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电子屏幕已深深嵌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我们享受着更智能的生活方式，也深陷注意力的泥潭，无法自拔。

一边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在各大产品发布会上极尽所能，为我们勾画出丰富便捷的未来图景，另一边，是各种电子设备危害论遍布网络，却总因为缺少足够的论据而被认为是小题大做。

寒假已至，春节临近，孩子们拥有大把时间休闲、娱乐。而对于尚未成年的儿童来说，电子产品的诱惑更加危险。在观念与习惯并未养成的孩提时代，电子产品的入侵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家长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又会如何影响孩子？如果想要孩子养成良好的电子产品使用习惯，家长们应该如何寻找突破口？

这篇文章结合近来新出版的相关主题书籍，进行了细致的归纳与分析，或许能为厘清上述问题提供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线索。


过度的边界在哪里？

对于人们如何使用电子产品，尤其是怎样使用算“合理”？怎样使用算“过度”？怎样界定过度的边界？近日，神经科学博士，法国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员，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研究主任米歇尔·德米尔热（Michel Desmurget）的著作 《制造白痴：电子产品如何威胁下一代》中译本出版。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看年龄。人类的成长并不是匀速而是在某些重要时期快速成长的，作者认为对于电子产品的接触要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而有所调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建立规则的前提下而逐步放宽。

《制造白痴：电子产品如何威胁下一代》，作者: [法] 米歇尔·德米尔热，译者: 杜若琳，版本: 后浪｜广东旅游出版社 2022年11月。

这与流行的观念不一致。2001年，美国教育学家马克·普伦斯基（Marc Prensky）提出“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s）的概念，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成长在数字环境下、能自信而娴熟地使用技术的群体。这群人的后代基本上还不到10岁，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触屏一代（Touchscreen Generation）。

但德米尔热却指出，0至6岁之间的经历对于孩子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儿童的学习是通过转化、组合和丰富已获得的能力逐步进行的，电子产品的使用逻辑会削弱孩子在幼儿期建立的框架，尤其是在“敏感期”，会损害儿童后期的整体表现。书中以详细的科学统计佐证指出，电子产品会剥夺孩子一些重要的刺激和体验，而这些剥夺，比如对于书本的阅读习惯，与他人良好沟通的意识和共情能力，乐器和绘画能力等，一旦错过就很难真正意义上予以良好弥补。相反，被很多父母想当然地认为“很重要”的数字技术能力，其实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轻易得到补偿和培养。

《屏幕时代的养育》，作者: [美] 盖瑞·查普曼 / [美] 阿琳·佩利肯，版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22年3月。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成年人可以调用自己可用的神经回路来学习，而儿童则是建立新的神经回路。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曾经发文指出，人类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弗林效应（智商测试结果逐年增加）70年代起就不再继续，相反，IQ测试分数在逐年降低。在本书中，语言能力作为认知能力的一个代表，被用来量化地讨论电子产品对智力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电子产品延迟了幼儿语言能力的发育，也影响了幼儿的词汇量。而根据耶鲁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斯滕伯格的解释，“词汇量（很好地反映了语言发展的一般状况）可能是衡量一个人整体智力水平的最佳单一指标”。一反学者的严谨常态，德米尔热甚至大胆地用“白痴（法语为 crétin）”这个尖锐的词形容电子数字影响下的年轻一代。


无力改变是现代性的必然吗？

读完德米尔热的书，你可能会被众多的研究和案例说服。但是，知道并不等于做到。很多时候，我们对电子产品的“迷恋”也许始于一些“不得已”。

比如，年轻母亲在育儿阶段为图省事，过早让孩子接触手机游戏；比如，进入校园后，孩子为了融入同学群体而「自愿」使用聊天软件和社交媒体；比如，打工人不得不24×7在线，以应对随时出现的客户需求；比如，养老院里的老人也会为了排遣孤独的生活而沉迷手机游戏，甚至有人落入网络诈骗的陷阱……

在《手机废人》一书中，就曾描述过一个经典场景——你原本只想回复一条刚刚弹出来的消息，退出聊天界面后，又忍不住点开了有个小红点的朋友圈，等你回过神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你原本只想在睡前十分钟刷一会儿短视频，结果一条又一条短视频将你淹没，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

《手机废人》，作者: [日] 石川结贵，译者: 王雯婷 / 李昊（校译），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9月。

一旦手机不在身边，人们就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焦虑和不安，生怕错过了某条重要的消息——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在手机面前，人人都像是“巴甫洛夫的狗”——一旦看见代表着未读消息的红点，或者听见有新消息进入的提示音，就好像被实验室里象征着要发食物的摇铃唤醒，条件反射般地想要点开手机。

在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笔下，这种现象发生的必然性深深根植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里，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当中写道：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当中的启蒙精神，还是晚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效率的狂热追捧，对于以量化与利益最大化为表征的工具理性的追求，往往会导致以反思性与批判性为代表的价值理性遭到扼杀。

《黑镜》（第三季）剧照。

一方面，之于社会而言，对于效率与利润的偏执追求反而会带来社会整体的效率下降现象——回想注意力经济与互联网公司的算法技术，海量而永不枯竭的个性化定制内容推送虽然极其高效地迎合了用户的浏览喜好，但是却慢慢导致用户无法专心于特定内容的深度性理解，并同时制造了猖獗的垃圾信息与虚假新闻，从而使得全面性思维的肢解、信息的碎片化，乃至真相、权威与专业性观点的消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趋势。

另一方面，至于个体而言，人对于技术的盲目乐观与依赖往往会使其自身丧失掉进行反思与质疑的主体性，技术所带来的高效与便利，如同现代社会版本的莫菲斯特对于浮士德的诡诈许诺一般，让人们丢弃了察觉并反对其潜在危险性的能力，从而使得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合谋地将技术捧向神坛，奉其为人的统治者——当我们沉浸于个性化推荐所带来的精神鸦片式的愉悦，并逐渐对手机与社交媒体产生依赖时，我们正在不断接近赫胥黎所描绘出的反乌托邦技术极权主义的预言图景：人们终将为自己喜欢的事物所异化、控制，并无法拥有反思此种愉悦之隐忧的能力。


那么，出路在哪里？

人们对被异化的抗争从未停止过。英国作家理查德·西摩将《推特机器》献给卢德工人，他们是19世纪的一批纺织工人，当他们发现工厂主不仅利用机器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还借此加速对工人的剥削时，他们采取了唯一可用的破坏性策略：砸烂机器。在21世纪的今天，当这台引诱人类坠入地狱的邪恶机器早已遍布全球之时，我们还能动手破坏任何一台机器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无法‘砸烂’点赞按键”，更因为如果我们“以大型数字自杀的方式切断社交平台，那么媒体、消遣和娱乐情结，将会以更高效的方式与风投资本结合后卷土重来”。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逃生术，我们需要抽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给予它们更好的用途。西蒙说，天主教诗人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所说的“夹缝喷涌”（intercalary gush），就是我们的日常习惯中断的瞬间，从这一裂缝中，我们不仅能从推特机器中脱身，还能摆脱被这台机器成功变现。

《推特机器：为何我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英]理查德·西摩著，王伯迪译，拜德雅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

具体要怎么做呢？“只拿笔记本和一支漂亮的笔去公园溜达”，西摩如是建议道。

可是，前文不是说，重点是限制儿童使用电子屏幕吗？为什么总在说成人该怎么做？美国儿科学会建议父母“在家建立‘无屏幕’的空间和时间，确保儿童的卧室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或网络游戏，并在吃饭时关闭电视”。事实上，事情没有打开或关闭开关那么简单。专家无法给出一个一刀切的方法，父母只能依靠自己的常识和经验行事，以自己的理解协调孩子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英剧《黑镜》剧照。

《屏幕时间》（Screen Time）一书的作者丽莎·格恩西（Lisa Guernsey）发现家长的态度很容易影响孩子。如果他们认为盯着屏幕就像吃垃圾食品或者是在美容院看杂志一样，只是无聊时打发时间的话，这种态度很容易遗传给下一代。

只有态度当然不够，如果你还想看到一些简单粗暴的行动指南，德米尔热还提出过几点原则可供参考：

• 6岁之前不要接触电子产品；
• 6岁以后每天的屏幕时间要少于1小时；
• 不在卧室放置电子产品；
• 不可以接触不适合年龄的视频内容；
• 早上去学校之前，和晚上睡觉之前不可以看屏幕；
• 看视频和电视时要专注一项内容，不能频繁转换频道。

记得在大学的课堂里，当讲到娱乐至死的概念时，有同学提问：“老师，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可是相比于去现场听一场古典音乐，我还是喜欢听周杰伦，那我今天上完这节课，是应该卸载我的音乐软件吗？”

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把我们从象牙塔里的学术思考拉回现实。我还记得老师的回答：你可以继续享受流行音乐、好莱坞大片，但是你听完这堂课，可能会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它，娱乐产业是如何俘获大众的？这一点“提防”的意识，是不再任由摆布的开始。

作者/紫二 编辑/张婷 王青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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