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的研究历史已近百年，中国猿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和遗迹的发现与研究，使人类进化中存在猿人阶段得以确立。周口店遗址已出土丰富的、代表人类发展不同阶段的人化石著称于世。而其中，中国猿人用火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几十万年。

1929年12月2日,我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带领考古人员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化石。这项发现对研究世界古人类学有极重要的价值，是古人类学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他从堆积中找到当时疑为用火证据的有色碎骨和鹿角，揭开了中国猿人文化研究的序幕。

中国猿人遗址在周口店镇西约1千米处，在那里有2个东西并列的山丘。在东边的的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山洞，山洞里埋藏着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这可洞穴就是中国猿人文化遗址。中国猿人在周口店地区曾生活了相当长的时期，用各种现代测年方法所得的结果，可能经历30万年至40万年之久。周口店遗址包括多个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晚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发掘地点，它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科学的一件大事，其出土人类化石之多、石制品数量之大及用火遗迹之丰富，至今仍是同时代遗址无法相比的。

                           

《周口店遗址》（京华通览），董拯民 编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3月

山顶洞人是如何被发现的？

山顶洞位于龙骨山山顶的东北部，在中国猿人遗址南裂隙南端。其堆积的底部与红色的、胶结坚硬的中国猿人地层接触的地方呈假整合，被一厚层的钙板所隔开。山顶洞的洞口向北，海拔为175米。

山顶洞人遗址是1930年清山找界时发现的。由于1929年末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为了准确了解中国猿人堆积的南界，开展了在南部除杂草、铲浮石、挖深沟等工作，以期找准中国猿人遗址的南界。在这过程中，发现了山顶洞人遗址。发现时洞口外露很小，宽约3米，高仅0.4米。洞口堆积着浮土和碎石，洞内大部被堆积所填，无堆积的空间很小，由洞口向内约4米即已到边了。

1930年，科考人员对山顶洞做了小规模的试掘。清去洞口附近的杂草、碎石及洞内很厚的一层积尘后，露出比较坚实的灰色土层，中含化石，知已到山顶洞人遗址的原生堆积，在灰色土层中发现了中夹灰烬层。因此，科考人员深信此洞穴内有人类活动过，同时还得到另一点认识，它的时代要比中国猿人遗址晚得多。由于当时发掘重点在中国猿人遗址，故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未马上进行，而是3年后才做了系统发掘。

在发现山顶洞人遗址时，其东部的洞顶和洞壁及相连的洞口部分，石灰岩已相当破碎，随时可发生石灰岩块的坍落，难以保存。为未来发掘安全考虑，应予拆除。另外，按原拟的清山找界计划，在山顶洞南壁附近开一条大深沟，这样也使部分洞顶和洞壁难以完好保存，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洞之东部洞顶和洞口忍痛拆除掉，形成今日所见的“洞口”。原来的洞口实际在其东的高台上，比人工开出的洞口约高4米。

1933年5月13日，德日进、杨钟健、裴文中等人决定集中力量发掘山顶洞人遗址。主持人裴文中考虑到，欧洲考古学家将旧石器时代晚期分了许多文化期，在不到1米厚的堆积中即可有不同的文化。“我们这开掘工作，若稍微大意一点，恐怕把这文化的层次都马虎过去。我决定，开掘时，每1平方米为一方，0.5米厚的堆积为一水平层。每个技工管辖2平方米的地方。我们开掘的时候，绘画1∶50的详图。每隔2米有一个南北向剖面，每掘0.5米，画一张平面图。凡是人类的遗物和其他各种重要的化石，以及重要地质上的观察结果，都画在图上。我们每天从不同的3点，照相3张，是为记录照相。”（裴文中，1934年）如此细密的发掘和记录，为山顶洞人遗址研究结硕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工作从1933年5月20日正式开始。依裴文中，到6月（可能是7月，见贾兰坡的《山顶洞》一书第19页，这样才与累计工作日相符）25日因雨季将临而暂停；10月15日再次开工，及至12月19日结束，挖完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全部堆积。次年春季主要是挖山顶洞的下窨部分，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哺乳动物化石，但无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故严格地来说，下窨不属于山顶洞人文化遗址。山顶洞人遗址1933年的发掘工作，累计工作日为141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世人面前展现了一处于旧石器时代之末的山顶洞人生产生活的概貌，提供了诸多意识形态发展的信息，成为我国同时代遗址提供史前信息最多的文化遗址。


山顶洞人化石究竟有多少个体？

山顶洞人化石包括完整的和基本完整的头骨3件、残头骨3件、下颌骨4件、残下颌骨3件、单个牙齿数十颗、脊椎骨数件、股骨6件、肩胛骨3件、髌骨3件、跗骨6件、荐椎2件和桡骨1件。在山顶洞人化石丢失以前，已做模型的有19件标本：101号骨和下颌骨各1件，102号头骨和下颌骨各1件，103号头骨和下颌骨各1件，右上颌骨1件，残下颌骨1件，单个牙齿6颗，残桡骨（上部）1件，右股骨上部（残）2件，髌骨和左第一跖骨各1件。

山顶洞人化石的发现是相当分散的，上下距离很大，最上层位是第1层，发现头骨和下颌骨破片、牙齿、桡骨、指骨等。3件头骨中，102号和103号发现于第8层面，101号发现的时间晚6天或7天（1933年11月9日），其发现层位可能低于第8水平层；其后11月17日至19日发现的110号（右上颌骨）出于第13水平层，而109号（下颌骨）于11月20日发现，属第14水平层。发现化石最低的水平层是17层和18层，从中出土了脊椎骨。发现化石的距离上下相差8.5米，这意味着人骨埋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他们所有个体属于同一家庭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是同一家族几代人的尸骨埋于一个洞穴中（吴新智，1961年）。

山顶洞人化石究竟有多少个体？依魏敦瑞1939年发表的资料为7个个体，1947年则著文认为大约有10个个体。经吴新智（1961年）再研究，他认为，把两件下颌骨看作代表另外两个个体，则山顶洞人群包括老年男性1人（101号），中年或壮年1人（108号），壮年（110号）1人，中年女性3人（103号、104号、109号），青壮年女性1人（102号），不明性别的青少年1人，以及5岁左右的幼童和初生婴儿（或胎儿）各1人，共计10个个体。

山顶洞人头骨的形态特征既有一定的复杂性，又有相当多的共同性。其共同性包括整个头骨粗硕，头很长，前额倾斜，上面部低矮；整个面部在垂直方向上都有中等程度的凸出，具有中等程度的硬腭，眼眶低矮，梨状孔宽阔，其下缘呈鼻前窝型等。这些特征有的是化石晚期智人共有的特征，有的是与今日蒙古人种、特别是其中的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相近的。另外，如部分低眶、宽鼻虽与现今蒙古人种不同，但与我国化石晚期智人一致。

从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进行对比之后，似乎可以看出山顶洞人与现在中国人之间在眼眶和鼻形上存在着继承关系。此外101号头骨的全面高指数、102号和103号的高头、103号头骨上的矢状脊及大的横颅面指数都应该看作蒙古人种特征的表现。依上述形态特征和多项测量值，吴新智（1961年）认为：“山顶洞人代表原始的蒙古人种，而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

山顶洞人头骨形态特征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们也有一些与典型蒙古人种不一致的特征，如101号和102号头骨的颜面上部和鼻根部的水平凸出等。此外，山顶洞人还有一些特殊的形态特征，如102号头骨有人工变形，110号下颌有多生门齿，上第二臼齿颊舌径特别大等，都是化石人类罕见的特征。若将山顶洞人与现代人相比，可清楚地看到其头骨上保留的若干原始性——如眼眶低矮、泪腺窝浅、颞鳞有的呈三角形、鼓板水平轴与正中矢状面所夹的角度大，枕骨大孔朝向后方、颏孔位置较低且较后，颏部凸度较小等。


山顶洞人应有较强的社会组织

在山顶洞发掘过程中，对各种考古遗物和人类化石及各种遗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据此，大体可以认定，山顶洞的下室可能是当时人的墓地。1933年11月2日和3日于第8水平层发现103号和102号头骨，11月9日发现101号头骨，11月17日至19日于第13水平层发现110号山顶洞人右上颌骨。依此类推，101号头骨应发现于第8水平层下、第13水平层上，可能与103号和102号不在一个水平层内，而后两者无论水平层位或方号K9或J8方内，可以想象是同时被埋入的。

101号头骨发现时头顶向上，侧向左方。在头骨之后有一对残破的骨盆，盆骨之后有两根股骨，左股骨比较完整，右股骨两端都破碎了，在附近还有1件残破的肩胛骨。在头骨左侧附近发现了带有穿孔的海蚶壳、狐犬齿等装饰品，发现盆骨和大腿骨附近有一部分土呈朱红色，系赤铁矿粉所染的结果。在这具尸骨上部还发现一块赤铁矿。由盆骨和股骨在地层中埋藏的情况，尚可看出原来埋放的位置。

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下室原是墓地，其理由有3点：第一，在发现山顶洞人的尸骨和随葬的装饰品的地方均撒有赤铁矿粉和用此种颜料染过的装饰品，不少装饰品尚残留有红颜色。这种埋葬习俗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常见的，如在德国的奥伯卡塞尔发现的克罗马农人的遗骸均染有红色；我国甘肃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早在1925年就有这方面的记述。第二，与人骨一起发现的有装饰品，如石珠见于头部附近，而穿孔兽牙则发现于臂骨附近，显然是随葬品。第三，人骨仍然部分地处于自然状态。

在堆积中存在许多掏洞的动物化石，如多种鼠类以及獾和鼬等，这些动物的活动扰乱了原来的堆积，翻动了被埋藏的山顶洞人的尸骨，导致我们今日无法了解当时的葬仪；加之自然风化以及被鬣狗等大型肉食类啃咬，致使出土的山顶洞人尸骨残缺不全，难以对他们在抽象思维的发展及社会组织方面有更多的了解。

就目前所知，墓葬可能始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后期，旧石器时代晚期者则更多。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自1933年发现山顶洞墓葬后，至今仍无新的发现。山顶洞人墓葬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有重要意义，是我们了解当时人抽象思维的发展、社会组织、习俗、亲属制的最重要的资料。

山顶洞人102号和103号发现于同一探坑和同一水平层说明，当时已存在合葬，这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也是很普遍的，或许表明山顶洞人已有了公共墓地，3个不同年龄的人同葬于下室。若如此，山顶洞人应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山顶洞人可能有敬老的习俗，101号尸骨附近发现较多的装饰品，应是这方面有力的证据。撒赤铁矿粉习俗说明当时人抽象思维的发展。红色象征着血液，以示死者血液长流，虽死犹生，灵魂仍生活在氏族成员中间。


山顶洞人处于母系还是父系氏族社会？

关于山顶洞人社会组织可供探讨的资料不多，如上述102号和103号头骨可能是同时埋葬的，暗示有合葬的习俗。从现有的记录看，老年男性上有较多装饰品，穿孔的蚶壳和穿孔狐犬齿均发现于其尸骨附近；而102号女性头骨附着的土中发现7件骨珠，可以认为是她的随装头饰。他们尸旁都有赤铁矿粉染色，这一切似可说明当时氏族成员是平等的。依魏敦瑞研究，他们都是因伤致死的，或许是在氏族械斗中的牺牲者；出于对他们的尊敬，随葬了较多的装饰品。这一切似允许推测当时已有紧密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

究竟山顶洞人处于母系还是父系氏族社会，从理论上说母系氏族社会可能性大一些，但现有的山顶洞人资料不能证明这一点。至于裴文中提出的原始氏族社会说，大概难以成立，因所立论材料有误，如上述石珠发现在102号女性的头骨上，而不是“男的头上有用石珠串作的特殊装饰品”。

关于山顶洞人文化交流的资料也不多，山顶洞人体质某些性状显示出存在基因交流。从国内旧石器时代装饰品少这一点看，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大量装饰品或许可视为文化交流的证据；但它不像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出土的装饰品（13件）那样，石制品技术和石器类型外来因素清楚，在山顶洞人石器中则得不到这方面有力的证据。山顶洞人活动范围扩大或存在交流是可以肯定的，如赤铁矿和海蚶壳等都产在数百里之外，若不是亲取，则应是通过交换而得到。在遗址里发现的一种大型的淡水介壳，“定是原始人从相当远的地方带入山顶洞中的”（裴文中，1939年）。由这些点点滴滴的文物资料，可以想象山顶洞人与外界存在文化交流，活动范围较其前扩大，甚至可能存在物物交换。

在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存在许多反映抽象意识的遗物。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红色象征着血液，示意氏族成员仍然活着；大量的装饰品及部分这类文物上可见红色，显示当时人有爱美的习俗，有打扮自己的意识。加之骨针的发现，表明当时人懂得缝衣，成为同自然斗争的新武器，从中也可体现出美。有刻纹鹿角棒、磨光的斑鹿下颌骨及饰红色条纹砾石的发现，虽目前还不能很好地解读其真实的意义，但似可认为它们是反映抽象思维的遗物。到目前为止，在全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山顶洞人遗址出土文物所反映古人类抽象思维发展的遗物是最多的。从这方面和对磨制、钻孔技术的应用可知，其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代的大体相当，是同步的，为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奠定了物质的、技术的和精神的基础。

山顶洞人生活资料的来源可能仍然是多源的，大量的朴树子在遗址中发现，应视为采食的证据。另依附近相当层位的孢粉分析，当地有丰富的采集资源。作为采集经济组成部分的捕捞活动资源也相当丰富，遗址里发现的蜗牛、各种淡水蚌壳、蛙的化石等可说明这一点。大量的鸵鸟蛋片在遗址中发现，表明鸟蛋也是食物的来源之一。在山顶洞鸟群中，虽有大量的猛禽，但也有相当多中、小型的夏候鸟，捉鸟或捡蛋应是其经常的经济活动之一。

在哺乳动物中，最多的是虎、北京斑鹿和兔子，仅就欧洲野兔而言就有数千个个体。野兔既是猛禽和猛兽觅食的对象，更应是人类捕食的对象。在遗址里野兔化石的大量存在，可部分地说明它是被山顶洞人捕捉为食的证据。北京斑鹿也很多，虽大都发现于下窨（完整骨架），还有几十件头骨，但大多数角已脱落。这一现象恐非巧合，可能与当时狩猎有关，或许是不同季节猎鹿的证据，还可能是其主要狩猎对象。从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偶蹄类化石种类虽然不多，但多数是老幼个体，显示当时人狩猎能力仍然不强，多对这些动物的老幼个体下手。

虎是数量较多的动物之一。很难理解当时人有大量打虎的能力，虎更大可能是山顶洞人的天敌。外加豹、洞熊、斑鬣狗等大量（占整个动物群的39.6%）食肉动物的存在，说明山顶洞人存在强劲的天敌，他们为生存斗争是相当困难的。洞熊和鬣狗等是与山顶洞人争穴的对手，这可能是山顶洞人文化层薄、未能久居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文作者/董拯民 摘编/安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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