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只500注册登陆_历史上,通州是京城名副其实的“东大门”丨京华物语

通州因“漕运通济”而得名,发展兴盛至今。历史上,通州处在“水陆要冲”的交通节点上,加之其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在服务和保障京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进而成为京城名副其实的“东大门”,有“通州安,则京师安”的战略地位。本文节选自《通州大变局:1860-1949》,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起,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关于通州的重要地位之论述,无数政治人物、文人学者都不乏赞誉之词。有“漕运襟喉之地”之论(阮鹗《严防卫以慎储蓄》),有“正当东西南北之冲,水路要会”“通州安,而京师亦安矣”之论(杨行中《(嘉靖)通州志略》),有“实水陆之要会,为畿辅之襟喉,舟车之所辐辏,冠盖之所往来”之论(周之翰《通粮厅志》),有“左辅雄藩、神仓重地”之论(《(乾隆)通州志》),有“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之论(《(光绪)顺天府志》)。

尽管这些论述受到广泛认同,然而都拘于王朝版图之内看通州的地位,重在强调通州跟京师的关系。实际上,元明清时期,通州与世界紧密相连。至少在亚洲地区,通州已是一个国际重镇,是名副其实的“万国朝宗之地”(《雍正御制通州石道碑文》),正如通州籍作家王梓夫在《通州赋》中所言:“通州,通天下之州也。”

王梓夫所言没有丝毫夸张,是对历史上的通州,尤其是元、明、清时期通州重要地位的总结。历史上的通州处在“水陆要冲”的交通节点上:从水路看,从京杭大运河南端出发,因浙东运河延伸至港口城市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从而通向南亚各国。从陆路看,从京杭大运河北端向北,历史上曾有一条通往张家口的商道,继续延伸,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经中亚、西亚,直接欧洲;从通州向东,沿着古代燕山南路大道,出了山海关,一直到朝鲜半岛,从而与东北亚紧密相连。更深层次原因是,由于通州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在服务和保障京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州成为京城名副其实的“东大门”,有“通州安,则京师安”的战略地位。

《通州大变局:1860-1949》,杨家毅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


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州的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是朝鲜使臣和南来诸国使臣朝贡的必经之地。明正德时期吏部尚书、大学者李东阳曾多次写诗描述在通州见到外国使节的情景,留下了“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使节南行又北旋”等诗句。可见,当时的通州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经常可以看见来自朝鲜、琉球、安南、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使团和商队。

辽金两代,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州的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金代,通州是上京到中都的重要一站:“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四十里至三河县,三十里至潞县,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辽代末年,金军沿着这条大道直抵南京城下。金代定都中都后,这条通道也是通往后方的要道。这条通道上的榆关、平州、滦州等,都是天然的险要地带。尤其是位于中都城东的通州,在历史上是京城东部重要的门户。

从元代开始,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通,通州“水陆要冲”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由于元代统治者来自北方,他们十分重视大都城与当时的北京(大宁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及其东部和北部的联系。通州是元大都到大宁城,乃至东北地区的重要一站。据《析津志》记载,从大都经通州到冀州后通往东北地区四条具体路线:“一路正东至遵化,转东北至北京(大宁)。一路东南至玉田,东北行至永平,正北至北京(大宁)。一路(东北行八十里)遵化、(九十里东北)滦阳、(六十里)富民、(百二十里)宽河、(一百里)神山、(一百里)富峪、北京(大宁)、玉田、(正东八十里)丰润、七个岭、(八十里)永平、(正北五十里)建昌、(四十里)上滦、(八十里)大姑、(九十)新店、(七十)木思、(六十里)甜水、(六十里)家店、(七十里)城子、(八十里)大部落、北京(大宁)(北分二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一路正东行至驿安)。”这更清楚地表明了通州在元大都与东北地区联系中的重要位置。

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依托长城,以辽东都司辽中卫(今辽阳)、大宁都司大宁卫(今宁城西)、北方重镇开原(今属铁岭)三个驿站节点,辐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交通和驿站系统。依托京杭大运河及沿线各城市,构筑辐射南方各省,并与福州、泉州等海港建立起通畅的联系。从东北地区、朝鲜半岛通向北京的陆路和南方相关各省、海上航路通向北京的水路都要在通州交会。

从陆路看,从北京到大宁城,从北京到辽阳,再到开原,并以此为中心连接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都要经过潞河驿。从北京至大宁沿用元大都—遵化—大宁站道,具体驿路为:顺天府四十里潞河驿,潞河驿五十里夏店驿,夏店驿五十里公乐驿,公乐驿五十里渔阳驿,渔阳驿六十里石门镇驿,遵化驿七十里滦阳驿,滦阳驿五十里富民驿,富民驿六十里宽河驿,宽河驿六十里柏山驿,柏山驿六十里会州卫,会州卫六十里季庄驿,季庄驿六十里富峪卫,富峪卫七十里大宁都司。

从北京到辽阳的具体路线为:会同馆四十里至通州潞河驿,七十里至三河县,七十里至蓟州渔阳驿,六十里至阳樊驿,二十里至玉田县,四十里至永济驿,四十里至丰涧县,三十里至义丰驿,七十里至七家岭驿,六十里永平滦河驿,六十里至芦峰口驿,六十里至抚宁榆关驿,六十里至山海关,六十里至高陵驿,六十里至沙河驿,六十里至曹家庄驿,六十里至连山岛驿,六十里至杏山儿驿,六十里至小凌河驿,八十里至十三山驿,七十里至板桥驿,七十里至沙岭驿,八十里至牛家庄驿,九十里至海州卫,九十里至安山驿,六十里至辽阳城。

辽阳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其为中心,有四条驿路干道:东路到鸭绿江西岸,南路到旅顺口,西路到山海关,北路到开原。明代开原是东北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重镇和交通咽喉。以开原为中心,形成多条辐射驿路干线,延伸东北全境,并与朝鲜半岛连接起来。其中,“开原东陆路”是明初建州左卫的朝贡道;“纳丹府东北陆路”是明初建州卫、毛岭卫的朝贡道;“开原西陆路”是明代从开原通往蒙古坝上草原的交通线;“海西西陆路”是明初兀良河等卫的贡道。

从水路看,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随着金灭辽及北宋,占据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域,得以利用潞水东南部的入海口和通向潞河的各漕河,将粮草物资经潞河运往通州,所以通州成为金中都东部的漕运重地。金海陵王南侵,在通州建造战船,经由潞水出海到前线。到了元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取直贯通,通州在漕运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了。

图片来源:[明]杨正泰:《明代驿站考》

鉴于通州在北京对外交通中的独特地位,明清时期,朝廷在通州设立的潞河水马驿。不同于一般的驿站,该驿不仅承担陆驿的功能,还是运河水路系统的重要节点。明代从顺天府(今北京)到应天府(今南京)设置水驿40余所。具体路线为顺天府—通州潞河驿—和合驿—河西驿—杨村驿—杨青驿—奉新驿—青县流河驿—兴济县乾宁驿—砖河驿—新桥驿—连窝驿—良店驿—德州安德水驿—梁家庄驿—甲马营驿—渡口驿—临清州清源驿—清阳驿—东昌府崇武驿—荆门驿—安山驿—开河驿—济宁州南城驿—鲁桥驿—沙河驿—沛县泗亭驿—夹沟驿—徐州彭城驿—房村驿—新安驿—邳州下邳驿—直河驿—宿迁县钟吾驿—古城驿—桃源县桃源驿—清河县清口驿—淮安府淮阴驿—宝应县安平驿—界首驿—高邮州盂城驿—邵伯驿—扬州府广陵驿—仪真县仪真水驿—龙潭驿—南京应天府龙江驿。


陆路和水陆不断地向外延伸,将通州与世界联系起来

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都不断地向外延伸,从而将通州与世界联系起来。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是由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经浙东运河与宁波相连,从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

浙东运河西起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东至浙江东部重要港口城市宁波。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商贸繁荣、文化兴盛。宁波古称“鄞”“明州”,又因境内四明山而闻名,所以又有“四明”之称。浙东运河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晚期越国开凿的“山阴古水道”。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水道做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浙东运河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在疏通大运河时,对它也做了整治,使它与大运河的沟通更加顺畅。唐中叶,曾多次对浙东运河进行疏通整治。南宋时,朝廷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大为改善。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从宁波到通州的水路十分畅通,航道已十分成熟,从而将都城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明永乐年间,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赴北京任职。张氏坐船从宁波出发,出发的地点是宁波城西望京门,从浙东运河进入钱塘江的地点在萧山城西十多里的西兴,沿京杭大运河,途经杭州、苏州、扬州、徐州、德州,进入顺天府通州地界,依次是漷县、张家湾和通州城。他将全程所经36地、72座大型水闸,总计约3700里的行程编成《北京水路歌》。这首歌曾经在大运河上广泛传唱,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而歌本收录在明代学者余永麟编著的《北窗琐语》一书中,为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明清时期,从宁波到通州的运河水道不仅是成熟的官道(漕运)、商道,也是外国使臣、商队到京城的必经之道。明初,朝廷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同时,又于洪武三年(1370年)设立了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作为中外贸易的官方通道。南方诸如日本、琉球、占城、安南、苏门答腊、爪哇、暹罗等国家和地区的人,进入中国后,可通过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以日本为例,日本商人、使团一般都是在浙江宁波一带登陆,并在朝廷设置的专门接待朝贡使节的“安远驿”完成正式手续。《(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凡遇到倭夷入贡,处正副使于中,处夷众于四旁舍。”

在日本使团中,以策彦周良最为引人注目,成为今天研究明代中日关系的典型对象。这与策彦周良本身的学识和经历有直接关系。策彦周良(1501—1579),号谦斋禅师,是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曾两度率领使团到北京。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三月,策彦周良奉命作为“勘合贸易”副使,第一次入明。朝贡使团从宁波登岸,沿运河次年经通州到北京。

回到日本后,著有《初渡集》。此次出使,他虽为副使,但由于表现出色,回国后,名声大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月,策彦周良以正使身份率团第二次入明,到北京就朝贡贸易进行谈判。完成任务回国后,又著《再渡集》。《初渡集》《再渡集》合称为《入明记》,其内容十分翔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根据记载,策彦周良北上线路为:昌国驿(宁波府)—石浦所(宁波府)—定海口(宁波府)—宁波府府城—安远驿(宁波府)—车厩驿(宁波府)—姚江驿(绍兴府余姚县)—曹娥驿(绍兴府上虞县)—东关驿(绍兴府会稽县)—蓬莱驿(绍兴府)—钱清驿(绍兴府山阴县)—萧山驿(绍兴府萧山县)—西兴水驿(绍兴府)—吴山驿(杭州府)—苕溪驿(湖州府)—平望驿(苏州府吴江县)—松陵驿(苏州府吴江县)—姑苏驿(苏州府)—锡山驿(常州府无锡县)—毗陵驿(常州府武进县)—吕城驿(镇江府丹阳县)—云阳驿(镇江府丹阳县)—京口驿(镇江府)—广陵驿(扬州府)—邵伯驿(扬州府江都县)—盂城驿(扬州府高邮州)—界首驿(扬州府高邮州)—安平驿(扬州府高邮州宝应县)—淮阴驿(淮安府)—清口水驿(淮安府清河县)—桃源水驿(淮安府桃源县)—古城驿(淮安府桃源县)—钟吾驿(淮安府宿迁县)—直河驿(淮安府邳州)—下邳驿(淮安府邳州)—新安驿(淮安府邳州)—房村驿(徐州府)—彭城驿(徐州府)—夹沟驿(徐州府)—泗亭驿(徐州府沛县)—沙河驿(兖州府济宁州)—鲁桥驿(兖州府济宁州)—南城水驿(兖州府济宁州)—开河水驿(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安山水驿(兖州府东平州)—荆门水驿(兖州府东平州阳谷县)—崇武水驿(东昌府聊城县)—清阳驿(东昌府清平县)—清源水马驿(东昌府临清州)—渡口驿(东昌府临清州)—甲马驿(东昌府高唐州武城县)—梁家驿(济南府德州)—安德驿(济南府德州)—良店驿(济南府德州)—连窝驿(河间府景州吴桥县)—新桥驿(河间府交河县)—砖河驿(河间府沧州)—流河驿(河间府青县)—奉新驿(河间府静海县)—杨青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杨村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河水西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和合驿(顺天府通州)—潞河驿(顺天府通州)。第一次,策彦周良一行达到通州张家湾的时间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月初朔旦(初一),第二天从张家湾由陆路前往北京城。对当时的情形,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二日巳刻,发张家湾,车马如云。车以载货,一车各马九匹挽之;马以驮人。”

值得一提的是,中外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始于1500年前后的“全球化”,其经济中心在中国,而不是欧洲。很显然,京杭大运河在联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京杭大运河将王朝的都城与海、陆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才进一步促进了中外贸易,才使“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一直延续到清末

二是通州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的历史考察。

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是南北客商、货物转运的中转站。从元代开始,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通,通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东大门”。由于完善的交通体系,早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北端枢纽城市通州,就已经与丝绸之路实现了连接。

明清时期,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商帮,将南方的茶叶、布匹通过京杭大运河,以通州和张家湾为中转站,运往张家口,再沿张库大道,延伸至蒙古、俄罗斯等地。由于这条商道以山西商人为主,所以沿线分布了不少晋商会馆。有学者通过研究晋商会馆,勾勒出这样一条几乎被遗忘的古商道。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孟伟等人,通过考察在苏州、通州、京城的山西会馆,尤其是会馆留下的碑刻资料,得出了“南布”(“松江布”“南京布”)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京城,然后再运抵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行销草原,再交换至恰克图与俄罗斯进行贸易,从而完成了“南布北运”。 通州城外的驼队,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刘福龙收藏。 除了布匹,另一种大宗贸易商品为茶叶。明清时期,由于南方的茶叶云集通州,在通州、张家湾形成了专业的茶叶市场。山西茶商开办的茶庄有“大盛川”“大德恒”“玉川”,是通州茶行中最大的3座,连同北关的“振兴”“公祥”等一共8家。各茶庄都设茶栈,每年共批发去往华北、西北、东北乃至俄罗斯的茶叶达10万箱。

通州张家湾地区的山西会馆碑刻资料,与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账册、书信、规程等资料相印证,能够确定当时这条商路不仅贸易量十分巨大,而且形成了商帮遵守的贸易规则。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通州湾立规碑记》明确记载茶叶到达通州的规则。

道光九年(1829年)《茶叶规程》记载茶叶抵达、离开张家湾的规则,规定“凡货船到(张家)湾,必许(须)系客船,方许轮帮。若止(只)有肆、伍家货搭别船来者,则卸栈,不得报信发车。务以本船到日,再为轮帮”。发货采用车或者骆驼运输的形式,很显然是通过陆运,所以规定“凡发脚,勿论车驼,俱归柜上搭派分发。如本客自雇,或各口庙雇来之车驼,亦要归公”。通州张家湾在这条商道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水运和陆运中转站。据收藏于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口到库伦商货册单》记载,由于从南方通州湾来的茶叶货物迟到,所以影响了张家口到库伦的茶叶贸易,出现了尚有若干茶箱未到的情况。孟伟甚至认为,到清代,张家湾几乎是“万里茶路”上唯一的茶叶专用码头。

从通州到张家口的货物运输需要大量骆驼,因此在张家湾和通州形成了大型的骆驼店,每个店都有百头到数百头骆驼。在通州北关一带有18家骆驼店,位于牛作坊、马厂、皇木厂、前窑、后窑等处,有天庆、乾元、德聚、太和、三和、德丰、通顺等号。

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一直延续到清末。1900年,随八国联军侵华的法国军官毕耶尔·洛谛到达通州后,还见到大批张家口外的骆驼。他在书中这样记载:“我们慢慢地靠了岸。在戴着橹楼的蜿蜒高墙的黑影下,逼着河岸,一列长长的帆船都系着缆。岸上拥挤的情景,约略是天津大沽的模样,只是多了成百的蹲在沙上的口外骆驼。”可见,即使到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通州与口外的商业贸易仍然没有断绝。从目前的资料看,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可见来往于通州与张家口之间的驼队。


从通州到朝鲜半岛,形成了成熟的贡道

三是从通州出山海关,到朝鲜半岛,形成了成熟的贡道。

明代十分重视对辽阳和开原等地的经营和管理,尤其是对连通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的驿路十分重视。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以都指挥使马云、叶旺率兵渡海,自金洲而抵辽阳,设定辽都卫,既而分设定辽左等五卫,并东宁卫,金复盖海四卫于沿边。已而改设都指挥使司而统属之。招降纳附,开拓疆宇。复于辽北分设沈阳、铁岭、三万、辽海四卫于开原等处,西抵山海,分设广宁及左右中卫,义州、宁远、广宁左右中前后五屯卫于沿边。星分棋布,塞冲据险,且守且耕,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接山海而拱京畿,南跨溟、渤而连青冀,北越辽河而亘沙漠。又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并兀良哈三卫。”京师通往东北地区、朝鲜半岛驿路的贯通,为朝鲜使臣朝贡提供了陆路交通的便利条件。

朝鲜位于东北亚,是中国近邻,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的明清时期,正值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1392—1910年)时期。朝鲜王朝主要通过定期朝贡来维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明初定都南京,朝鲜主要通过海路直接前往。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朝鲜使臣由陆路入京遂成定制。朝鲜使臣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一般将明代的记闻称为《朝天录》,清代的记闻称为《燕行录》。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将其编纂形成《燕行录全集》,为研究清代中朝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一时期朝鲜使臣入京路线为:从九连城一路北上至辽阳,然后由此西行经过鞍山、牛家庄、沙岭、广宁、小凌河、沙河等驿入山海关,在经过抚宁、石门、渔阳、三河、通州等驿入京。明末清初,由于东北女真与明的战争,路线有所变化。清军入关后,朝鲜使臣行进路线基本沿袭了明代陆上朝贡路线。但是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为界,略有变化。此前,他们使清路线是经过海州、盘山、山海关到达北京;此后,路线改为辽阳、盛京、广宁至山海关,再到北京。

通州是朝鲜使臣入京的最后一站,也是回程的第一站,因此对他们来说,通州具有独特的意义。使臣们到了通州,要办理入京前最后一道公文手续。如朝鲜使臣李廷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出使北京,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四月十二日到达通州,“往衙门讨得礼部印,颁通报一纸”。从这条记载看,礼部在通州设有办事机构,负责审核把关,待验证合格后,盖印表示可以进京,并颁发通报。然后由使臣将通报呈给礼部,从通州启程进京。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京,有一部分要留在通州负责安排相关工作。嘉靖十六年(1537年),书状官丁焕随团出使北京,根据其在《朝天录》中的记载,他们来到通州“投宿廛肆中人家”,第二天,“圣节使通事金司监官郑蕃等来谒”,又过了一天,“早遣洪谦、李宝先往朝阳门呈报单于宫官之司察者”。由此可见,在通州,朝鲜方面安排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从朝鲜使臣的记载看,在通州活动期间,使臣们或住潞河驿,或住旅馆,或投宿民家,并无定制。但潞河驿是他们公务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与其他国家使臣交往的场所。如成化十七年(1481年),成伣一行在通州潞河驿遇见安南使臣,他们不仅互有交往,还写诗互赠。成伣写诗《通州驿馆次安南使韵》:

车书盛治喜遭逢,玉帛东南此会同。 宾馆笑谈何款款,驿亭车马忽匆匆。 他年魂梦青天外,此地情怀白日中。 莫向南楼作离别,潞河初涨夕晖红。

安南使臣写诗回赠,其诗为《次安南使阮伟挺夫韵》:

玉节天南使,金台路上逢。 语因风土异,心共性天同。 喜接城南杜,还惭吴下蒙。 琼瑶携满袖,十袭以归东。

由此可见,在当时,通州已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漕运盛况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的景象

元代海运、河运并行,将南方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往京师。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在通州转运。为了转运需要,朝廷在通州设有十三仓。关于元代通州十三仓的规模和储存量,在《大元仓库记》中有记载:“乃积仓七十间,可储粮一十七万二千五百石;及秭仓七十间,可储粮一十七万五千石;富衍仓六十间,可储粮十五万石;庆丰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延丰仓六十间,可储粮十五万石;足食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广储仓八十间,可储粮二十万石;乐岁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盈止仓八十间,可储粮二十万石;富有仓一百间,可储粮二十五万石;南狄仓三间;德仁府仓二十间;林舍仓三间。”共计756间,可以储存粮食182.25万石。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往北京之后,江南漕粮输往北方,运输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永乐前期,因战乱等缘故,京杭大运河运输不畅,所以南粮北运多用海运。如永乐元年(1403年),“平江伯陈瑄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辽东以备军储”。从永乐元年到十一年(1413年),朝廷海运粮食的记录频频出现在《明太祖实录》中。永乐中期以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途径。

郭守敬所凿通惠河“洪武中渐废”。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可见,明初从张家湾到京城既有陆路也有水路,只不过因水浅,只能用小船,运力十分有限,只能主要依靠陆路运输。嘉靖七年(1528年),巡仓御史吴仲排除各种阻力,利用金代闸河故道,重新疏浚了通惠河,将通惠河口由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即现在通惠河入北运河的位置。此举直接促进了通州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隆庆二年(1568年),朝廷对通惠河进行了一次大修。万历后,多次将修浚通惠河提上日程,但是议而不决,没有落实到行动。

清代漕运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到清中期,随着海运技术的提高,加上运河治理不及时,朝廷逐渐尝试海运。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运河被农民起义军占领,从同治五年(1866年)开始,江苏、浙江都用海船走海路,运至天津大沽口。然后由顺天府通永道(驻通州城内)接驳海运,官方提供驳船,招募顺天府相关州县的百姓为船夫,将粮食运输到通州。史书记载:“每拨米五十万石,分作十起转运,拨船一百六十只为一起。”

那么,明清两代这条运河要运多少粮食呢?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八年(1410年),运达北京的税粮为201万石。此后,永乐一朝基本维持在200万石至257万石。而永乐十三年(1415年)高达646万石。宣德年间运送至北京的税粮数额波动较大。最低的是宣德元年(1426年),为239万石;最高是宣德七年(1432年),为674万石。

清代嘉庆前,每年平均在400万石左右。道光开始,逐渐减少至300万石,乃至200万石。自道光五年(1825年)河海分漕以来,运到通州的漕粮数额:道光五年(1825年)至三十年(1850年),每年约280余万石;咸丰元年(1851年)、二年(1852年),各220余万石;咸丰三年(1853年)至十一年(1861年),约110余万石。同治以后,运量逐渐减少。

漕船在大运河上行驶,一总帮船队有多长?这要看一总帮漕船的数量、漕船的长度,以及航行的队列编排情况了。以江安帮(江苏和安徽两省长江以北区域的漕帮)为例,根据咸丰《户部则例》资料,在咸丰元年(1851年),江安粮道共有漕船2561只。按当时规制,每只漕船71尺(约22米)。若是单列排队前行,不计算前后船的空隙,连接起来达56.3千米,即便是双船并行,船队也长达28千米。一个总漕帮的船队在大运河上,浩浩荡荡几十千米,朝鲜学者朴趾源描述这种景象为“(潞河)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看来没有丝毫夸张。在清代,朝鲜使者往往将通州“舟楫之盛”,与“皇都之神丽”“辽野之旷阔”,并称为三大壮观景象。

每年三月初一,第一批漕船山东德正帮漕船到达通州,这天对通州漕运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标志着一年的漕运就此开始。户部仓场侍郎、仓场总督、巡仓御史、坐粮厅厅丞等官员亲自主持祭坝神仪式。仓监督、坐粮厅各股吏役和经纪、车户、船户、斛头等和抵通第一批漕船的领运、官兵等,还有通州的各级官员齐聚祭祀拜神现场。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并形成了通州一个独特的节日,即“开漕节”。各省漕粮运抵通州,在通州城东门外的运河上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的景象。

原文作者/杨家毅 摘编/安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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