以领津贴，伯里克利还用帝国收上来的钱，通过军饷的方式，把年轻人或者是中下层的人送到船上，出海训练，他通过这些方式把城邦的帝国收入转移到民众的手里，以此获得民众的政治支持。

雅典在希波战争时候是平等的秩序，甚至在希波战争之后，还有一个非常强的，由贵族主导的战神山议事会。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埃菲阿尔特解除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雅典政体最终定型为民主制度。所以雅典人较为明确地将自身政体认知为民主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事情。根据英国古典学家哈里斯（Edward Harris）的研究，民主制度这一政体话语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事情，特别是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密切相关。总体来看，雅典的政体在公元前5世纪，从早期特别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逐步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又有几次大的变化，伯里克利时期是民主制，到了战争的中后期又有寡头制的革命以及民主制的复归，在战争的最后，雅典还经历了三十僭主阶段。柏拉图年轻的时候就见证了三十僭主阶段，甚至还参与其中，后来退出。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又经过一次保守化的调整，设立立法委员会，后来基本上稳定下来。

在公元前5世纪，伴随着雅典帝国从兴起到衰落，雅典的政体也以民主为轴有着非常大的演变：对外是一个帝国从无到有，从有到衰落的过程；内部的民主制度从“平等的秩序”开始向极端民主化发展，最后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外部和内部两个进程并行缠绕，塑造了雅典不同代际的人的基本际遇和品行特征。我们想要强调的是，雅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公元前5世纪，它的变化特别大。雅典人身处内外大变革的时代，对城邦的理解和对希腊世界的理解有延续性，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代际间的差异，这将直接影响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战略选择。

交代了以上背景后，我们可以配合着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事记来尝试对雅典的代际做大致的划分：

前490年，第一次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 前480—479年，第二次希波战争 前478年，提洛同盟成立 前462年，埃菲阿尔特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制度最终成型 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签订了和平条约，标志着提洛同盟历史使命的结束 前454年，提洛同盟的公共金库从提洛岛搬到雅典；修昔底德出生 前450年，阿尔喀比亚德出生 前445年，雅典和斯巴达签订30年和平条约 前432年，斯巴达决定开战 前431年，战争开始，伯里克利在战争第一年之后死于瘟疫 前427年，柏拉图出生 前421年，尼基阿斯和平达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 前411—410年，雅典政体变更：四百人寡头政体与五千人政体 前404年，雅典战败，城内建立三十僭政，一年后城内大赦，恢复民主制度

第一代人可以称为“马拉松一代”，就是参加并经历马拉松战役以及在比较宽泛意义上的希波战争这一代人。当时的雅典处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的“平等的政体”或者“平等的秩序”中。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开始崛起，在此之前雅典并不稳定，它的北部有忒拜虎视眈眈，南部有埃吉那，希腊之外还有波斯，形势非常不安定。战争期间，卫城两次被烧，雅典人登上舰船，跑到了萨拉米斯，所以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话：“雅典人在哪儿，我们的城邦就在哪儿。”这句话听起来非常鼓舞人心，但其背景是雅典城被波斯人占领。当时雅典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就是地米斯托克利，他作为统帅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是雅典能够成为帝国的幕后推手之一。但地米斯托克利后来被雅典流放，死在波斯。修昔底德在第一卷里也提到过地米斯托克利，这一代人在后来雅典的历史记忆中是追求自由、英勇反抗外敌入侵的一代人，富有公共精神，特别爱城邦。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剧作中经常说现在的人太堕落了。他的剧作《马蜂》讽刺那些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跑到陪审法庭去占位置要当陪审员的老头。他们像一群马蜂，去陪审法庭并不是为了主持正义，而仅仅是为了领城邦的一份工资。在另外的剧作中，阿里斯托芬通过角色提到，雅典的马拉松一代人不会为了领钱来参加城邦的公共事务，大家都是自备干粮，带着一点橄榄和面包就来到法庭，在公民大会上参与城邦事务的讨论。那一代人是由公共精神支配的一代人，他们热爱城邦而非贪图城邦给的蝇头小利。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后代的人总会描绘一个比较美好的古代，都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逻辑，但是马拉松和希波战争的确塑造了雅典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代人，他们完成了恢弘壮举，打赢了波斯，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兴一代”见证了雅典帝国最兴盛的时期

“中兴一代”活跃的年代里，民主制度开始定型，提洛同盟也从抗击波斯的同盟逐步转变为帝国。这一代先是客蒙，到后来是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前面提到过，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95年左右出生，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成为雅典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再到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和雅典就开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兴一代在希波战争前后出生，他们见证了雅典帝国最兴盛的时期，并且是民主制度成型以及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和帝国形成交融的一个时期。

“年轻一代”这个称呼来自修昔底德书中，这一代人中最有名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在公元前415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将军。他出生于公元前450年，小的时候生活在伯里克利家，可以认为他是伯里克利的孩子一辈。这一代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特别是伯里克利死后，成长为挑大梁的一代人。在战争后期，特别是西西里远征的时候，修昔底德特别提到这代人的表现。年轻一代出生时，雅典就是一个民主帝国，当时伯里克利意气风发，帝国蒸蒸日上，他们从小就目睹帝国的繁荣。那时的雅典是整个希腊世界最辉煌的城邦，有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卫城上正在兴建大型神庙和建筑。这一代人野心勃勃，特别想建功立业。

电影《特洛伊：陷落之城》（2018）剧照。

再往后一代可以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代”（简称“伯战一代”），修昔底德的书中提到了这一代人。他们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后出生的，比如柏拉图。这一代人出生时，雅典在和斯巴达打仗，他们小的时候经历了为期5年的瘟疫。瘟疫和战争死了很多人，他们还经历了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最后看到了整场战争的失败。战争失败之后，柏拉图在第七封信里说：我年轻的时候，战争失败，城邦中三十僭主当政，我也想参与政治，后来发现他们都非常腐化堕落，我就退出了。柏拉图说：这让我有一个觉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政体，无一例外都是败坏的，且无药可救，只有一条路，就是哲学家当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切。

我们会看到这四代人生活的环境、经历以及心气是不一样的：地米斯托克利是希波战争主导下的一代；伯里克利是希波战争开始前后出生，把雅典打造成民主帝国的一代；阿尔喀比亚德是在伯里克利的民主帝国开始兴盛的时候成长的一代；再往下一代，就经历了雅典的衰落，不管帝国还是民主制度都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把雅典人大致分成这四代，再回来看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能够理解他的很多线索以及当时雅典人的一些表现了。战争开始的情形就与代际议题有关。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尤以近些年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而备受关注。但如果回到修昔底德的文本中，就会发现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有着多层次的分析。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有过比较集中的说明：

我首先要记载的是，他们撕毁和约的原因（aitiai）、相互责难的（diaphorai）以及分歧所在，以使后人明了希腊人中间发生的如此大规模战争从何而起。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tēn alēthestatēn prophasin），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凯戴孟人的恐惧，从而迫使（anagkasai）他们开战。

这段话也成为关于战争原因的最重要文本。首先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责难理由与分歧，这些内容书中已经讨论过，这里不再详述。由埃庇达姆努斯内乱引发的雅典—科西拉联盟与科林斯的冲突，以及雅典与科林斯围绕波提代亚的争端等事件使得科林斯积极主动地敦促斯巴达与雅典开战。至于战争的真正原因，修昔底德认为是雅典实力上升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这是更为基本的结构性解释。除了此处提出的双重原因外，修昔底德在书中还给出了国民品性层面的原因。科林斯人在劝说斯巴达开战的时候，将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性格进行了对比：

他们（雅典人）倾向革新，敏于谋划，并把心中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你们（斯巴达人）倾向于保守既有的东西，墨守成规，连最必要的行动都不采取。再有，他们（雅典人）敢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孤注一掷，面对危险满怀希望；而你们（斯巴达人）所做之事配不上自己强大的实力，连万无一失的判断都不相信，在危险面前认为自己毫无解脱的希望。还有，他们（雅典人）行事迅速，你们（斯巴达人）迟疑拖沓；他们（雅典人）四海为家，你们（斯巴达人）安土重迁；他们（雅典人）四海为家是为了获得什么东西，你们（斯巴达人）若外出，就担心国内现成的东西受损。战胜敌人时，他们（雅典人）穷追猛打；被敌人打败时，毫不气馁。而且，他们（雅典人）为了自己的城邦甘愿捐躯；他们的心灵却完全是自己的，任由其自由发展。如果没有将心中的计划付诸实施，就像自己个人遭受了损失一般。如果事情得手，他们就把它当作实现目标的一小步；如果尝试了一番，失败了，他们反而有了新的希望，去弥补损失。希望就等于拥有，只对雅典人才是这样，因为他们很快就着手实现手中的计划……因此，如果有人下结论说，他们生来就是自己不安宁又让别人不得安宁的人，那么他说得太对了。

电影《特洛伊》（2004）剧照。

科林斯人通过对比两个城邦公民的国民性，提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因为现有的一些冲突和力量对比，更因为雅典人的品性决定了他们会继续扩张和“折腾”希腊世界。斯巴达的保守并不会令雅典人适可而止，如果现在不下决断开战，必然会在未来的时日中更加被动，最终在某一天，在更为不利的形势下开战。国民性分析构成了战争原因的底层逻辑。但是，这种国民性分析跟代际有什么关系呢？这就需要引入修昔底德的另一段观察。在战争正式开打之前，他曾评论说：

双方都雄心勃勃，热衷于战争……况且，在当时的伯罗奔尼撒和雅典都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从未经历过战争，因而踊跃参战。

如果从公元前445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算起，到公元前431年，双方已经有十余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了。希波战争已经成为父辈口中的往事，年轻人所见证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小型战争。故而，修昔底德观察到年轻人对即将来临的大战跃跃欲试，并想通过战争建功立业。也就是说，撇除对希腊世界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分析，雅典与斯巴达双方城邦的公民主体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是想开启战争的。

虽然我们对斯巴达一方的代际情况了解不多，但从雅典这一方来看，伯里克利已经常年用城邦财政支持年轻人出海训练，而在民主帝国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很大程度上具有科林斯人所说的那些品性。虽然战争正式开启需要城邦精英的决策，但民情的支持也至关重要，这可以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找到切实证据。当时斯巴达王阿基达姆斯明确主张要谨慎决定，不宜立即开战，却被监察官的开战提议和民意所压倒；雅典一方，则是在伯里克利发表完决定开战的演说之后，公民大会一边倒地支持战争。


为何阿尔喀比亚德和年轻一代
如此热衷于扩张帝国？

代际议题在战争中体现得最为明确的一个案例当属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当时雅典和斯巴达处于尼基阿斯和平阶段，双方结束了第一阶段为期十年的战争，签订了和约。但在和约订立后的公元前415年，雅典却集结了一支规模空前的远征军去西西里开疆拓土，而这与伯里克利在开战前制定的战争策略背道而驰。修昔底德对此的态度也比较明确，伯里克利死后，修昔底德曾经对伯里克利之后的政治人物有过评价，并评论了战争的后来发展：

他（伯里克利）说，雅典人如果耐心应对，照料好自己的海军，战争期间不扩张自己的帝国，不做威胁城邦安全的事，就能最终胜出。但是，他们不仅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在似乎与战争无关的事情上，他们治国理政着眼于个人野心和私利，给盟邦，也给他们自己造成了伤害……伯里克利的继任者们彼此半斤八两，却个个渴望争得第一，对于城邦事务，他们的原则是投民众之所好。结果——因为是在一个握有霸权的大国——导致很多的失误，其中以远征西西里为最。

伯里克利为雅典制定的战争策略是守住海洋运输线，不在陆地上与伯罗奔尼撒人正面对抗，而是进行海上侵扰，凭借财力拖垮斯巴达。在战争之初，伯里克利就反复告诫雅典人，只要不再扩张帝国，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西西里远征却是雅典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为什么雅典人一定要去远征西西里呢？从修昔底德的描述来看，代际的变化，特别是“中兴一代”与“年轻一代”的传承与后者的激进化是导致这一决策的重要原因。

电影《特洛伊：陷落之城》（2018）剧照。

在西西里远征之前，修昔底德说大部分雅典人都想派兵去西西里，但是尼基阿斯作为一位保守稳健的将军试图劝说雅典人收回决定，不要冒险前去，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希腊本土的敌人上面。不仅如此，尼基阿斯直接将煽动远征的群体锚定为“年轻一代”，他说：

出征西西里可是一件大事，而不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所能谋划和轻率处置得了的。我看到在座的年轻人受到坐在身旁的此人的号召，感到害怕。那么，我呼吁在座的上了年纪的人，如果你们有人坐到了某个年轻人身旁，不要因若不投票赞成开战，就被认为是胆小鬼的想法而感到羞耻。不要垂涎遥不可及的东西——他们年轻人有这种想法——要知道，凡事预则立，凭贪欲则废。

在这段话中，尼基阿斯明确将“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对立起来。尼基阿斯认为城邦中的年轻人受到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蛊惑，这个人就是阿尔喀比亚德。尼基阿斯这么说是为了分化公民大会中能够投票的公民群体，而如此表态的语境一定是，他看到了城邦中的年轻人最为热心远征事业，虽然上了年纪的人中也可能有一些支持远征，但远不如年轻一代那么急切。这一情形也被随后发言的阿尔喀比亚德所证实。

修昔底德说，当时雅典鼓吹出征最起劲的是克勒尼阿斯之子阿尔喀比亚德，他热切地盼望当上出征的将军，希望将西西里和迦太基一并征服，成功会让他名利双收。他为远征西西里提出了新的战略，之前的政治人物很少提到这一观点：

我们，包括所有其他握有帝国的人，就是这样获得帝国的——对求援者总是有求必应，不管他们是蛮族还是希腊人！因为如果我们对于应该予以援助的人都袖手旁观，或者区分同族异族，那么，我们与其说能扩大一点帝国，不如说有失去帝国的危险。人不要只等着强者来进攻，而要抢先下手使得他不能前来进攻。我们不能像管理家事一样控制我们帝国的范围，既然已经处于这个位置上，我们就必须保住现有的属邦，还必须谋划扩展其范围。因为我们停止统治别人，我们就有被别人统治的危险。

阿尔喀比亚德提出了一种新的帝国方略，这一方略的基础是帝国存续的零和关系。对于帝国统治者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扩张帝国，要么失去帝国，不存在维系既有帝国的静态策略。对于阿尔喀比亚德来说，帝国的要义就在扩张，一旦放弃扩张的谋划，那么雅典就有被别人统治的危险。要充分理解阿尔喀比亚德维系帝国的这一主张，需要将其放在修昔底德整体的战争叙事中把握。

在战争初始，雅典面临的局势是，由提洛同盟转变而来的雅典帝国实际上已经没有维系帝国的道理或合法性了，因为波斯的威胁不再，雅典成了盟邦的僭主城邦。所以，伯里克利一开始就是要尽可能地维系帝国不崩解，因为民主制度依赖帝国的支持，用伯里克利的话说，获得帝国可能是不义的，但放弃帝国肯定是危险的。在伯里克利死后，修昔底德借狄奥多图斯之口说出了一种新的帝国方略，即雅典要与盟邦中的民主派联合起来，利用盟邦中的派系斗争和意识形态要素来重塑帝国秩序，从而实现帝国的维系。到西西里远征前，雅典围攻米洛斯岛时，雅典将军则用赤裸裸的强权原则进行威胁。这一线索到了阿尔喀比亚德这里，进一步激化为不扩张便无帝国。

电影《特洛伊》（2004）剧照。

面对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一激进主张，我们需要追问，为何阿尔喀比亚德和年轻一代如此热衷于扩张帝国呢？原因还要回到伯里克利那里去寻找。在伯里克利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的帝国颂部分，伯里克利苦口婆心对雅典人说：

我们不要只在言辞上说说这种抵抗敌人的所有德性，这些你们自己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都不要听他的，而要在行动上日复一日把目光放在雅典伟大的力量上，成为她的爱人。

伯里克利要求在场的雅典人不仅要爱雅典，还要爱帝国。年轻一代可谓是非常好地遵循了伯里克利的教导，伯里克利时代所塑造的雅典帝国使这些年轻人们好战、进取、爱帝国。是伯里克利埋下的种子，塑造和培养了年轻一代，最具象征性的一件事就是阿尔喀比亚德小时候就在伯里克利家中成长。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雅典实力逐步上升的过程以及帝国逐渐成型的过程，从小就生活在处于实力巅峰的雅典。到了公元前415年，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保守的帝国战略，开始积极地扩张帝国，最终反噬了伯里克利的政策。阿尔喀比亚德还为这种扩张型的帝国政策找到国民品性的依据：

总之，我的观点是，一个原本不闲散无为的城邦一旦变得闲散无为，很快就会遭受毁灭之灾；性情和习惯——甚至不是最好的——与其城邦的治理最相匹配的人民最有安全保障。

民主和帝国塑造着不同代际的雅典民众

跟伯里克利一样，阿尔喀比亚德也高度关心雅典人的品性。只不过，伯里克利的重点是民主，辅之以帝国，而阿尔喀比亚德将积极扩张帝国放在首位。在阿尔喀比亚德看来，城邦不能静止，必须保持运动和扩张，城邦与公民品性的配合首先体现在城邦对外的事功上。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一判断也呼应了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的一句话：“我们（雅典人）以大无畏的精神闯入每一片海域、每一块陆地，所到之处一同留下胜利或失败的永久纪念。”也就是说，雅典人能够拥有帝国，离不开海洋性生活与战争方式，这一脉络又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修昔底德对早期希腊历史的记述中。

修昔底德在撰写希腊早期历史时提到，在最早的时候，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土地贫瘠，反而比较和平，不会因抢夺多余财富而出现内乱，因此，其他富裕地区的人们便跑到雅典来躲避内乱。在这一时期，雅典并非富庶的、冒险的城邦，民众是从希腊各地逃亡汇聚而来。之后雅典再次被提及时，修昔底德说雅典人是希腊人中“第一个放下武器过起悠闲自在的生活的人，甚至于奢侈娇气”。

到这时，雅典人并未有任何后来科林斯人或者伯里克利所言的那些品性，甚至在这个时期，雅典人喜好奢靡，与科林斯人说的“雅典人几乎不享受手中的果实”刚好相反。在修昔底德的叙事里，雅典真正的变化始于地米斯托克利兴建海军，城邦力量的真正崛起也始于海军：“因为她们，特别是土地褊狭的城邦，驾船驶向那些岛屿并征服之。在曾经发生的冲突中，陆上的战争从未导致力量的壮大。所有的陆上战争不过是边境的冲突罢了。”

电影《特洛伊》（2004）剧照。

随后的希波战争以及雅典海军的发展既是雅典崛起的关键，也是雅典民众性情变化的开端。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人对自己的评价是放弃城邦，“登上战船，舍命一搏”，并从那之后，逐步扩张帝国。之后，对雅典人品性的描述开始逐渐出现冒险革新等形容，比如在公元前458年前后，斯巴达曾邀请雅典军队帮助镇压反叛力量，当客蒙率雅典军队到达后，斯巴达便对雅典人进取而革新的品性（to tolmeron kai ten veoteropoiian）感到担忧，并让雅典军队打道回府。

从这里开始，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出现进取革新的品性，这也是科林斯人形容雅典人时所使用的语词。简言之，从修昔底德关于雅典早期历史以及雅典崛起过程的叙事可以看出，雅典民众的性情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而就革新冒险这方面的品性来说，海上帝国的建立和扩展是重要的作用因素。与海洋帝国紧密绑定在一起的民众品性不会安于自身，正如阿尔喀比亚德所说，公民品性会反过来塑造城邦行为，这构成了帝国扩张与西西里远征的深层原因。

修昔底德对代际的观察和评论揭示出在雅典民主帝国不同阶段生活的公民群体以及政治人物的基本面相和动态演变。民主和帝国作为两个变量相互交织在一起，塑造着不同代际的雅典民众，而代际视角的本质是民众以及政治人物的品性，这是决定着战争走向和政体演变更为底层的潜流。时代与民众品性相互影响。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个暴戾的老师，在战争这个老师面前，一切城邦与人物都要在起起伏伏中展示出自身的底色，修昔底德通过自己的撰述将人与事的本性展示在读者面前，而这可能就是他希望并且有信心自己的著作能够成为永恒财富的原因吧。


本文选自《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张新刚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青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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