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造就了众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_大只首頁


移民并非欧洲特有的现象

19世纪是工业全球化的时代,其中最能展现其时代特征的表现之一,便是全球人口迁移——人和社群的迁移,旨在寻求一个新的定居点,并往往与他们的原籍地相距甚远。

2004年,历史学家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期刊文章,其中描绘了19世纪跨洋、跨州人口迁移的范围,其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他指出,1848年后,全球移民数量激增。截至1940年,已有超过5500万人迁入美洲,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来自印度、中国、日本和非洲,占比虽小,数量却仍十分可观(250万上下)。同一时期,另有约莫5000万人横跨印度洋、南太平洋(其中大约400万人来自更远的地方),5000万人跨越中亚大陆、进出日本。上述人口迁移中,相当大的部分(尽管并非尽数)发生在1914年以前。

1900年的梁启超可能心满意足于“足不出户”,通过报纸便能“了解世界”。但基于麦基翁的数据,19世纪,数不胜数的人起身迁移,其行迹遍布全球,与报纸带来的效应一样,均为工业全球化时代注入了活力。引发并促成这些移民行为的因素不一而足,比如,1815年后开放且相对安全的海上旅行、航运和运输路线的扩展,以及全球工业经济体中,人口迁移“推力与拉力”的动态发展。对于这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构成其中每一位移民的身份认同的核心,都是其个人或家庭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决意(或是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去往一个他们所谓的“新世界”,开拓新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淘金者或铁路工人,一生中甚至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长距离迁徙。

显而易见,移民并非欧洲特有的现象。不过,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贯使用人口迁移模式,来解释19世纪西方崛起,并逐步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成因。例如,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利奇(James Belich)在其《盈满大地》(Replenishing the Earth)一书中写道:“1815年及以后,英国和美国中,以英语为母语的移民数量激增,他们不断开拓殖民地,乃至遍布全球,此举为英语世界主导其他国家政治、文化局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贝利奇看来,移民的激增,并不依赖于工业化的最初推动力(因为大部分移民行为发生在蒸汽船盛行之前,但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但随着工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如英国的殖民地(悉尼、新加坡和孟买等),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圣路易斯、芝加哥和纽约,移民的数量也随之成倍地递增。贝利奇的论点还有许多有待考证之处。毕竟,在1870年之前,迁往美国的所有移民中,有半数以上来自不列颠群岛。但随着工业全球化进程的推进,19世纪50年代后,其影响深入到越来越多的社群,人口迁移模式也逐步多样化。

于上述发展中,工业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大程度上因其影响了大多数社群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方面,工业化为人口迁移提供了上升途径与机会,可将其视为“拉动因素”,比如,不断崛起的工业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工作,以及一个得以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愉悦”的处所。另一方面,工业化也创造了一系列社会条件,使许多人更殷切地渴望迁移,可将这些条件视为“推动因素”,鼓吹人们离乡背井,启程去摸索一个未知的未来。


发生在手工工人身上的残酷故事周而复始地上演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19世纪工业中心地带,工业革命都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影响。自工业化伊始,社会结构就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平等,不仅颠覆了传统手工业者、工人和土地精英的生活,同时也使工业城市中大量工人阶层,不得不面对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可否认,工业化积累了巨大财富,中产阶级各个腰缠万贯,大众得益于更加实惠的日用品,发明家们也广受好评与赞誉。但是,上述所有的发展都伴随着高昂的代价,并使得许多人陷入举步维艰、穷困潦倒的境地。

工业化推进后,首当其冲的便是技术精湛的工匠及其所属行会,他们的工作被价格低廉的劳工接手,其手艺也由机器替代,因而丧失了劳动和政治价值。于是,众怒难平,他们极力抵制工业发展进程。比如,19世纪初的数十年里,英国中部地区的“卢德派”工匠曾多次毁坏棉花原料、破坏羊毛厂,以此发泄愤怒;19世纪40年代,德国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抗议廉价制造品的涌入,也同样具有破坏性;在印度孟加拉地区,一些工匠砍掉了自己的拇指,以抗议从英国进口廉价产品,后者业已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手工业,即便其技巧是那么炉火纯青;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部分地区的革命甚至是由工匠群体所发起的,他们不满于工业化对其生计和传统价值的影响,因而揭竿而起。工业化进程中,机械化带来的优势与技艺超群的手工工人格格不入,后者很快便发觉机械化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但机器改进、工厂扩建的进程仍不断推进,技巧生疏(或不那么熟练)的产业工人数量激增,新兴工业中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发生在手工工人身上的残酷故事,也在周而复始地上演。

人们可能会认为,产业工人必定会从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中受益匪浅,但恰恰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作工业化的受害者。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其中写道,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全世界。”书中大肆批判原始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大都市中无产阶级(工业工人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尽管如此,由于工业经济提供的工作数量与日俱增,其整体重要性突飞猛进,大量农业劳动者依旧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务工,寻求财运。因此,这些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但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光景十分惨淡,内外交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5年),以及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年),均对无产阶级惨淡无望的生活进行了深刻地描述。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样一副图景:1850年,英国产业工人超过英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部分人居住在工业城市,而工业城市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约为36岁,与之相比,中产阶级的平均寿命约为50岁。这种寿命的差异,源于巨大的贫富差距。英国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受益颇多,因而负担得起更好的食物、住宿和医疗保健。而工业工人阶级,做着开采燃料和制造商品的工作,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螺丝钉”,却生活于凄风苦雨之下、供给短缺的贫民窟之中。他们的世界,家徒四壁,唯有贫穷。

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列举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的巨大差异。例如,他指出,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军官学员,家境优渥,相比于就读皇家海军协会下属慈善学校的工人阶级男孩,二者虽年岁相仿,前者的平均身高却比后者高出整整9英寸(约23厘米)。此外,婴儿的死亡率也同样能够体现贫富差距。1900年,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婴儿,其存活率高达96%,而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婴儿仅有67%。在法国和德国许多大城市收集到的统计数据也与此相仿,特别是在工业城市,其中的贫民窟拥挤不堪、通风不良,肺结核和霍乱引发的后果更为致命。这些不平等的现象,也并非湮没无闻。19世纪社会动荡,多次发生革命抵抗、劳工动乱、罢工和抗议,而这些不平等的现象,为这些抗争活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

此外,这些运动还促进了全球范围内,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勃兴。尽管这些政治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阶级的苦难,但“撒旦的磨坊”与“资本主义的贪婪”恶名昭彰,许多人仍情愿破釜沉舟,逃离当前的“悲惨世界”,冒着风险进行海外航行,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开始新的生活。

综上所述,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在人们决定是否迁移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现存的宗教、种族、政治观点和阶级的裂痕,在城市化的动态变化中,只会越撕越大。人们纷纷离开故土,去海外寻找新的机会,例如,1840年代,经历过马铃薯大饥荒的爱尔兰人和其他北欧人、见证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人们,很大一部分都踏上了迁移的旅程。自1850年起,平均每年有25万德意志人离开欧洲,前往他们所谓的“新世界”,构建“德国城镇”、商业网络及社区;并且早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这些德意志人就已经踏出这一步了。在某种意义下,正是这些移民者,塑造了德意志帝国主义,正如英国移民者塑造了英国一样。

此外,1876—1914年,还有多达1400万的意大利人,其中以农夫为主,离开了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前往西欧和美洲寻求更好的生活,其中22%的人,最终扎根于阿根廷或巴西。其他情况,例如政府政策的变化、涉及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行动,也会促使人们离开故土。举例言之,俄国的门诺派教徒长期以来在沙皇俄国都被免除兵役,但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却被强求加入军队。因此,迫于形势,一些人移居加拿大,另一些人则选择了美洲的其他地方。


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期间,人们分别见证了经济繁荣和衰退期。在19世纪的经济萧条时期,鲜少有政府具有社会福利机制或金融工具,来“缓冲”广泛的失业、贫困带来的打击。19世纪后半叶的一系列政治骚动,推动了部分“缓冲”机制的形成。但在1815—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更常出现的场景是,工人不堪饥寒交迫,纷纷离开故乡,远至帝国殖民地,开辟新生活。例如,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长期萧条困境期,发生了几次大型的欧洲人口外迁。这短短20年间,因价格暴跌、种植农业向放牧业的转型,英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了26%。

此外,英国的农业转型,也造就了农村大规模的失业——毕竟,饲养动物所需劳动力少于种植业。因此,这一时期,英国有超过25万人放弃了农业生产。大部分人投身工业生产,另有一些人离开了祖国,另寻出路。出于同样的理由,且国内工业就业机会又相当有限,地中海地区有数百万农民移居海外(其中一些仍在欧洲)。但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以及澳大利亚、南非和巴西的专业种植园,业已打通欧洲市场,欧洲外迁者的农产品就价格、质量和数量而言,均无法与前者的产品匹敌,这大大影响了他们的迁移。全球化的工业经济,使一些富强的国家,得以获取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来满足其国民基本的食品消费需求。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全球粮食生产、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的观点,在历史研究中,数字至关重要。(19世纪前的)几个世纪以来,各个帝国均不间歇地开拓殖民地,但其成果,仍无法与19世纪媲美,19世纪人口迁移数量之大,造成的影响深刻且不可磨灭。举例来说,1790年,加拿大仅有大约25万名移民,其中以法国人为主,而到了1860年,已有超过300万名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大多以英语为母语)迁居于此。且不久之后,另有更多的欧洲人,为了摆脱贫困、逃避政治动荡,也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诸如此类的增长,也发生在了澳大利亚。1790年,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者尚不足1000人,但到了1860年,非原住民的人数竟达到了125万。但“盎格鲁世界”(得名于贝利奇)最大的殖民扩张地还当属美国——13个殖民地,从最初的380万人口,到1860年,已增长至近1600万。又过了40年,美国人口已然高达7600万。许多新移民者来自爱尔兰、欧洲的德语区,后来,意大利、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也纷纷有人迁往美国。

但是,并不只有工业化大都市才具有人口持续迁入的特征。正如开头所述,中亚、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发生的人口变化,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而之所以会有大量移民流入这些非欧洲国家,很大程度上也源于19世纪全球工业化。促使大量移民涌入这些国家的推动因素,与大规模种植园经济增长息息相关,而后者又是工业大都市制造中心的供应源。这些坐落于世界各地的种植园,对于劳动力有着庞大的需求,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自由、非自由劳动力。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如此,其项目规模之大,令人心向往之。

1849年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兴起一波淘金热,同时正值美国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因此,200多万中国和日本劳工受其吸引,迁往美国。另有数百万中国人,移居中国东北和俄国西伯利亚,投身于当地的铁路建设。即使是加勒比海、南太平洋、非洲和亚洲的种植园经济,也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从业于其中。1861年,俄国农奴解放后,也兴起了一波向美洲和亚洲东部的大规模移民潮。同时,上海、新加坡市、香港和孟买等港口城市,快速扩张,蒸蒸日上,世界各地的移民因其提供的工业机会,也接踵而至。

但并非所有的迁移行为,都是出于个人意愿进行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国际协议,一致废除奴隶贸易,但这一协议实际上只在大西洋世界奏效。1815年后,奴隶贸易这一形式逐步销声匿迹。1865年,在一场内战后,美国的奴隶制才被废除。但是,这并不是奴隶制的终结——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奴隶制,仍可见于世界各地,非洲人依旧被当作奴隶、被交易,被迫在印度洋地区和中东的种植园工作。 

直到1838年,奴隶制,而不仅仅是奴隶贸易,才在英国及其所控领土上被正式废除,法兰西帝国紧随其后,于1848年废除奴隶制。西班牙要到19世纪80年代才废除奴隶制,荷兰则比西班牙早10年。但是,尽管签订了正式协议,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工业中心,却一如既往地依靠非洲奴隶牟利。比如,在桑给巴尔岛(Zanzibar)和奔巴岛(Pemba)的丁香种植园、非洲东部沿海的海枣种植园,以及锡兰岛(斯里兰卡)的珍珠捕捞中心,奴隶制方兴未艾。此外,受控于法国的马达加斯加,也仍存在大量奴隶劳工;中东的许多地方,奴隶制也尚未瓦解。当地的奴隶掠夺者仍然在非洲东部四处寻觅黑人,并将其作为奴隶出售;除了贩卖黑奴,他们还杀戮了数十万头大象,夺其象牙,以供全球之需。

契约劳工是种植园劳动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这些人为支付前往“新世界”的费用,同意(或被迫同意)打几年白工。契约劳工存在形式形形色色,其中大部分均具有高度剥削性,有些甚至与奴隶制别无二致。例如,1834—1907年,毛里求斯岛招进45万名印度契约劳工。所有劳工均受到当地极其严苛的法律、税法的约束,这实际上迫使他们一再重新签订契约,其地位一降再降,最终形同奴隶。与此同时,奴隶制度的终结,给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出了一道经济难题:维持种植园的运转,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此情境下,他们该如何确保种植园经济得以长期生存下去?据历史学家德克·赫尔德(Dirk Hoerder)估计,1811—1916年,大约有175万自由、非自由的外国劳动力来到此地,在该地区的糖料种植园劳作,其中包括80万非洲人、55万印度人和27万中国人。

上述所有的全球性人口迁移,无一不展现了人类移居行为对当地环境的深远影响。无论人们走到哪里,其文化、世界观和社会期望都如影随形。在新的定居地,他们按照既往熟悉的模式和结构,建造住宅、社区设施、村庄、郊区,甚至整个城镇。他们重塑新环境,使其贴近“家”的感觉,并以“家”为范例为事物命名。以英语世界为例,其地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伦敦、巴黎、柏林、巴登、惠灵顿、韦尔斯利、新汉堡、新敦提、汉密尔顿、纳尔逊、约克、滑铁卢、斯特拉特福德、泰晤士,以及其他数百个城市名称、战役原址和名人的名字,现于千里之外的大陆、岛屿、山峰和水道上。正是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造就了众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


全球人口迁移推动了19世纪工业帝国的扩张

19世纪,工业帝国和一众外国移民的到来,使原住民的土地被掠夺,后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非洲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原住民来说,大量水手、士兵、商人,甚至传教士,来到自己家乡的港口、河流和沿海地区,尚能曲意迁就。但是,当一船又一船的移民远道而来,企图在你的地盘重建“自己的家”,并相应地对环境进行重塑,则须另当别论了。不仅如此,当地经济因移民的到来,向种植园和采掘业转型,原住民的社会结构还须适应经济转型,以及外国殖民者强加的治理模式。鉴于上述转变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也难怪许多人“自下而上”地发动抵抗活动,竭力抵制工业化、帝国权力的扩张。其抵抗形式十分多样,并揭露了一个事实:在许多人眼里,19世纪的工业全球化进程以及工业帝国的扩张,往往是来者不善、居心叵测。

与日俱增的全球人口迁移,推动了19世纪工业帝国的扩张,以及詹姆斯·贝利奇口中“盎格鲁世界爆炸式的扩张”。我们若将19世纪工业帝国所持领土,进行类型区分,则对于该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有形帝国(formal empires)通常由三种类型的殖民地组成,可以根据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种类,对每种殖民地进行划分。

例如,驻领殖民地(settler colony)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欧洲大城市,且或多或少都希望在当地永久居留。相比之下,经济生产殖民地(economic production colony)则不太会吸引大量从大城市迁出的人口,尽管仍有数不胜数的非本地工人接踵而至。这些殖民地坐拥大型种植园、矿场、贸易港口,或捕鲸船队中心,通常由军队、海军部队,以及少数下派的文职官僚进行管治。与之相似,战略殖民地(strategic outpost),如港口和沿海属地等,因其战略性质——满足帝国海军、商船、商业网络和电报站的需要,通常也不会有大量的殖民者。但毋庸置疑,对于有形帝国的类型区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地方,起初可能被划为战略殖民地,但倘若大量的殖民者纷至沓来,它也能被轻易地归入驻领殖民地的范畴。而以上这些地方,只需满足以下条件,便可被划为有形帝国的殖民地(而非下面即将讨论的,无形帝国的范畴):如果一殖民帝国对该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即使当地的原住民矢口否认,这一主权只需得到其他国家的“合法性”认证,并可成立。这一合法性,主要由国际法决定。此外,列强之间签署的大量条约和合同,规定了众多区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可作为合法性认证之一。

我们以英国为例,来进一步探究有形帝国海外扩张的性质。显而易见,19世纪,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之所以取得了国富民强的成就,得益于其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以及海上霸主的地位。与此同时,其有形帝国不断扩张,英国人民在该帝国范围内广泛迁移,也不断巩固了英国的地位。英国的驻领殖民地,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和南非等地区的“白人”自治领,更是为英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复刻,提供了有利的途径。这些自治领的移民者大多来自英国本土,不过在19和20世纪,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世界各地的人也随即当机立断,纷纷来到英国殖民地寻求机遇。

而驻领殖民地,并非只象征着机遇,还会以别的形式存在。以现今的肯尼亚为例。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非地区都构成了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起初,葡萄牙商人来到这里,与肯尼亚当地的非洲土著社群做交易。随后,阿曼苏丹国强行对其沿海地区进行了殖民化。阿曼苏丹国与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长期保持着友好的贸易关系,因此富得流油。也正因为这友好关系,1850年后,数不胜数的欧洲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东非。但同时,在肯尼亚也上演着惨烈的奴隶掠夺,这些奴隶均被送往桑给巴尔和奔巴种植园(也属于阿曼人的统治范围)。

1895年,当坦噶尼喀(Tanganyika)的主权由德国移交给英国后,肯尼亚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地。这正式将肯尼亚纳入英国的统治范围内,奴隶掠夺的行为也因而受到了管控,数量急剧下降。但此时,肯尼亚的移民人口并不是十分庞大,而英国也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况下,尝试对该地区进行管辖。当地的非洲族群极力抵制其主权归属转移至英国,后者借助与阿曼当局的联系,对前者进行了行政控制。其中,基库尤人(Kikuyu)忧虑万分,认为此举预示着他们的未来前途堪忧,并且先前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例如,其酋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签署的条约)均被推翻,也让他们深感背叛。

从各方面考量,英国控制下的肯尼亚,既是前者的一个经济生产殖民地,又是前者的战略殖民地。乌干达铁路将蒙巴萨岛(Mombasa)和基苏木(Kisumu)连接起来,最后延伸至金加拉(Kingala),该铁路的修建,为东非地区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印度契约劳工,同时也更为直接地将该地区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此外,少数极其富裕的欧洲人受利益所驱,也来到肯尼亚定居,后者因而发展出了小型的白人驻领殖民地。

1901年,定居于肯尼亚保护地的欧洲人仅500多人,与之相比,印度人已达到27000人,非洲原住民则约有150万人。这些欧洲人大部分来自英国,他们来到肯尼亚这个穷乡僻壤,主要是希望重建“旧世界的乡绅制度”,继而重获土地特权、仆人,并宣扬一种基于贵族价值观的精英文化。彼时,这种追求享乐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方式在英国国内备受挑战,而肯尼亚当地的种族等级制度、乡绅文化,以及大量退休和现役军官、公务员的存在,都有助于延续这一生活方式。此外,肯尼亚推出大型猎物狩猎活动,猎物甚至囊括狮子和大象,这类活动轻而易举吸引了众多权贵,包括英国皇室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因此,正如历史学家戴恩·肯尼迪(Dane Kennedy)所述,相比于加拿大、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任何驻领殖民地,这个“白人之岛”更像是一个欧洲殖民者的社区。它也被视作19世纪工业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独特产物。


工业化的大部分动力来自私人企业

肯尼亚的历史,揭示了一个事实:英国帝国主义的大获全胜,与其海外经济资产的不断扩充息息相关。而其中,印度则是重中之重,是大英帝国皇冠上最夺目的那颗宝石。1857年,继触目惊心的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之后,英国政府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正式接管了对印度地区的统治权,其范围不仅包括今天的印度,还涵盖了我们今日所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等国家。英国在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仅将后者视作一个经济生产殖民地。

即便到了1958年,英国在当地的驻扎人口仍只是小基数,仅有寥寥几千名政府官员,以及7万人的英国军队,二者共同管理着2.5亿的本土居民。大英帝国控制其印度殖民地的关键,就在于调整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以适应英国的经济和战略。因此,英国对数以千计的当地文员、行政人员和具备战士种姓的士兵,进行培养教育,并赋予他们权力。这些人成为英国的流动干部,辗转于各殖民地之间,协助英国在南亚地区内外进行运作。

此外,另有数以万计的印度人,被派往非洲建设铁路和交通枢纽,致力于将英国在南非好望角的殖民地,与埃及的开罗相连。例如,1896—1901年,便有3万多名印度契约劳工,离开印度西北部的帕坦地区,来到非洲参与修建乌干达铁路。这些劳工与2600名非洲原住民一起劳作,并在英国当局的坚决主张下,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大约半数的印度人仍留在非洲,但在其逗留期间,许多人染上了疟疾、痢疾、坏血病、溃疡和肝病。印度政府检查员也留意到,那些因病提前回国的劳工,大多也都蓬头垢面、肮脏不堪。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印度人成为专业人士,比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他受过高等教育,并充分利用其接受英国教育的机会,积极推动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些非欧洲血统,但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组建成一个专业人士网络,任职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商界、政府中,为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仰光和新加坡等城市,注入了发展的活力。其他人则加入了更为广泛的全球经济网中,推动印度与世界相连。此外,印度军队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军队包括由英国白人组成的军团,以及由印度人和尼泊尔廓尔喀人共同组成的本土部队,成为一支遍布全球的快速反应部队,以满足英国的不时之需。

武力是维护帝国统治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向国外派遣军队需要高昂的成本,因此,在当地组建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举措。再者,尽管印度自下而上的反抗不断,英国仍极力剥削印度广大民众的劳动力、开发其才能,并将印度大部分地区转变为初级产品生产区,使其成为英国和全球经济的重要供给源。不过,印度也并非没有工业发展,例如,孟买等城市,便坐拥繁荣兴旺的纺织业,以及化学染料生产厂和造纸厂。截至1900年,孟买已拥有136家纺织工厂。但是,该时期印度的经济产出,主要用于增加英国的财富、提高其工业生产力。

上述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例子表明,19世纪的帝国主义,大多是一盘散沙、杂乱无章。1858年后,名义上,印度归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但其2.5亿人民,并非任人宰割的顺民,并没有温顺地接受英帝国统治。许多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愿望和欲望,尽可能地做出调整,以适应英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环境。他们组建的机构及开展的活动,与“自上而下”的、由帝国组织的机构和活动一样,在全球人员与信息网络交互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的活动也突出了一点,无形帝国主义(informal imperialism)对于推动工业全球化进程所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大部分动力来自私人企业:这些个人和企业,最大限度地利用先进的技术、开放的海洋、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交流,把握发展的机会,并将机会最大化。而有形帝国(即由政府和国家塑造的帝国),往往出现于这些私人企业之后,有人是为了逃离他们的“旧”世界而迁移,也有人是怀揣着对“新世界”的憧憬,渴求新的发展机遇。

本文选自《万国争先:第一次工业全球化》,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新西兰]马特耶·阿本霍斯 [加]戈登·莫雷尔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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