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只500注册平台下载_郎家面人儿手艺与京城手艺人丨京华物语

“面人郎”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间面塑艺术,从走街串巷的艺人到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民间艺术家,郎氏面人儿捏的是戏,是民间传说,是老北京街头的人和事。郎家百年起落与老北京的市井风情、城市变迁紧紧相连,本期的京华物语,就说说第一代“面人郎”郎绍安的故事。

“人生一世,总有一个比较好些的日子。这个日子,就叫作黄金时代”,此话出自1929年5月20日的北平《世界晚报》。从1927年到1937年,有民国“黄金十年”之称,北京经历了什么,住在那里的郎绍安又经历了什么?那时郎绍安正是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的好年纪,民国的这个“黄金十年”算是面人郎的“黄金时代”吗?


面人儿手艺于他,就是指上之弦歌

要想捏得像,就得拿实物做标准。真东西就是老师。真东西就是资料。艺海无边,要敢闯,得苦练,功夫就这么练出来的。逛庙的时候,就注意看殿里的佛像。走路的时候,就注意看行人的姿态,要捏动物了,就去动物园观看。虎狼犬马龟蛇都仔细看过,各有特点。要捏马就先看马。拉车的马,吃草的马,动物园的斑马,各有各的区别。白菜叶上的蝈蝈,青草地上的螳螂,柳树上的花牛,我都能捏得出来。它们各有各的神情姿态,仿造得像样就能活灵活现。蝈蝈的样子要捏得像振着翅膀叫着的才逼真。捏出来的东西跟真的一样,有时候比真的还漂亮,这才有人要,捏出来才卖得出去。——郎绍安

练得时间长了,我父亲脑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捏起面人儿来,也不像开始那么吃力了。他的手越来越巧,作品也越来越精。做的都是大家都知道的民间传说: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麻姑拜寿、老寿星,还有小孩喜欢的娃娃抱鱼、娃娃拿糖葫芦、娃娃举风车。——郎志丽

除了这些零散的作品,郎绍安最爱捏的两大主题,一是前文说的旧京三百六十行,另一个就是戏出儿。

赵阔明师傅到天津去了,我无师可循,只好买香烟,拿香烟盒里的“洋画”照着捏(从前每一盒香烟里都装有一张小画片)。可是,每张洋画上只有一个动作一个场面,想捏几个场面或换个姿势,又苦于不知如何着手,于是我就攒钱到戏园看戏。买不起前排看票,便在最后排的长凳上翘首遥望。一边看,一边把剧中的情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动作姿态、服装的颜色式样,甚至演员走台步在起步时先迈哪条腿等,都牢牢地默记下来,然后就细细地回忆咀嚼,一到家就把戏中人物给捏下来。捏好后如果看着不像,就立刻毁掉,重新边想边捏,直到满意为止。

我更喜爱捏穿盔甲的戏剧人物,如《长坂坡》《黄鹤楼》《华容道》中的人物和《西游记》的孙悟空。这些武将头盔上的花纹、铠甲上的扣子、胸前的护心镜,连同背上的旗子,以及旗子上的字迹图形,我都注意做到纤悉无遗。孙悟空左手搭凉棚,右手抓耳挠腮,腋下夹着金箍棒,蜷曲着一条腿站在棉花般的云朵里,其活灵活现的神态,赢得了观众们的称赞。——郎绍安

爱捏戏出儿,不是郎绍安有多爱看戏,而是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人太爱看戏了。就拿郎绍安曾拿来做样子照着捏的洋画来说,那是香烟公司为了推销香烟才在每盒烟里放的小画片,正面印画,背面印广告,画的内容自然是老百姓最喜欢的。那时香烟洋画大量印制成套的戏剧人物,一个画面就是一出折子戏。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哈德门牌香烟里就曾放过系列京剧洋画,什么《二进宫》《四进士》《八大锤》《宇宙锋》《连环套》《群英会》……“戏中人物表演动作栩栩如生,服装、化妆、道具入木三分”,全套76枚,一出来风靡全国,除了烟民,不抽烟的人,老幼妇孺都一盒盒地买烟、一张张地攒画。

北京人对京戏的痴迷,曾让厌恶京戏的周作人感到“道地的绝望”,他说连“白昼无聊以及黑夜怕鬼的走路人口中哼哼有词,也全是西皮二黄……可知京戏已经统治了中国国民的感情了”。但就在同一篇文中,还写了一句话—“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中国人很有这样的精神”。

想来,这样的精神本无所谓好坏,但如果一定要走夜路,那几句“皮黄”能为夜行人驱走些心里的怕,多少也是种精神上的安慰。古人说:“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弦歌于读书人是教化,是精神的传承,而京戏对于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呢?再说到郎绍安,从连吃都不够的粮食里挤出一点白面,在动荡的时局中静心于一门手艺,面人儿手艺于他,就是指上之弦歌。


“以面人儿为职业,靠面人儿安身立命”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28年6月28日定都南京,一迁都,北京改北平了,日子好过了吗?“自去年以来,北京城里的市民,就成了冷水打鸡毛,越过越少。”“我们见着商家,只一谈起来,他便愁容满面地说,市面穷。在这市面穷三个字里,包含着无限的焦虑与痛苦。只觉得前途是不得了,环境是无办法,要埋怨也埋怨不了谁。所以实实在在地说一句话,就是市面穷。”

1928年阴历年正月初六,《世界晚报》上有人替北京的小买卖人发愁:“去年阴历正月,老是刮大风,那个露天娱乐场的厂甸,刮得没个人影,摆摊子的人,都是叫苦连天……再说到目前三十晚上的爆竹,本来就大大减少,老百姓过年不乐,也就可知,逛是一定随便的了。偏是老天爷初三下起大雪,一下三天,好容易晴了,又吹起北风来。眼见今年厂甸的生意,又去了一半,以后如何?还不可知,我真替做小生意买卖人发愁。”

到了1928年的中秋,连兔儿爷都稀稀落落。“往年过了八月初一,兔家兔眷,一望无隙……这年头儿,大家天天只愁着饭没法儿到嘴,谁还有闲工夫来捧兔儿爷。”兔儿爷都寥落如此,人何以堪?

老百姓生活苦,饭也吃不上。达官贵人,倚仗权势,买东西不给钱欺辱人,咱们惹不起他。所以手艺学成了,也时常挨饿。捏出的东西价钱定高了卖不出去,定低了不够工夫钱。旧中国的艺人呀,常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就改行了。可我舍不得扔下手艺。

不管酷暑严寒,暴雨风雪,我总停在街头巷尾或牌楼檐底下。五颜六色的面塑作品,倒也曾吸引过无数儿童的围观笑闹,却很少有人花钱购买。——郎绍安

这样的辛酸,多少手艺人都经历过。作家废名在隆福寺、白塔寺遇见过那瘦高的唱戏人,唱完之后每每骂人没有良心,说“我这也实在不容易啊”,因为听戏的人不给钱,一到收钱就全散了。作家果轩在家门口为孩子买豌豆粉、江米糕,豌豆粉转眼捏成了小鱼小兔子,江米一分钟就蒸成了梅花样的糕。“一个铜板买这样多把戏看”,“我诧异他那繁杂的手续,但并不见有几个小孩子买他的糕吃,况即买也不过一两个铜板,然则这种艰难的生意,又如何来维持他的生活呢?”

赚不出钱来,怎么生活呢?师傅赵阔明说:“咱们不如去当兵吧。”我也没什么牵挂,当时就答应了。师徒二人走到天桥碰见了熟人,听说我们是去当兵,当时就劝师傅不要去。还说什么师傅家他姐姐不知道,我家我爸爸也不知道。去当了兵,家里找他要人怎么算。师傅一想又犹豫了。又由天桥走回西四,饿了也没饭吃。我看着大兵穿着军装吃着馒头,我就跟师傅说:“咱们还是当兵去吧,干什么听人一劝又回来呢?还不是没生活,当兵反正有吃穿。师傅要是不去,我就自己去。”师傅一想就同意跟我去了。

我们就来到西什库那儿。在光明殿一带报名。人家一看我们都年轻力壮,宽肩膀,挺胸脯,挺精神,就同意收下,让我们等着检查身体。这时候一个当兵的问我们是哪儿人,干什么的。我们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是本地人还来当兵,有手艺当兵干什么?”他又说他是武汉人,离家远回不去,这次要打南口了(当时占着北京的张作霖正跟吴佩孚联合起来打冯玉祥),招兵买马拿人堵枪眼,一个也别想活着回来。一听他这样说,我和师傅也不等检查,赶紧溜。听见当官的在骂,我们也顾不得,忙忙地快跑了。

当兵不成怎么办呢?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我挣不来一顿饱饭,一边捏面人儿一边拉洋车对付着过。我十八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到消防队干事。头三个月不给钱,到第四个月才给钱,一个月八块,还扣了三块五的饭钱。干了三年,到二十一岁不干了。收拾了工具再捏面人儿。——郎绍安

在消防队的三年,郎绍安并没有放下面人儿,一直琢磨一直练。“以面人儿为职业,靠面人儿安身立命”才是他的愿望。既然北京捏面人儿挣不着钱,他就想外地兴许成。

二十一岁后,我收拾工具去青岛捏面人儿。在青岛,我寄居在辽城路,南全胜里一个朋友家。我背着工具箱,有时去东镇、西镇赶集,在集市上捏戏出儿卖;有时阔家主死了人,请我去大饭庄做祭席。中山路商店前,黄岛路菜市上,都有我的足迹,大街小巷,我都走遍了。在青岛就靠着捏面人儿生活。——郎绍安

有一回,郎绍安在一家大饭店门口捏面人儿,一个大官儿看见了,叫进去。大官说要给蒋介石祝寿,让他即席捏一个八仙庆寿。郎绍安也没含糊,当场捏了出来,那大官很满意,留下了作品,至于是不是真给蒋介石当寿礼就不得而知了。

在青岛,郎绍安没干过别的,这是他第一次完全靠卖面人儿养活自己,也是他靠面人儿闯江湖的开始。他的工具箱上放有一块铜牌,上面刻有“郎绍安承做面人坚固耐久”这几个字。街头捏人儿时,人们看到铜牌时,就知道郎绍安的姓名。在青岛过了三年,郎绍安手艺精进不少,二十四岁时,他决定回家,那时的北平好像有了些转机。

1933年底,时任北平市长袁良主持制订了自1935年1月至1937年12月的“市政三年建设计划”,希望通过修建道路、疏浚河道、修复古建筑、改善公共娱乐场所等措施,发展北平的旅游业。1934年胡同立了牌子,1935年各个牌楼一律重修吸引游人……郎绍安日日经过的景德街牌楼、西四牌楼也焕然一新了。

也许多少借了点北平发展的这个势,1935年,郎绍安的作品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北平物产展览会。一天,市府袁良、邢大安、冷家骥等人看了他的现场表演后,颁给他一张奖状,上写“评定及格,应给一等奖”(后来,这张奖状在“文革”中被他自己烧了)。

获奖之后,郎绍安又遇到一件事,那是他在苦日子里难得一次的高兴的回忆。

那年冬天赶厂甸,来了个烫发、穿翻毛皮大衣的女人。她拉着一个孩子,孩子穿着绿毛衣毛裤,手里拿着大糖葫芦、风车、气球。她让我捏她们母子俩。我当时就捏出来,还像模像样。人家特别满意,看到我铜牌上写的姓氏,就称我“面人郎”。我的面塑这时有了些成就。——郎绍安

在厂甸做的这件作品成了我父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后来又根据这个改成一个拉洋车的,上面坐着一个妇女,手里拿着两大串糖葫芦,后背还压着一个十个轮的大风车,虽然没写着是厂甸,但叫人一瞧就是刚逛完厂甸坐着洋车回家了。那之后,“面人郎”的美称就到处传开了。——郎志丽

手艺人,把你从事的行当后面加上姓,比如泥人张、风筝哈、葡萄常,那不是随便叫的,那是响当当的名号,手艺得好。按冯骥才的话说就是:“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待着。”所以,尽管郎绍安学艺之初就做了箱子,箱子上写了自己的名字,但那时的他却还不能叫作“面人郎”。如果说青岛是郎绍安靠面人儿闯江湖的开始,那自厂甸这次后,北京三百六十行里,手艺人的江湖中就真正开始多了个名号—面人郎。


厂甸可真算是郎绍安的福地

在北京平时下街,一面捏人儿一面卖。到过旧历年时就赶厂甸。厂甸在清末以前就有,那里吃的、用的、玩的样样都有卖的。平常人逛厂甸,是要花钱买东西,买卖人、艺人是要趁着厂甸卖钱维持生活。我平时做出的面人儿没卖净的,这时都拿出来卖。少则五六天,多则半个月,就能把一年的存货都卖光了。卖完这些以后,就得现捏现卖了。除了戏出儿、佛像以外,看到什么就得捏什么。捏得好,人家看着新鲜、满意,才能给钱。——郎绍安

厂甸也就是琉璃厂。“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外,街分东西,与南北之新华街十字交叉。本名海王村,明代因其地有工部所属之琉璃窑,故称琉璃厂。厂甸,原指窑前一片空地,后遂直呼琉璃厂为厂甸。”平时,这里是书籍、古玩、字画的集散地,到了正月初一至十五就成了全城最大的集市。而逛厂甸则是老北京人过年的固定节目。

厂甸集市兴起于清乾隆年间,它的盛衰也算是北京城经济的晴雨表。1928年那个春节生意去了一半,到1930年代以后渐渐变得不一样了,往日的热闹劲儿又回来了。“摊一个连一个,拥挤,人要的正是这种热闹的气氛。人也拥挤,因为各色人有各色所需,都不得不来。妇女和儿童要吃,吃艾窝窝,喝豆汁;要买玩具风车空竹,不等,兴尽,要举着一米长的大糖葫芦回去。”

这其中,玩具更是多到不可胜数,耍货本就是厂甸的最大特色。“杂陈两道的摊子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耍货,如:空竹、地轴儿、江米人儿、吹糖人、泥人、泥模子、猴戏、鬃人、手推蝴蝶车、大鞍车、铁皮罐头盒做成的鸡啄米、竹木刀枪、鬼脸、戏剧花脸、胡子、小泥鸟登枝、纸蝴蝶、九连环、竹蛇、彩绘蛋壳、蜡鸭子、蜡金鱼、蜡瓜果、玻璃葡萄、玻璃瓜果梨桃、各种料器飞禽走兽、布鞋、布老虎、西洋景、转花筒、氢气球、金鱼缸、袖箭、弹弓、高粱秆或砖料做的楼台殿阁,以及各种花炮、灯笼,不一而足。”这些个现在听说过没听说过的玩具,厂甸都有,春节去那儿的商贩近千个,卖玩物的就有二百多,这里面就有郎绍安。

厂甸可真算是郎绍安的福地。在这里,第一次有人叫他面人郎;在这里,他的面人儿在众多“耍货”中大受欢迎,一年的存货都卖光了。而且他肯定想不到,二十多年后,1963年的春节,他的女儿也在厂甸,展示面人儿手艺,大照片还登上了《人民画报》,这是后话。此时,还没出正月,郎绍安又琢磨着一件大喜事。

正月里探妹啊正月正, 我带着小妹妹去逛花灯。 逛灯是假的呀, 妹呀试试你的心呐, 一呼呀呼嘿……

这是旧时庙会上卖花人常哼唱的一首小曲儿,不知郎绍安听到没。但那一年春节,他一定心情不错。

古老的北京,我都走遍了,也积蓄了一些钱。二十八岁这年赶厂甸卖了不少钱,将历年积蓄的钱凑起来,我们在院里搭了个棚,请亲朋好友吃了顿饭,算是办了终身大事。我的妻子叫赵淑清,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比我小十一岁。 ——郎绍安

搭大棚,贴喜字儿。 牛角灯,二十对儿。 娶亲太太两把头, 送亲太太大拉翅儿。 八团褂子大开褉儿, 四轮马车双马对儿……

这是旧京旗人办喜事的歌谣,郎绍安成亲时虽然没有这样的排场,但也算靠着自己的双手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立业成家,日子眼见在往好的方向走,谁想到,马上又不行了。仅仅过了半年,因为生意不好,郎绍安就不得已放下新婚的妻子,离开了北京。

江湖上就有了一号——面人郎

1936年,可能是北平沦陷前最后的“繁荣”。1936年12月,宇宙风社出版《北平一顾》,全书最后一篇文章中说“据报载北平今年游人特别的增多”,原因是可能有今天没明天—“国人大有眼看山河变色,如此锦绣江山,不知尚能保存几时……”之感。还说北平是“未来的失地”……至全书最后几个字直接落到—“于危城中”!果然,7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成了失地,民国政府的那个到1937年底才完成的市政三年建设计划自然也随炮火灰飞烟灭了。

回到开篇的那个问题:自从北京变成了北平,十年里,北平经历了民国的黄金十年,郎绍安经历了人生的两件大事—立业、成家。民国的黄金十年就是郎绍安的那个黄金时代吗?这个“黄金十年”于国家、于北平,始于市面穷而终于危城一座,于郎绍安从苦练手艺到最后背井离乡。答案似乎不那么肯定,可是,也是在这十年里,作为手艺人的郎绍安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变—开始是为了吃饭学个手艺,因为只有捏得好才卖得出去,逼得他苦练技艺;当他因为痴迷磨练技艺而忘了自身的处境时,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有技艺的手艺人;而当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对自身处境,身边的人、事做有意的观察并通过自己的手反映出来时,他就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有“匠心”的手艺人了。最终,当有人把姓氏和行当连在一起称呼他时,江湖上就有了一号—面人郎。

面人郎的称号是靠真本事赢得的,而唯有真本事才是真正靠得住的。时局动荡中,张恨水曾写过篇文章叫《瓦片也靠不住》(瓦片,北京人指房屋不动产),“说来说去,还是各人预备一点儿本事好,东方不亮西方亮,本事是可以带着跑的,并不受地点的限制”。唯有真本事是可以带着跑的。新婚不久,于危城中,有手艺傍身的郎绍安决定去上海十里洋场闯一闯。

本文选自《我在北京捏面人儿》,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口述/郎志丽 陈永昌 原文作者/吴欣还 摘编/何也 编辑/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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