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起针对女性的亲密伴侣谋杀案件连续进入大众视野。其中，“邝氏一家杀害前妻蔡某凤”案引发广泛关注。据《财新》《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月27日，该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涉案四人（死者前夫邝某智、前家翁邝某、前大伯邝某杰及前家姑李某香）不准保释，案件将于5月8日再讯。同天，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发布通报称，杭州邵逸夫医院一名男医生阿某持刀伤害女医生吕某后跳楼。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上述两起案件只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性别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根据专门研究凶杀、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等案件的犯罪模式学家简·蒙克顿·史密斯的研究指出，“亲密伴侣凶杀案”是最大类的凶杀案之一，在全世界导致了大量死亡，其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女性。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9年报告称，在2017年有八万七千名女性被蓄意杀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所谋杀。当然，这些数字反映了记录在案的凶杀，实际数值显然要高得多。

纪录片《私家暴力》（Private Violence）剧照。

在《致命爱人》一书中，史密斯通过研究四百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构造出杀手的画像以及他们杀害妻子、丈夫、伴侣甚至孩子的动机。她指出，在这些案件中，凶手往往遵循情感操纵的模式。借由指认和识别这些模式，我们可以追踪潜在受害者的风险及其是如何逐渐升级的，可以更早地洞见变化，干涉并阻止人们遭受不幸。他把这种逐渐升级的风险分为八个阶段历程的“凶杀时间轴”。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挑战了长期以来人们以“激情犯罪”为此类案件辩解的叙事。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的“第三阶段：生活在操纵之中”。篇幅所限，较原文有大幅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英]简·蒙克顿·史密斯著，尹晓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9月。


“激情犯罪”的常见叙事：嫉妒与忠诚

在“激情犯罪”的叙事中，嫉妒常常被用于为谋杀辩护，因此它被当作使操纵合情合理的缘由也就不足为奇了。嫉妒被视为浪漫爱情的天性流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真实的。有些偶尔的嫉妒多半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试图用来改变别人的行为和选择的嫉妒模式则决不是合乎情理的。

操纵欲强的人通常希望他们的伴侣不要做令他们感到嫉妒的事情——或许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他们可能会说这样的话：“当我看到你和别的男人说话，我就是受不了。这实在是因为你让我妒火中烧。”或者：“我不喜欢你穿那条裙子，它会让别的男人盯着你看，我就是太嫉妒了。”

想一想吧：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我们不让别人嫉妒？我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场合，我是说当你处在一段关系中，而这个人嫉妒成性。我们是否就应当避免与别人交谈，不管是快递员、护士、老师、同事还是邻居？或许我们不应当穿得让我们太有吸引力；或许我们不应当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外出；或许我们要避开前男友，甚至不去看主角迷人的电影。又或者我们不应该有亲密的友情，不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和别人聊天；我们应当决不、永不与任何一个人调情，甚至不能对他们微笑；甚至也许我们应当让自己的手机受到监控，让我们的伴侣清楚所有的密码。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的清单恐怕是无穷无尽、无法预料的。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事实上，嫉妒法则可能会诱使人们过上孤立且悲惨的生活，令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这也可能是她们在一段关系开始的时候很乐意去做的事情，她们多半会认为自己正处于一段伟大激情的阵痛之中。或者，也许这是她们愿意接受的，因为她们想要强加给自己一些守则。毕竟，如果她们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她们会去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对吗？不对。这是一个简单却又有效的诡计，让她们同意去服从别人的要求。它透露的是一个伴侣的偏执和权力，而不是他们的爱。

同时，嫉妒往往通过冥顽的性别双重标准而得以巩固。这种双重标准试图控制和约束女性的性欲望、性表达和性行为。极端嫉妒的人通过这些社会规则来验证他们的权力感。因此，服从于嫉妒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通过情感勒索以及通过文化习俗。

初次恋爱的年轻人格外容易把极端嫉妒视为深刻爱情的标志。当男友出乎意外地出现在某个地方，那是由于他们牵挂你，或者是他们渴望见到你。当他们因为你和前任说话而生气时，他们说那是因为你而妒火中烧，所以它就这么发生了。乍一看，这似乎令人欢喜，但是嫉妒法则所带来的控制像潮水一般毋庸置疑地、势不可挡地上升。

过度或者反复出现的嫉妒一直是一种警告的信号，因为极端的嫉妒反映出一种行为的模式、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持续的威胁。嫉妒使操纵和摆布变得情有可原，它让我们更为切近地理解情感操纵是如何掌控一个人的生活，并使之每况愈下、不复当年的。嫉妒法则以及激情犯罪的神话赋予操纵者权柄，是因为它们给了实为操纵的情形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忠诚法则往往紧跟在嫉妒法则之后，并构成了一个有效的操纵闭环，其他的控制则在其中得以培育萌发。

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剧照。

忠诚法则是通过一系列不易察觉的考查实行的，其目的是让某个人在两方之间做出选择，并证明她们对操纵者的忠诚。对于消除或者操纵其他人可能对受害者产生的影响来说，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朋友和家人往往会是焦点所在。朋友可能被视为“坏的影响”，而家人则可能被形容为“试图拆散”这段关系。受害者可能会被唆使更少地与朋友或家人见面，或者要负责确保这些亲友“喜爱”操纵者，或者表现得他们像是对他有好感的。情感操纵一个十分常见的构成是，受害者被要求笑脸迎人，这是一种忠诚测试。如果外人产生怀疑，或者操纵者受到了批评，受害者就会承担后果。表面的快乐可以是一种保护手段，但它增强了操纵以及那些支持操纵的情形。

在社交上较为自如的操纵者或许会和受害者家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样他们就能被监视到，甚至被用以帮助操纵受害者。家庭成员在一开始可能会认为操纵者是有爱心也是有才干的，对受害者提出的任何批评都加以质疑。这是操纵者有意为之的。


人质困境

那些目睹操纵行为的人并不总是清楚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的重要性。我们全都一板一眼地寻找暴力的蛛丝马迹，但或许无法想象操纵是很隐蔽地潜伏着的，而且往往是由那些低级的攻击和威胁所构筑的。受害者面对恐惧的行为方式有时候令人费解，但是从情感操纵的角度来看，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

操纵欲强的人会试图把受害者困在一段关系中，让她们难以离开。埃文·斯塔克教授形容这类似于人质困境。受害者会花很多时间来试图使操纵者相信她们是专一的、忠诚的，因为这能息事宁人，也更安全。

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剧照。

20世纪美国作家和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曾经说过：“你可以通过观察你的敌人恐吓你的方式，来发现他最恐惧的是什么。”情感操纵通常是由施暴者的恐惧所驱动的，同时由受害者的恐惧所维持。施暴者往往恐惧失去令他们觉得牢靠的东西，或者失去他们认为有权得到的东西。这是两种不同但又相关联的恐惧。恐惧失去某种能给你带来稳定的东西或许比较容易理解，但失去某种你认为是理所应得的东西，就涉及对你地位的冲击，也挑战了你的正当性。失去地位或者你视为权利的东西，会让人丢脸以及感到耻辱，有些人会因此暴怒。

这种理所应得的权利感可能部分来自自恋的倾向，或者来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但它们同样与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的文化信仰体系交织在一起。比如，直到1823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还存有一种被称为“轻叛逆罪（petty treason）”的普通法罪行，这是一种由“下级”对“上级”犯下的罪行，比如，一位仆人杀害了主人。它在法律上规定了等级制度：在凶杀案中，一位女性杀害或试图杀害丈夫会被指控为轻叛逆罪，而不是谋杀罪；一位丈夫杀害妻子则会以较轻的谋杀罪起诉。这项法律的目的是确保人们各安其位，这在当时是一项紧要的社会需求，尤其在阶层和地位格外重要的情况下。

操纵欲强的人通常会认为伴侣和孩子都是从属于他们的，更有可能把分手视为对他们的自我（ego）和权力的挑战。他们会把世界看作一系列的阶层，他们总是凌驾于他们的伴侣和孩子之上。比起身体上的威胁，羞辱往往给了他们更强烈的恐惧感，这使得我们对他们的世界有了一些了解。

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剧照。

恐惧是复杂的，但我们倾向于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看待它。如果我们能考虑到两种类型不同但又相关联的恐惧，受害者对情感操纵的行为和响应的方式或许会更加清晰。

加文·德·贝克尔认为，我们有一种直觉，会在自身安全面临威胁的时候警告我们。他称之为恐惧给予的礼物。恐惧是所有正常人都会经历的一种相当复杂的生理反应。它是一种生存机能，是由大脑中一个叫作杏仁体的部分来调节的；当它被激活时，会临时接管我们的有意识思维。当我们感知到威胁时，杏仁体会首先做出应答，激发出我们称之为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的应激反应。在几分之一秒之间，多种物理能量被激活，使我们专注于面对威胁。我们的心跳和呼吸会加快，血液会涌向我们的肌肉来帮助我们奔跑或者战斗；我们的瞳孔会放大，让更多的光进入眼内；我们会充满肾上腺素，让自身保持警觉；在受伤的情况下，皮质醇的分泌会使我们的血液变稠。我们会经历听觉排斥（或相对耳聋）、视野狭窄以及膀胱失控。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状况大多都在我们无意识中发生。一旦威胁消除，大脑会分泌神经递质和荷尔蒙来逆转这些变化。人们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这种即时的恐惧应激往往很容易识别和理解。我们多半会帮助表现出这些迹象的人，会表达担忧。但这并不是恐惧的唯一类型，这些也不是人们感到恐惧的唯一迹象。

电影《隐形人》剧照。

通常所说的长期的恐惧则是完全不同的。它更难识别，因为对于个体来说，它更多的是尽力预测和避免伤害，而不是对明显正在发生的威胁做出反应：很像我在探讨校园里那些欺凌我的女孩时所描述的恐惧。

长期的恐惧是在经验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受害者清楚是什么激怒了操纵者，也了解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埃文·斯塔克教授说，操纵欲强的人会“让他们的受害者逐渐意识到反抗的代价”。那位不愿意上救护车的年轻姑娘很有可能经历过接受帮助的代价，所以她拒绝上救护车。如果受害者反抗操纵或者惹恼了她们的伴侣，她们很快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被操纵的人的公开言论并不总是反映真相。


情感操纵既是动机，也是施暴

操纵并不简单，并且很少是单向度的。多种类型的操纵交织在一起，织就了一张看似难以逃脱的网。

比如，财务上的苛待增加了另一层，它不仅限制了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当这个人打算离开时，它还制造了另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或许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许他们根本拿不到钱，或许是他们的伴侣管着所有的账单。受害者也有可能是那个挣钱的人，他们的伴侣依靠他们过活。就想要离开而言，这同样是要命的。要供养两套房子可能会捉襟见肘，或者让一个人无家可归。我曾经见过操纵者故意放弃工作的案例，然后把他们的时间用来监视控制他们的伴侣。即使一个人拿到钱的途径不受限制，但他们使用钱的方式可能会受到严格的管控，被百般盘问或者考量。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卡住金钱与财物，使得操纵得以维持。福利或许会被冻结，而一个人的信用也有可能被破坏。如果受害者要带着孩子建立一个新家，信用记录不佳或者没有存款是不可能搞定住所的。

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剧照。

操纵之网还包括了与其他人明里暗里的共谋。在洁丝敏的案例中，她的婚姻是包办的，她是嫁过去和姻亲住在一起的。她谁都不认识，在当地没有朋友，也没有联系人。接下来的十八年对她来说是可怕的。她成了类似于奴隶一样的存在，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粗活，被整个大家庭所控制。她的自由受到了公婆、丈夫以及大家庭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加上了她自己的孩子。洁丝敏感到被困住了，无路可走；她不认为有离开的可能。她得不到帮助，也无处可去。她很清楚如果她设法离开，丈夫和公婆会直接把她带回来。洁丝敏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遗书透露了她的痛苦和孤立。

这种类型的共谋控制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团体和社群中见到，当我们考虑到所谓的“荣誉暴力”（HBV）的时候，就尤其典型了。英国慈善机构“卡玛·尼尔瓦纳”是为了帮助陷于这一境地的人而创立的。当我在伯明翰的一个活动上发表演讲时，他们正在那里致力于提高人们对有关荣誉暴力问题的认识，而这种暴力有时候也会以谋杀终结。某些类型的荣誉暴力的过程和动机与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有非常近似的平行对应，这一点在活动上得到了讨论。操纵或强迫一个人服从的动机是一样的，对操纵的威胁或者受害者试图挑战操纵也会终结于荣誉暴力式的死亡。在洁丝敏的案例中，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认为逃跑毫无可能。

当受害者在乎的人受到胁迫时，逃跑也变得越发困难，甚至宠物也可被视为一种威胁：有些操纵者会恐吓要对宠物实施安乐死；或者伤害它，不给它喂食。如果这个宠物一直是与世隔绝的生活里的可靠陪伴，这或许会是一个可怕的要挟。更常见的是利用儿童来实施操纵和威胁。

美剧《大小谎言》（第一季）剧照。

我记得在为我的一本书做研究时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女人说丈夫常常威胁要体罚孩子们，但给了她选择的机会。他说要么是他来揍，要么由她来。最终这个女人打了孩子，她知道这会比他来动手要温和一些。毫无疑问，任何对孩子的采访都会向社会服务机构透露，是妈妈对他们动了手。有人曾经告诉我，有些女性会给她们的孩子服用镇静剂，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半夜醒来哭喊，惹怒操纵者。有些孩子在操纵欲强的人的怂恿下开始虐待受害者。所有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创伤性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孩子“目击了暴力”，但他们不单纯是目击：他们正在经历暴力，他们受到了虐待。


家事法庭实际上是这种操纵的同谋

家事法庭实际上是这种操纵的同谋。有一个在国际上广泛传播的运动强调了这个问题。“法庭说”（The Court Said）是一个对家事法庭及其歧视性举措做出挑战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家事法庭系统中，由法官和律师所做出的令人不可接受的评论和裁决层出不穷，这一运动提醒人们家事法庭亟需改变，并且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让受害者和曾经操纵他们的人、曾经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人待在一个法庭上，将永远找不到真相。对抗制系统假设每一个人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并且没有人被吓破了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由于这个系统的自大，它甚至假定它对双方都有控制权，并且它的决定是一锤定音的。当施暴者公然违抗法庭所施加的法令和法规时，这一系统中的缺陷日益清晰。法庭往往并不认真对待这些违抗，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情感操纵只为了取胜，这是一场复杂而险恶的游戏，社会规则和司法系统对受害者百般刁难，让他们得不到保护，有时甚至令他们死亡。

不过这些运动正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家事法庭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需要变得更加明智和开放。这个系统将受益于对操纵策略的识别，正是这些策略使受害者麻痹，让他们看起来“歇斯底里”，而施暴者却显得冷静而理性。

我曾经参与了一部有关家庭暴力和执法记录仪的纪录片《全景》（Panorama）。一个警用相机捕捉到了两名警员出警处理一位遭到毒打的女性偷偷拨打的999电话的时刻。那个殴打她的丈夫不知道她报了警。

暴力令人震惊，而这正是视频所捕获的。但更令我吃惊的是听到受害者告诉我的对操纵行为的描述。她提到了施暴者用来让她明白该如何表现的暗号。这些暗号以及另外一些信号不会被其他人识别或者察觉，甚至给人以施暴者并没有在操纵受害者的印象。在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这些暗号和特殊的“表情”常常被用来动摇受害者的证词。这位受害者还讲述了暴力的施加方式。她的丈夫很清楚她为遭受暴力而感到羞耻，如果她身上有明显的伤痕，她就不会外出。她在一家慈善商店做志愿者，但丈夫并不乐意她去那里。在她病休了一段时间打算回去上班的前一天，他揍了她，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理智的攻击，就为了让她羞于上班。他的暴力不是冲动的，他也不是他自己那不可控制的脾气的牺牲品。这和情感操纵一样，都是深思熟虑、冷酷无情和嗜虐成性的。

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剧照。


性暴力几乎总是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情感操纵中

性暴力几乎总是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情感操纵中。这是一种特别下流但是有效的手段，可以使人降伏，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它同时也是一种特别下流但是行之有效的凶案辩护手段。

性强迫行为被施暴者描述为“好玩的”，或者是双方自愿的，这并不少见。随之，那些可怕的或者下流的性侵犯在事后会被说成“只是闹着玩”，或者是受害者的过错。受害者会被指责为“反应过度”，又或者说是在自己的性行为上不够开放。“香草味”这个词被当作侮辱，就好比“性冷淡”一词也仍在使用，这些都使得受害者感到自己不够好。这些词可以用来操纵成年女子和年轻女孩，让她们答允那些使她们恐惧、痛楚、受伤以及焦虑的性行为。在法庭上，“性爱游戏过了头”的辩护有所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五十度灰》辩护”。

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剧照。

这一特殊辩护的增加，令人相当震惊，而所谓的性生活中的残暴行为也令人十分不安。2016年，二十六岁的纳塔莉·康诺利之死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她是遭受了严重的伤害才导致死亡的，其中包括眼眶骨折，而据她的伴侣所言，这是性爱游戏造成的。他被判过失杀人罪，处以三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2018年，英国游客格蕾丝·米兰在新西兰的死亡也受到了广泛的关切，凶手称她是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性过程中窒息死去的。他被判犯有谋杀罪，处以十七年的有期徒刑。

在看到频频出现声称受害者是死于两相情愿的危险性爱游戏之后，总部设在英国的“我们不能同意这么做”（We Can’t Consent to This）组织发起了一项运动。最常见的辩护理由是，女性享受在性爱中被勒的感觉，通常会被勒至昏迷。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辩护被广泛报道是在格雷厄姆·库茨被控谋杀音乐教师简·朗赫斯特的审判中。杀害她的凶手并非亲密伴侣，他指称她喜欢被勒，并且她的死亡事出意外。他还收藏了大量性窒息的色情作品，而她并没有。病理学家说，库茨在简去世前三分钟左右，应当意识到她需要医疗急救了。通过即将出台的《家庭暴力法案》，英国削弱了以“粗暴性行为”为理由的辩护。法案于2020年6月宣布，在性行为中发生严重伤害或死亡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当事人同意”作为理由，因此也没有人能减轻指控或避免调查。

纪录片《私家暴力》（Private Violence）剧照。

勒杀是最常见的威胁生命的暴力行为，在性虐待和非性虐待的情形中皆可见。性窒息侵犯和凶杀之间也有很强的关联。任何限制呼吸或者让人感到生命面临危险的行为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操纵方法，并能让人了解那些操纵者打算做些什么。我说存在这种关联，并不是因为有时候性窒息会不小心害死人，远非如此；关联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把性窒息作为操纵策略的人，更有可能故意杀害他们的伴侣。

在美国的某些州，勒杀被视为一种单独的罪行；在多数州，它必须被指控为重罪（公诉罪行）而不是轻罪（即决罪行）。这是因为它与故意杀害有关。研究还发现，在所有年龄段中，它都与日后的中风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

决不应当笼统地假设，任何遭受控制的人都会同意那些可能致命的做法，或者对性窒息的迷恋在女性中十分普遍。有报道指出，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越来越多地受到伴侣的逼迫而遭遇性窒息。大多数人说她们害怕这个，觉得它令人痛苦，而不是性高潮。这种做法也与慢性病有危险的关联，即使在年轻女性中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自慰式性窒息（为达到性高潮而限制自己的呼吸）都与男性联系在一起。为了性高潮去勒别人与勒自己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些沉迷于观看别人挣扎呼吸的人，与那些陶醉于自己缺氧的人相比，是基于不同的刺激而感到性高潮的。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操纵者声称是他们的伴侣要求进行性窒息，但调研并不支持性窒息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女性癖好这一观点。我曾经和“反对家庭暴力”（SUTDA）组织一起就非致命的性窒息发起一项调查，发现在超过90%的案例中并无一人同意，而实际上它被用作恐吓和伤害的手段。假设——尤其是在有证据表明存在情感操纵、跟踪骚扰和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应当是女性或男性不会要求他们的施暴者来实施性窒息，他们不曾同意过。

事实上，只要存在有记录的或者有目击者的家庭暴力或情感操纵的地方，我们都绝不应该认为受害者只是做出了不可理喻的决定。

所谓的用以维持操纵的“色情报复”的出现是另一种形式的性暴力。有一种情形正愈演愈盛——格外明显，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一些伴侣操纵或向他们的女性或男性伴侣施压，分享私密视频或照片。影像可能是受害者自愿给的，但日后被用来操纵、惩罚、恐吓和困住他们；照片或视频也有可能是未经他们同意甚至是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一旦关系终结或者操纵出现问题时，这些影像就会大有用处。无论如何，尽管有许多罪行从未被揭发过，但对这一类型罪行的起诉和举报还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对受到这种威胁的人也有了更多的支持和建议，比如，来自“色情报复救助热线”（the Revenge Porn Helpline）的帮助。

这就是为何探讨必须改变的原因：我们应该对类似的说辞更加怀疑，并且承认一个事情，情感操纵的历史意味着在这段关系中完全没有自由选择和同意，而且还会出现暴力、操纵，有时甚至是残忍的行为。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总之，第三阶段就是要确保伴侣是顺从的，并且被困在这段关系中。所有的受害者都是不同的，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操纵。

第三阶段可以持续终身。如果操纵未曾受到挑战，或者挑战被轻而易举地克服并击败了，那么双方或许会一直维持这段关系，直至死亡。我看到过第三阶段持续了三周的案例，也看到过长达五十四年的。第三阶段的长短取决于第四阶段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

原文作者/[英]简·蒙克顿·史密斯 摘编/青青子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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